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末年，两位朋友在北京重遇。他们相识于东京，都非常赞同革命，也都是同盟会员。
当时东京留学生时兴以省籍为单位，办革命杂志，如《河南》、《浙江潮》、《洞庭波》等等。两位朋友，一个姓井，叫勿幕，长得很好看，是革命党中的花样男，人送外号“周郎”。他是陕西人，主办了一份杂志叫《夏声》。另一个姓景，号梅九，山西人，也主持了一份杂志叫《晋乘》。
东京同盟会里，南方同志很多，北方人里，以陕西、山西两省比较活跃。北方老乡聚会时，不免聊起史事。景梅九提了个问题：当年的太平天国，为什么会不成功呢？
曾左李这帮汉奸坏事呗。
不然，曾左李固然可恨，但以大势而论，洪杨虽然几乎占据了一半天下，然而北方诸省，没有一个响应的。清廷的根本未伤，所以可以缓缓地用北方的财力、兵力，去平灭他。所以我们的第一要务，要从“南响北应”上下工夫，南方一旦起事，北方省份要能跟上。
搞不好，还能“北响南应”呢！虽然中山先生最看重长江流域……
可是，长江离北京多远！我们山西，一出娘子关，就是直隶省境，杀奔北京，都不消一天！又或者从张家口进兵，切断满人的退路……
越说越兴奋。当时在东京的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四省的同盟会员，成立“四省协会”，相约在北方同时发动起义。景梅九与井勿幕还私下约定，西北革命一起，共同成立“秦晋联军”，直捣京师。
而今在北京相遇，景梅九便约井勿幕，一起游历山西，为今后的秦晋联军作一计划。
他们从北京乘火车到石家庄，改乘正太路火车往太原。真是近哪，一会子工夫，就望见娘子关的隘口，过此便是山西境了。
娘子关原名苇泽关，据天下之险，人称“天下第九关”。相传为唐太宗李世民胞妹平阳公主，曾亲率娘子军驻此守关设防，因此得名。
井勿幕久久地望着娘子关。“此真天险！可惜已经通了火车，不那么容易拒敌，但如果有能人统军，也能守住！”
景梅九表示同意。“不错！庚子年，八国联军占领京师后，继续西犯，清军曾据此击退德军。关上书四个大字‘京畿藩屏’，可以想见它对京师的重要性！”
火车很快，娘子关一忽儿就看不见了。两位朋友良久无语，都在想着将来的某一天，秦晋联军开进这座“天下第九关”的情景。
太原的光复，要从宣统三年的新年说起。
就在陕西少年吴宓初尝繁华、资深翰林恽毓鼎大骂新政、候补布政使郑孝胥交游权贵的同时，初六的香厂，聚集着一班年轻人，大碗喝酒，意兴遄飞。
这里面就有景梅九。他刚从日本归国，打算到北京搞“中央革命”。遇到了一班友好，尤其是化名吴友石的白逾桓，一见面就约景梅九同办一张叫《岁华旬记》的小报。
这《岁华旬记》实际上是打时间差，因为北京的报纸，总是跟衙门过年封印一样，年前五日停刊，年后初六才复刊。中间有十天的时间，北京市民没有报纸可看。白逾桓在宣统二年的新年办过一回，销路还可以，现在遇到景梅九，就拉着他再来一回。
这张小报，也没什么编辑费，编辑自己写论说，抄抄上海报纸的新闻，印刷费一共只需三十元。卖报也不要什么京报房、发行所，就是办报的人自己拿到香厂等繁华闹市售卖。
这日卖了不少报，一伙人就在香厂路边茶棚喝酒，席间说起小报毕竟销路不广，影响不大，如果办一张日报该多好！这个心思一动，就不可收拾，这些人天天一道喝酒，总把这事挂在口头。
先说经费。白逾桓有积蓄三百元，可以拿来当开办费。关键是新办报纸，到警厅立案，例须保押费二百元，那还搞什么搞？
