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叔齐对于现在的青年人来说，已经相当陌生了，即使是学文史的大学生也未必全知道他们的来历。记得在“文革”后期，一位乡间读过私塾的老先生，曾拿着这两个名字来考我，本以为我肯定不知道，不料我却答上了，可是周围的伙伴包括那些从上海北京来的“知识青年”，却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中国人的时间似乎在20世纪过得特别快，变化也特别大，倒退回去100年，伯夷、叔齐的名字至少读书人都是耳熟能详的，他们堪称古代士大夫心目中圣洁的偶像，连“亚圣”孟子都称他们二位为“圣之清者”，历代赞誉他们的诗文以及画卷层见叠出，收集起来大概可以装上几马车。清代著名学者管同（异之）甚至别出心裁地将夷齐饿死的首阳山称为“饿乡”，心许为理想的圣境。中共早期领袖瞿秋白访问革命后的苏俄，写了著名的《饿乡纪程》，虽然将心目中的饿乡从首阳山转移到了俄罗斯人那里，但说明在他心目中还有夷齐的影子。
孔夫子也是圣，甚至也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丧气话，似乎要步伯夷、叔齐的后尘了，然而终于还是舍不得父母之乡，吃着鲁侯的饭，老死在阙里。所以他只能算是“圣之时者”，比不得夷齐之“清”。伯夷、叔齐两位公子哥，放着好端端的孤竹国的国君不做，却为了某种虚玄的理想，苦苦劝阻周武王伐纣，据说他们认为殷纣固然暴虐，但周武王伐纣却不过是以暴易暴，以乱易乱，不合乎神农氏古德。（《册府元龟》卷805）最后跑到首阳山用自家的肚子实践“不食周粟”，日日填薇菜果腹，后来据说又为了某妇人的一句闲话，连薇菜也不肯吃了，终于饿死在山上。伯夷、叔齐的故事正好发生在中国历史由含混到清晰转化的时代，与同时代周文王与姜子牙的故事一样，也许带有很多的虚构性质，有多少真实可信的成分很难说得清。但是，这个故事在士大夫嘴里被传诵了几千年（老百姓似乎并不太在意这两位），自有某种道理在。
古代的读书人，能逃出“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归宿的并不多，求学之初就成心想离仕途远远的人就更是凤毛麟角，像白乌鸦那样的稀罕。但是很多人，尤其是那些比较有才华的人，却又非常向往那种不食君禄、远遁山林的境界，甚至幻想着也许有那么一天可以跟权倾天下的君王叫叫劲，不吃他的饭也不听他的招呼。所以，士大夫在上朝伴驾之余，往往会想起伯夷、叔齐的故事。伯夷、叔齐与历代的隐士有着本质的区别，隐士们或者顾虑于仕途的险恶，以求自保，如秋风起思江南鲈鱼脍者；或者为待价而沽，如南阳草堂高卧者；或者干脆是以隐求进，如“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家”者。而伯夷、叔齐跟他们都不一样，他们的行为如果是真有其事的话，更多的是代表了先秦士人的一种执拗和傻气。我们在摔琴的伯牙，抱柱的尾生甚至还有那个毁容吞炭的豫让身上，都能看到类似的傻气和执拗——虽然发傻的形式不太一样。傻气和执拗的背后，是士之为士的尊严。
秦汉以降，乐意维持自己的一点尊严，对君主持不合作态度的人自然还有，但如伯夷、叔齐般的傻气和执拗却消淡了。名气很大的严光（子陵）不过是个高明的隐者，因为他明白在武夫和豪强当道的刘秀的王朝中，不会有他更好的位置，呆在皇帝身边只会让这个昔日的好友多添些尴尬，也令自己多几分没趣，所以识趣地溜到了富春江去钓鱼。魏晋名士中，只有既喜欢打铁又能弹《广陵散》的嵇康还算有几分傻气。阮步兵只敢借酒躲过司马氏的攀亲，因为他遇穷途知道“恸哭而返”。刘伶边走边喝，沉醉终日，后面跟着个童子抗着铁锨，说“死即埋我”，然而到底没有被埋掉。五柳先生不为五斗米折腰，县衙后面官地里种的糜子没等进酒坊酿出酒来就挂冠而去，但是如果有五十、五百甚至五千斗米，事情的结局则未可知矣。尽管真正像伯夷、叔齐那样操练的人愈见其少，但他们二人身上的光环却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逝。后人追思夷齐，玩味悼惜那点可望不可及的清境，维持心中的那道尊严的最后防线。对“饿乡”的神往，伴随着士大夫的演进也伴随着他们的退化。
志趣和爱好都有相当多旧士大夫气的毛泽东，却不那么欣赏士大夫的偶像伯夷、叔齐。他说：“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和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一下子来了个大翻案，揖让变成了“开小差”，苦谏化为助逆，原来士大夫目中所有的美德全都变成了恶行、丑行，更不消说还有什么“民主个人主义”的现代徽号的馈赠。当然，毛这么说，可以理解。其实大概从周武王开始，统治者就不会喜欢怪兮兮的伯夷、叔齐，不然怎么“圣之时者”被供在文庙里做“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皇帝”，而“圣之清者”连进文庙陪坐吃冷猪头的份都没有呢？不过，大概除了朱元璋这样小心眼生怕读书人看不起的人外，特别厌恶士大夫的清高、到了要治罪地步的皇帝也不多。伯夷、叔齐固然不令人喜，但士大夫私下里写写《伯夷颂》之类，也随他去。因为向往夷齐既不是怀贰心不臣，也不至于老到自己耳边聒噪，劝这劝那。这就是为什么韩愈谏皇帝迎佛骨而遭贬，而写《伯夷颂》却没有事的缘故。
放牛娃出身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硬是不顾礼遇士大夫的王朝传统，碰上看不上眼的就当廷杖责。打烂了士大夫的屁股，也打掉了他们的尊严，结果到了朱某的后世子孙那里，一个小小的宦官魏忠贤居然会有成千上万的士人做他的干儿干孙。清人说送掉“大明将士”和崇祯夫妇两口子的是“晚生八股”，实在是大错特错，送掉朱家江山的其实就是那锦衣卫手中令人羞辱难当的棍子。人既然没了尊严，做什么也就无所谓了。
哀莫大于心死。没有羞恶之心，如何能有善恶之心，没有了尊严，自然也就没了起码的羞恶之心。知识分子的社会认同是什么？是包含善恶之心的良知，良知要靠他们对于权力的相对独立才能保持，一个丧失了尊严的阶层，自然谈不上独立的地位。中国的历史上并不缺乏荒淫无耻，但是掉在荒淫里的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至少不会将荒淫说是圣洁，他们也知道有人会对此说三道四，因为毕竟不会全都同流合污。
说实在的，本人对于韩愈的文章一向不感兴趣，《伯夷颂》写的也似未见佳处，不过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得还是不错的：“殷既灭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独耻食周粟，饿死而不顾。由是而言，夫岂有求而为哉？信道笃而自知明也。”而我们这些读书人，正是因为“有所求”，以至于最终失去了自己心中的“饿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