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生在江苏省淮安府山阳县的驸马巷，小名叫大鸾。
他家本是浙江绍兴人，祖父来山阳当知事，就此落地生根。父亲常年在外谋事，很少回家。母亲是前清河县知事万青选的女儿，因此他幼时也去清河县清江浦镇住过一段时间。
清江浦和山阳县在清末之前都是非常重要的城市。清江浦（今淮阴）驻着朝廷委任的江北提督，军事上与驻南京的江苏提督划江而治。一省而有两提督，什么意思？这说明苏北地区的重要。自古以来，号称天堑的长江从来起不到决定南北胜负的作用，决战的战场往往在长江与淮河之间的地区，得江淮者得天下。
1905年，清廷甚至有计划，将江苏分为两个省，北部称江淮省，巡抚就驻在清江浦。虽然此议因为太多官民反对未果，但清江浦的枢纽地位非常明显，以前的漕运北上，这里是转运点，北方运河水浅，只准漕运通行，客船货船，到此都得弃舟登陆，换乘大车或马驴进入山东。更重要的是，江北提督、江淮提督分属北洋大臣、南洋大臣统辖。以清末论，清江浦便是袁世凯的势力范围，而袁世凯对此地的看重，从江北提督的人选可以看出：先是“北洋之龙”王士珍，继任者是“北洋之虎”段祺瑞，北洋三杰倒有两名经历此职。
山阳当然也是重镇，人称“七省之咽喉，京师之门户”，因为漕运总督署，就设在山阳城内。清后期，漕运转为海运，山阳热闹不如往昔，然其“襟吴带楚”的地理位置仍十分紧要。
说到此，我们不禁很期待这位十三岁的大鸾，生长于“东南第一州”，官宦之家，素爱诗书，而且有一位与同盟会走得很近的表舅，他会怎样观看辛亥光复这幕大剧在运河岸边上演？
很遗憾，大鸾在1910年春天去了东北投亲，他的一位堂伯父在奉天省银州，就是今天的大城市铁岭。秋天又搬到了奉天（沈阳）一位伯父家，入新建的奉天第六两等小学堂读书。辛亥年武昌事变后，大鸾剪去了辫子，并在一次修身课回答老师“读书为何”的提问时，说出了那句名言：“为了中华之崛起。”
少年周恩来知不知道，遥远的故乡，正在经历何等的扰攘不安，与血的洗礼？
九月初十（10月31日），袁世凯出山前夕，段祺瑞奉调入京，将往武汉前线接替冯国璋，朝廷调狼山镇总兵杨慕时任江北提督。杨慕时未到任前，由淮扬海兵备道奭良护理督印。当时清江浦驻新军十三混成协，相当于后世一个旅的兵力。奭良是旗人，已经六十多岁了，“平日专肆饮博，喜人逢迎”，现在忽然要他来暂管一协新军人，实在是勉为其难。
段祺瑞离开才四天，九月十四晚九时，突然有数十名新军士兵，跑步到道台衙门，列队，举枪，放！放了两排枪，并未伤人，各回本营。
这是什么意思？奭良摸不着头脑，跟幕僚们商量，大家觉得阿兵哥闹事，无非要粮要饷。于是第二天，奭良买了九十多头猪，大摆筵席，犒赏全协官兵，又承诺本月多加一个月的饷。这是收买军心的意思。
没想到当夜十三协的骑兵、炮兵同时举事，进攻城池，黎明时甚至动用了火炮轰击城楼。奭良带着家眷从南门冲出，由洪泽湖面驾船逃遁。十六日晨九点，清河知县率满城绅民悬挂白旗，宣布清江浦光复。
