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民国军政府《敬告皖省父老文》中所说：“皖省扼东南之冲，为吴楚之襟喉，西顾鬻霍之险，中据江淮之利，地势之优，为诸省冠”，而且有清一代，文有桐城，武有淮军，皖人之影响及于四疆，再加上“平民革命”，可追溯至陈胜吴广；“攘夷却虏”，前有明太祖朱元璋的榜样。地理人文，安徽都是有意天下者必争之地。
清末的安徽革命，与诸省有些不同。安徽的豪杰，很多跑到外地去，做出惊天事业，如合肥万福华在上海刺杀广西巡抚王之春，桐城吴樾在北京行刺留洋五大臣，寿州孙毓筠在南京刺杀两江总督端方，合肥倪炳章于广州发动燕塘起义，合肥范鸿仙于江苏组织江浙联军，休宁程家柽于京师卧底肃亲王府……哪一桩不是革命史上的大事件？
反过来，皖省的革命，推动者中却有许多外地人。如今要说的，头一个就叫徐锡麟，没人不知道他。还有一个韩衍，现在很少人知道他。
徐锡麟为什么会去安徽？
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绍兴府学堂副监督徐锡麟联手陶成章、龚宝铨等人，创办大通学堂。看上去顺理成章：前一年朝廷准各地私立学堂，徐锡麟身为一府的教育主管，创办大通学堂，也算响应政府号召，何况他去年已经创办“东浦热诚小学堂”，又筹划过“越郡公学”，虽然未成，足见该员热心教育，足堪嘉奖。
内里却满不是那么回事儿。据陶成章《浙案纪略》记录，“锡麟开办大通学校之本意，原为劫钱庄匿伏藏获之所”，因为技术力量不够“同志中无通驾驶术者”而作罢（也不知道他们原计划要怎么劫钱庄，还需要通驾驶术者）。既然搞不成窝点，徐锡麟就想鱼死网破了，“欲于开学日集绍兴城大小清吏尽杀之，因以起义”。
他让陶成章帮他通知浙江各府党人同时响应。陶成章虽然人称“焕强盗”，与王金发齐名，倒还没这么热血冲动。他力劝徐锡麟说：浙江并非“冲要之地”，对周边地区辐射影响不足，“欲在浙江起事，非先上通安徽，并以暗杀扰乱南京不可”。
徐锡麟听从了陶成章的建议，将大通学堂改成了大通师范学堂，姑且培养人才。想必在两人的讨论中，去安徽——暗杀——起事——吸引南京注意——浙江同时响应，这样的想法，已经有了雏形。
徐锡麟是一位典型的实干家。一旦想好计划，马上丢下刚开学的大通学堂不管，一心盘算怎么去安徽起义。众人计议，最好能够进入陆军，掌握军权，可以“行中央革命及袭取重镇二法，以为捣穴覆巢之计”。这种想法跟吴禄贞是一样的，不过吴禄贞本人是日本士官生，跟荫昌同学，又已经做到了副都统的高位，而这帮绍兴人都还是白丁。大通学堂诸人，徐锡麟最大，已经三十三岁，陶成章也有廿七岁。然而徐锡麟说“不要紧”，他找了个富商许仲卿捐了五万两银子，给光复会五位同志都捐了官，他自己是道台，陶成章与另一人是知府，另外还有两个同知。
捐这个官不是为了“指省候补”，那样任用太慢，而且也进不了陆军。他们捐官是为了让浙江巡抚寿山送他们去日本学陆军，因为朝廷其时极重留学生，日本回来的人大都能得重用。要达此目的，光有官衔没用，徐锡麟又去求他的姻亲、前湖南巡抚俞廉三。他答应帮俞活动浙江铁路总经理一职。俞廉三果然极力帮忙，不但帮他们说服寿山批准五人赴日学习陆军，还写信给驻日公使杨枢新，一力拜托。
依徐锡麟与陶成章之意，五人团以及随行心腹如陈伯平、马宗汉都要赴日，大通学堂不妨关闭，免得树大招风。嵊县竺绍康等人却觉得留此校以招徕志士也不坏。徐锡麟也便由他们去，反正他一门心思回国后去安徽搞事。
