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待原配与兄弟反目:鲁迅家事 第三节

1912年5月,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同为绍兴人的蔡元培邀请鲁迅到教育部工作。那时临时政府的大总统由孙中山换了袁世凯,首都已从南京迁到北京。鲁迅到北京开始了十四年之久的生活。

在北京的前七年多,鲁迅独居;朱安则在绍兴家乡,尽心伺候着周老太太鲁瑞。双方的婚姻家庭生活一片荒凉。

1919年11月,鲁迅的经济条件已比较宽裕,他买下了北京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十一号的一个院子,花费三千五百元。北洋政府时代是公务员工资最高的时代之一,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佥事兼第一科科长周树人同志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事宜,在1913到1922年,他的年薪收入在二千五百元到三千九百元之间。

三进院落的八道湾胡同十一号使鲁迅在绍兴的家全搬到了北京。鲁迅自己住阴暗潮湿的中院,母亲和朱安住前院,大弟周作人和弟妹羽太信子、以及二弟周建人住后院。

全家团聚,而且鲁迅在那时正逐渐声望鹊起,但他却没有好心情:因为朱安也来了。

以前鲁迅和朱安避开,虽有夫妻之名却无夫妻之实,倒也给了彼此安静。如今到了一个屋檐下,矛盾再也无法避免。

朱安婚后十三年,不但没有和鲁迅过上基本的夫妻生活,甚至几乎没得到鲁迅一个笑脸。她除了日日伺候婆婆鲁瑞,不知道该怎么对待自己这桩可怜的婚姻,她觉得丈夫和自己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到1919年,鲁迅终于让她搬来北京,她的心里顿时燃起了希望,到首都和\"当京官\"的丈夫团聚,这让她在娘家和当地也恢复了脸面。

然而漫长的十三年一点也没有改变鲁迅对她的冷漠态度。鲁迅无比悲凉地知道,这个因母亲的原因而凭空插进自己生活的女人,毁掉了自己向往的生活和终身幸福;尽管自己全副的现代思想主张,也只能无奈地接受这个现实。看见朱安,就像看见了自己不幸的根源。

在八道湾的日子,对朱安不啻是恶梦。朱安擅长烹饪,能做一手可口地道的绍兴菜,但她做的菜鲁迅往往不吃,只因母亲在一桌才勉强吃几口;朱安为鲁迅做的衣裤,鲁迅连试都不试就扔在一边,朱安后来不敢交到他手上,只把缝好的棉裤放在鲁迅床上,希望他不经意穿上,不料鲁迅看到后把它扔到了院子里;甚至朱安到鲁迅房中为他铺好被子,他也找茬大发脾气,把被子抖落在地,还要把床拆掉……

朱安天性温和驯良,这么多年也已习惯鲁迅对她的态度。在鲁迅面前她又有深深的自卑,看着鲁迅和当时的文化名人和青年学生来往、交谈,也的确感到这个男人跟自己熟悉的人和生活完全不一样。她除了感叹自己的命不好,对鲁迅并没有怨恨,维持着家庭表面的平静。

但她堂堂正正嫁给了鲁迅,是正宗的鲁迅夫人,她任劳任怨伺候婆婆,就是实心把自己当作了周家人。因此,她也会在外人面前摆出家庭主妇的身份,比如一些学生来拜访鲁迅在客厅交谈时,她就会微笑着捧上水果点心,然后在学生们\"师母\"的呼唤中得到满心甜蜜,尽管她知道鲁迅非常厌烦她的出现。

朱安最大的梦想,就是丈夫鲁迅能接受她,和鲁迅成为正常的夫妇。她想接近鲁迅,可又不知该怎样接近。鲁迅心情好时,也和她闲聊。有次鲁迅说到某种食品,说十分好吃;受宠若惊的朱安赶紧接口说,是的是的,我也吃过,真是非常好吃!不料鲁迅的脸立即沉下来:因为这种食品是他在日本吃的,中国没有。她的凑趣,反而更添鲁迅的恶感。

鲁瑞见鲁迅婚后这么多年都没有孩子,她又很想看到鲁迅的孩子在她面前跑来跑去,不免抱怨给朱安听。朱安委屈地说:\"大先生根本不靠近我,怎么能有孩子出来?\"

早在1914年,朱安知道自己无望生下鲁迅骨肉,怕耽误了周家\"香火\",就叫自己的弟弟写信给鲁迅,建议鲁迅纳妾。对这一主张,鲁迅接信甚是恼火,在日记里斥之为\"颇谬\",也就是挺荒诞。对朱安来说,这本是\"顾大局\"的\"贤惠\",可跟鲁迅的思想观念判若云壤。两人的距离,终身无法拉近。

