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失守后，临大西迁昆明，分三批前往。800人从长沙搭乘火车沿粤汉铁路到广州，再从广州坐船到香港，由香港转到越南海防，再由海防从滇越铁路从越南到达昆明，耗时大约十到十四天，大部分的教授选择此种路线。朱自清、冯友兰、金岳霖等十几位教师则乘汽车从长沙经桂林、南宁，入河内，沿滇越路至昆明。另有约250名男生和教授五人（闻一多、曾昭抡、黄子坚、袁复礼、李继侗），组织一个“湘黔滇旅行团”，徒步穿越多山的贵州到达昆明，全程3300多里。
学生由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派一名师长率领，编成若干队，教员担任辅导员，携带医生护士各一人，无线电收音机一台，图书若干箱，伙夫十余人。张治中赠行军用具如水壶、干粮袋、草鞋、裹腿等数百份，猪五只，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赠猪两只。队伍于1938年2月19日启程，整个旅行团采用军事化管理，学生穿军服，背雨伞。
闻一多随大队伍步行，一来是为省钱，二是想借机了解底层人民的生活。刘兆吉回忆，当时刚满四十的闻一多“面孔很清瘦，额上又刻着几条深长的皱纹，再配上乱蓬蓬的头发，显得很苍老，大家都以为他是五十岁以上的老年人”。有人劝闻乘车，闻说：“国难期间，走几千里路算不了受罪，再者我在十五岁以前，受着古老家庭的束缚，以后在清华读书，出国留学，回国后一直在各大城市教书，过着假洋鬼子的生活，和广大的农村隔绝了。虽然是一个中国人，而对于中国社会及人民生活，知道的很少，真是醉生梦死呀！现在应该认识认识祖国了。”
旅行团最初日行五十里，以后每星期增加十里，最后达到约日行八十里。每天六点起床，一日仅早晚两餐，正午前后可打尖一次，吃些干粮，稍作休息。路上很少能遇上旅馆，闻一多大部分时间是在农舍地上铺稻草过夜，往往与鸡鸭犬豕同堂而卧。黄子坚回忆，睡觉睡在牛棚里时，牛还舔他们的脖子。
队伍行进到沅陵，下起了大雪。正在沅陵的沈从文设宴招待，并安排他们在其兄新盖的瓦房里住宿。沈请闻一多等人吃的是狗肉，闻高兴极了，直呼“好吃，好吃！”
一路上，旅行团高高兴兴唱着歌前进，行进时唱，晚上也唱。他们唱《游击队员之歌》《我们都是神枪手》，也唱聂耳的歌曲。
旅行团一路走过的地方，不少是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闻一多特别喜欢听沿途农民说红军长征的故事，他听说红军纪律严明，官兵平等，不拉夫，不抓壮丁，秋毫无犯，开仓济贫等，对红军好感渐增。
旅行团到达安顺，安顺中学的学生听说闻一多到来的消息，成群结队地前来一睹闻一多真容。清华学生刘兆吉对他们说：“你们读过闻先生的《红烛》、《死水》一类新诗吗？没有读过找来读读。”中学生们走后，闻一多严肃地对刘说：“你多话了，《红烛》《死水》那样的诗过时了，我自己也不满意，所以这几年来，没再写诗。国难期间，没有活力，没有革命气息的作品，不要介绍给青年人。”
旅行团渡过盘江，原计划在当地的哈马庄宿营。但此地为山顶，水米无着，只能临时改变计划，多行十八里到达安南县。由于临时改变计划，所以无法先行通知当地安排食宿。饥寒疲惫的学生因为食宿没有得到解决，又听说县长要请旅行团的教授们吃饭，便跑到县政府大堂，与负责人黄子坚大吵起来。闻一多看到学生们如同饥民一样要“暴动”，开口安抚，平息他们的怒火，又与曾昭抡、李继侗陪着学生们挤在县政府大堂中坐了一夜。
从长沙出发时，杨振声开玩笑说：“一多加入旅行团，应该带一具棺材走。”闻一多到昆明见到杨后，诙谐地说：“假使我这次真带了棺材，现在就可以送给你了。”
在历时68天的跋涉中，闻一多拿起了画笔，画了50多张写生画，同时还蓄下了一把胡须。到达昆明后，闻写信给妻子说，一路走来，他的身体健壮了很多，红光满面，能吃能睡，走起路来，举步如飞。
旅行团到达昆明时，清华校长梅贻琦、北大校长蒋梦麟和其他学校负责人前来迎接，几位教授夫人还献上花篮，有人用一首爱尔兰民歌的曲调现编歌词，向三千里风尘仆仆的师生祝贺。远在美国的胡适听闻此事后激动地说：“临大决迁昆明，当时有最悲壮的一件事引起我很感动与注意，师生不幸，历六十八天之久，经整整一千里之旅程。后来我把这些照片放大，散布全美。这段光荣的历史，不但联大值得纪念，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纪念。”时人赞誉这次临大西迁为“文人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