日本之行并不顺利。陆军留学生监督王克敏怎么看这群人也不像留学生——一是年纪大，二是举止太土，参见鲁迅《范爱农》，作者称他们“这些鸟男人”——便以“自费生”为由，阻止他们进陆军预备学校振武学校。徐锡麟又拍电报给俞廉三，俞廉三又电浙江，请巡抚致电驻日公使，证明他们是公费生。王克敏又在体检上做文章，结果五个人都不合格，尤其徐锡麟近视得厉害。
怎么办？陶成章等四人决定留下来学习法政或警务（陶成章好象没有进什么专门学校，后来清廷通缉令里说他“学日本催眠术”，这也很奇怪）。徐锡麟倒不是不想留下来，但他的眼睛近视得太厉害，年纪又大，谁会取他？还是要回国。走之前，两位光复会大哥又讨论了一次。徐锡麟认为军权不可得，掌握警察权也不错。陶成章则认为要么直接统军，要么搞团体暗杀。两人说着说着争了起来，但也没争出个结果。
徐锡麟的性子，说是果决也可以，说是急躁也可以。后来革命同志为他写传，提到两件事，一是他小时跟家里长工弟弟平长生要好，两人都喜欢学武。某夜，两人看见一个和尚从门前走过，平长生对徐锡麟讲：这个和尚一定有本领，你看他一个人深夜行走，也没人敢欺侮他，说不定会飞檐走壁哩！徐锡麟马上想到平日听到的少林寺和尚之类的故事，爬起来就去追和尚，要拜他为师。家里人第二天才发现徐小官不见了，派人去找，一直追到萧山才把他寻了回来。
另一件事是1904年俄军占领奉天，徐锡麟听说后失声恸哭，在家里立了个靶子，画成俄国士兵形状，每天拿短铳射它几十次，室内弹丸横飞，有时反弹过来打在徐锡麟肩上，他也面不改色，居然就此练成了一手好枪法。他这样的性子，陶成章称为“性情精悍，凡所行事，咸操极端主义”。
徐锡麟筹资捐官，动用俞廉三的关系，赴日留学，回国候补，花了偌大本钱，当然不只是为了刺杀一位安徽巡抚。他在被捕后的供词里称“我蓄志排满十余年，今日始达目的，本拟再杀铁良、端方、良弼，为汉人复仇”，固然是面对敌仇，不必尽吐心事，即如供词里又说“革命党本多，在安庆实我一人”，乃不欲牵连他人。
后人伪作的《孙中山致徐锡麟》一函中称“安徽一省实为南省之堂奥，而武昌为门户，若阁下乘机起事，武昌响应，一举而得门户堂奥，则移兵九江、浦口等处，以窥金陵，则长江一带可断而有也”，其实可看作时人对徐锡麟入皖之举的揣测，陶成章在绍兴为徐锡麟的谋划也大致类此（此信发现于安徽巡抚衙门档案，如系清官吏伪造，则多半是逆推革命党的意图）。1907年末《新世纪》第14号上刊出《徐、秋二君事略》亦称“以君蓄志之久，取道之迂，而仅仅杀恩铭一人，良非君本意”。
总之，徐锡麟入安徽官场，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重点在于长江中下游的易手。这也是光复会的一贯主张。然而徐锡麟归国后的一系列举动，甚是奇怪。一方面，他确是在尽力实现入皖计划，如六月赴京，改省分发安徽引见，徐锡麟在致友人函表示：“麟此次到京，奔走终日，无片刻之暇，大约安徽兵权或可到手”，他还请托在日某位朋友学造纸币，以备将来起义成功发行军用票，不容易被人造假。
另一方面，徐锡麟又多有歧动，比如同是六月，他又跑去保定，试图刺杀练兵大臣铁良，不成，又前往天津，打算刺杀直隶总督袁世凯，袁世凯“疑之拒不见”。徐锡麟难道不知，这两次刺杀，一旦发动，不管能否得手，筹划经年的入皖计划必成泡影？
更奇怪的是，徐锡麟八月往武汉访俞廉三，跟他大谈要在北京开报馆，请谁谁谁当主笔，又致函友人，称打算在奉天组织一间垦务公司，“寓兵于农”，资本需三十万至一百万。若说这些举动，都是为了迷惑外界，掩饰他入皖的目的，则徐锡麟十一月跑去杭州见浙江巡抚张曾敭，明显也有不轨意图，否则以徐锡麟曾贿赂前任巡抚寿山的交情，寿山焉有不拜托张曾敭看顾之理？可是张曾敭居然跟袁世凯的反应一样，“疑之，拒不见”。
