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1926年间，是张宗昌最牛的年月。多年寄人篱下的他，终于占据了山东和河北、江苏的一部，成为国内最有实力的军阀之一。张宗昌的得势令北方数省的土匪流棍欢欣鼓舞，纷纷前去投靠，害得张宗昌的部队番号一会儿一变，越变越夸张，不长时间，十几路军就出来了，更加坐实了张宗昌不知手下有多少枪的传言。
在中国近代上千个大小军阀中，张宗昌要算名声最差的一位。文化程度最低，一天学没上过，人称“三不知将军”：不知道自己有多少枪，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姨太太。所谓的“不知”，实际上讲他这三样东西特别多。第一个“不知”，前面讲过，投奔他的土匪流寇太多，全凭投靠者自己报数，报一千增加一个团，报一万增加一个师，部队总是在扩军，确实没法统计得清。第二个“不知”也是货真价实，张宗昌的统治，是天底下最不讲规矩的统治。各种捐税和摊派，几乎无日无之，搜刮之酷烈，无人能及，而且没有其他军阀都或多或少都要顾及的乡土情谊，对自己的家乡也一样下黑手。过去相声界讽刺韩复榘的事情，实际上都是他的原型（作为河北人的韩复榘，对山东倒还有几分怜惜）。除了搜刮以外，张宗昌还有一大宗来钱的路，就是公开的走私贩毒，其实这种事每个军阀都要沾，但都没有他张宗昌干得这样肆无忌惮。同样精于此道的小军阀孙殿英是个N姓家奴，跟谁都跟不长，就觉得跟张宗昌舒心。第三个“不知”自然也不是人家冤枉他，张宗昌的确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个小老婆。张宗昌随身“携带”的小老婆就很多，据说是“八国联军”，有好几个国家的，此公走到哪里都乐意将他的姨太太队伍带着，甚至出入外国使馆也不例外，一队马弁和一队姨太太，这是上过外国报纸的。除此以外，他老先生走到哪里都要逛窑子，看上哪个窑姐就带出去给他做老婆。租间房子塞进窑姐，外面挂上“张公馆”的牌子，再派上个卫兵，他张宗昌就算又多一位姨太太。不过，几天以后，这个姨太太就被忘记了，卫兵开溜，姨太太再作冯妇，重操旧业。此地的闲汉再逛窑子，总会叫：走，跟张宗昌老婆睡觉去！这话传到张宗昌的耳朵里，他也就一笑置之。
张宗昌虽说浑，但能在那个竞争激烈的时代里崭露头角，却也不能没有他的过人之处。头一条，有点歪心计。他张宗昌治军是一笔糊涂账，士兵既无训练，也无纪律可言，但他看准了那个年月中国军人都被洋人打怕了，看到高个子蓝眼睛的白人兵就打哆嗦。所以趁俄国革命后东北充斥了流亡的白俄之机，张宗昌收编了1万多白俄兵，每仗都令这些白俄打前锋。其他军阀的士兵，碰上这些丧家的洋鬼子也照样脚软，所以，张宗昌就总是赢，从东北一直打回自己的老家山东。其次是有点急智，当年在张作霖手下混事的时候，张作霖委托洋学堂出身的郭松龄整肃军队。郭早就想拿张宗昌开刀，一次视察张宗昌的部队，两下一碰，话说岔了，郭张口便骂，操娘声不绝于口。谁知张宗昌接口道：你操俺娘，你就是俺爹了！随即给郭松龄跪了下来，害得比张宗昌年轻好多岁的郭松龄红了脸，整肃也就不了了之了。显然，这种急智还得配上过人的厚脸皮才行。
这样一位大字不识一个，粗鄙而且流氓到了家的军阀，如果有人告诉你，他作过诗，而且还出过诗集，你信吗？别忙着摇头，这是真的，谓予不信，先抄几首在下面：
其一，“笑刘邦”听说项羽力拔山，吓得刘邦就要窜。不是俺家小张良，奶奶早已回沛县。
笔者注：奶奶应读作奶奶的，以骂娘的话入诗，真是狗肉将军本色。
其二，“俺也写个大风歌”大炮开兮轰他娘，威加海内兮回家乡。数英雄兮张宗昌，安得巨鲸兮吞扶桑。
笔者注：起句妙，足以流传后世。末句开始拽文，估计是经过了身边秀才的修改，“吞扶桑”实际上是句当时流行的空话。
其三，“游泰山”远看泰山黑糊糊，上头细来下头粗。如把泰山倒过来，下头细来上头粗。
