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军都督府收掌科长应梦卿，正在办公室里检查昨夜收到的公文信函。号房走了进来：“应科长，有两个人要见都督。”
应梦卿刚要起身去看看来者何人，两个人已经走进来了。头前一人廿七八岁年纪，个子不高，宽颊大鼻，一脸悍勇之气，府绸长衫里的身躯似乎随时会爆发。后一人年轻些，长相英俊。兩人一进门，一团激愤之气扑面而来。
两个人都是熟人，而且是浙江同乡。“老应，陈都督在吗？”“在楼上。”
不等通报邀请，两人径直往楼上走，应梦卿吓了一跳，忙跟在后面。
沪军都督陈其美正在跟参谋长黄郛谈话，头一人昂然走进都督办公室，招呼也不打，喊道：
“汤寿潜是反对我们革命的，我们革命党为什么要推他出来当都督？”
后一人更踏前一步，大声说：“你们怕死，我来死给你们看！”居然从身上掏出一把手枪，往自己胸口拄。
都督府的三个人都吓坏了。陈其美与黄郛立即站了起来。应梦卿离得最近，一伸手，握住持枪的手，一夺，也就夺了下来，他一手拉着年轻人，一手将枪急忙交给黄参谋长。
黄郛拉开书桌抽屉，把手枪塞到最里面，一边说：“自己弟兄，有事好商量！”陈其美也走上来握住头一人的手，道：“我们还有许多大事要做，我们马上要北伐，光复全国，我们都要到中央去做事，何必计较地方一个都督呢？”
他转头对年轻人说：“介石，你就做第一师副师长兼第一团团长，给膺白做副手去。”黄郛当时兼任沪军第一师师长。
又对头一人说：“季高如果要回浙江，就做建设部部长。”
年轻人被应梦卿与黄郛拉住，不说话了。头一人还是气冲冲地，嚷道：“不要做什么建设部长！我要回到浙江绍兴去反对汤寿潜！”
陈其美摇头道：“浙江事刚弄好，你这样一来，岂不是又把大事弄坏了吗？”他见那人不理他，只好说：“你们刚来，还没吃饭吧？老应准备些饭菜去！”
应梦卿应了一声，转身下楼。却听那人说：“我不要吃！”黄郛熟悉他的脾气，便说：“那么我们出去吃，出去吃。”于是让应梦卿去叫两部马车。一会儿，四个人下楼，马车也来了。
应梦卿望着马车远去，好像发了一场白日梦。他跟马车上的四位都是老相识，能感觉出年轻人蒋志清多少有些虚张声势，他与都督、参谋长是换帖兄弟，岂能说翻脸就翻脸？不过头前那一人就不好说了，他的脾气……
下午三四点钟，护兵回来了。应梦卿问他们都督哪里去了，“护兵说他们到一品香吃大菜，吃了大菜就到清和坊堂子里（妓院）打麻将去了”。第二天，应梦卿听说，那人独自离开了上海。
浙江，绍兴，那个叫王金发的人回来了。
王金发与汤寿潜的仇怨，还是起自秋瑾之死。
王金发是徐锡麟在浙东游说革命时结识的，算是他的弟子。1906年暑期，王金发自日本归国，凭借大森体育学校优等生的资历，到徐锡麟创设的绍兴大通学堂当体操教员。这年冬天，秋瑾从上海回到绍兴。自此，秋瑾便是王金发的同事、战友。据当时大通学堂学生朱赞卿回忆，秋瑾的形象是这样的：
“秋瑾是每天来校的，朝来晚归。她坐一只中号花浪船，两名船夫把她接来送去。她一上岸，一直踱进校长室或者教员室。她并不兼课。她的身体不高大，高鼻梁，时常梳一条辫子，着一件鱼肚白竹布长衫。脚虽缠过，但着一双黑色皮鞋。”（《大通师范学堂》）
秋瑾不太与学生打交道，但王金发与之交往颇密，而且很崇拜这位巾帼英豪。有一次王金发带老师徐锡麟的密信去给秋瑾，回来后写了两句诗：“莫道男儿尽豪侠，英雄还让女儿占。”他后来流亡上海，开办了一所学校，作为反袁基地，名字即叫“竞雄女校”，以纪念号为“竞雄女士”的秋瑾。
