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枪杆子得天下者，当权之后第一个防范的必是枪杆子。龙云汲取当年自己参与的四镇守使赶下唐继尧的教训，废师为旅，剥夺了手下师长的军权。他尤其警惕高级军官们会势力坐大，现在滇军中的中下级军官，团长和营氏，均由他直接选定任命。
为了有一支拥有强悍战斗力的武装，龙云十分敢视军人的教育训练。1928年成立军官团，两年后又成立教导团，以训练军官。他还经常抽调各级军官到中央军事专科学校和陆军大学深造，这些人学成回滇后，都被委以重任。
到1936年，云南军队有六个步兵旅、两个直属大队、六个直属团、四个独立营和一个航空处，总共三万六千人。值得一提的是，龙云手下有飞机十多架，且多次参加军事行动，这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十分引人注目。
整顿了军务，巩固了统治后，龙云下力气最大的就是云南的财税经济。云南是一个贫困省份，在清末，全省财政年收入仅三百万两白银，入不敷出，就由其他省份补助，例如四川每年补助三十万两，湖南每年补助五十万两。民国建立后由于首任都督蔡锷的励精图治和早期唐继尧的治理，情况有所好转。但护国战争一发动，基础薄弱的云南立即困窘；唐继尧后来拼命扩张，频繁用兵，让云南雪上加霜；唐继尧倒台后又是三年的混战。云南连续十多年工商萧条，经济衰退，财政混乱，土匪蜂起，民不聊生。到龙云掌管云南的1927年，财政年收人滇币五百七十九万元，年支出却达到一千八百九十八万元，支出是收入的三倍多！
在此情况下，龙云当政后向蒋介石上书，表示财政上“力图自给，减轻中央补助，为国分忧”。这就是要求财政独立的意思。云南本就偏安一隅、并不反蒋，
如今又说可不求中央补助，蒋介石正好顺水推舟，允许云南自行开辟财源，对其财税经济，不加干预。
龙云首先整顿税收。云南税收一贯把持在军人手中，弊端重重。1929年底，他下令由卢汉兼任财政厅长，大刀阔斧朝军人既得利益开刀。卢汉一上任，立即大量更换干部，将烟酒、厘金等税一律改为招商投标，报价最高者中标，由中标人包办，有违者军法从事。吃惯了税务肥肉的军人慑于卢汉威严，无奈交出税权。卢汉执行新税政十分严厉，有次其妻弟中标却未按时缴纳保证金，卢汉亲笔批条，取消了妻弟的中标权。
仅仅数月，税收大增。面对日益丰盈的金库，卢汉建议为公务人员加薪一倍半，获得通过，于是皆大欢喜，云南统治集团的向心力、凝聚力增强。
1930年，卢汉率军开入广西，龙云任命陆崇仁为财政厅长。陆崇仁自此掌管云南财政十四年之久，被称为“理财高手”。他取消了名目繁多的税种,仅明令废除的就有六十四种，只保留了盐税、烟酒税、特种消费税、田赋、屠宰税、印花税、契税、特种营业税八种，税务秩序更加稳定。
金融状况也在好转。1932年，改组后的新富滇银行成立，收回销毁旧滇币五千二百七十万元，“同一货币制度，建立稳固的银储备，以使纸币获得民众的最大信任”，“云南的金融基础得以稳定。”
云南虽贫，却有一项独特“优势”：出产上等烟土。龙云尽管有禁毒想法，也不愿一上台正需要钱的时候，就来个禁烟禁毒自绝财源，于是他沿用“寓禁于征”的一贯政策，其实就是鼓励种鸦片，交钱给政府就可合法种鸦片。到1935年，云南鸦片种植面积统计为九十万亩，实则达到二百万亩，大量良田都开着鲜艳的罂粟花。仅这一年，云南输出鸦片总值二千万元国币。
龙云统治期间，对云南开展了大规模的田亩清帐，以开辟田赋。清帐前，云南田亩计算为九百万亩；清帐后，一跃达到二千八百多万亩。耕地税收入大量增加。
这一时期，云南的工矿实业也取得进步。个旧的锡矿资源十分有名，但过去炼锡技术水平低下，云锡运往香港卖给广商后再回炉提炼，故云南的锡矿生意吃亏很大。1929年开始，云锡开始精炼；1931年，开始直接销往伦敦市场;到1935年，云锡出口货值一千八百六十三万元。