可是领头起事的两个人，一个姓赵，一个姓龚，在十三协里只是辎重营、工程营两个队官，身份不明，起义成功后竟然不知去向，大部分士兵来自北五省，本来就是跟着起哄，哪有什么革命思想，队伍一进城，立刻由起义转为兵变，大肆抢劫，商铺民宅，无不被灾。连江北提督署存的十多万两库银，也被抢走大半——有人说，十三协这些兵哪里是在革命排满？根本就是冲着库银来的。
扰攘了几日，终于由不曾参加哗变的一部分新军，联合城南的数营巡防队，杀入城内，平息骚乱。然后，军官们会合城里绅商，推举出督练公所参议蒋雁行为临时江北都督。
蒋雁行是段祺瑞的部将，当年王士珍离职段祺瑞未到任时，就是由他与靳云鹏共同管理清江浦守军。他当了都督，并未得上海或苏州方面的认可，据上海《民立报》载，旅沪清江人士组织的“江淮规复团”开会，甚至直斥蒋雁行是假革命，因为蒋都督的告示上落款居然是“钦加三品衔暂任公举江北提督”，“可知其尚属清国官吏而于民军实无丝毫感情，其不可靠可想而知”。清廷派去继任江北提督的杨慕时，此时也到了清江浦，被当地士绅推举为临时民政长。清江浦的政权，委实是换汤不换药。
眼看局势稳定，突然有部分乱兵，主要是徐州人，去而复返，驻在城北的桑园。领头的一个人叫刘炳志，去找蒋雁行，要饷要粮。蒋雁行先是表示城内商家被抢厉害，无力承担，后又说刘的军队“有多少人，也没有个花名册子，我有钱也不能给你”，这句话把刘炳志惹毛了，掏出枪来往桌子上一拍：“没有饷，我不回去，请你打死我吧！”蒋雁行大吃一惊，只好息事宁人，拨给他一些钱。
刘走后，蒋雁行立刻召开紧急会议，认为这支军队是个祸害，谁是他们的头儿？有人说“陈兴芝”。蒋雁行就调兵打算围歼桑园，苦于力量不太够。
正好陈兴芝来见蒋雁行，说要讨论改编事宜。蒋雁行认为他又是来要钱，没说几句话就翻了脸，将陈兴芝绑到后花园荷花池枪毙了。
哪知杀错了人！陈兴芝是革命党人，徐州中学学生。他在家乡睢宁碰到一批从清江浦跑回来的徐州兵，就劝他们说：“如果分散回家，将来追查起来，连命都难保，还不如回去干革命，大有可为，比抢劫划算。”连劝带吓，居然把这帮散兵游勇又聚拢起来，由他带回清江浦来革命。只是饷粮解决不了，才派刘炳志找蒋雁行通融，谁知谈崩了，连累陈兴芝被杀，他带的部队也被缴械遣散。
民国成立后，徐州籍众议员陈士髦（传说是陈兴芝的弟弟，误）不断向江苏都督程德全、民国总统袁世凯上诉，要求为陈兴芝申冤，还写了本书，向社会血泪控诉。然而蒋雁行是段祺瑞的老部下，谁敢动他？说不得，把当时的清江民政长，就是那位本来要当江北提督的杨慕时，做了替罪羊，先是撤了他的职务，再是命令江苏检察厅拘杨候审。杨慕时只好连夜逃出南京，后来费了好大的劲，才将这桩讼案平息。
这几乎就是山阳县周阮案的翻版，只不过后者要惨烈得多。
清江浦一乱，四乡也大不安生。邻近州县生怕乱兵滋扰，纷纷组织团练自保。其中最紧张的自然是四十里外的山阳。城内几乎没有驻军，如果有乱兵或乱民来攻，该怎么办？
这里我们碰到了一个熟人：还记得景梅九在北京办《国风日报》，发起的“拔丁运动”吗？是的，那位被拔掉的山西巡抚丁宝铨，就是淮安府山阳县人。他从阴历六月去职还乡后，家里新造了花园，好不惬意，哪知还没过上两个月富家翁的好日子，就听说武昌有变，紧接着便是上海、苏州，吓得举家逃往上海租界。不过他逃的时候恐人知觉，未能多携行李，第二天才有几个家仆运大皮箱四口上船，此时山阳已经成立“大局”，民团日夜巡逻，正好拿获，将皮箱搬回大局封存。几个月后，大局有职员穿着狐皮袍招摇过市，局董们赶紧开箱检查，满箱都是瓦砾，而局里职员已经大多辞职了。
