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月之后的1978年5月27日，由石油组完成的一份《关于黄汲清同志向中央领导同志所反映问题的调査报告》，以国家地质总局名义，呈送给邓小平及有关领导。
我从地矿部档案室査阅了这份文件。上面的签发人不是孙大光。
这份出自石油组的调査报告，用黄汲清自己的话说是批判了我的信件的某些内容，也就是说是有针对地对黄给邓小平的信进行了反驳。
我看后的感觉是，不管当时的地质总局领导还是石油组的人，对办这件事是非常认真的，但其指导思想至少在情绪上多少是与黄的信有一定程度的对立。臂如，黄给邓的信中，一开头就提及了曾写信给邓副主席反映了地质系统长期以来不能贯彻落实毛主席的双百方针的实际情况，这顶大帽子戴在谁的头上都是不好受的，尤其是在地质总局的领导人看来。因此，调查报告对黄的这一类问题上的看法作了针锋相对的回应，说了在地质部门的石油地质工作中，有一个好的传统，就是尊重各派学术观点，发扬技术民主，提倡百家争鸣，吸取各家之长，指导实际工作。基层的同志叫做多路探索，殊途同归一类的话。其实，黄汲清向邓的信中指出的地质系统在学术上的那种不正常现象，是指的文革以来的状况，这是事实。
还有一个例子能说明一些问题。1969年，周恩来接见地质部的代表时问北京地质学院的张振国，说：“你们教的是哪一套东西？”张回答说：“是黄汲清那一套。”周问：“黄汲清是哪一套？”张回答说：“是苏联那一套。”周就说：“你们为什么不教李四光同志那一套？”周恩来与毛泽东一样，对李四光是很看重和尊敬的（我理解他说这话的意思是李四光同志是有创造性的周原话笔者注），作为中国的地质教育机构，应该好好学习和继承。周在这里提倡教李四光的那一套，并没有说不能教黄汲清的那一套，但下面的人听了就不是这个意思了。之后，地学界便出现了全面否定黄汲清的那一套，而抬出李四光那一套。这种风气一直延至八十年代初期。由于受到左的影响，文革开始后，黄汲清的那一套便当作了苏联那一套。文革时以批修正主义为核心，黄汲清是苏联那―套，这等于宣布了他的学术及他政治上的死刑。显然这已不是所谓的学术民主和百家争鸣了。其实，黄汲清的那一套除了他继承传统的地质理论外，更多的是他把这种优秀的传统地质理论，运用到了中国的地学实际情况的科学产物。据我所知，他的那部被中国乃至国际地学界几十年来一直视为经典之作的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就是突出的例子。对此，另一名著名地质学家尹赞勋有过比较客观和公正的评价。尹在八十多岁高龄时曾感慨说：“每每想起1945年黄汲清拿来当时西方构造地质的精神，处处融合国内实际的杰作，不禁感愧交加，感的是他拿来宝物用于中国，有发展，有创见；愧的是我未能步其后尘，缺乏结合中国实际的创见（见尹回忆录往事漫忆第126页）。任何一门科学学说，总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以发展与发扬才创立的。如果黄汲清的那一套就是因为继承了外国的优秀东西而要被讨伐，被当作修正主义的黑货全盘否定，那么继承外国先进的马列主义思想的毛泽东思想又该怎样处理呢？”
文革之后的相当长历史时期内，地学系统的非百家争鸣局面不是没有，而是非常严重，这是毋庸争辩的历史事实。
调查报告的另一个突出点是，尽可能地说明李四光的地质力学与找石油、与大庆油田发现是有关系的，同时也指出了李与黄作为不同的学术观点，所担任的不同职务，因而在其中所起着不同的作用。对黄的评价也是贬多于褒。有一点还算客观，那就是这个报告里也明确指出了在我国的石油普査工作中，黄汲清是有贡献的。不过，李四光的这面旗帜显然不能倒！
实事求是地讲，能在1978年全国拨乱反正尚未结束，十几年来左的思潮在一些部门、一些领导人的头脑中还相当严重的年代，国家地质总局的这份调查报告已是比较进步的了。然而，它并没有完成邓小平要澄清的指示精神，大庆油田的发现仍然是一个尚未解开的谜。地学界的左和神的影响仍很严重。
75岁高龄的黄汲清于1978年再度当选第32届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又一次成为中国地学界领袖人物。如果说四十年前，年仅35岁的黄汲清被地学界推举为第15届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是因为他的卓越才华的话，那么四十年后的今天，当他再度当选这个享有国际声誉的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则是对他从反右到文革以来的二十多年中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给予历史的纠正。像黄汲清这样在相隔近半个世纪的两个时代，两度获得如此殊荣，在中国科学界绝无仅有。同年，他又当选第五届全国政协常秀。10月份，他代表中国地学界赴纽约出席美国联邦地调局成立一百周年纪念会。