龙云这样一番改革、整顿、治理，云南财政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1933年对外贸易开始出超，1935年，云南进口货值国币九百万元，出口货值二千零二十万元，这已是一个富裕地区的水平了；1936年，云南财政年收入总额二千八百万元，年支出二千三百万元，节余新滇币五百万元，财政相当宽裕。今天受到国家重点扶持的西部省份云南，也曾有过这样一个辉煌的时期。当然，云南经济发展的成果首先是由统治阶层和宫商享用的。在财税一路增长的同时，文武官员待遇大涨，但官吏营私舞弊、中饱私囊之事层出不穷。省会城市也掀起奢靡之风：1935年，人口仅十七万的昆明有绸缎业四十七家，中西百货业五十九家，糕饼业四十五家，酒席业二十九家，火腿白油业五十九家，肉案业一百家，钟表业十九家，西药化妆品业十八家，古董业四十四家，屏联业十七家。
相比之下，底层民众依然生活闲苦。农村因大量种植鸦片，使粮食缺乏，从越南进口的稻米农民往往无力购买，时常挣扎在饥饿线上；农民最主要的衣料来源棉纱、布匹等，因过境税和特种消费税的征收，价格昂贵，许多地区的农民鸠衣百结，世代相传。
工人的生活同样苦难深宽。在个旧的锡矿，最盛时有工人十四五万，“彼辈之生活及待遇，视牛马为弗如”。这些工人在黑暗的矿道中，负重五六十斤爬行，每日工作十小时以上，“满身黄泥，气喘疲困无人色”。他们的工资是每月五六元，“数十人住一房，异常狭隘污秽，工作之余，即被关闭于房内，恐其逃走。”这样的条件下，矿工的年死亡率达百分之五！
底层的辛劳造就了云南史上这一相对富裕发展的时期。龙云时代，云南的进步让全国刮目相看，甚至让民国最高领导人大感意外。
1935年5月10日，蒋介石夫妇来云南考察。宋美龄在考察后写道：“昆明的街道十分干净整洁，建筑物都是同一色彩，和我们在其他地方见到的那些杂乱的建筑物比，使人更舒服。”她还赞叹：“昆明街头的行人已分左右两边行走，并以最有秩序的方法往返。”
蒋介石也对龙云治滇成绩大加赞赏。他还说，云南“矿产丰富”，“气候条件良好”，“如果我们建设工业，应从云南入手。”
蒋介石还敏锐地注意到：“云南政府全体成员的闭结一致，是四川无法比的。”这让他称赞，又让他不安。
在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的云南，龙云精心经哲着他的小朝廷。这个边疆省份在他的治理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也增强了他的自信和自大。在他昆明五华山省政府的会客厅内，四面墙壁和椅披、椅靠，以及圈椅上的台帕都是用红缎子和黄缎子绣龙，象征他是龙王。省政府的出入证，按级别高低分为红、黄、蓝三色。戴红证的来府，哨兵大叫：“报告卫队长，将官入府！”这呼喊由大门到主席室，一路喊过去，大门口的卫兵司令，立即带兵出来整队敬礼,号兵吹响敬礼号。出来也如此。这些都表明，龙云把自己真正当成了“云南王”。
因为军力强大，兼治哲有绩；加上地处天高皇帝远的边疆，蒋介石忙于剿共,龙云的小朝廷一贯十分稳固。他名义上是民国的一个省主席,悬挂民国旗帜，奉蒋介石为元首，其实就是一个独立王国的国王。
云南这个独立王国也有受到威胁的时候。1934年10月，红军向西长征，12月，蒋介石命龙云兼任“讨逆军”第十路总指挥，希望他出力卖命。
龙云十分清楚，这是个紧要时刻：一则与红军作战会削弱实力，二则借追剿红军之机，中央军人滇，蒋介石很可能趁此吃掉非嫡系的云南。于是他连连召开会议，最后制定了堵红军于省外的对策，让蒋介石没有派兵进云南的机会。然而1935年元月底和1936年2月，长征红军两过云南。龙云严令边境县县长御红军于省外，并处决数名做战不力的县长，这正好也可做忠于蒋介石的一个表态。对红军过境，龙云不愿与之战斗消耗，明令“追击”，实则“送行”，红军一出省界，他就长吁一口气。对中央军嫡系入滇，他不好硬拒，但坚决不允中央军进驻省府昆明。
这一次，龙云的小朝廷有惊无险。他化解了国共两边的威胁，没有像贵州的王家烈一样，中央军进入贵州才个把月，就夺去了他的职权，置贵州于蒋介石的举控之下，王家烈只好自请出国“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