受丁宝铨影响，城里豪绅纷纷逃亡。有下属官吏上府衙禀事，才发现淮安知府刘名誉已经携眷潜逃，还卷走了大部分府库藏银。剩下的士绅只得依赖“大局”，集资成立民团，招募乡勇百多人，好吃好喝招呼着，日夜巡逻，四门设立分局，“城头上灯笼火把，川流不息”，碰到可疑不顺眼的乡下人，就抓到漕运总督衙门大院照壁前砍头，一连杀了二十多人。
防备四乡乱民，民团足够了，但如有清河乱兵到来，估计无法应付，而且这些乡勇本身多是地痞，自己就把山阳城弄得乌烟瘴气。这时本乡就有革命党人站出来，为首的是周实与阮式。
周实是两江师范学校学生，他是南社的创社社员，被称为“社中眉目”，今年方廿七岁。周实本来想在南京城内聚众起事，以配合江浙联军攻城，不想南社大佬柳亚子一封书信，把他招到上海。柳亚子认为苏北处南北之间，位置紧要，形势复杂，劝周实回乡革命。于是他在11月7日，清江浦兵变的次日，回到山阳。
他的好友阮式，是他宁属师范学校的同学，世代书香，家境富饶，虽然没有离乡外游，但在山阳高等小学当教习，兼着上海《女报》的编辑，在地方上也是名人。宣统元年（1909）南社成立，周实曾有书信给阮式，请他在山阳创立南社分社“淮南社”。
周实有革命党身份与革命计划，阮式有家财与地方的人脉，而且山阳“祸在眉睫”，必须尽速安定，再谋光复。正好因为上海南京的战事，不少在宁在沪的山阳学生都返回家乡，周阮二人召集这些学生，再加上阮式在山阳高等小学的弟子，也有八九十人，立即成立“学生队”，自行巡逻，兼防内外。
政权瘫痪，无人可恃之际，绅商最大的希望便是有人出来主持大局，哪管你姓革还是姓立？看这支学生队每日巡逻，城内秩序果然有所改观，于是局董开会商议，决定由大局供给学生队枪枝子弹，替代那帮纪律松弛的乡勇。
学生队一掌握武装，第一件事便是跑到知府府署前，放了一排枪，把龙旗扯下来撕得粉碎，再插上白旗。这等举动本是大逆不道，然而知府潜逃，知县闭门不出，谁去管他们？而且自学生队接管城防后，城内秩序井然，商店也照常营业，周实派了南京陆军中学、小学回乡的学生各一名，教操、训练，山阳县俨然有了自己的精良武装，便是十三协的乱兵到来，似乎也不足为虑，人心大定，插什么旗有何相干？
按说，下一步应当是成立淮安军政分府。然而周实是受命回乡，似乎不便自行宣布成立。他依足规矩，一面派人向清江浦的江北都督府接洽，一面将学生队改为“巡逻部”，周、阮分任正副部长，只待江北都督一声令下，再宣布光复。
这就有了一个真空期。扯了龙旗，又没有宣布光复，不曾成立新政权，清江浦那边，自己还没有理清楚。山阳绅商，虽然依靠学生队守城，对一个二十多岁的学生掌权，总归放心不下。于是局董们又开会商议，推举前山阳知县姚荣泽出任县知事，总管商民政事。巡逻部尚无政权名义，也就未加反对。
好在11月12日，清江浦举出蒋雁行为江北都督，立即传檄山阳县反正，要求山阳官绅派代表赴都督府议事。不料县知事姚荣泽，比“钦加三品衔”的蒋雁行还顽固，拒不赴会——姚荣泽哪来那么大的胆子？有人说，姚荣泽是逃到上海去的丁巡抚的学生，丁宝铨人虽离乡，却一直在遥控着山阳的局势。
