古禹、皋陶久劳于外，
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
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
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
——《史记·殷本纪》载成汤之语
在华夏族的文化记忆中，“夏人”、“夏族”无疑是华夏民族中历史最为悠久的血缘集团。而夏人与夏族的功绩，莫过于创建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个著名的中原王朝。
夏王朝的开创者大禹，是结束中国古史“传说时代”，并开启华夏历史新纪元的传奇英雄。作为大禹功业的崇拜者，先秦诸家大哲们在他们的著作中充满了对大禹功业的敬仰之情。《孟子·滕文公章句下》称：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尚）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
《吕氏春秋·爱类篇》也追述当时的情形称：
昔上古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大溢逆流，无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尽皆灭之，名曰鸿水。禹于是疏河决江，为彭蠡之障，干东土，所活者千八百国，此禹之功也。
大禹最伟大的功业是治理洪水。在世界各文明古国的传说中，大都曾出现过“洪水滔天”的“洪荒时代”。洪水泛滥，江河横流，原本是自然现象。然而，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原始农业文明已开始初具规模，农业的进步，导致人口的增加，与之同步，人类较为稳定的聚居区在逐渐增多，地域在逐渐扩展。这样一来，肆意横流的江河必然对原始农业生产、人类聚居区的稳定乃至原始人群的生存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如果洪荒不治，江河乱流是原始时代生态环境一个最明显特征的话，那么，治理洪水，疏导江河，便成为上古时期人们实现自身生存以及发展人类文明的首要任务之一。
相传大禹是黄帝之玄孙、颛顼帝之孙，而他的父亲鲧却因治水失败而被舜帝处死。遵照远古时代职守家族世袭的传统，舜帝又任命大禹承继父亲未竟之业，继续整治天下的河流与水道。在传说及古人追忆之中，大禹治水的规模十分庞大，涉及地域也极为广袤。如《墨子·兼爱篇》称：
古者禹治天下，西为西河渔窦，以泄渠、孙、皇之水；北为防原、泒，注后之邸、嘑池之窦，洒为底柱，凿为龙门，以利燕、代、胡、貉与西河之民；东方漏之陆，防孟诸之泽，洒为九浍，以楗东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为江、汉、淮、汝，东流之注五湖之处，以利荆、楚、干、越与南夷之民。
不难看出，在先秦思想家墨子等人的回忆中，大禹的足迹几乎遍及天下：从西河之水到东土之泽，从北方的燕代之民到荆楚的“南夷”。大禹全面治理了天下的水系与水道，其功德惠及了天下四方的各个民族。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在古代传说中不仅是华夏族尊崇大禹，就是不少所谓“四夷”民族也把大禹当做自己民族的始祖，治水的伟大功业恐怕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吧。
禹贡山川形势示意图
《庄子·天下篇》又载称：
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槖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
疏理天下河道，并不是大禹唯一的工作目的。除疏通洪水外，划定或开启九州，是大禹创立的另一项伟大功绩。江河的疏导与治理不仅反映了上古先民坚韧不拔的毅力，更反映出古代先民不凡的智慧、才能以及地理认知的进步。最突出的表现是，中国最早的地理区划是与江河的治理相伴而生的。东汉大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辑录、阐发了西汉刘向、朱赣两人关于当时各地风俗异同的论述，其中提到：“古有分土，亡（同无）分民。”唐朝学者颜师古注释云：“有分土者，谓立封疆也。无分民者，谓通往来不常厥居也。”应该承认，这是一个在中国民族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观点。在中国古代的认知历史上，究竟是地域区分在前呢，还是民族的分辨在前呢？这恐怕是许多博学之士都难以解答的难题，而刘向、班固等学者早已提出了明确的观点，即地域的区分远早于族类、族群及民族等区别之前。地域的区别是地理认知的基本，而在传说中上古时代的地域认知工作就是由大禹来完成的。
关于大禹开启九州的伟大工作，《史记·夏本纪》记述道：大禹“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这九州之名分别是：冀州、沇（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以后，“九州”成了中国或天下的代称。《尚书·禹贡篇》便详细记载了大禹所开九州的状况，包括山川、物产、道路、人口与贡赋等内容，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篇有科学价值的地理学论著。