好在有报界的熟朋友出主意。他说：自从彭翼仲在北京办《京话日报》，这些年北京的白话报，出了很多。一来是因为白话报深入人心，易于销行；二来，也是因为清廷提倡通俗教育，白话报免押金。我们不妨以白话报的名义申报，到时候报纸出来，有文言有白话，再跟警厅通融不迟。
次说报名。有人提议说：梁启超办了份杂志叫《国风报》，很多人爱看，我们何不叫《国风日报》，一来可以借势，二来也不显革命报纸的形迹。
此言一出，大家都转头看景梅九，因为他们留日的同盟会员在东京的时候，由张继带头，去锦辉楼踢政闻社梁启超演讲的场子，朝梁启超扔草鞋，拿文明杖到处乱打，吓得梁任公逃之夭夭。现在要借《国风报》的势，只怕第一个不肯的就是这位景同志。
谁知景梅九大声说：“国风是历史上的公名，不是一派人所能私有！何况他们提倡邪说，辱没了‘国风’二字，我们主持公义，才称得上真正的国风！”报名遂定。
《国风日报》开始发行，三百元转眼即空。景梅九跑回太原去，找相熟的新军标统阎锡山要了三百元。紧接着，《国风日报》发起了一场“拔丁运动”，所谓“丁”，即山西巡抚丁宝铨，此人在山西官声很差，抓捕革命党人倒是起劲。景梅九自己说，“拔丁”带有为友复仇的意味。
于是《国风日报》上天天登丁宝铨的丑闻，什么五姨太太卖缺呀，什么干女儿跟丁巡抚搞暧昧啊，捕风捉影也无妨，反正造谣也是革命的手段。
一来二去，风声居然传到了军机大臣领班庆亲王的耳朵里，估计老庆看丁宝铨也不太顺眼，遂在政务会议上提出要换山西巡抚。丁宝铨在朝中又没什么过硬的后台，这颗“钉子”居然就被轻易地拔掉了。
拔掉丁宝铨，换上的山西巡抚叫陆钟琦。这一点看上去跟革命无关，其实很重要，待到武昌事变时，陆钟琦到任才不过半年，称得上人生地不熟，又没有自己的势力，太原的光复才会水到渠成。
近来微博上总在讨论造谣与辟谣。我想“求真”是人类的本能之一，似乎谁都希望能接受准确无误的信息，所以总有人说“真实是新闻的生命”，然而谣言就像蚊虫，从来与人类社会如影随形，谣言也有谣言的社会功能。
美国心理学者奥尔波特将谣言定义为“一种通常以口头形式在人群中传播，目前没有可靠证明标准的特殊陈述”，注意，它只是“目前没有可靠证明标准”，并不见得最终不可实现——谣言的另一个特质是“在人群中传播”，能够传播，说明什么？传播之后，造成什么？另一位美国学者桑斯坦在《谣言》一书中指出：“谣言想要发生迅速的传播并产生破坏力，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听到谣言的人要生活在困境与不安中”，“人们是否会相信一则谣言，取决于他们在听到谣言前既有的想法”。
1910年（宣统二年），革命党人景梅九在西安教书。有一日党人聚会，半夜才散，他与一位叫杜仲伏的同志步行回家，在归途中遇到一个卖浆的，就停下来喝浆——“引车卖浆者流”，是不是很有古意？
一边喝着，杜仲伏抬头仰望星空，发现东西方都有彗星闪耀，灵机一动，随口诌了两句：“彗星东西现，宣统二年半！”景梅九配合得非常默契，赶紧接口：“这句童谣传了好久，不知道什么意思？”
杜仲伏无非说出了革命党人内心的祈望，他们正筹划着各地的起义，当然希望一呼百应，清廷垮台。但这句押韵的话被景梅九说成“童谣”，立刻就有了一种神秘的谶纬色彩。
没想到那卖浆的居然接话：“什么意思？就是说大清朝快完了！大明朝不过二百几十年，清朝也二百多年了，还不亡吗？”说这话的时候，旁边还站着一名巡警，听到这种大逆不道的话，不但不禁止，居然也“说了两句赞叹的话”。
