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让他\"青史留名\"的另一件事，却就没有这样让他在九泉之下心安，甚至会让他死不瞑目。
这件事就是今天学生熟知的：在新文化运动中，林纾\"反对白话文\"，\"螳臂当车\"，\"成了站到时代潮流对立面上的小丑\"。
1915年，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标志。以后没有哪个杂志再能有这样的荣耀--一份杂志开启了一个时代。
这里先要厘清一个概念：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其实有两个，一个是1919年5月4日发生的五四爱国政治运动，通常说的五四运动就是指这个；一个就是始于《青年杂志》（后更名《新青年》）创刊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简称就是新文化运动。这场划时代的文化运动真正消歇于民国哪一年，学术界至今还没有明确。
民国成立以后，政治制度由封建变为共和，大大前进了一步，但政治变革不等于能立即带来思想变革，人们的思想状况并没有随辛亥革命得到强有力的改变，民国\"国民\"的脑子里基本还是传统封建社会\"老百姓\"的思想意识，再加上北洋军阀政府为巩固统治，不但不愿在刷新民众思想上尽政府之责，反而予以禁锢、误导，公开号召\"尊孔读经\"，倡导思想上复古。
1918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胡适博士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归国杂感》，结论是：\"七年没见面的中国还是七年前的老相！\"\"我以为这二十年来中国并不是完全没有进步，不过惰性太大，向前三步又退回两步，所以到如今还是这个样子。\"
在近代中国和现代中国交界之际，新文化运动承担了扬弃旧文化、注入新文化的历史使命，它猛烈批判奴化人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宣扬新文化、新道德、新意识，概括起来就是陈独秀提出的那个著名的口号：\"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也就是民主与科学。
那个自1915年开始的文化上的狂飙突进时代，可以称为\"思想文化上的辛亥革命\"。
新文化运动的重点是文学革命。一方面文学是国人思想情趣、道德精神的集中体现，变革文学就是抓住了变革文化的枢纽；另一方面中国是个文学古国，自古文运关系国运，文学不仅只是个艺术品类，而是民族精神所在，它承担了艺术之外的沉重职责。晚清时国家积贫积弱，无数仁人志士探求原因，梁启超就把这怪罪于文学，他写诗痛陈：\"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文学革命晚清就在酝酿。
语言是文学的工具，语言也决定着一个民族的思维，流传千年的文言文正是传统思想文化的载体。文学革命的核心就是语言变革，即由文言文变为白话文。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更为激进的《文学革命论》，高扬文学革命的大旗；1918年开始，《新青年》全部采用白话。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新文化运动的闯将发表大量言论，以极其激烈的态度和言辞把文言文的危害说得触目惊心，他们从不同角度，精心论证和大声疾呼废除文言倡导白话是文化上的当务之急。
新文化闯将的对立面，也就是旧文化人物对此是怎样回应的呢？很意外，我们想象中的守旧派\"痛心疾首\"、\"如丧考妣\"的蜂窝被捅状况并没出现，这一半可能因为那时帝制既往，民国建立，尚新、求变、批判传统是文化界主流思潮，新文化的反对派们心虚气短，不敢吭气；一半可能也是他们对文言文的生命力有足够信心，不屑于跟这几个喝过几年洋墨水就忘了自己是谁的后生对阵。
民国文化界有个铁杆守旧的名人辜鸿铭。此公出生于马来亚，留学于德国，曾在北洋军界供职，妻子是日本人，因此有\"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的奇异经历。他精通九种外语，所以尽管思想上顽固不化到宣扬多妻制比一夫一妻制好的程度，还是被采取\"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办学方针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请到北大任教授。
他跟军政界的张勋一样被称为\"怪物\"，而且也同样一直拒不剪辩，拖着辫子大摇大摆，出入\"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北京大学。以废除文言为核心的\"文学革命论\"一抛出，新文化阵营希望他暴跳如雷、奋起反驳，好在争论中扩大新派观点的影响。不料这个老怪物一点不像想象中的那样，他始终懒得撰文表态，只在课堂上随口挖苦白话文语法不通，说：什么\"妓女改良\"？要把良改掉？要改良为娼啊！
因此，当时尽管新派人物不遗余力\"妖魔化\"文言文，却并未激起多大反响，只有几位新文化闯将在自说自话、对空挥拳，\"废文言倡白话\"这一文化史上的重要观点在社会上几乎没有影响。
沉寂冷清让新派人物大大着急，他们想出了一个十分超前的创意：由钱玄同和刘半农演一出双簧，一个写反对白话文的文章，另一个写驳斥的文章，在报上展开论战，以吸引社会注意。
可见，今天盛行于媒体的\"炒作\"，八十多年前新派人物们就已经想到并成功使用了。
1918年2月初的某天，陈独秀、刘半农和钱玄同在北大红楼北边的林德居饭庄\"密谋\"到深夜。一个月后，这场究竟是要文言还是要白话的\"论战\"在《新青年》上轰轰烈烈打响。
钱玄同以\"王敬轩\"的化名和捍卫旧文化者的身份，登出一篇集中了反对白话文观点的文言文章，名为《文学革命之反响》。文章三千四百多字，语言酸腐冲天，连标点符号都不加。同期又刊出刘半农的文章，名为《复王敬轩书》，站在新文化立场，对此文逐段批驳，对文化守旧派大肆嘲讽。
这一策略经过了周密的策划，除了两文都把观点推向极端、形成激烈交锋外，还用了一个比较\"损\"的招数：刘半农的文章里特意举林纾为例，说古文其实是不通之文，称其为\"桐城谬种\"，并从林译小说里挑出许多毛病\"亮相\"。
这样做的目的很明确：集中火力以林纾为活靶子，逗引林纾上阵反驳，改变新派观点抛出后如泥牛入海、毫无反响的尴尬局面。
他们之所以选中林纾来充当这个倒霉的角色，就是因为林纾名头特大。除了其翻译小说在普通读者中风行，更重要的是，他是出色的古文家，1918年之前，已出版《畏庐文集》、《左孟庄骚精华录》、《韩柳文研究法》、《畏庐续集》、《春觉斋》、《左传撷华》、《论文讲义》、《文法讲义》、《文章流别》、《文学史》等大量诗文和学术著作。在当时的文化界，不论是创作还是研究，林纾都可谓是头号古文大师--树一个文言文上最牛的人为靶子来攻击，最能扩大\"废文言倡白话\"的影响。
林纾被新文化阵营选为\"头号敌人\"，还在于其他老派人物对新文化的咄咄逼人装聋作哑之时，他已有些回应，对\"废文言\"颇有微词。他又是最可能站出来代表旧阵营上阵的人。
林纾的厄运来了。他果然按捺不住，参与了这场让他在文化史上身败名裂的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