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弘光被俘到潞王出降，大明南京政府算是正式消亡了，而这前后的时间，加起来不过只有短短一年。
在很多人的眼里，一度拥有近百万军队，版图占有中国南部大部分地域的大明南京政府就算不能收复北方、光复昔日大明荣光，最不济，做个类似东晋或南宋的偏安政府是没问题的。可是，现实却是这么无情。这百万军队仿佛就在一夜之间消亡，而富庶的江南也在一月之内大部分易主，这，到底是为什么？
原因是多方面的。
和东晋、南宋相比，南明最大的不同有三点。
一、对手不一样。
当年，灭掉西晋的匈奴刘汉国只是五胡十六国之一，缺乏一统南北的实力，而且，攻陷长安不久，刘聪死，刘汉国一下子分裂成了前、后赵，东晋的敌人变成了后赵。石勒时代的后赵既受到来自前赵势力的摧压，身后又有并州刘琨、幽州王浚等人的牵制，根本无暇南下。到了石虎时代，前燕帝国已经兴起……所以，东晋得以从容站稳脚跟，立国百年不倒。
南宋的情况相对要糟一点，崛起于白山黑水的女真金国挟灭辽之威一举击破北宋帝都汴梁，但这时的金国才刚刚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俘获得宋帝徽钦二宗，掠夺了无数子女玉帛，心满意足，便迫不及待地建立楚、齐等伪政权来统治管理中原，自己打道回府了。虽说南宋建国之初，金国也发动了一场名为“搜山检海”的千里“斩首”行动，但毕竟孤军深入，战线太长，差点归路被截，这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南宋所面临的对手只是刘豫的伪齐政府。
现在的清政府，虽说在入关之初有过与南明划江而治的短暂想法，但以多尔衮为首的清廷领导班子很快发现，北方的供养主要来自南方，划江而治，只能是困死自己，所以，一统南北的决心已经不可更改。南明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偏安的气候和环境。
二、司马睿、赵构被拥上帝位，都得到了所有心怀故国的遗臣、遗民的拥护和祝福。尤其是赵构，因为靖康之难中，所有的帝系子孙都被金人一窝端了，他是唯一的漏网之鱼，他是流亡政府领导人的不二人选，谁也没有资格跟他争。而南明弘光帝，本来是最合法的帝位继承人，但还没登位，就被无辜地卷入党争之中，帝位险些落空。即使登上帝位，文臣武将还是纷争不息，力气不往一处使，马士英、阮大铖与东林人士间的互相倾轧、互相倒台，黄得功与高杰的火并、争地盘等，内耗严重。接踵而来的“大悲案”、“北太子案”、“童妃案”更让弘光帝焦头烂额，担惊受怕，担心稍有不虞，非但帝位不保甚至小命也不保。左良玉举兵东来，虽说一方面是为了避战大顺军，但也是弘光帝位不稳的一个集中体现。
三、弘光虽是由四镇贪功拥戴得登帝位，但这四镇都趋于独立的军阀，弘光根本指挥不动。也就是说，弘光没有可以依仗的心腹武装队伍。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相对而言，魏晋更替，晋武帝分封了二十七个藩王，地方上出现了与西汉初郡国并行制相似的行政管理模式，藩王手中都执掌着一定数量的军队，这也是西晋“八王之乱”为什么会闹得这么凶的源头。琅琊王司马睿在“八王之乱”中采取了低调谨慎的方针，尽量远离争端，避免战祸，既保存了实力，后来又依附上势力雄大的东海王司马越，得封为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留守下邳。所以说，他是有一定军事班底的。而出镇江东后，司马睿又得到了大门阀世族琅琊王氏中王导、王敦兄弟的鼎力相助，实力就不容小觑。赵构原本也没有属于自己的军队，可是汴梁围急，他因为人在城外，得哥哥宋钦宗任命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负责集结和收编河北、河东各地军队以入援东京，就靠这一道任命书，他集结了一支数量可观的军队，宗泽、岳飞等人就在其中。