1907年5月，秋瑾在绍兴召集“浙东光复军”，推在安徽的徐锡麟为“首领”，自任“协领”，王金发任光复八军中的一军“分统”，主要负责家乡嵊县的会党联络。秋瑾的计划，是先在金华、处州发动起义，待杭州清兵出援这两处，再以嵊县光复军急袭杭州，一举奏功。故此嵊县军是浙东光复军的精锐，人数也超过四分之一。起义日期先是订于阴历五月廿六，徐锡麟将于同日在安庆发动。后来因为准备未妥，金华等地又有泄密迹象，秋瑾将日期改在六月初十。
五月廿六，徐锡麟刺杀恩铭后死难。王金发在嵊县，看到上海报纸消息，立即率三十多人，于廿九日夜赶到绍兴。按王金发的想法，大通学堂立即起事，先杀绍兴知府贵福，再谋攻杭。秋瑾则坚持等到六月初十——我猜秋瑾听到徐锡麟死事的消息，已觉事无可为，无意让大通学堂学生冒险。
知府贵福肯定比秋瑾更紧张，他与大通学堂的关系颇深，秋瑾还在他家里当过家庭教师，认过太夫人做干娘。早前有人在绍兴大街小巷张贴揭帖，称大通学堂为“匪窠”，他也没有过问太多。因此所谓胡道南等绅士告密，其实多半是借口，这场起义根本没有太多秘密。贵福唯一可做的事，就是连夜赶往杭州，请来新军弹压事变。
浙江巡抚张曾敭派出三四百人马前来，六月初四进入绍兴。王金发又劝秋瑾固守抵抗，秋瑾却只是催学生及办事人员从速走避。王金发当然不肯走，秋瑾“促之再四，声色俱厉”。此时清兵已临校门，大通学堂并无边门后门，学生只好从大门往外涌，结果两名专修科学生中弹。“不多时，李益智的部队把大通围得铁桶一般，阖城大小文武官员都到了。什么名册呀，文件呀，书籍呀，老毛瑟枪呀，夹壁里的一箱一箱子弹呀，凡是可疑的东西和人们，都捆载的捆载，逮捕的逮捕了”。
王金发就在这个时候逾墙渡江而去。他深夜返家别母，再仓卒出奔。其母逃走，其妻沈雄卿被捕。沈氏学了《水浒》里宋江的手段，在公堂上撒屎拉尿，胡言乱语，地方官拿她也没办法，只得骂几句“土匪婆”后收监。
六月六日，秋瑾就义于古轩亭口。在王金发从事革命的岁月里，称得上他导师的，大约便是徐锡麟与秋瑾二人。两位导师，不到十日内，皆死于清廷之手，对廿四岁的王金发来说，是怎样的一种打击？
在1908年陈其美派人找到他之前，王金发在嵊县当强盗头子，这便是鲁迅所说“绿林大学”的由来，嵊县人称他为“金发强盗”，并且这个名字也迅速具备了吓阻小儿夜哭的功效。王金发还做了一件事：他潜回绍兴，杀掉了据说向贵福告发秋瑾谋反的绅士胡道南。后来绍兴同乡蔡元培有文为胡乡绅辩冤，但王金发不会放过任何为秋瑾报仇的机会。陈其美称王金发为“今之聂政”，除去称道他的暗杀技术高明之外，“有仇必报”的性格特点也在其中。
浙江立宪派领袖汤寿潜在秋瑾案中扮演什么角色，谁也说不清。反正王金发相信，浙江巡抚张曾敭曾就“是否拿捕秋瑾”征询过汤寿潜的意见——清末的地方大吏，大多并不愿意与革命党结下死仇，善耆可以放过汪精卫，端方可以放过孙毓筠，传说铁良为了把自己从革命党的暗杀名单上抹去，还出资赞助已经财政窘困的《民报》。安庆案发，徐锡麟被捕，藩台冯煦再三为他开脱，徐死后还撰联自忏“英灵不昧，鉴兹謇謇匪躬愚”。张曾敭为何不能放过绍兴一名尚无革命实据的女人？