徐锡麟屡次谋刺清廷大员，这才启程往安庆就职。但是他的表现，一点都不像是要去安庆谋夺军权，反攻江浙的样子。据吕公望回忆，徐锡麟在杭州白云庵告别光复会诸友时说：“法国革命八十年始成，其间不知流过多少热血。我国在初创的革命阶段，亦当不惜流血，以灌溉革命的花实。我这次到安徽去，就是预备流血的，诸位切不可引以为惨而存退缩的念头才好。”（《辛亥革命浙江光复纪实》）
徐锡麟去了安庆，恩铭委以陆军小学堂会办之职。这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一月的事。转过年，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徐锡麟便将妻子徐振汉遣回绍兴家乡。陶成章后来解释说，徐是因为“每月所入不过数十金”，养不起妻儿才行此举。但后人大都认为他是在为行刺恩铭作准备，已经抱了必死的决心。
陶成章记载，徐锡麟在安庆初时非常不如意，官场的那套礼仪他没学过，常常在觐见酬酢时出乖露丑，被同僚笑话，想按起义计划去联络安徽的新军，又因为“口操绍兴土音”，跟新军弟兄鸡同鸭讲，无法像在浙东联络会党那样见效。因而徐锡麟郁郁不乐，“屡思归浙”，在皖同乡都劝他不要着急，关键是上次张曾敭不肯见他，两人势同冰火，回浙江也未必有什么好果子吃。
幸或不幸，姻亲俞廉三在此时又伸出了援手。俞廉三与皖抚恩铭有师生之谊，前任浙抚寿山又是恩铭的连襟，故此在俞廉三来信“务加重用”的请托下，恩铭改派徐锡麟为巡警会办，加授陆军学校监督，还奏请朝廷，加徐锡麟二品衔，所谓“私恩”，确实不可谓不厚。
徐锡麟陡然窜红，难免为安徽官场所忌。便有人在恩铭面前说徐的坏话，大抵是在乡行为不端，曾经留日，不可不防之类的话。以恩铭与徐锡麟的连带关系，本不该对徐有所疑忌，但想必徐锡麟豪燥决裂的做派，实在不像个做官的人，不然何以袁世凯疑他，张曾敭也疑他？当安徽臬台世善暴死之后，徐锡麟谋升此职，恩铭没有同意，而是奏升了安徽首道毓秀，没有让徐独当一面。
这就埋下了一个隐患。徐锡麟谋划起义，此时能动用的力量，便是巡警学堂的三百名学员。这些学员不比陆军小学校学生都是十几岁的学生，均已成年，且每人配有一枝九响的毛瑟枪，可算得一支武装力量。但徐锡麟只是巡警学堂的会办，相当于常务副校长，学堂的“督办”即校长例由臬台兼任。清末军队、警察中，顶头上司最有权威，徐锡麟以会办的副职，要让学员听从，颇有难度。徐锡麟供述誓言必杀恩铭，亦必杀毓秀，便是这个道理。
在后来的记载与回忆中，实际上存在两个徐锡麟，一个深谋远虑，打算利用安徽的地当冲要，做一番大事，他时常于星期日，约教员学生，驰马郊游，暗中窥察安庆地理形势，以谋大举。他密刊木质印信一方，文曰“江皖革命新军总司令印”，并印就反清文告数千张，“先期暗结日本留学生、南洋革命党及内地宁皖党人”。
安庆驻军有六十一标与六十二标，六十一标标统是汉人，六十二标标统是旗人。徐锡麟主要在六十一标宣传鼓动，“常请我们这些营长们吃饭，意思是在联络感慨，到必要时可以帮助他”（常恒芳），据巡警学堂学生凌孔彰回忆：有一天晚间，徐锡麟“邀请这个标的许多军官到安庆对江大渡口芦苇滩里秘密集会，歃血为盟，齐喝雄鸡血酒，誓愿同心同德推翻清朝，参加起义，永不背叛”。
而另一个徐锡麟，仍然深陷冲动狂热之中，似乎在安庆的使命便是博浪一击。他虽然带着巡警学堂师生四处踏勘，但直到起义，知道他的用意的不过陈伯平、马宗汉等二三人。陈伯平拟就了《光复军告示》，他只是在告示后加上几条“杀律”：
“一、满人从不降者杀。二、反抗本军者杀。一、乘机打掠者杀。一、造谣生事，妨害治安者杀。一、仍为汉奸者杀。”