说完也就散了。谁知道过了两天，景杜二人就不断听到有人提起：“外边流传一种谣言，很利害！什么‘彗星东西现，宣统二年半’，看来大清要完！”这句话居然传开了，从陕西传到山西、直隶，又传到京师。后来景梅九到北京，听到的版本，已经变成了“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这足以说明，这是一则与大清朝民众“既有心理”相吻合的谣言。
而这种无事实因素的谣言，在北方比在南方更盛行，跟所谓“开民智”的程度有关，也跟舆论的开放程度有关。
待得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武昌一声枪响，在有电报的时代，事变消息次日便传到了北京，具体内容肯定不清楚，只知道革命党占了武昌，再加上“宣统二年半”的心理暗示作用，遂引发北京市面大慌乱，八旗官民，九门军警，相互惊扰惶惧，听说有时半夜听见叫卖声，都吓得弃枪而逃，高喊“革命军进城了”！亲贵大吏，率先逃往津沪租界，银行爆发挤兑风潮，有人说亲眼看到邮传部准备了二十挂火车，皇上与皇太后马上就逃往密云，或者热河，再不就是奉天。全然没有外患的首都重地，居然自我扰攘，一片乱象。
这里面当然也有革命党的推手。景梅九当时正在北京办《国风日报》，上街到大栅栏，正好碰见许多人仰首在看天空，他也跟着抬头，似乎天上确实有一颗星，听得旁边人纷纷议论说“是不是太白星？”景梅九想起彗星谣言，就叫了一声：“太白昼见，天下大乱！”哄的一声，这句话一天之内，传遍北京九城，有学问的官吏文士也纷纷以自己“夜观天象”的结果，来印证这句谣言，于是乱象纷起，风声鹤唳，一发不可收拾。
谣言本来就是革命的手段之一。这种时候革命党的报纸才不会管什么新闻真实不真实武昌刚一事变，革命党报纸如《国风日报》马上声称得到武汉电报：“黄克强亲到湖北，运动革命，起义爆发后一点钟，已占据武昌城，清帅瑞澂败走！”不管《国风日报》是否真的得到了电报，消息本身也是张大其辞。与其同时，从广东到甘肃，传的消息却是“北京陷落，宣统驾崩”。
而清政府的对付手段，可称相当拙劣，一是宣布戒严，二是干涉报馆，不准刊登任何有关武昌事变的消息。于是《国风日报》将报纸头版全部空白，只写了一行二号字：“本报从各方面得到消息甚多，因警察干涉，一律削去，阅者恕之！”这下传言更甚，纷纷说：一定是革命军大获全胜！各省都响应革命了！不然何须禁止报纸登载消息呢？如此一来政府更乱了手脚，只得朝令夕改，又允许各报登载武昌消息，但一来一往，政府威信已至堕地，谣言有了更大的空间。
谣言并不仅仅为革命党人服务。11月27日，冯国璋的清军攻占汉阳。消息传到北方，又一次引发流言遍地，有说黎元洪已经躲进大别山自杀的，也有说黄兴带着黎元洪坐上兵舰顺长江逃往上海的，一时之间，连北方的革命党人都莫衷一是。反过来，南方仍在传说着“宣统死了”、“袁世凯死了”、“禁卫军与新军交战，在京旗人大部分被杀，国库被焚抢一空”。
就这样，在纷攘不休的谣言战之中，一个旧王朝砉然倒塌，说到底，还是“既有的想法”占了上风。时光倒推到1911年5月12日，局势似乎还很平和，长沙海关税务司伟克非写信给总税务司安格联说：“有人预言秋天要发生骚乱，大家也都相信这种预言。”
关键，还在于“大家也都相信”。