据说汤寿潜极力怂恿张曾敭“杀一儆百”，才有漏夜派兵往绍兴之举。无论是否真事，王金发曾誓言要诛杀汤寿潜，并屡次向陈其美提及，陈其美则竭力劝阻，称汤寿潜“人望所归”，将来浙江光复还要借他的助力。王金发虽然是光复会出身，对引领自己复归革命之路的陈其美倒很服气，虽然从此不提刺汤，但要他甘心奉汤寿潜为浙江都督，那是万万不能。
杭州光复，王金发是敢死队长。浙江自从徐锡麟、秋瑾先后蒙难，光复会众星散，人心颇显萧散，以至于光复前夕，新军、宪兵、谘议局，商量不出一个都督人选来，在上海代表的反复催促下，才决定独立“越快越好”，但又以浙军只有正规枪炮，不利机动为由，要求由上海方面派遣敢死队，自备炸弹手枪。于是王金发率众回杭，九月十五日（11月5日）一战，敢死队冲锋在前，其中不少是徐、秋当年的学生。
王金发的敢死队，光复后就住在藩台衙门。他听说推举出的都督是汤寿潜，拒绝浙军政府的财政官员进入藩库查点。最后军政府派来了一个与王金发私交甚好的嵊县同乡，才能单身进入藩库检视，发现里面只有制钱，没有元宝。
王金发到上海告状不果，回浙后不理浙军政府，带上敢死队里的嵊县人，直赴绍兴。金发强盗的号召力也真大，散处全浙的嵊县光复会员，听到消息也纷纷来投奔。王金发入绍兴时，只是几十人枪，很快扩充成一个团，跟着又扩为一个旅，甚至有计划成立一个师或军。
王金发来之前，绍兴听说杭州光复，马上也宣布了独立。这就是鲁迅在《范爱农》里说的“满眼都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绍兴分府的府长是前知府程赞清，职官以旧乡绅为主，还则罢了，治安科长章介眉，那是王金发的眼中刺肉中钉。
章介眉曾在浙江巡抚衙门当过“折奏师爷”，这是很重要的职位，因为圣眷若何，称职与否，往往取决于奏折的巧拙。当年左宗棠就是给湖南巡抚骆秉章当折奏师爷，声誉鹊起。绍兴是师爷之乡，章介眉以本省大吏幕僚身份退休居乡，势力可想而知。
让人奇怪的是，章介眉与秋瑾，或绍兴革命党人，究竟有什么三江四海之仇？按当时传说与史书记载，秋瑾被捕，是他告密，贵福杀秋瑾，是他极力怂恿“先斩后奏”，还代拟了给朝廷的奏折，徐自华、吴芝瑛为秋瑾在西湖边建墓后，又是他出主意，让浙江巡抚增韫平毁了秋墓——章介眉这样做，所为何来？没有人知道。秋瑾胞弟所著笔记《六六私乘》里只有八个字：“事无佐证，章固弗承。”
然而时人都相信章介眉是秋案的主要凶手。大家何等熟悉鲁迅日后被选入中学课本的这段话：“秋瑾女士，就是死于告密的，革命后暂时称为‘女侠’，现在是不大听见有人提起了。革命一起，她的故乡就到了一个都督，——等于现在之所谓督军，——也是她的同志：王金发。他捉住了杀害她的谋主，调集了告密的案卷，要为她报仇。然而终于将那谋主释放了，据说是因为已经成了民国，大家不应该再修旧怨罢。但等到二次革命失败后，王金发却被袁世凯的走狗枪决了，与有力的是他所释放的杀过秋瑾的谋主。”（《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鲁迅全集》的注释说“告密者”是胡道南，然而这段话指的当然是章介眉。“告密”实在是很奇怪的罪名，秋瑾与徐锡麟的关系，尽人皆知，大通学堂也由徐手创，徐锡麟在安庆犯下泼天大案，浙江方面岂有不对付大通学堂之理？再说不管胡道南还是章介眉，都不是革党中人，他们有何密可告？无非是所谓“出首”，给地方官的捕杀行径提供一个由头而已。