在同国内外地学界同事的交流与接触中，他越来越感到中国科技界知识界受左的影响太深太深，如果一些因文革而树起来的科学事业上的神话与旗帜得不到正确的解决，中国的科技事业就不能向前很好地推进。于是，这年11月14日，他在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的激励下，在全国科协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上，围绕双百方针和大庆油田发现问题，首次在公开场合扔了一颗震动当时整个科技界的原子弹——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今天原想讲两个问题，第一个想讲四个現代化的问题，第二个是关于双百方针的问题。因为下面发言很多，不愿意多占同志们的宝责时间，想集中时间讲第二个问題，那就是关于贯彻双百方针的问題。这是文艺界的问題。我是学地质并搞地质工作的，我们地质部门从前叫做地质部，现在改为国家地质总局。在学术方面一向有两种不用的学派，一个是以前部长，已故的李四光同志为代表，他所创立的地质力学派；另一派是我们所提出的大地构造派。之所以称两个学派，主要是由于李四光同志著了一本中国地质的书，翻译成俄文。我写了一本中国的大地构造一书，也翻译成俄文，这在苏联专家中有相当的影响。我们大地构造学派，理论基础也不过是欧洲的，没有什么新的基础。不过，1945年特别在解放以后，总结了中国的和国外的大地构造特点，提出来一个新的概念，叫做多旋回构造运动的概念。所以我们这个学派也叫做多旋回学派。去年人民日报上面有一篇小文幸也谈到这个问题。
六十年代以来，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张文佑同志吸收了地质力学中的新内容，増加了力学分析范围概况，提出了断块构造这个概念。中国矿业学院的陈国达教授，又把苏联早先提出的地质活化学说发展一步，提出了地洼说这个概念。在七十年代初，由于我们中科院的尹赞助同志首先给我们介绍外国的所谓板块学说，于是乎板块学说在我们国家流行起来啦。所以，我们地质界出现了四个、五个，至少三个不同的学派，这是一件好事。不是毛本席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吗？出现不同学派，正是毛主席百家争鸣的基础。
李四光同志生前自己也认为他的地质力学并不是十全十美的，还应该进一步得到发展，在他很多的讲话里也都谈到了。李四光同志在哲学上是进步的，在学术上成就是非常大的，这是大家所公认的，把他作为又红又专的旗帜来树立，我认为是正确的。但是，在他去世以后，特别是1974年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独立自主，高歌猛进》，这篇文幸把地质力学吹捧得天花乱坠。从那以后，许多报刊杂志就不断地对地质力学大吹大捧，把它捧到吓人的高度，好像这个学派、这个学说不仅可以解决地质矿藏上的重大问题，似乎很多问题都解决。就这样用行政命令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地质力学。比方简单说一个例子：让各省、市、自治区的地质队写报告的时候，都必须用地质力学观点来写，否則，就不予验收。还让各大区地质研究所都成立一个地质力学研究室，并在各省开办了地质力学讲习班、训练班等等，每次都有好几百人参加。在另一方面，他们又利用行政命令压制不同学派。例如有一个地质学的老专家，他多年搞板块构造的研究，并且也列入了计划，所里领导支持他，派了六个年轻干部和他一起工作，这是个好事嘛。但不久，就被停止活动，这六个人就给送走了，解散啦，就不搞板块构造了，他本人的项目就給取消了。我自己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前主持一个大地构造的研究室有二十多个人员参加工作，但是，在1972年以后，研究室就取消啦，撤销啦。人分到其他地方去了，有一部分合并到地质力学所啦。我自己成了光杆司令了！
会场上一片哄笑声。
我在1974年，提出一个研究题目，叫做中国东部的构造岩浆情况的研究，着眼在找铁矿、铜矿。题目1974年提出来，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落实下来，最近才有一个人来参加这个工作，工作一直搞不上去。甚至有人把不同学派的争论，提高到哲学的高度看，说地质力学是土生土长的，是辨证唯物主义的，是最适合马克思主义的，其他学派是洋框框、洋教条，或者是唯心主义的。更有甚者，有的人在某些场合称，推行不推行地质力学，不是学术问题，是立场问题。这种把科学和哲学，把科学和政治交织在一起的做法，已经搞了相当的时间了。
据我了解，下面基层的地质干部，地质部门有好几万，引起了很多的反响。但是，因为他们年轻，对地质力学从来不敢说一个不字，这样大胆地做这些事情，明目张胆地违背双百方针，原因是有的人认为地质力学解决了许多重大的矿产的问题、找矿的实际问题，认为许多矿产是用地质力学的观点、方法找到的，就是说，地质力学这个学说已经完全在实践中证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吗！地质力学已经检验过了，不成问题了，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说，地质力学的理论对中国找石油起了作用，大庆油田、大港油田找到了，都是利用地质力学的观点方法找到的，这就是地质力学最突出的优点。现在让我们看一看事实。