最妙的是，巡抚陆钟琦有个儿子叫陆光熙，正在日本留学，颇具革命思想。陆光熙听见武昌的消息，想到自家老子是山西巡抚，又一向顽固守旧，他自家儿子在日本留学，却跟底下人讲；在学校的人都是革命党。万一太原也发生革命，估计他老人家接受不了，岂不是一害革命，二害自身？陆光熙忙急急地从日本赶回太原，想要规劝他家大人顺从潮流。
陆公子抵达太原，已是九月初七（10月28日）的夜晚，匆匆放下行李，立即便与巡抚父亲开谈判，纵论天下大势。陆巡抚心里正没好气，这小子突然自日本返国，已是让他大吃一惊，现在又来讲什么革命潮流不可逆，真是混账！当下将陆公子痛斥了一顿，说他去国后不好好读书，却去受邪说污染，有何面目回国见父兄？
话说陆钟琦上任之后，就很不放心山西的新军。他的策略跟其他省份的大吏相似，打算将省里的巡防军调进太原驻守，再招募二十一旗巡防军分驻全省，将新军打乱分调到晋南晋北，防止他们合议谋变。
这个措施还没来得及实行，武昌即已发生事变，又过了十二天，西安也树起了独立旗帜。那里是邻省，比不得湖北尚远，陆钟琦有些手忙脚乱，他平日觉得新军里八十六标标统阎锡山态度尚好，不甚激进，此刻病急乱投医，只得寻他商量。
阎锡山在整出辛亥大戏中，态度颇为暧昧。他跟景梅九等革命党人关系不错，甚至有传言说他也加入了同盟会。但同时他很能敷衍陆钟琦，与朝中几位大佬也有往来。此时西安举义，人心浮动不安，他却喜形于色，连呼：“好机会来了！”陆钟琦当然奇怪，难道这厮是在说眼下是山西起义的好机会吗？
却听阎锡山献策道：“太原新军中，只有八十五标姚维藩的第二营不稳，晋南靠近西安，也是姚的老家，莫如派遣他们去晋南防守，多给一点钱粮，姚必喜去，太原可保无事。”说得众人都称“妙”，于是由陆钟琦下令：姚维藩历充各营管带，教练有方，现所部为模范营，兹因时局不稳，派赴晋南沿河一带防守。
阎锡山这道计策，很难说是在为谁考虑。分新军驻守南北，保证太原安定，是陆钟琦的既定方略，此计固然正中下怀。然而一说到开拔，就给了新军一个“要子弹”的借口，抚台衙门说“随后补充”，姚维藩根本不答应，说“世界各国，尚未闻有队伍出征不带一颗子弹者”。僵持了两天，阎锡山又献一计，说子弹可以发一点，但子弹发下之日，即须出发。
结果初七晚十点，子弹才送出城去，要求姚部初八出发。而姚维藩子弹一到手，立即切断兵营通城内的电话线，以免泄漏消息，各营官长秘密会议，决定拂晓进攻太原。
有人担心太原城内驻有阎锡山八十六标三个营，会阻止攻城，然而姚维藩说“三营皆我旧部，决不与我战”，于是凌晨进攻太原新南门。阎锡山部三个营果然加入助战，巡防队与满城尚在睡梦中，太原一鼓而下。
陆光熙本来盘算着慢慢劝服老头子，谁知一觉未完，突然被一阵来自前院的枪声吵醒，心知不妙，赶紧到前面去找寻父亲，一出大堂，正碰上乱枪射击，当场殒命。濒死之际，陆少爷也许看清了：父亲陆钟琦与协统谭振德的尸体，已经横在抚台衙门的大堂上。
到底阎锡山是卧底还是滑头？当时便说法不一。太原一朝光复，必然震动京畿，起义军料定直隶军队立时便会进军娘子关，于是新任山西全省总司令官姚维藩立即率部前往娘子关防御。谁知半路听说省城谘议局居然推举阎锡山作山西都督，不少将士“闻而大怒”，大骂“阎本猾头，心持两端，我们不杀他，亦云幸矣，何物谘议局，乃举他为都督？是可忍，孰不可忍也”？依照一些军官的意思，回师杀回太原，夺了鸟位再说。幸得姚维藩出来劝服众人，无非是大局为重，不可自相残杀云云。辛亥年不少省的都督，都是在这种吵吵嚷嚷的不服声中加冕的。