当然，南明弘光朝的灭亡具体原因还有很多，介于篇幅，本书不展开详述，以上所说，仅仅只针对其与东晋、南宋的最大区别。要说其致命伤，只提一点：大明王朝的社会主要矛盾还依然存在。
天启、崇祯两朝的民变为什么这么剧烈？除了天灾之外，主要是社会矛盾土地兼并太过严重。而要论明朝土地兼并最为严重的区域，又当数江南无疑。原因很简单，江南土地肥沃，自然是官僚权贵追逐、争夺的对象。之前没有在这地区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一是南方的自然条件相对较好，产量高，且在西北旱灾频仍之时，这边依然雨水充足、风光独好，佃农租种地主的地交出大量的租税后尚足以糊口；二是发达的工商业为无田农民提供了生存手段。
在这两方面情况下，江南地区的民众一时还没有跟随着西北等地揭竿起义，但却也是隐忍待发了。
所以，南明政府的建立，民众的期待值并不是很高，反应比较冷淡。
甚至，因为南明政府为了满足军大爷的索饷，征饷过急，一些民众还恨不得这个政府早死，从心里诅咒它，听说清军南来，有人还嫌清军太慢，埋怨“清兵如蟹，曷迟其来！”
时至现在，还有很多人说，明清间的斗争是狭义的民族之争，是大汉族主义的一种表现。
其实，只要稍微冷静下来，认真思考一下，就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了。
就整个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而言，她是包容、博爱和兼收并蓄的。
诚如《全唐文》中程晏的《内夷檄》所说：凡是愿意接受中华文化礼仪道德，“能驰心于华”，即使身出异域，“吾不谓之夷矣”；相反，如果是中原之民，“反窜心于夷”，那么就算“身出于华”，“吾不谓之华矣”。
明成祖朱棣更说：“薄海内外，皆吾赤子，远人归化，尤宜存恤。其即遗人发粟赈之，毋令失所。”
中华民族对“化外之民”的宽厚仁和是很够意思的！
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的本身并不排外，她反抗的是野蛮、杀戮和暴力。
对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而言，到底是哪一个民族的人担任国家统治者，这并不能成为主要矛盾所在。
打个比方，唐宋之交的五代十国时期，梁唐晋汉周中的唐、晋、汉三代都是沙陀人建立的，而对这三个朝代的统治者，除了石晋因割燕云十六州给契丹留下大汉奸的骂名外，人们对他们的建朝立国并未持多大的异议。特别是后唐，后唐的第一代英雄人物李克用在黄巢起义、大唐王朝危急之时，千里勤王，赢得了世人的一片叫好声。所以，在梁晋争霸的最后岁月里，沙陀人李克用的儿女李存勖完败汉人朱温建立的后梁，建立了后唐，人们感到的不是愤怒，而是赞许。
何况，经过数百年的民族融合，满清女真人本身已经成了中华民族的一员。所以，当大明王朝的阶段矛盾已经难以调和，当大明王朝的垮台和经济崩溃成为必然，当李自成大顺政权无法建立完善的政治管理体系，满清及时入关，参与到国家的重新统一战争中，这行为本身并没有太多可堪指责的地方。
所以，民众会希望清军南来就不奇怪了。
那么，民众为什么希望清军南来？
原因也简单：他们认为清朝政府已经解决了土地兼并问题，并在北方分土地、减租减税了。
那么，清朝政府是不是已经解决了土地兼并问题了？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的。
原本，在明朝末年，全国耕地只有10%掌握在广大的农民手里，而另外的10%掌握在朱氏皇族的手里，剩下的80%则掌握在大大小小的官僚、地主手里。许许多多的农民靠做地主的佃农为生，而过高的地租已经让他们的腰背弯到了地面。这样，大伙儿实在活不下去了，就拿起刀子跟着李自成、张献忠等人闹起来了。而李自成、张献忠也真不含糊，在造反动乱过程中，对各级皇族、官僚、地主分子本着赶尽杀绝的态度，大加杀戮，使得这些特权阶级逃的逃、亡的亡，原先掌握在他们手里的耕地一下子就成了无主荒地。