自然是周实等人代表山阳赴清江浦。周实前脚一走，姚荣泽便在山阳城内散布谣言，说周实是上海回来的革命党，他一回来，就要当山阳的都督，就要“杀官劫绅”。绅商们大抵不看报纸，只听传言，据说武昌事变就杀了很多满官汉官，商铺也被洗掠得厉害，想象“革命”两字是如何的杀气腾腾，不由得信了周实回来会如何如何的谣言。
“杀官劫绅”的说法有其来由。据巡逻部宣传主任蒋象怡回忆，姚荣泽当上县知事后，曾“私募”兵士四十名当卫队。之前绅商选县知事，巡逻部可以不管，现在要自招武装力量，周、阮等人立行干预，不准招募，并要求姚荣泽交代县库的款项账目，说到火起，阮式拔出两管手枪，指着姚荣泽胸口（是不是很像刘炳志拔枪威胁蒋雁行？）。姚荣泽吓得面如土色，连忙保证解散卫队，三日内造册交清。
蒋象怡向周、阮建议：旧官吏对革命前途有碍，如不加以击毙，也该驱逐出境。如果留他们在城内，还予以事权，但又对他们临之以威，恐怕是取祸之道。“周颇是予言，阮则漠然视之”。
11月14日，周实自清江浦回山阳，在漕署召开光复大会，到会的有五千多人。偏偏县知事姚荣泽不来参加大会。这下把阮式惹火了，他在演说时放言“姚荣泽避不到会，即为反对光复之行为”，顺便把县里的“劣绅”痛骂了一顿。
许多绅士商人，因为县知事不到，虽然与会，都一言不发。阮式的演说，似乎也在印证着那个“杀官劫绅”的传言。
当晚，姚荣泽召集典史、参将等一众士绅在海会庵开会。据说姚荣泽提出“必杀周阮”，“诸绅士不加可否”。
11月17日中午，周实应邀到乡绅何钵山家午宴。归途走到学宫前，突然有人拿着姚荣泽名片拦住马头，说姚知事在学宫等候议事。周实欣然前往，大约以为文官无力行刺。不料一踏入俗称“文庙”的学宫，当胸便中了两枪！
此时的记载有分歧。一说周实倒地，前清参将杨建廷上前补了五枪，立毙；也有人说，两枪之后，姚荣泽打算让人用刀砍下这个乱党的头颅，周实“从容曰”：“文明世界，请用枪毙。”于是弃刀用枪，连发五弹。
杨建廷撂下枪，立即带领团勇直奔阮府，先将宅子包围，自己再进门去请阮式：周部长与姚知事在学宫议事，请副部长即往。阮式刚刚吃完饭，一出家门，就被捆上了，绑到学宫。
阮式见到姚荣泽，破口大骂“虏吏”，然后回头对押着自己的团勇说：“兄弟们，要杀就杀，快刀立断，别拖延！”
姚荣泽恨阮式入骨，你原本是老爷我的子民，却一来持枪威吓，二来当众詈骂，我跟你阮家前世有什么仇？周实便容他好死，你阮梦桃休想！
他为阮式准备了当地一个无赖，叫朱二。别人下不去手，朱二可以。这个冬日的午后，二十三岁的小学教员阮式惨死在供奉至圣先师的学宫里，“刳腹剖胸，肝肠俱出”，来不及消化的白色饭粒洒了一地，被血浸得通红。按民俗讲，阮式仍然算不得一个饱鬼。
姚荣泽当然不会认为自己杀了周阮，还能平安在山阳当县知事。但他也没想到外军来得如此之快，两天后，镇江军分府都督林述庆就派北伐支队一部来到山阳“平乱”。镇军首领当然首先追查杀周阮凶手为谁，却被姚荣泽不知如何敷衍过去，而且卑词盛筵，每日款待镇军，满口答应找出凶手为二位烈士报仇。
