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人把欧洲以东的地区称为“东”。离欧洲近的，叫“近东”；不远不近的，叫“中东”；很远的，叫“远东”。东亚、东南亚这一带，就是远东。
在远东，有这样一个地方：它正好居于东亚大陆东海岸线的正中，它的背后是一条横贯几乎整个中华大地的长江，它的周边是肥沃富饶的长江三角洲，依托地是鱼米之乡的长江中下游平原——上天几乎把最优越的条件集中给了这里。
这个地方就是上海，民国时期发展为“远东之都”的东方巨城。
6000多年前，上海西部已经成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江南置会稽郡，上海属会稽郡的海盐县；隋唐之际，小渔村上海隶属苏州府华亭县；宋绍熙三年（1192年），上海设镇，以今十六铺一带的小河“上海浦”为镇名，“上海”这个正式地名出现了；再100年后，元朝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上海置县，上海县隶属江浙行省的松江府。
拥有得天独厚条件的上海逐渐发展着。唐以前，今上海地区不过千把居民；宋设上海镇时，人口达到10万；到元代，上海县境内已有市镇37座，全县72502户，人口30余万；明洪武年间，全县人口52万，相当于今天一个中等县了。
我们有个印象，就是鸦片战争后清王朝被迫开放上海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时，上海还是个“小渔村”。这个印象并不准确，1842年，上海城区人口23万，已是全国第12大城市。
对于一个封闭的封建帝国版图而言，上海不过是个沿海的“边远”地区，封建王朝并不对它格外重视，甚至是“海禁”的防范重点。但把全球看成一盘棋的西方人却对这个地方惊叹、垂涎不已，早在175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毕谷就向英政府建议，要占领上海；1832年，东印度公司职员林赛和传教士郭士腊来到上海，发现7天内竟有400艘商船停泊上海，他们回国后立即大力宣扬上海是仅次于广州的最佳通商口岸。
1842年，鸦片战争失败的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中英南京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
这场划时代的战争后，中国由古代进入了近代，上海也被强行纳入了西方强国的殖民体系，由一个普通的沿海城市成为中国契入世界经济文化最领先、最充分的地方。
西方人深知这片土地的非凡潜力，给予它以格外的青睐。1845年11月，在洋泾浜以北、李家场以南，产生了第一块外国人居留地。1845年，英租界开始设立；1848年，美租界开始设立（英美租界1893年合并为公共租界）；1849年，法租界开始设立。到1899年，公共租界已扩张到33500亩，基本相当于今天清华大学占地面积的6倍；1914年，法租界也扩张到15150亩，相当于3个多今天的北京大学。
背靠整个中国，面向浩瀚大洋，沐浴欧风美雨，上海迅速发挥出巨大能量。1880年，上海人口突破百万，不久超过北京，成为中国第一大城市；民国四年，即1915年，上海人口突破200万，成为中国第一座人口突破200万的特大城市；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的1927年，上海人口264万；进入20世纪30年代，1930年，上海人口达到314万；到民国终结的1949年，上海人口为540多万，而当时中国的第二大城市、北方第一大港天津才190万人。
这座庞然大城，是帝国主义从经济、文化上对中国进行侵略和渗透的桥头堡。在民国时代旧中国普遍闭塞、萧条、落后的背景下，繁华、先进的上海至今还是内地一些地方、甚至包括台湾人神往的神话。1933年，上海工业资本占全国工业总资本的40%，工人数占全国工人数的43%，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产值的50%。1936年，上海贸易总值占全国的75.2%！而且，上海的电影制片、图书出版、报刊发行、游艺娱乐等产业都占中国首位。
上海，是民国时代中国的工商金融中心、文化教育基地、海陆交通枢纽、社交消费聚点，也是远东经济贸易第一城。今天名声赫赫的东京、香港、首尔、新加坡、台北，那时都远远不能望上海项背。今天的“东方之珠”香港，在40年代和上海比，据说就象拿今天的银川和上海比！
这样一段繁华旧梦，留在一代人的记忆里，以致上世纪90年代开发浦东时，有人建议提一个“重振30年代上海雄风”的口号；这个建议当然被否定，但也足以看出民国时上海称雄远东的显赫。
旧上海经济发达，文化丰繁，洋气十足。除了这些，如果要问相比其他地区，还有什么突出特点，那就是：治安混乱。