清军大兵压境，阎锡山倒不像焦达峰那么骄横，据姚维藩自述，阎锡山也知道军心不定，就任都督后立即赶往娘子关劳军。到得关上，阎锡山对各军官说，自己任都督只是维持秩序的权宜之计，山西全省要仰仗姚总司令庇护，要倚仗各位的奋力血战，守住娘子关……
说到动情处，哗啷一声，阎都督居然当众给姚总司令跪下了！
这一下给足面子，姚部众将士当然不便再跟阎都督翻脸。
不过，阎锡山在大清朝官职就比姚维藩要高，被谘议局举为山西都督后，也算姚的上级，如此当面受辱，这口气咽得下咽不下？我不知道，只是听说，阎锡山从娘子关返回后，随即派亲信入京向袁世凯输诚，声称只要除去姚维藩，他敢保证“山西全体服从宫保”。
从后来的历史来看，阎锡山确实是能屈能伸、利用各方矛盾从中取利的高手，他反对过几乎每一个当政者，却又随时可以与他们互通款曲，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冯玉祥、蒋介石……他自己则成了山西的不倒翁，一直到中日战争爆发，太原失守，阎锡山都是“山西王”。
山西虽有内讧，清廷此时的局面更糟糕。袁世凯还未答应出山，他的北洋军精锐由冯国璋统领，正在攻打武昌，督军的荫昌驻在豫南。河南以北，十分空虚，整个直隶只有第六镇吴禄贞部驻保定，又急调关外第二十镇张绍曾部进驻滦州。
山西独立后，整个清廷的软腹部都暴露在了革命军的枪口之下。山西与清廷，此时是“麻秆打狼，两头害怕”，山西都督府赶着派姚维藩驻守娘子关，清廷也惊慌失措，派吴禄贞移兵石家庄声讨山西。秦晋二省对于清廷来说太重要了，以至于后来南北议和时，北方要求不承认山西、陕西为革命军，只算是“民变”，否则，北京就会时时处于被攻的威胁与恐惧之中。
现在所有的焦点都汇集在吴禄贞身上。这个湖北人，是会为清廷去征讨山西，还是会反戈一击，引领晋军直取北京？
箭在弦上之际，山西都督阎锡山突然在太原见到了两个人，一个姓周，一个姓何，自称是第六镇的参谋，吴统制派他们来，是要与阎都督共商大计，组成“燕晋联军”，“推翻清室，实现共和”。
有这等好事？阎锡山不敢相信，也不敢轻置可否，只打发两人去娘子关找前敌司令姚维藩商议。
商议的结果，是认为阎锡山有与吴禄贞见面的必要。双方互通电话，约定的见面地点，就在娘子关车站。
当李真冲进站长办公室时，凶手们已经不见了。只有一具无头的尸首伏在地上。凭着他对老上司的熟悉程度，李真仍然一眼认出了那是吴禄贞。
头颅不见了，胸前洞穿两个弹孔，胁下、腿部均有刀伤，腹部被拉了一个大口子，肠子都流出来了……李真再也不忍心细看，拉过一张毛毯将尸体盖住了。
一百五十里开外的娘子关，姚维藩正在与从太原赶来的景梅九等人谈论山西方面与吴禄贞商谈的计划：驱使旗兵攻打娘子关，晋兵迎于前，吴军乘其后，旗兵腹背受敌，可以一举而歼之。正谈得兴浓，突然电话铃大作，通信兵拿起话筒，顷刻报告：石家庄来电，称火车站上有枪声，旗军兵变！
这还不在大家意料之外，或许吴禄贞提前发动了？继续等消息。没多久，电话铃又响起了：紧急！吴统制被刺！吴统制被刺！旗兵已向保定方向退却！
景梅九望了望墙上的挂钟，是半夜一点多钟。不知不觉，已经是辛亥年九月十七（11月7日）的凌晨了。
这太像一出戏剧了……就在三天前，九月十四日，那位个头矮小、性格豪迈的湖北将军，还站在这间会议室，对着阎锡山、姚维藩，对着一班山西革命首领大声发表演说：
“你们可能已经看到了今天的廷寄，清廷授我为山西巡抚，要我攻打娘子关，这分明是破坏我革命联盟……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率全部驻京奉线滦州，我军驻京汉线石家庄，两军若夹攻京畿，推翻清室，指顾间事耳……可惜张敬舆（绍曾字）勇气不足，就在你们太原光复的那天，上书清廷兵谏立宪，这是大错！……我极愿与晋军携手，共同推翻清室！”
