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武朝廷新建，颁诏各地，很快就得到了两广、赣南、湖南、四川、贵州、云南等地的承认。
但也在这时，朱聿键才知道鲁王已经在浙东地区出任监国了。
怎么办？
隆武帝认为，鲁监国应该取消“监国”的名号，归属到自己的名下。
虽然唐王和鲁王在谱系上都与崇祯帝相距甚远，但在拥立时间上，自己早于鲁藩，而且已由监国称帝；地域上，自己的政权已经得到了除浙东以外各地南明地方政府的承认，鲁监国政权只局促于浙东一隅之地。
于是，该年九月，隆武帝以正统自居，派遣兵科给事中刘中藻为使者，前往绍兴颁诏，宣布两家无分彼此，鲁监国委任的朝臣可以到隆武朝廷中担任同等官职。
考虑到鲁王已经对外宣称出任监国的事实，隆武帝也设身处地地替鲁王着想，在诏书中诚恳地表明：“朕与你相约定，朕尚未有子，收复南京之日，朕即让位给皇侄，彼时，朕一定穿布衣戴角巾，不为俗情杂务所烦扰。”
隆武帝诏书的到来，无疑在鲁监国朝廷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鲁监国手下群臣赞成开读诏书和反对开读的人数大约各占一半。
有大局观念的大学士朱大典、督师钱肃乐、大将方国安等人赞成闽浙联合，同意接受隆武朝廷的正统地位。
钱肃乐说：“大敌当前，同姓叔侄如果大搞窝里斗，怎么可能成就中兴大业？就目前形势而言，监国改称为皇太侄而效命于隆武，也未尝不可；倘若我们的队伍率先收复南京，到时，帝号也不是福建人想夺就夺得去的。”
方国安也说：“大家同为帝王子孙，心中所想的都是收复祖宗疆土。现在隆武帝既然已向天下宣布了登位的消息，相对来说，比较难以改口退位；我监国不妨以降心相从。”
朱大典则说：“姑且就先以皇太侄的身份相答，强敌在前，千万不可以同姓先结仇。”
的确，强敌迫近，同姓相争，难以中兴，而且各自为战，就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
大学士张国维、督师熊汝霖、大将王之仁、国舅张国俊等却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唐王与鲁王的身份相同，凭什么向唐王称臣？而且，鲁监国已经成了浙东抗清的一面旗帜，一旦归统，很可能会使整个浙东的大好局面濒于瓦解。
张国维在疏中说：“国家遭遇了这场大变难，凡为太祖高皇帝的子孙，都应该同心戮力，共图兴复。成功之后，先入关者为王，现在不可以分出谁在上谁在下。而且我鲁监国在人心涣散之日，千辛万苦，好不容易这才把人心给收拢起来，一旦向南拜福建为正朔，刚收拢的人心就再也不能为我所用，到时后悔莫及。”
熊汝霖也说：“主上原本就没有据有天下的野心，唐藩也没有坐登大宝之理。有功者王，乃是万古不变的定论。如果我们的军队能收复杭州，那便是立定了中兴一半跟脚，彼时主上早正大号，就是名正言顺。对比一下，福建人投机倒把、乘时拥戴，其不过只拥有闽越之地，这规格、这局势，还能倒过来说吗？千秋万世，公道犹存。当然，如若我们的军队不能收复杭州，而福建兵不但收复了杭州，还克复了南京，则功业在人家那里，谁还能与他们相争？到那时再讨论要不要迎诏尚未为晚。”