清末以来，封建社会衰落，西方列强入侵，传统中国转轨。由于人口增长、耕地和生产率却未相应增加和西方工商业渗入、手工业者大批破产等原因，大量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奔往大都市上海谋活，中国各地乃至外国经商者也络绎来到上海寻找机会，这座城市在短时间内迅速膨胀起来，无法消化这么多的人口，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个“游民阶层”。
所谓“游民阶层”，就是身处城市，却一无资金，二无技能，三无社会关系，无法在城市安身立命、只能漂泊着等待渺茫机遇的人群。这个人民的数量极为庞大，1930年到1936年间，长住上海的失业人口在60万到70万之间。
游民阶层一无长物，在温饱线甚至死亡线上挣扎，又天天受到这繁华之都纸醉金迷生活的强烈诱惑和刺激，十分容易产生仇恨和叛逆心理。不管是经济状况，还是环境和心理因素，都非常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旧上海让人闻之色变的黑社会组织，就是以这个游民阶层为土壤产生壮大的。
旧上海的治安高度混乱，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市政不统一，无法对城市进行有效管理。
上海被华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划分为三部分。这三块区域互不隶属，在60平方公里的市区内，有三个政府、三套立法机构、三种司法和警察队伍！大家都不能过界执法，比如你在华界抢了东西，被警察追得就要抓住，只要这时你跑到了界街，一头扎进租界，哪怕警察跨一步就能抓住你衣服，他也得乖乖束手停步，调头回他的警署，再由警署出面和租界警方联系，商谈合作抓捕。
说旧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有两重意思，一是说从事商业贸易，这里有的是机遇，只要你能耐够大；二是说从事刑事犯罪活动，这里同样是宽松的天堂。盗匪丛生，又整治不力，于是，在繁华鲜亮的背后，盗窃、抢劫、诈骗、贩毒等犯罪活动一刻不停地在上海滩发生着。
在各种犯罪活动中，成本最小、收益最大、风险较低又危害最剧的，就是曾经风行上海的绑票。
所谓绑票，就是以富裕人士为目标，以暴力或诱骗手段将其绑架囚禁，再以其生命安全为要挟，向其亲属或相关者勒索钱财的犯罪活动。在上海，被绑架的人叫“肉票”，绑架后与其亲属谈赎人条件叫“讲斤头”，谈判不成等情况下杀死被绑架者，就叫“撕票”。
上海到底有多少绑匪从事这项犯罪，当然没有确切数字，有记载的是，1909年到1928年，公共租界警方就逮捕绑匪1598人，这里面还缺了1922、1923和1927三个年份的数据！
绑架必须团伙作案，这就逐渐形成了一些专精此道的团伙。这些团伙又多以同乡地缘为纽带，最著名的有嵊县帮、浦东帮、绍兴帮、苏北帮和湖北帮。
绑票团伙组织严密，实行单线联系；帮众不管有无任务，每月都有工资；内部事务严禁打听，纪律严格；首领有合法甚至体面身份掩护，行踪诡秘。他们的等级一般是：老板、经理、协理、成员，基本组织单位是“小组”。
这些“帮”里都有自己的头目。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嵊县帮头目袁仲杼最为活跃，他到处作案，危害四方，人称“真魔王”；到了40年代日伪占据上海的时候，嵊县帮的骆文庆成为这行的大佬，连干8年而从不失手，他行动严密，心狠手辣，不达目的立即撕票。
仅靠民间犯罪团伙，即使其能量再大，也不能在上海滩翻江倒海。他们的背后，是令人如雷贯耳的青红帮的纵容包庇，同时，这些团伙又和军警及更高层次的官方有千丝万缕联系。绑票魔爪的背后，是一张繁密复杂的利益关系网络。
到底有多少人被绑架勒索过，这同样是个无法统计的数字，仅1928年到1930年间，上海被绑票者数以千计，单是《申报》、《大晚报》、《文汇报》等上海滩几大报的报道，就有每月不少于30起，平均每天一起，有时一天几起！
绑票的对象一般是富商巨室、下野官员和隐居的豪门。目前我们知道的被绑架过的有影响的名人，有这样一些：荣氏集团董事长荣德生，中国化学工业社总经理方液仙，中法银行公司总经理魏荣廷，绸业银行董事长卢允之，中国国货银行总经理朱成璋，棉铁集团光裕公司总经理严裕棠，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钻石大王”范回春,“五金大王”唐宝昌，北洋皖系前师长温宗尧，前清苏常太地区钱粮征稽官尹启忱，广东某前省长之8岁幼子……
这里我们重点来看看荣德生、张元济和方液仙被绑票的经过，这三起震惊上海乃至全国的绑票案手段不一，过程各异，结局不同，基本就覆盖了上海滩形形色色的绑票犯罪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