也许是看到了阎锡山脸上的怀疑态度，吴禄贞豪爽地笑了：“我是老革命党，你可能不知道……你山西军队情形与革命发动情形，我一概尽知。你不要怀疑我真的想当山西巡抚，你太小瞧我了！我是当年同唐才常起义的失败者，我曾加入兴中会，我曾在安徽组织自立军……你们可以放胆与我合作，我不会骗你！”
吴禄贞说服了所有人。于是会后成立了燕晋联军，以吴禄贞为联军大都督兼总司令，阎锡山为副都督兼副总司令，同样的副手位置留给了未曾与会的滦州张绍曾。吴禄贞补充说：我已去电张敬舆，让他取消立宪主张，那是与虎谋皮，不若定期会师，直捣北京，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张已回电同意。清廷已经不成问题，但老袁不除，我党将与之有十年战争！现在老袁还在彰德，如果由他出山，北洋新军有了领头人，局面就完全不同了，所以我们必须赶快！在老袁出来前，会师都门，竟此全功！
一番话说得在座的人都血脉贲张，高呼“拥护总司令！进攻京师，以竟全功！”
未料想，这昂扬的士气还未消弱，吴禄贞竟已被刺！
景梅九素来胆大，见满室人的懊丧表情，仍然鼓励他们说：“吴统制是在石家庄等我们晋军去会合时遇刺的，现在我们仍然应该去看一看，说不定可以说服他的部属为他报仇，共同反清！”
大家觉得有理，于是收拾心情，几个人也不带兵，立即赶往石家庄。
一百多里地，火车很快就到了。这还只是清晨。山西来人看见六镇兵散落在车站周围，神情沮丧，不少士兵还将象征反正的白布缠在臂上。
他们走进站长办公室，吴禄贞的无头尸首已经被用军毯包裹，放在椅子上。办公桌上还摆着一份电文稿，是昨夜吴禄贞吩咐拍给张绍曾的，上写“愿率燕赵八千子弟以从”。
吴禄贞的亲密部下，如那个还在痛哭流涕的参谋官何叙甫，愿意带领一部分队伍，加入晋军。还有直隶人李真，一直追随吴禄贞，凌晨他在粮台听到枪声，只身擎枪来援，却被伏兵击伤了后脚跟。他计划等伤好后，就在直隶动员一支力量为吴大人报仇。
但更多的第六镇士兵望着他们的标统吴鸿昌，等他的决定。景梅九等与吴谈了谈，发现他靠不住——事实上，吴禄贞正是因为统领第六镇未久，控制不住，才希望能够与晋军在石家庄会合，联袂北上。现在他死了，景梅九等人除了抓紧把他日前扣留下的整车清军军火运回娘子关，大概也无法做更多了。
后来传说，正是吴禄贞扣压了这批运往武昌的军火，并声言冯国璋部队在武汉烧杀劫掠，惨无人道，他身为湖北人要追究其责任，才让清廷意识到吴禄贞太危险了，这才派出了杀手。而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因为主持刺杀的周符麟是段祺瑞的老部下，因此刺吴是袁世凯的授意。但此时袁世凯尚未出山，手是否能伸得那么长，是一个疑问。
直接出面的杀手叫马蕙田，曾经是吴禄贞的卫队长，时任骑兵第三营管带。吴禄贞很信任他，当晚受邀去石家庄车站与之宴聚议事，李真曾劝吴带上手枪，吴禄贞笑着拒绝了，还嘲笑李真何时变得如此懦弱？李真跟景梅九说，吴统制枪法很精，而且武功不错，如果有所准备，不喝醉，不至于如此轻易为人所乘。“大人太相信他们了！”李真的眼泪又流了下来。