张国维还在朝堂上当着众人的面侃侃而谈，说：“继承大统的人，在和平时期所看重的不是是否为嫡出长子，而在这纷争世乱谁先建功。唐殿下如果是提兵北伐，那我张国维愿意执戟为前驱。唐殿下如果是想关起门来做天子，并以官爵来瓦解浙东兵将抗击鞑子兵的军心，那么，恢复将遥遥无期，中兴不知要待何年何日！这样的人，绝对是太祖高皇帝的罪人，张国维不敢奉诏。”
一番高论说完，张国维又掉头对隆武帝派来的使臣说：“张国维现在只以在长江沿岸收集文武人才、训练军队修缮军事器械为第一急务，不知唐殿下所封张国维东阁大学士为何官，你可以将我这句话一字不改地向唐殿下报告。”
毫无疑问，鲁王的立场是站在张国维等人一边的。
以血统论，他觉得，自己和唐藩都是一样的，凭什么你唐藩可以登帝位我却不可以？虽说唐藩称监国的时间比我略早，可是，我们和清军作战的时候，你们唐藩的军队哪去了？你们唐藩的军队从杭州一路奔命，什么也顾不上，这也就算了。可是，到了福州，都登位称帝了，都过了几个月了，也没看到你们发一兵一卒跟敌人见仗，我们这边呢？我们在浙江第一线和敌人流血流汗、拼生拼死！
鲁王以退为进，先宣布退位归藩，在张国维、熊汝霖等人的坚持下，便很快向隆武帝的使者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说：“唐、鲁都是朱姓同宗，没有亲疏之别；义兵同举，无分先后，谁先成功谁即称帝。”
张国维还拔剑威胁钱肃乐等人道：“从今以后，有谁再敢以‘和气’二字替福建说话的，就先请他尝尝我张国维宝剑的滋味。”又说：“今日就算是请太祖高皇帝来坐评此事，唐鲁之间的距离，可不只在八尺和一丈之间！”
隆武帝虽然饱受牢狱之灾，但人情世故也并非一窍不通，知道单单空口白牙地许个诺就让人家归入隆武朝籍的难度太大，决定上点硬货——一六四六年正月，隆武帝命都御史陆清源携带白银十万两前往浙东犒师。
并再一次以手敕强调说：“朕无子，王为皇太侄，朕有天下，终至于王。同心戮力，共拜孝陵。”
然而，已经铁了心闹独立的鲁监国部将却将陆清源杀害了。
这、这……
隆武帝当场给气翻了。
好，好你个朱以海，给脸不要脸是不是？你无情，休怪我无义！
隆武帝勃然大怒，扬言报复。
鲁王迅速做出反应，命令张国维抽调义师，由自己亲率前往浙闽边界进行防御，另委余煌为兵部尚书，接替张国维，总督江上之师，准备和隆武政权拼个你死我活。
鲁监国军队中，有人高喊着“凭江数十万众，何难回戈相向”的口号。
唐鲁两大政权的这种敌对姿态无疑分散和削弱了江上的军事力量，动摇了军心，为江上溃败埋下了祸根。
当然，唐鲁之间的战争一时半会儿还打不起来。
隆武帝另外想了个狠的，即绕过鲁王，直接给鲁监国政权内的文官武将晋官封爵。
真别说，这一招，就把很多将鲁监国政权的官员招揽入了福建。
鲁王觉察了，针锋相对，也派人来大挖隆武政权的墙脚。并且，把这墙脚挖到了隆武政权军界第一号人物郑芝龙的身上。
隆武帝闻讯大怒，将鲁王派来策反郑芝龙的裘兆锦、林必达等人囚禁。
鲁监国上书索人，在书中对隆武帝只称皇叔父，不称陛下。
隆武帝同样把前来送信的陈谦关了起来。
御史钱邦芭密奏道：“陈谦是鲁王的心腹，郑芝龙的至交，今日如果不将他除去，以后一定会对我不利。”
于是，隆武派人将陈谦斩首。
从此，鲁监国与隆武帝彻底进入了敌对状态。
鲁监国为了把正统的地位争取过来，立志建功在隆武之前。
他除了沿钱塘江布防外，憋足了气，准备收复杭州、再收复南京、祭拜孝陵，在海内树立自己的威望。
一六四五年八月，鲁监国向杭州组织了一次颇具声势的进攻，惜乎未能得手。
一次不行，再来！
