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对于人的排泄问题，其实很看重。“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农村的人，一粪一溺，都浪费不得，要肥自家的田。因此，无论用马也罢，厕所也罢，总而言之排泄物最后都要沤了肥田，而且“肥水不落外人田”。如果出门来不及回家方便，粪便掉在别人家地里，无论如何都会有点懊悔，特别敬业的，往往会找个家什捧回来，没有家什，用手也是有的。南方大一点的集镇，也有人建公厕。这种公厕，跟公益无关，属于私人的赢利事业，用来专门收集赶集人的粪便，然后卖给农民。当然，对于赶集的农民，一般都指望不上，但是对于那些走街串巷的艺人、手艺人和商人却也是个便利。一些坐商，在买卖商品之余，卖点白捡的粪便，也是小补。
真正的城里人方便，大抵只能靠马桶或者粪桶，从皇帝到平民一概如此。每天早上，由自家的女人或者仆人（皇宫里就是太监）抬出去交给专门收集粪便的人或者上门收粪的农民。在南方，这些粪便很是能卖几个钱，越是有钱人的粪便，就越是值钱，因为油水大，肥田效果好。
如果上了街，而且盘桓的时间比较长，赶上内急，那就只好随地方便。北方耕作粗放，对粪便的珍视远不及江南，因此即使在像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市民们也只好奉行随地大小便主义，有时候赶上收粪的人过去了，抬粪的女人也只好将粪便当街一泼。这种污秽和人们随地的方便，没有人及时收集，于是街角墙根到处都是黄金塔和水地图。整个北京城只有一条下水沟，三年才疏浚一次，正好赶上举子进京赶考，于是有民谚道：臭沟开，举子来。举子一来，全城上下，都臭烘烘的。臭烘烘闻味其实倒是小事，走路是大事。那时候很少有石板路，旱天尚可，不过扬起夹杂点味道的尘土而已；下起雨来，黄泥和粪便充分混合，稀里光汤，粪蒸尿熏。路上行人如果没有骡车代步的话，那可真的要欲断魂了。
局面的变化，发生在庚子之后。八国联军进了北京，分区占领的鬼子们很快就发现，最头痛的事情不是义和团残余分子的骚扰，而是城市卫生问题——这个问题由于战争，城外的农民不敢进城收粪而变得分外严重，害得洋兵直闹病。于是，态度好一点的占领者，建公厕（当然是让北京市民自己出钱），安路灯，组织保安队，维持秩序——其实主要是看着别让人随地大小便。在此之前，上海租界里的巡捕——来自印度的红头阿三，也主要干这个买卖。态度不好的，比如德国人，既不安路灯，也不修公厕，却派人暗中巡逻，只要听到有人“放水”，寻声“啪”的就是一枪。
不管怎的，反正从此以后，北京有了公厕，也有了维持市政卫生的公务人员，随地大小便主义渐渐市场缩小。讲究文明的人们也越来越难以忍受满地的黄金塔和尿渍。冯玉祥是丘八出身，丘八的传统一向是走到哪儿拉到哪儿，但是冯玉祥当了军官之后，不仅不许士兵随处方便，而且重视修建厕所，还特别给自己修一个自己专用的厕所，严禁别人用，别的方面可以跟士兵同甘苦，但方便的时候必须进入自家专用的厕所。到了20世纪中叶，至少在北京这种地方，中国人让洋人看不顺眼的东西，已经变成随地吐痰了。
随地大小便主义萎缩了，但有人居然提出要提倡大粪主义来。这个主义是20世纪20年代上海滩上一个人的主张。他写了一本薄得只有10页的小册子，名字就叫《大粪主义》。此人名叫聂云台，是20世纪中国最有名的资本家之一，20年代曾任上海总商会会长，与阿德哥（虞洽卿）齐名。当年的上海，三教九流，都知道他。
聂老板的“大粪主义”，据他自己说是这样的：在中国民间，人中了毒可以用大粪灌解（这法子现在没有人用了，但在过去非常常见），而国家民族的毛病中的毒也一样可以用大粪来解。按他的说法，现在的人有四种毒，一是骄慢，二是（讲）体面，三为骄懒，四为奢费。这四毒，浇上一勺浓烈的大粪主义，一切就化为乌有了。浇大粪的方法很简单，从教育和政治入手，但是要密切联系公厕和大粪。教坛上，学校的老师带头，跟学生一起挑大粪、洗厕所、浇粪种菜，让学生认识到，大街上挑粪的人才是最可宝贵的人。而政坛上，则要求从国家元首到各县的长官，每天早上必须到指定的地点亲自刷洗厕所，而且必须刷洗干净，如果担心长官的安全，可以派卫兵四周警卫。长官一边刷洗，还配一个演讲员在旁演讲其意义（估计这演讲之人得配一本《大粪主义》）。
虽说善于经商的聂老板谈起中国的毛病来，就像大粪一样有点简单，但是想起当年我们的大学者也还有提倡“五鬼乱华”和“好政府主义”的，也就释然了。可惜，大粪主义自打提出之后，到今天为止，好像只有“文革”期间让老师和当官的——走资派，去打扫厕所（这属于惩罚，跟聂老板的意思正好相反），组织学生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记得老师说过，大粪再臭也是香的，你的思想才真正的臭）。改造好与不好的标志，是看一个人敢不敢用手抓粪，在形上庶几近之，但暴力味道太浓，失了聂老板的原意。除此而外，一直都没有人实行过，尤其是当官的没有人实行，估计以后也不会有人实行。其实，这种主义，对治疗我们某些贵人和官人的毛病，还是有点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