杭州光复消息传出，绍兴立刻成立了军分府，宣布独立。这至少说明从知府程赞清，到乡绅章介眉，决非大清朝的死忠顽臣。既然三年后见风转舵，何必三年前赶尽杀绝？他们难道不能像俞明震办《苏报》案，能放的全都放走，只剩下不肯走没走成的章太炎与邹容？此案殊多不可解。
且不论事实如何，王金发怀着深仇大恨，却终于没能砍下章介眉项上人头，是因为章介眉与山阳县令姚荣泽一样，并非一名地方过气官吏那么简单，背后也有着庞大的绅商势力。不妨说，这二人是江南士绅的代表符号。在革命之前，江浙绅商，从来是近于“官”而非近于“匪”者。助官剿匪，本是士绅尽力桑梓的一种表现。光复之后，能不能以支持、配合革命的表现，赎去革命前“反革命”的罪愆，关系着绅商集团人心是否安妥，也关系地方局势能否平定，进一步说，关系着江南能否成为革命稳固的后方，以支持革命党人的北伐大计。无疑，北京的袁世凯非常愿意看到江南的革命党人与绅商集团内讧不断，自相残杀。
王金发虽被人称为“莽男儿”，但并非真的有勇无谋。他以“有要事商量”为由，将章介眉诱至知府衙门逮捕——这也说明章介眉有所恃仗，并不认为王金发一定会杀他。就在王金发派兵封锁章宅，调齐章介眉与秋案相关的全部案卷，所有人都认为章介眉死到临头之时，他终于还是放过了这个为秋瑾报仇的大好机会。
黄兴从南京派人来为章介眉说情，只是一个信号，显示出王金发受到的压力有多大。王金发治绍期间，处决了五十多名鱼肉乡里的土豪劣绅，无人敢管，浙江都督汤寿潜还赞其为“英雄”，但为了章介眉，想必江南整个绅商集团都在向新政权施加压力，不然何至于惊动远在南京的黄兴？王金发若杀章介眉，不仅是与绍兴一城的士绅作对，更有可能导致江浙革命党与绅商集团的大内讧。此非危言耸听，江浙联军攻下南京后，旗营参领贵林父子被人告发私藏军火，阴谋反叛，总司令部下令处死两人。浙江都督汤寿潜因为此事未得他同意，大闹意见，力求辞职，终于闹出一场小小兵变，军队回浙后都督之位被朱瑞夺得，浙江亦于民元后被纳入袁世凯的势力范围。
章介眉虽像姚荣泽那样死里逃生，但吃的苦头也不少。在候审的日子里，章介眉被戴上纸糊的高帽，游街示众，王金发让他跪在秋瑾烈士就义处的古轩亭口，头顶套上一只火油箱做的桶，边上放着棍子和小石块，供路人经过时敲打和投掷。为了赎罪，章介眉捐出了家产的一半（三千亩田产，现洋五万元）给绍兴军政分府。据说章介眉住在乡下的儿媳在王金发来后被乱兵强奸，恨他的人会说这是“报应”，但有朝一日天地翻覆，章介眉当上了袁世凯的高等顾问，而王金发二次革命失败，赋闲杭州，你说章介眉会不会报复？
据秋瑾家人说，二次革命后，新的秋瑾墓尚未建成，章介眉从北京“派大员一名来杭，指令将秋瑾的坟改低三尺，铜像取消，三杰所作墓碑不用”——所谓“三杰所作墓碑”，指的是秋瑾墓初建时徐自华撰文，吴芝瑛书，杭州名金石家孙菊令篆刻的《墓志铭》。
王金发释放章介眉，山会师范学校校长周树人极不以为然。周树人与学校学监范爱农一样，对于革命后的世界，有着纯粹化的想象，周树人后来一直在著作里讽刺“咸与维新”这一策略性的统战口号。他们对老同学、老朋友王金发来治绍，肯定寄予厚望，认为在他治理下，绍兴能够面目一新，实现徐锡麟、秋瑾等烈士的革命理想。
然而王金发颇令他们失望，尽管有些雷厉风行的手段，如释放狱囚、公祭先烈、平粜施赈等，但他与绅商妥协（如释放章介眉）、任用私人（尤其是嵊县同乡）、生活奢靡（用洋油箱挑着银元回嵊县还债），这些风习，当然很惹理想主义者的不快。因此鲁迅在《范爱农》里揶揄道：“他进来以后，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了，天气还并不冷。”