吴禄贞时方卅一岁，与张绍曾、蓝天蔚并称“士官三杰”，又因为人豪放，喜结交好汉，亦喜冶游，纳娼为妾，人将其与蔡锷并称为“南蔡北吴”。钱基博后来为他做《吴禄贞传》，忆及听友人说甲辰（1904）与吴禄贞同饮酒座，酣畅之时，吴突然大声喝道：“诸公还记得庚子夏天，安徽有大盗劫大通厘局的事吗？知道那大盗是谁吗？”举座无敢应者，“禄贞右手举酒满杯，左手自指鼻尖曰：‘不敢欺！我也！’扬杯饮，一吸而空”。当时在座的便有良弼。七年后，良弼掌管军谘府，据说马蕙田割了吴禄贞的头颅，便是上京从良弼那里领得了二万两赏银。
吴禄贞丧生在二万两赏银之下，而他的第六镇统制，也是二万两买来的。当时吴禄贞从延吉边防督办任上调回北京，补授副都统。好友李书城劝他：副都统与抚台职位相当，但无实权，最好你设法谋取湖南或山西的巡抚，一旦有机会，可以自己起事，比指望别人更有把握。吴禄贞答：外放抚台不难，只要有二万两银子贿通庆王即可。于是李书城找倾向革命的富有朋友筹集了二万两银子交给吴禄贞，吴以此为贽敬，拜在庆亲王门下。不久庆亲王告诉吴：各省巡抚都未出缺，只有保定陆军第六镇统制需人，你先去那里，有机会再调一省给你。
吴禄贞很高兴，在他想来，一镇统制手绾兵权，而且保定离北京很近，起事便易。可惜他履职之后，发现第六镇暮气沉沉，风气不开，不少将士还有烟瘾，不禁向李书城哀叹“无法整理”，他在给朝廷的奏折里也说全镇官长四百，而受军事教育、合军官资格者不足五十人，有行年六十仍充排长者，“官长如此，兵士可知，是曰新军，实为乌合”。他发现协统周符麟完全是旧式军人，无军事知识，且有烟瘾，于是奏请朝廷将其撤职。有庆王这样的老师，所请自无不准。不料到了最后，吴禄贞居然死在此人手里。
吴禄贞一死，“燕晋联军”便成泡影。革命军一举攻占北京的“最佳机会”稍纵即逝，待得袁世凯在吴禄贞被刺六天后自彰德入京，任内阁总理大臣，立即派曹锟进攻娘子关。晋军装备根本不是精锐的北洋军对手，接战即败，曹锟一直攻入山西，阎锡山弃太原而逃。
民国成立后，山西为吴禄贞开追悼会，参加者超过万人，挽联有数百幅之多，挂满全场，备极哀荣。中间也有言辞很出色的，如景梅九送的长联，就有“伯仲之间见华拿，指挥若定失彭韩”，以华盛顿、拿破仑、彭越、韩信等名将为喻，评价很高。但众人公认，最贴切、最感人的还是刘越西送的一副挽联。其实，那只用了极常见的一联成句：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吴禄贞在京师大宴时，自承大盗，抢劫官银，时人目为豪举，但为他作传的钱基博不太以为然，觉得“意气自豪，曾不稍顾以蹈于祸，可慨也夫”。庚子年劫大通厘局，何等大事？等于是自承曾有谋反的举动，而此人，日本留学归来，任练兵处军学司训练科监督，朝廷练新军方盛，正是渐膺大用的时候，吐此狂言，难道真不怕大祸临头吗？
这位不怕祸事的小个子湖北佬，名叫吴禄贞，他与张绍曾、蓝天蔚三人，留学日本，名声卓著，人称“士官三杰”。
三杰之中，吴禄贞在官场之中最为“扎眼”，但也最得某些满洲亲贵的看重。比如禁卫军统制良弼，在日本学军事即与吴同学，两人甚为交好，性格却刚好相反：吴禄贞倜傥不群，良弼则礼法自守。吴禄贞常常因为革命不革命的问题，跟良弼争得面红耳赤。
1900年，吴禄贞从日本潜回两湖，与唐才常等发动自立军起义，面对的正是送自己十八岁留日的湖广总督张之洞。起义失败后，吴禄贞带着手下一班人，无钱无粮，便索性劫了大通厘局，将劫来的几千两银子散给下属，自己又跑回日本去上课。良弼与吴禄贞相交莫逆，这个人失踪一个多月，又突然回来，绝口不提去了哪里，岂能无疑？等到四年之后吴禄贞在北京发酒狂，良弼也在座，别人不知道，他肯定明白当年之事。但是两人关系仍然很好。