不过鲁迅对朱安虽然冷淡,却绝不毒辣。鲁迅始终不断给朱安家寄钱;朱安生病时,鲁迅立即将她送往医院,搀扶着她上下黄包车,看见这一幕的外国医生也很感动。

1923年夏,鲁迅家事中最重大的一件事发生了,这就是后文要说的周氏兄弟失和反目--从此周树人和周作人基本断绝一切来往。

鲁迅决定搬出他买来的家院,他问朱安:你是留下还是回娘家?这个选择对朱安太残酷:周作人已和大哥成仇,凭啥留下大嫂?而回娘家,在那时代只意味着被丈夫抛弃,对女人是一件极无颜面的事。

于是朱安恳求跟着鲁迅搬家,说你总是需要人伺候的。鲁迅也考虑到她的处境,虽不情愿,也就答应了。

1923年8月2日,朱安跟着鲁迅搬进砖塔胡同。此后的生活更加尴尬,因为以前二人间还有个老太太,现在鲁瑞只偶尔从八道湾胡同来走走,只剩下二人四目相对,空气更加紧张。为了减少见面,他们安排了两只箱子,一个放要洗的衣服,一个是放已洗干净的衣服。鲁迅把要洗的衣服放进一个箱子给朱安去洗,再在另一个箱子里拿朱安洗过的衣服。

朱安的一切努力都告无效。最后使她对和鲁迅的婚姻彻底绝望的,是许广平的出现。

和后世对鲁迅原配夫人朱安在一段时间内讳谈不同,鲁迅和许广平的师生恋是做为佳话流传的。许广平不算很漂亮,但极有才华和个性;尤其是,许广平是为逃避包办婚姻而来北京读书的,她也是旧式婚姻的受害者,在情感上和鲁迅深有共鸣。

许广平出现在鲁迅生活里,对朱安是又一场灾难。本来,鲁迅虽对她冷淡,但在外面从来没有别的女人,这一点虽然让朱安觉得奇怪,但也很欣慰、满足;而许广平的出现使她的生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家庭主妇的名份也保不住了,名义上的丈夫也要被人夺走。

1925年夏,鲁迅和许广平的关系开始明朗,朱安再也支撑不住,病重住院。鲁迅把她送进医院,也与医生讨论她的病情,但很少在病床前逗留。他的心里已全被许广平占满,他说:\"原来我也是能爱的。\"

在理智上,鲁迅何尝不知道朱安同样是牺牲品,她是个善良温顺的平凡女子,嫁给自己也是命运的安排;他原本已准备自己的幸福因朱安而葬送,此生不做别想。在《随感录四十》中,鲁迅说:\"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帐。\"

现在有了许广平,鲁迅忽然发现自己的生活还有转机,特别是--他心里对爱的渴望并没有熄灭,朱安让自己心如枯井,对现实生活不抱任何幻想,但许广平却让他觉得心里生机萌发。所以他说:\"原来我也是能爱的。\"

鲁迅极其深沉,然而这样的切身情感经历,在鲁迅的创作里还是得到了隐晦的体现。

鲁迅有一篇短篇小说《伤逝》,这是他唯一一篇爱情题材的小说。作品讲述了一对男女相爱并克服困难同居,后又因生活压力而不得不分开的故事。人们往往把它的主题解读为\"爱必须有所附丽,否则是经受不起现实生活的消磨的\",然而今苏州大学副教授、我在安庆读书时的班主任汪卫东博士却发现这个文本是分裂的:小说的男主人公涓生在开篇以强烈的忏悔者面目出现,接着却就开始为自己辩解,而且越到后来越辩解得振振有词。他认为,涓生就有鲁迅的影子,他的一腔忏悔就是鲁迅发向原配朱安的;涓生的辩解其实也就是鲁迅的自辩,他也是这场悲剧婚姻的牺牲品。

1926年8月26日,鲁迅离京去了厦门大学;1927年10月,他和许广平在上海同居;1929年5月,鲁迅回北京(已改名北平)探母,告诉母亲和朋友,许广平已有身孕。

朱安的\"鲁迅夫人\"生涯事实上已彻底终结。知道这一切时,她孤苦无助地说:\"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没有用。看来这一辈子我只有服侍娘娘(指鲁瑞)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天,从大先生一贯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

因为朱安的温良和许广平的大度,朱安和许广平的相处十分融洽,许广平尊称她为师母。只是朱安一些和许广平不可避免的观念和处事方式冲突,在一些具体的事上略有不快。比如周海婴出世,朱安也跟着高兴;而在周海婴生病的时候,朱安很焦急,说要把孩子带到自己身边来养,许广平就不太高兴:这不是说朱安是大太太,她是二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