禹贡九州示意图
西汉伟大的史学家、《史记》的著者司马迁为考求史迹遍游天下，他同样被大禹治水的壮烈功绩所深深震撼：
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湖；东窥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为利害也！
当然，面对如此宏伟壮烈的功绩，崇尚科学及实事求是理念的现代学者们却表示了极大的怀疑，因而提出了“大禹非人论”或“大禹为神论”。即以常理推之，在原始时代生产力极端落后的状况下，无论如何艰苦努力，一个首领与一个部族似乎绝不可能完成如此巨大的水利工程。可以肯定，疏通江河，平定九州，是中国远古先民们合力完成的一项伟大工程，当然，这项工程的完成，离不开若干杰出领袖的卓越贡献，但不能将这项工程的完成归结于个人的功劳。治理江河，应该是多少代人艰苦奋斗的结晶，将之完全归美于一位伟大英雄，不过是传奇故事的惯用方式而已。
即使是在江河得到治理，以及天下“九州”划定之后，夏王与夏族的居留地仍在不断变化之中。夏王与夏人的迁徙，反映在为数不少的“禹迹”与夏都所标志出的路途之上。
1.夏朝最著名的都城之一——安邑，在今山西南部运城市夏县西北。“禹都安邑”与“尧都平阳”、“舜都蒲坂”一样，是夏朝都城最通行的说法之一。唐代地理名著《元和郡县图志》即载明：“安邑故城，在（唐代夏）县东北一十五里，夏禹所都也。”可见，这一说法在唐代已成公论。宋人所著《皇王大纪》、清初顾炎武所著《历代宅京记》等著作也都赞同这一说法。
2.夏朝最著名的都城之二——阳城与阳翟。阳城在今河南登封县告城镇。“禹都阳城”也是关于夏代都城另一种通行的说法。《竹书纪年》（即《汲冢书》）最早提出了这种说法，《史记正义》也表示赞同：“今洛州，夏禹所都。”而不少古代学者更将阳翟作为夏朝的最重要的国都，阳翟在今河南禹州市。如东汉班固所著《汉书·地理志》载云：“阳翟，夏禹国，今颍昌府阳翟县有禹山。”西晋学者皇甫谧的《帝王世纪》也载称：“禹受封为夏伯，在豫州外方之南，今河南阳翟是也。”
《禹贡》山川示意图
3.夏族曾经迁居的都城——晋阳，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古城营。根据古代学者对《左传》注释的说法，上古大禹所居住过的“夏虚大夏”，就在今天山西太原。《太平寰宇记》载称：“禹自安邑都晋阳，桀徙安邑。”
4.夏王朝最边远的都城——会稽。会稽，又是一处非常著名的“禹迹”。相传大禹在即位十年之后，东向巡狩，行到会稽时去世，享年百岁，葬于当地。魏晋时代的史籍《皇览》载云：“禹冢在山阴县会稽山上。会稽山本名苗山，在县南，去县十里。”《越绝书》也云：“禹到大越，上苗山，大会计，爵有德，封有功，因而更名苗山曰会稽。”《续汉书·郡国志》“会稽郡”下称：“会稽山在南，上有禹冢。”通常认为这个会稽山就在今浙江绍兴市境内。
然而，这个会稽山的所在却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因为安邑、阳城、阳翟等数个夏都，与会稽山相距甚远，夏禹真的葬在了此地了吗？如果我们细察史料就不难发现，真正让会稽与大禹联系起来的原因是先秦时代越人对大禹的崇拜。在先秦时代，在今天江浙地区的吴国与越国都被认为是非华夏族后裔，但越人坚称大禹是他们的祖先。《史记·越王句践世家》称：“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少康是夏代非常有名的国王，越人的祖先正是他的后代。当这些后代初来会稽时，依从了当地风俗，“文身断发”。显然，这也许是最重要的大禹后代外迁的故事，而最著名的越王就是那位以“卧薪尝胆”故事千载传名的句践。
至夏朝末年，夏人的主要活动区域已基本划定。如战国时吴起曾指出：“夏桀（夏朝末代君王）之居，左河（水）、济（水），右泰（山）、华（山），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国语·周语》引伯阳父（即伟大的哲学家老子）之语云：“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征也。”又“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很显然，夏国的地域在河、济、伊、洛诸水之中。著名学者邹衡先生根据考古发现与文献资料，对夏文化区进行了全面的考释，高度评价了“有夏之居”的重要价值。他指出：
从这些地望的考证，可知所谓“有夏之居”，是靠近中岳嵩山的地区。北有黄河，南有伊、洛；北有太行（豫北）或霍山（晋南），南有三涂山。大约包括了今天河南省的嵩县、临汝、洛宁、宜阳、伊川、洛阳、孟津、偃师、巩县、登封、禹县等地。……围绕洛阳的这一地区，是夏文化的中心分布区……可见考古发现和“有夏之居”的记载是能契合的……“有夏之居”正是中国古代文明最重要的策源地。
被尊为中国“史学鼻祖”的司马迁曾在《史记·封禅书》中讲道：“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即今河南嵩山）为中岳。”河、洛之间正是日后所谓“中国”的核心区，而这种认同正是从夏代开始的。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夏”为“中国之人也”，正是对这种通行观念权威性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