清朝政府入主北京，新来乍到，国政大事千头万绪，一时也腾不出工夫处理土地问题，但赋税又不能不收，情急之下，就采取快刀斩乱麻的方式，以“谁耕种，谁纳税”的办法收取赋税，这样，就相当于承认了佃农对租种土地的所有权。
北方的佃家们在明清更替中捡了这个大便宜，就无怪乎南方兄弟的眼馋了。
而且，清政府为了收买人心，根据文臣范文程的建议，赋税征收就按万历时期的较低标准征收。
另外，还实行减税，大幅减免本年度“清统区”的正赋，征收办法是清军所过之处免征粮一半，未过之处只要真心归顺，可免征粮的三分之一。
除免了部分本年度的赋税外，还规定，以前年份老百姓欠崇祯朝的赋税，统统不再交纳。
这么好的事情，南方的兄弟又怎么不眼巴巴地盼着清军南下？
相比之下，尽管江南富足，且在明朝中后期单单以一地的赋税就支撑起了大明帝国的70%的财政运作和开支。
而且，“甲申之变”以后，即使辽东、陕西、河南等地已经沦陷或半沦陷，江南的财政仅仅用于自身，百姓的日子还是没有好转的迹象。
要知道，南明立国一年，其从江南赋税中征收的白银高达四百六十万两，却还连连告急，声称支出却高达七百万两，亏损二百四十万两。
不过半壁河山，怎么用这么高的费用？
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主要是用在军队上了！
左良玉和“四镇”近百万兵，仅一年军饷就耗费了四百二十万两白银。
这就无怪乎江南百姓叫苦连天了。
悲哀啊。
可以说，南明政府就是被这近百万军队活活地拖垮了。
更悲哀的是，付出和回报不成比例。
付出了这么高昂的军费，这些军队不是不作为就是互相狗咬狗，或者扰民、抢掠，甚至像左良玉之流最后还闹出了反政府行为来了，而非但左良玉部，包括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这些部队，在清兵南下之际，都绝大部分投入清军队伍中去，给老东家南明政府狠捅窝心的冷刀子，弘光政府想不亡也难。
然而，就在江南百姓在歌颂和渴望清朝政府的好政策的时候，清朝政府开始露出其凶残的面目了。
基本就在多铎擒获弘光帝的同一时间，阿济格所部清朝西路军也顺利地占领了之前大顺军曾经盘踞的全部地方，并将大顺军首领李自成赶入了湖北通山县，而在通山县，李自成这位横行一世的枭雄被乡团打死，由此，大顺政权已经名实俱亡。
南明和大顺两大政权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就被消灭，清廷的最高统治者摄政王多尔衮未免得意忘形，认为全中国的统一不过指掌之间，接下来的事，只是安排官员前往接管地方而已。
而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搜刮财富，好好享受了。
怎么搜刮呢？
多尔衮前后施行了五条非常缺德的政策：占房、圈地、投充、逃人、剃头改衣。
先说占房，多尔衮初入关内，首要之务就是要解决八旗大军，包括随行家属共二十多万的衣食住行问题。在住房一项上，刚开始，八旗军士和随行家属是与当地居民杂居的，但北京历经兵刀之灾，死人太多，鼠疫肆虐，为了不被鼠疫夺去性命，多尔衮采取隔离法，一股脑把北京内城的原住民赶走，这样，八旗军士和随行家属就全部占领了北京内城的民宅。普通百姓无法与手持大刀的女真悍兵相抗，只好忍气吞声地服从了安排。这么一来，多尔衮就把这种做法形成制度，宣布清军每打下一座大城市则要把内城的居民赶出来，建立“满城”，以便于在当地驻军。
通过占房，住的问题是解决了；对于吃的问题，多尔衮又在畿辅地区（今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推行了一个“圈地”运动。
江南百姓不是眼馋北方佃农凭空得到了一块块无主荒地吗？北方佃农的快乐时光很快就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无穷无尽的痛楚。
亡明灭顺后的多尔衮开始处理耕地的分配问题了。怎么分配？很简单，圈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