稳住镇军，姚荣泽打开银库，分了部分银两给参与此事的士绅，自己带着巨款逃了。去哪方？南通张詧家。这应该是姚荣泽早就与老师丁宝铨商量好的退路。
而周阮的同事周人菊等人当日连夜逃出山阳，立即往上海寻人鸣冤。首先出面的是南社领袖柳亚子，他联合南社首脑上书同为南社社员的沪军都督陈其美，有“虏令无状，一日杀二烈士，不扑杀此獠，无以谢天下”之语。淮安学团也派出五十余名代表往上海请愿，“一时军界、政界、学界，被害者家属的公函、公禀、呈文雪片般投向沪军都督府”。
但是姚荣泽这边的势力也不弱。首先南通张詧拒不交人，丁宝铨在上海，也发动旅沪山阳绅商，为姚荣泽“辨诬”。上海各报，根据背后势力不同，各执一词，合力掀起舆论的轩然大波。民国元年从一月到四月，报章上的报道与评论无日无之。
事情闹这么大，自然惊动了临时大总统孙文。孙文批令江苏都督讯办，于是江苏检察厅派人到南通拿捉姚荣泽，仍然被张詧拒绝——三大人绝无如此担当，他的态度，就是张謇的态度。
这场斗争的背后，实则仍是共和模式之争。江苏士绅要的是“咸与维新”，推翻清廷，可以，但只要旧官吏可以任事，愿意合作，大可采用苏州模式，平稳过渡；而革命党人要的共和，岂是换汤不换药的守成？陈其美为首的同盟会，奋勇激进，在上海，在苏州，在南京，在浙江，在在都与绅商发生矛盾，在苏北亦是如此。即不论利益相关，革命党人的跋扈，也颇让从前居高临下的士绅憋气，柳亚子在悼念文字中也承认“两君赋性刚直，不能奄媚取容，而烈士（阮式）尤喜面折人过，不少假借，虎虎有生气，故忌之者尤烈云”。山阳血案，是一次集中的爆发。
这里面还有一个法理之争，张詧坚持说，此案属地在江苏，不在上海，轮不到沪军都督陈其美过问。但同盟会与南社又不同意将姚荣泽交给江苏都督程德全（以程德全与张謇的关系，他们的担忧也颇可以理解）。
法律手段不能奏效，陈其美的白相人脾气又发作了，他让柳亚子拟了长电，发往南通，电文中说“如仍庇抗，则义旗所指，首在南通”，还表明说：“如果诬姚，愿甘伏法”。
士绅方面有些怕了。用柳亚子后来的说法是“倘若张詧再不就范，我们便不管三七二十一，要派兵舰去攻打南通了。老张见了这电报，知道英士（陈其美）是说得到做得到的”。
在孙文进一步干涉下（大总统电明确指出“毋庸再行解交江苏都督”），姚荣泽被移往南京，又经过大量的往复交涉，才确定由南京、上海组成“临时合议裁判所”，审理这场媒体口中的“中华民国第一案”。
这场案件，带有很强的“舆论审判”的色彩。公开来说，因为革命党死了两名烈士，舆论大抵同情于周阮，而士绅集团在背后的活动也非常剧烈，包括能否使用外国律师，是否应用西方的陪审团制度，争执后来集中于制度而非案情，司法总长伍廷芳与陈其美往复辩难，不知打了多少笔墨官司。
民国元年2月11日，为了制造声势，给法庭施加压力，南社、淮安学团等组织在上海江苏教育总会召开“山阳殉义周实丹、阮梦桃两烈士追悼会”。孙文、陈其美都送了挽联。孙文的挽联只表达了对“喋血于孔子庙中”“阴灵绕淮安城上”的痛悼之情，陈其美的挽联则斩钉截铁，杀气满盈：
“不忍见徐淮亡，以一身殉国；誓平反锻炼狱，为二公雪冤。”