笔者注：此诗最合古人张打油风格，但有抄袭之嫌。
其四，“天上闪电”忽见天上一火链，好像玉皇要抽烟。如果玉皇不抽烟，为何又是一火链。
笔者注：只有烟鬼才有如此想象力。
据有关人士考证，在1925年张宗昌统治山东期间，曾经花重金请出清末倒数第二科的状元王寿彭做山东教育厅长，并拜王为师，让这位状元公教他作诗，结果是出了一本诗集《效坤诗钞》（注：效坤为张宗昌的字），分赠友好。这位状元据说本来不该是第一，只因殿试的时候正好赶上西太后的生日，主事的人为了拍老佛爷的马屁，故意将个叫寿彭（寿比彭祖）的人提到前面，好让老佛爷第一眼就看见吉利的字眼，龙心大悦。按说，虽然清朝最后几科考的是策论，但混到了状元，帖试诗总是作得的，不知怎么，王状元待到教学生的时候，居然一色的薛蟠体。其实，就是不做这番考证，看着这薛蟠体的“诗”，读者大概也能相信，我们的张效帅的确作过诗的。
其实，张宗昌当时不仅作过诗，而且还印刷出版过十三经。据看过张版十三经的印刷业人士说，那是历史上印刷和装帧都最好的十三经。在大印十三经的同时，张宗昌还让王状元整顿山东的教育，在学校里提倡尊孔读经，规定学校里必须设经学课，说是要挽回道德人心。看来，我们的张效帅跟薛蟠确有不同，作诗不是和妓女戏子逗着玩，主要为了偃武修文。
耀够了武的有权有力者，总是免不了要弄点文。从小的方面讲，是他们总以为自家应该能文，甚至作诗，隋炀帝不是说过，就是跟士大夫们比诗才，他也应该做皇帝的。从大的方面讲，修文是为了更好的统治，毕竟，在中国这个“诗之国”里，修文或者能文的统治者总是可以获得更多的统治合法性，因为“文”在古意里也包含道德，修文也意味着以德治国。退一万步说，至少让众多的文人士大夫心里感到踏实——哦，原来上头的跟我们有同好！明朝的永乐皇帝朱棣夺了侄子的鸟位，杀够了人（对建文的忠臣夷十族），于是有了《永乐大典》；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后，清朝有了《古今图书集成》、有了《四库全书》。当然，到这个时候就用得着文人了。于是皇帝身边围了一群能文能诗的“上行走”，有权的大臣身边有能文能诗的清客，人们围着一个中心诗酒唱和。传到我们的张宗昌了，身边来了一个状元公王寿彭，于是大家都不再稍逊风骚，不仅书编出来了，而且有诗传世。只是当年的乾隆皇帝留下了四万多首（写了可能有上十万），而张宗昌才薄薄的一小册，难怪康乾盛世总是那么让人看好，说也不够，写也不够，演也不够。
有权的人只要肯写，肯定会有人叫好，而且是轰然叫好，就像红楼梦里大观园刚建好，宝玉题诗的时候贾政的清客所做的那样，叫好必然搔到痒处。乾隆文思泉涌，逢事必诗的时候，自是喝彩声一片。当年张宗昌写出诗的时候，据说也反响异常，王寿彭就捻着胡子击节赞赏，还为之一一润色——估计是改错字。大家一叫好，写的人能够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也就难了，用不了多长时间，皇帝或者准皇帝都变了诗人，以为自己就是此中高手，再下去，天下的诗文好坏优劣也都待皇帝的金口玉牙来评判了。于是，文网张开了，文字狱出来了。张宗昌虽然在写诗方面略逊于前朝的皇帝，但以言罪人的政绩，却不让古人专美于前。他和他昔日的主公张作霖，杀记者都有那么两下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武夫在忙于战事的时候，对那些乱嚼舌头的新派记者倒还能容忍，一旦开始吟诗作赋、偃武修文了，新派知识分子的脑袋也就有麻烦了。
清朝有人因写了“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之句，丢了脑袋，那是冤枉的。我想，如果不是冤枉的，用来写成匾，挂在康熙、乾隆老儿的以及张宗昌的书房里，那该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