单看这样的记载，似乎王金发已经变了李自成洪秀全一流人物。其实王金发至少对老朋友还不算坏。第一次在光复后的绍兴见面，范爱农看着王金发的光头有趣，毫不客气地上前摸了摸，说：
“金发哥哥，侬做都督哉！”
官名“王逸”的王金发都督肯定有些发窘，但也无可如何，接着便委派范爱农做了师范学校学监。据他的手下回忆，王金发在绍期间，一直保持着“欺上而不傲下”的风格：“对于绍兴的地主绅士，发现错误狠狠批评，不留情面。对老百姓总是笑嘻嘻，态度很和气。所以许多绍兴老百姓见了他，都叫他‘金发哥’。”一万多人的部队，滋扰百姓的事情很少发生，连他部下的一个连长，都知道“我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在革命的名义下进行的。绍兴旧绅士的乌烟瘴气，我们很看不惯，都把他们当作革命的对象”。（龙恭《在王金发的部队里》）
然而王金发没有力量、也无意改变绍兴的社会形构。他来绍兴，主要是想利用绍兴盛产锡箔与老酒的富庶，练军北伐。此计划深受孙中山的欣赏，称王为“东南一英杰”。问题是，练兵要钱，王金发不逼迫老百姓，只管追比绅商，甚至提前征收下年田赋，弄得绍兴豪绅骂他是“历朝以来最坏的官府，是蛮不讲理的都督”。王金发讨厌士绅，不允派兵镇压抗租佃农，但他也不阻止地主下乡硬收田租，农民当然也不满意这位都督。而且他那些平粜施赈之类的新政只到出告示为止，根本无法推行，民间歌谣唱道：“同胞，同胞，何时吃饱？都督告示多，日子过不了！”又有民谣骂王金发及属下“吃的油，穿的绸，早晚要杀头！”上下交讦，“金发祸绍”之名传遍江南。
只有南京的孙中山深知王金发的苦衷，特地通电杭州，为王金发及其手下“辨诬”，要求查问“绍兴公民孙杰等”“捏词诬控，系何人指使？按律严究，以销隐匿而雪冤诬”。在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后，孙中山还让黄兴任命王金发为南京留守府顾问官，前大总统给王金发的定评是“正直清亮，节镇越东，未允物情。旦夕将别有处分”。邵力子告诉王金发，这是张居正勉励部下的话，张的部下也是有能力，但舆情不洽，张居正认为调动一下为好，中山先生是借此言勉励你啊。
王金发治绍八月，被迫离开，他不肯便宜后任，况且还想着北伐，在任所得军费一概带走，一清点，发现尚余四十多万。他自己都没想到。这也从侧面说明了“祸绍”的名声何来。王金发走后，浙江革命党势力便日渐消减了。
王金发死于1915年6月2日，33岁。离他敬爱的秋瑾蒙难，将及八年。这八年中，秋瑾墓六次迁移，从绍兴城郊迁至城门外，又再迁至西湖西泠桥侧，被平毁，再迁回绍兴严家潭，1909年迁往湖南湘潭与其夫合葬，长沙光复后迁往岳麓山，1913年又迁回杭州西泠桥。
有意思的是，浙江督军朱瑞照章介眉所请降低了秋墓的规格，却又“假惺惺地为之撰文，刻碑，立于墓前”，这一行径后来被解读为“慕取虚名”。王金发被枪决前住在杭州一个月，朱瑞派人陪同，日日纵酒西湖，时时能看到秋瑾女士的坟墓。这，大概是他临终岁月中的最大安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