3月23日下午，姚荣泽案在上海开庭。法庭经过23日、30日、31日三次的审判，最后判定姚荣泽死刑，“自3月31日起，在三个星期内执行”。
判决后，法庭给姚荣泽五分钟做最后陈述。姚荣泽申辩说：杀死周实、阮式并非出自本意，而系受地方绅团的逼迫所为，请求减刑。
十二人组成的陪审团也认为，本案发生在光复未定、秩序扰乱之际，与平静之时不同，“该犯虽罪有应得，实情尚有可原”，便决定由陪审员集体禀请大总统“恩施轻减”。这时临时大总统已经换成了袁世凯，遂由张謇转请北京，特赦了姚荣泽。
姚荣泽“死而复生”，令革命党人愤怒异常。他们大呼“天理何在？国法何在？”可是革命党在江苏的势力此时已无当三月前那么浩大，姚荣泽被特赦后即匿藏在上海法租界，同案如杨建廷等八人也消失无踪。你能怎么办？
山阳血案的终结颇有中国特色。民国二年七月，丁宝铨又出面了。他提出的调停条件是：由八名案犯捐出田产六百亩、现款二万元充作两烈士遗族赡养费，并修改一所二烈士祠堂，革命党方面不再追究往事。这个提议得到了两位烈士家属的支持——他们实在也很艰难，已到了“悬釜待炊”的地步，而且此时二次革命一触即发，国民党方面也没有力量再来理会此事。于是几经交涉，加了一个条件：此八人以后不得再过问地方事务。
祠堂建起来了，供奉着周实、阮式的塑像，有二百亩祭田供维持之用。另外，还配享着一位杨楚材。他在周阮死后，为同志奔走控诉，但无法雪冤，神经失常，在案结后独自再往南京控告，反被关押。南社友人救他出来，送他回乡。船走到半夜，杨楚材落入邵伯湖身亡，是自杀，还是失足？没有人知道。
孙天生进入扬州，是在九月十七日（11月7日）晚八点。扬州士绅连忙组织自卫团与民众，列队夹道欢迎。
从南门方向，远远来了一群军人，大概有四十余名，看服色是驻在南门外静慧寺定字营的兵。六七个人骑着马，识得的有警局巡长、江都县知县、绿野茶社老板，当先一骑，煞是古怪，从头顶到脚踝，都用白色洋绉缠满，只露着一张面孔，不认得。前导两名卫队，举着两面大旗，一写“还我山河”，一写“光复大汉”。
见他们了，道旁人众轰然叫好，说“革命军光复扬州了”！
扬州此时也是“无王管”状态。武昌事变近一月来，扬州一直很平静，只有一些在外读书的学生，因为时局不靖，纷纷回乡。他们倒是打算响应革命，保卫桑梓，发动组织了“旅外学生队”，苦于没有武器。两淮师范倒是有学生操练用的步枪，但校方不借。后来答应借了，枪刚到手，听说扬州已经光复。
直到11月7日，镇江林述庆宣布光复，扬州一水之隔，这才惊慌起来。扬州绅商为首的，一是取中过解元的盐商方尔咸，一是商会会长周谷人，迅即召开各界会议，议定组织自卫团，全城发动，每家出一至二人，自备红字灯笼，分区编队，担任夜晚巡逻。事到临头，效率甚高，当天便编成二十四队，一万五六千人。
然后方尔咸、周谷人联袂去见扬州知府和盐运使，劝他们离开扬州。因为这两位是旗人，留任的话，可能给革命党人以进犯扬州的口实。
知府嵩峋不肯走，反而说：“我只希望革命党不伤害百姓。如果还需要问事，我愿意继续维持下去，如果用不着我，我就走。”真跟这位大爷说不通，各地光复，用旧官吏的很多，你几曾听说过用旗人来维持的？
盐运使增厚倒还好，经过反复劝说，他带着家眷和印信，于11月7日下午五点越墙逃走。