十一月，鲁监国晋封方国安为越国公、王之仁为兴国公，并且筑坛拜方国安为大将，节制诸军，准备再攻杭州。
为了保证战斗的胜利，鲁监国本人亲自到钱塘江边西兴犒军，每名士兵赏银二钱，“责限过江，攻取杭城”。
其实，鲁监国此举是很不现实的，要知道，他所能倚仗的不过方国安和王之仁两支军队，粮饷来源仅取于浙东一隅之地，未免势单力弱，难以为继。
鲁监国也意识到自己力量孤弱的缺点，为了扩充队伍，不惜以高官厚爵收买支持者，一时间，朝廷鱼龙混杂，官职紊滥。
在这种并不切合实际政策的支撑下，鲁监国再次集结起了一支号称二十万人的军队。
也许是刻意对外界显示出自己的从容镇定、胸有成竹，又也许是宗室王爷的纨绔气味太浓，积习难改，在这样一场大战之前，鲁监国居然在前线营地上调弄声色，欣赏歌舞。
为此，李寄有《西施山戏占》诗戏谑云：
鲁国君臣燕雀娱，共言尝胆事全无。
越王自爱看歌舞，不信西施肯献吴。
塘江为边界。守江诸将日夜置酒唱戏，歌声响彻百余里。当是时，余固知其必败矣。
战斗的结果还真被李寄这张乌鸦嘴言中了。
二攻杭州，鲁监国军铩羽而归。
此战，守城的清军分三路出击，俘获明军副将十一人，参将、游击、守备四十八人，斩杀及俘获士兵无数。
经过这次惨败，鲁监国迅速蔫了，军事战略从进攻转入了防御。
其实，鲁监国除了在生活作风上腐败之外，还存在很多问题。
比如说，在用人行政上，他唯人是用，无论是谁，只要肯跟着我朱以海干，我朱以海就不会亏待你，一定重用。
这么一来，鲁监国政府的行政班子极其庞大，人浮于事，工作效率低下。
比如，鲁监国的妻兄张国俊，活脱脱一个市侩小人，因为当众表了忠心，得到了重用。但此人每天只知在朝中结党营私、争权纳贿，扰乱朝政。
甚至，曾经有降清污点，却被裹挟进了鲁监国队伍的奸人谢三宾，自从和张国俊搞好了关系，得到了张国俊的援引，也出任了鲁监国政权的大学士。
张岱为此摇头评价说：求贤若渴，纳谏如流，是帝王美德。但我们的鲁王在求贤和纳谏两项上，又做得太过了。鲁王每见一人，便倚为心膂；每闻一言，便信若蓍龟，实意虚心，全部允诺重用。但转眼，又不是这样的。见了第二个人就把第一个人弃若敝屣，听了第二句话就把第一句话视为冰炭。如此这般，虽招揽来许多人，但这许多人都能自始至终受到重用的。可叹归附朝廷的人虽多，鲁王也不过孤寡一人，樯橹一动，便散若浮萍；鲁王的朝廷，就是一张无柁之舟，随风漂荡，归属不定，怎么可以与之共图大事啊！
另外，在军事建设上，鲁监国又分不出主次，做出了许多本末倒置、大伤民心的事。
原本，鲁监国这个草头班子是孙嘉绩、熊汝霖、钱肃乐这些人发动民众搭起来的，鲁监国就应该把这些人当作元老级的功臣来看待，把他们的军队当成可以依赖的主要力量。可是，方国安、王之仁等人来了，鲁监国觉得方国安、王之仁两人的队伍是正规军，就反客为主，以方国安、王之仁等人为主，而以孙嘉绩、熊汝霖、钱肃乐等人为客，把这两支队伍划分为“正兵”和“义兵”，“正兵”享受国家公务员待遇，由财政发工资；“义兵”嘛，自力更生，自筹粮饷。
试想想，鲁监国政权仅据有浙东一地，田赋已被“正兵”搜刮一空，“义兵”又能到哪儿筹集到粮饷？浙东各处义师因为粮饷断绝，大多散去。
而“正兵”和“义兵”加在一起向百姓索饷，百姓负担沉重，苦不堪言，怨声四起。
鲁监国政权由此大失民心，前景堪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