虽然徐锡麟提前发难，有革命党人叶仰高在上海被两江都督端方拿获，供出有党人已打入安徽官场的原因，但是否真的需要如此仓促起事，颇可商榷。根据蒋介石1927年的说法，徐锡麟是被陶成章“逼死”的，不少台湾学者也以此来证明蒋介石刺陶的合理性。陶成章对徐锡麟的确存在误解，而且随着徐锡麟的升职，误解也越来越深。章太炎书信中曾说“伯荪入官颇得意，焕卿等不见其动静，疑其变志，与争甚烈。”徐锡麟致陶成章的长信，也为自己辩解：“自问生平遇最苦之境地，值最难之际遇，而麟出以无形之运动，期曲折以达目的，其中忍耐坚苦备尝之矣，可为知己道也。麟自早至暮，无一念或忘，无一事不从此著想。”这当然也可能成为徐愤然起事的动因之一。
即便如此，安庆起事，仍然在经光复会同意的计划之外。安徽巡警学堂的学生分甲乙二班，每班二百人，训练三个月为一期，甲班毕业后再训练乙班。徐锡麟的原计划是“甲班学生训练期满，把这批毕业学生分发到各军警机关工作，从事秘密活动，联系和发展革命力量，准备待机起义；等到乙班学生训练期满，再利用举行毕业典礼的机会发难”，如今连甲班的训练尚未期满，安庆的新军也不能说联络妥当，而由秋瑾负责响应起义的浙东会党也未集结完毕。
反过来说，虽然有人说此时恩铭对徐锡麟已经起疑，但从恩铭把缉拿革党之事仍然交托徐，又欣然来参加甲班毕业典礼来看，他对这位老师、连襟联袂推荐的下属仍是“信之不疑”，直到徐锡麟都在他面前掏出枪来，他还问：“会办持枪何用，岂要呈验乎？”
骤然发难，把握太小，这一点徐锡麟未必看不到，只不过他率急的性格发作，顾不得那么许多了。这时候，我们能看到那个匆匆出发去追赶游方僧的幼小身影，那个连续射击俄兵标靶，虽自伤不惜的愤怒青年，他从光复会的计划轨道中跳了出来，要执行自己的“杀律”。
因为恩铭要去总文案张次山家贺其母寿，巡警学堂甲班的毕业典礼又被提前了两天。五月廿六日毕业典礼，前一天下午，徐锡麟召集少数学生讲话。很明显，这些学生都是他平日的亲信。徐的讲话大意是“明天是本会带领全体同学起义救国之日，师生都要同心协力，患难与共……同学有难，本会办当披发缨冠而救；本会办有难，诸同学也应当披发缨冠而救……”直到此时，他似乎仍无法直接向学生们分派起义任务，而这一番感人肺腑的言辞，又因为“说的是浙江土话”，大部分学生都没有太听懂。
第二天上午，徐锡麟集合全体学生集合训话，要学生“行止坐卧，咸不可忘”救国二字，“反覆数千言，慷慨激昂，闻者悚然。然众学生均不察其命意之所在”——也就是说，还有三个钟点便将举事，整个安庆城内，知道徐会办今日要杀官举事者，只有他自己、陈伯平、马宗汉三个浙江人，这，这有点开玩笑了吧？
恩铭当然也不知道，他到了学堂，听到巡警学堂收支委员顾松通过臬台毓秀密禀说“徐道台不是好人，请大帅不要在这里吃酒”，于是辞谢午宴，于是，他的死亡也就提前了。
徐会办呈上学生手册，突然大声说：“回大帅，今日有革命党起事。”这是个暗号。恩铭刚问了句“徐会办从何得此信”，陈伯平扔上来一个炸弹，但没有爆炸。
虽然一直不断有人向恩铭密告徐锡麟是革命党，我认为恩铭也一直不会太相信这种说法：如果造反是为了功名富贵，那么一个三十五岁的二品大员、受巡抚信用的红道台有什么必要造反呢？在1907年之前，像徐锡麟这样的身份，同情、容放革命的人或可一见，自己参加革党的闻所未闻，更何况自己待徐不可谓不厚，以中国传统伦理而言，此人岂有刺我之理？
此刻容不得他不信了，徐锡麟一面说着“大帅勿忧，这个革命党，职道终当为大帅拿到”，一面掏出了双枪。可是，徐锡麟是个大近视，距离这么近，他居然看不清恩铭的要害，持枪乱放一气，恩铭身中七弹，嘴唇、左手掌心、腰、左右腿都受了伤，但无一致命。徐锡麟子弹打完了，跑进内室装子弹，手下的巡捕背起恩铭往外跑，陈伯平追上来放了一枪，“自尾闾上穿心际”，这一枪要了恩铭的命。