咦，为什么要越墙？因为已经有人来报，南门外定字营一群士兵，荷枪实弹，冲进城内，直奔盐运使署，声称是索饷。这下不但盐运使大人要急急逃离，连来劝说的绅商代表，也慌忙作鸟兽散。
定字营冲进运署，将运库洗劫一空。这天傍晚，扬州街道突然多了许多独轮车，每个独轮车上都坐着两个定字营士兵。这很古怪，扬州从来也没有用独轮车运人的习惯呀？后来才知道，兵大爷抢的元宝太多，沉甸甸的，路都走不动，只得抓了一帮运盐的苦力，用独轮车把他们运回兵营去。
当晚，乱兵散后，自卫队出来巡逻。九点，突然呼喊声响彻夜空，江都、甘泉两县监狱大门打开，囚犯们一冲而出，大喊大叫，铐镣声“震动全城”，军警根本不见踪影，自卫队不敢也无法制止，只好逐段卡死道路，持枪而备，驱送他们出城。
后来才听说，乱兵冲击运署，两县大狱放囚，都是孙天生在背后的鼓动所致。这两件事震动人心，但并未扰民，市民并不恨孙天生，但组织自卫队的绅商心里的惶恐忐忑，可想而知。
11月7日的扬州，是多么的忙乱啊，组织自卫队，劝说知府与盐运使离开，乱兵抢劫运署，自卫队巡逻，两县监狱报破，孙天生进城……真称得上一日数惊。
孙天生进了城，第一件事就是问方尔咸周谷人：运司的库房里，盐课（贩盐交的税）还存着多少银子？方尔咸忙说：“今岁盐课已多数解往南京，剩下的也被定字营抢得差不多啦。”孙天生大失所望：“我还指望拿库里的银子发军饷哩！”
运署自然就成了新的都督府，孙天生骑马走到衙门门口，突然停下马，看看围观的民众，道：“署内的家具什物，你们随便去取。我们发大财，你们发小财。”这下民众一拥而入，将运署物件抢个精光，连木地板也被人撬走了。随行士绅哭笑不得，只好从别处找来床椅桌凳，不然新都督睡哪里呢？
当夜也没有别的事，只是吩咐全城悬挂白旗。这本是各地光复都有的举动，但扬州独立来得太迅急，各家来不及准备，一时找不到白布的，有用白纸糊的，有用毛巾代替的，总之，闹到半夜，扬州总算光复成功啦。
当合城民众终于在惴惴不安中渐次睡去时，方尔咸、周谷人派出的使者已经渡过了长江，去迎接徐宝山。
迎徐是早定下的方略。徐宝山，人称“徐老虎”，本是扬州盐枭，江南一直流传着他与“白寡妇”的故事（看过高阳小说、李翰祥电影的举手），早几年被刘坤一、张謇收伏，反过来巡防江淮，为朝廷效力。他与扬州盐商，亦敌亦友，曾多次到方、周等人府上做客。此时徐宝山已向镇军都督林述庆投诚，变成了光复军。把扬州交给他，当然比交给那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行径乖张的孙天生要放心得多。
第二日起身，听说知府嵩峋终于不敢再留，逃到天宁禅寺去躲起来，临走时把知府大印扔进了瘦西湖，总算他尽了守土之责。再看满城的白旗，都写上了字，写的是“大汉黄帝纪元元年”，这未免有些启人疑窦，有那从外府来的，或是喜欢看报纸的，都说别处光复，没有“大汉”的国号，而且黄帝纪年今年也不是元年啊？一问才知道是孙都督下的令。莫非传令错误？