吴禄贞这个人确实了得，1903年，他应黄兴之请，到长沙去发起华兴会，一同筹划起义。但又与长沙巡防军统领黄忠浩交好，黄忠浩还引见他去见湖南巡抚赵尔巽，赵尔巽与吴禄贞相见恨晚，吴禄贞几次站起来要告辞，都被赵尔巽挽留，一直谈了三四个小时。
陆军部尚书铁良，也很赏识吴禄贞的才具，但又知道他喜谈革命，担心不能为清廷所用。良弼便在中间斡旋，1906年陆军部派吴禄贞往新疆伊犁考察新军，吴禄贞在巡视途中放言高论，触怒了陕甘总督升允，奏请撤去吴的监督差使，而且以言论谋逆为由，要置吴禄贞于死地，又是良弼千方百计营救得免，又将吴荐到东三省总督徐世昌麾下当参议。
吴禄贞在东北两年多，逼得驻朝日军不敢进犯，威震延边。但他也把上司延吉督办得罪得够呛，徐世昌只好先将其调回奉天，再调回京师。然而吴禄贞之功之能，无法掩盖，陆军部授他为“镶红旗蒙古副都统”——一位矢志革命的党人，居然被授以如此尊荣的旗内官职，多少有些讽刺，但此中良弼的提携吹嘘，是少不得的。
然而副都统虽然尊荣，却没有兵权，无法完成吴禄贞的革命抱负。吴禄贞自己最想出任的，是湖南或山西的巡抚，因为他与这两处的新军会党，都有密切的联络，如能出掌方面，伺机举义便水到渠成。
后来不少人回忆说，武昌起义，倘若“士官三杰”中的吴禄贞、蓝天蔚这两个湖北人有一个在湖北，哪里还轮得到黎元洪？
为了能出任巡抚，吴禄贞不惜拜在军机领班大臣庆亲王奕劻门下，并且筹集了两万银元行贿。但晋湘两地一时无法出缺，良弼便推荐吴禄贞出任刚刚出缺的第六镇统制。
明明知道这个朋友坚持革命主张，还将靠近京畿的兵权交给他，良弼大人是疯了吗？只能说良弼对吴禄贞一直不能死心，希望他能转为清廷所用。据说，吴禄贞任第六镇统制的诏令下达之后，良弼策马直奔吴府，对吴禄贞说：“吾两人尔汝如兄弟，如携手练兵以御外侮，左提右挈，天下事大可为。尊主庇民，何必革命！”吴禄贞当面唯唯，良弼一去，吴即写信给友人称：“识时务者为俊杰，以赉臣（良弼）之英雄，而不识时务，不过不忘己之为满人尔！”
吴禄贞能与良弼保持友好，并非虚与委蛇，他心里一直也认为良弼是“英雄”，而且吴禄贞的主张，是革命而不排满，他到过新疆、陕甘、蒙古、延吉，常常以己之体悟，驳斥“种族革命”之说，他认为，强调汉族革命，会逼得蒙古族、回族与满族站在一起对抗汉族，满人久不习兵，但蒙回却“善斗轻生”，“以汉人倒满，无不胜，以汉人角蒙回满，则无不败”，最终成果是“兵连祸结，邦分崩离析”。说到这里，吴禄贞总是摇摇头说：黄克强生长南方，未能游历河朔延吉一带，他不明白这个道理。
吴禄贞任第六镇统制未久，武昌事变，山西响应独立。清廷立授吴为山西巡抚，带兵平叛。吴禄贞只身往娘子关，与山西都督阎锡山共组燕晋联军，将回攻京师。这一回，铁良、良弼再爱才，再惜友，也无法坐视吴禄贞的铁拳砸碎大清的头颅。11月7日凌晨，吴禄贞的前卫队长马蕙田被收买，刺吴于石家庄车站站长办公室。清廷躲过了辛亥年最大的一次危机。
有人说，袁世凯在刺杀吴禄贞一事中也起了作用。可是，无论如何，给凶手马蕙田的两万元赏银，是军谘府参议良弼亲手发出，将反贼吴禄贞的人头转呈朝廷，也是良弼亲手而为。
两个半月之后，良弼死于革命党人彭家珍抛出的炸弹之下。两位好朋友，泉下相逢，还会为要否革命争得面红耳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