徐锡麟装好子弹冲出来，发现恩铭已经不见了，只剩藩台冯煦还呆呆在站在堂上，似乎没回过神来。徐锡麟推了他一把：“冯大人你快走，不关你的事。”冯煦急急忙忙跑了。徐锡麟又去找毓秀，也已经踪影全无。
以下的进程充分说明，这场起义的筹备里有多少昏招。徐锡麟抓住了顾松，问他如何知晓自己是革命党的秘密，顾松说，日本方面给会办的信都是用胶水粘的，有几封因为受潮，封口裂开了，我偷看了信，知道会办是革命党——就算信封胶水受潮无法可想，秘密信件就不能整点密语隐文吗？连一个收支委员都能看懂。这是昏招一。
徐锡麟没有告诉学生今日要起义，只是派了一个人守住门口不让学生走，觉得刺杀恩铭后，一呼百应，自然学生们就会揭竿而起。他没想到枪声一响，场面大乱，一个人怎么拦得住汹涌的人流？大部分学生都随着省里官吏跑掉了。这是昏招二。
谁都知道起义首要夺取军械，但徐锡麟并没有派人（估计也无人可用）事先控制军械所负责人，结果负责人带着钥匙跑掉了，巡警学堂学生虽然占领了军械所，地下室弹药库打不开，能找到的枪弹互相不配合，战炮上也缺少机铁。这是昏招三。
徐锡麟倒是想到了派学生去跟六十一标的官兵联络，请他们进城来领子弹，共同举事，但这人明显派出太晚，占领军械所之后才出发，此时安庆四门紧闭，禁止行人往来，信根本送不出城去。这是昏招四。
徐锡麟在军械所遇到了安庆巡防营统领刘利贞，未带军队，徐对刘说：“你是汉人，我们推翻满清是民族革命，你应当协助，现在请你到电报局去监视电报机，不准人向外发电报，起义成功之后，你自然有大官做。”刘利贞答应着走了。刘回去后立刻反水，组织巡防营向军械所冲锋，徐锡麟等无枪无人，力战被擒。这是昏招五。
陶成章说徐锡麟“动与人忤，然性慈爱人”，真是没有说错。他不杀冯煦，轻信刘利贞，战事不利，陈伯平提议焚毁军械所，与清兵同归于尽，他认为这样会导致安庆城“玉石俱焚”。看来，徐锡麟从事暗杀尚可算人才，领导起义，难称合格。
此人自然极是汉子，在供词中承担了全部罪责：“众学生程度太低，均无一可用之者，均不知情。你们杀我好了，将我心剖了，两手两足断了，全身碎了，不要冤杀学生，是我逼偪他去的。”别人问他是不是受孙文指使，他坚持“我与孙文宗旨不同，他亦不配使我行刺”。
面对伦理方面的指控，徐锡麟说出了惊世骇世的一段话：“尔等言抚台是好官，待我甚厚，但我既以排满为宗旨，即不能问其人之好坏，至于抚台厚我，系属个人私恩；我杀抚台，乃是排满公理。”清末革命，以排满为号召者不少，但真正信仰“排满”的不多，像徐锡麟这样坚持“杀尽满人，自然汉人强盛，再图立宪未迟”的极端主义者，就更少了。他是在以种族规则为旗，与世俗伦理作战。
伦理反过来要惩罚他。恩铭的夫人希望按照“张文祥刺马”的逆伦案例，将凶手剜心后再斩首。如果是别的家眷，也不见得有人理会。但恩铭夫人是庆亲王奕劻之女，有司不敢不重视她的要求。藩司冯煦念及徐锡麟的活命之恩，暗中指使刽子手先杀人再剜心。也有记载说要让徐锡麟先死，动刀又易为人所觉，于是先“将阴囊击碎”，再取出心脏，被恩铭的卫兵炒食殆尽。
徐锡麟惨烈的死法，与秋瑾的被处斩一道，为上海中外报刊大肆报道。虐杀与杀女人，是西方现代文明中最不能容忍的做法。清廷在丁未年一役大大失分，为四年后的崩盘埋下了伏笔。
行刑前，循例为死囚摄影一张以备案，拍完，徐锡麟说：“面无笑容，怎么留示后世？再拍一张！”但不笑的，笑的相片，都没有能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