于是又上街去看都督府告示，落款写的是“大汉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年数倒对，“大汉”总是怪异。再仔细一看，更不对了，都督府的印信居然是“扬州都督孙天生之印”，把自己名字刻到印章里，莫非他日换个都督，大印又要重刻？这，这不是儿戏吗？
正在疑虑不安，议论纷纷，孙天生颁出了两条命令：（一）扬州百姓三年不完粮，捐粮全免；（二）严禁奸商哄抬物价，限定大米每石不得超过三元（时价已超过七元），猪肉每斤不得超过二百文。孙天生还传见了商会会长周谷人，要求他约束全城商贾一律遵奉。
这些措施无疑坚定了扬州绅商迎徐代孙的决心。但扬州市民很欢迎这个皮五辣子（扬州评话《清风闸》主角，喜欢以无赖方式劫富济贫）式的都督，短短一天，孙天生周围就集合了一批市民与游民，姓名可考的有：
袁德彪（甘泉县公差）、刘癞子（教场口卖拳的）、夏菩萨（小东门做泥菩萨的）、曹小癞子（东关居民）、谢大花（东关削筷子的）、陈长林（教场口做厨子的）、夏恩培（教场口卖膏药的）、尹祺祥（运署附近卖古董的）、黄石岩（警局文牍）、姜善放（城营西门汛官）
显然，孙天生在扬州建立了一个“流氓无产者乌托邦”。绅士和商人都认为他是假革命党，而不少市民直到五十年后，仍坚持说孙天生是“革命党的坐探”。
乌托邦好景不长。11月9日上午，徐宝山进入扬州，绅商们赶紧在校场口设筵相迎。还未敬酒，孙天生突然带领一小队定字营士兵出现，破口大骂徐宝山贼骨头，祸害扬州。这正触了徐宝山的忌讳，马上下令麾下士兵放枪，孙天生身手敏捷，杂在人群中，倏忽不见。徐宝山命令举城大索。
抓到孙天生是在11月10日。徐宝山要他带路去起回埋藏的运库银两（大人们都相信抢劫运库是他的指使），徐军士兵押着孙天生走过扬州街市，只听他沿途大叫：“扬州同胞们，要学我孙天生的为人，我在扬州做了三天皇帝，谁敢说个不字！”
这个人从此没了下落。听说徐宝山怕在扬州城内杀孙天生激起民变，借口押他去泰州收集定字营流散的枪械，路上悄悄把他做了。
孙天生究竟是从哪里来的？众说不一。他一口本地口音，肯定不是外乡人，有人说他在扬州妓院当过龟公，也有人说他是工匠出身，失业后跑到上海，起事前从上海潜回。相信他是革命党暗探的人，说他还有一方印布，是上海革命党发的，被捕后交出证明身份。李涵秋写《广陵潮》，说此人本姓黄，西郊廿四桥人。但也有人说他姓巴，是小牛肉巷人，光复时听见有人叫他“小巴”，祖上在甘泉县钱粮房当过公差。甚至有人说，孙天生在清江浦十三协办的学校里读过书，所以能跟定字营的士兵勾连。
五十年后，还有许多扬州人记得这首歌谣：
“扬州城，新旧十二门。九月十七日，来了一个冒充孙天生。鼓三更，进衙门，库银元宝四下分，放走监牢众犯人，宣统江山坐不成。”
这些扬州人记得孙天生的乌托邦，又模糊听说被杀的是个冒充的，他们以为孙天生是真的革命党，但是他没有来扬州，来的这个是假的，所以叫他“冒充孙天生”。（《孙天生起义调查记》）
孙天生从校场口逃跑后，躲在多宝巷一家花烟灯上（就是妓院，或许这就是“龟公”说法的来源？），有人向徐宝山告密，遂被捕。告密的人叫王德林，在得胜桥开一家剪刀店，扬州老人说，当皇帝的那三天，王德林“是孙天生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