黄汲清端起茶杯，喝水。会场一片寂静。因而他在放下茶杯时的声音从麦克风中传出后显得特别大。
我对这个问题从1974年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以后，进行了四年的调查研究，这个研究是秘密进行的，不敢也不能公开进行。松辽平原就是大庆了；华北平原，就是后来的大港、胜利油田，它的石油普查工作是怎么来的呢？是过去的地质部普查委员会在1955年春天布置下来的，当时普查委员会的技术负责人是已故的陈家荣先生同我本人，如果松辽平原的大庆、华北平原的大港、胜利油田的普查布置是地质力学理论方法布罝的，为什么我们这个技术负责人却一点也不知道呢？所以发表的文章念了以后，我就很奇怪了，大吃一惊，所以就进行了调查。四年的调查内容很多，在这里不能一样一样地说了，要说一个钟头也说不完，只把主要的几点说一说。
第一点，我曾经到地质部资料馆（全国的地质矿产资料集中在资枓馆）查阅石油普查的报告、案卷。1955、1956、1957、1958、1959、1960年，这些年终报告、总结报告，我都把它详细地阅读了一遍，其中哪个报告也没有提到一句地质力学的问题。我们知道地质力学有它特殊的名词，华夏系啊、新华夏系啊、东西复杂结构带啊、全线构造啊、山字形等等，外国是没有的。如果他们采用了地质力学的理论，怎么一句话都没有提呢？再看看对松辽平原进行了很多的物探、地球物理探矿吧，航空磁测、重力啊，还有地质剖面等等的报告，我也看了，也没有一句提到地质力学的方法和运用的问题，这是一点。
第二点，华北平原、大港油田加上胜利油田吧，它的普查报告我也是一年一年的都看了都阅读了，1955、1956、1957、1958、1959、1960年的报告，我同样详细阅读了，也找不到一句提到地质力学的琛论或者方法，同样华北平原的物探资料、航空磁測、重力，我也大部分都阅读了，也没有一个报告提出地质力学是他们主持工作的基础，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我们过去作石油普查以后，在松辽平原的石油普查大队的技术负责人名字叫韩景行，工程师，这个人现在新乡工作，我曾经当面问他：你搞的那点普查，你曾经用地质力学的观点、方法没有啊？他说，没有。
还有第四点，我也问过华北大队的石油普查的技术负责人叫孙万全，此人现在南京，问他主持普查的时候是不是用了地质力学的观点、方法等等？他说，没有。
从刚才举的人证物证来看，可以得出结论说，大庆、大港、胜利油田的发现与地质力学完全无关！这恐怕是铁的事实！
会场上，有人热烈鼓掌。
地质力学有些同志提出一个问题，说李四光同志在1954年春天在北京作过大报告，报告里面指出，松辽平原、华北平原要进行石油普查、勘探，我对这个事情进行了调查，他所指的是什么呢？那是1954年二三月份吧，李四光同志应当时石油部的苏联专家组组长塔拉非木克（音译）的邀请，在石油部作了一个地质报告。会议的主持人，是现在的副总理康世恩同志。苏联专家与李四光同志座谈对中国石油勘探的看法。的确，他作了一个报告，好像差不多用了一个上午，因为他要有翻译嘛。这个报告是在石油部作的，当时地质部门的技术人员没有去，我自己那个时候还在重庆工作，还没到北京来。这个报告发表在石油部1954年出版的石油地质一书中，这可以查。这本书我看过了，他那个书，一万多字的报告啊，最后一章，不到三百字，两百字吧。谈到找石油的问题。我看了多少遍，也看不出李四光同志怎么样用地质力学的现点、方法指出找石油的问题，没有。不过有人说，他的报告虽然是发表了，但是是很简略的了，当初的报告是很长的，还有速记做记录，这个情况你不知道了。这个事情恐怕是石油部的同志最了解情况，就是到底李四光同志除发表在石油地质的文章之外啊，还有些什么东西呢？我们地质部门，特别是我不知道，或者石油部的同志知道。我们在座的有石油部的同志吧，这个事情可以进一步查明，是不是地质力学在石油部，在找油、探油上起了重大的作用。这我不敢说了，应当由石油部的同志来说。
“四人帮”橫行期间，弄虚作假的作风，弄虚作假的歪风，是十分盛行的了。否定一切与肯定一切的作风也很盛行。我们地质部门看来受到这个歪风的影响，这个歪风的袭击，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今后，我们一定要遵照党中央、邓副主席多次强调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办事，真就是真，假就是假，把三老四严这样的精神贯彻下去，特别是在地质科学方面，更不用说了。科学就是求真理嘛！实事求是的精神在我们是一天也不可缺少的。一定要把弄虚作假这个歪风压下去。
又一次热烈鼓掌。主席台上科协代主席周培元的鼓掌尤为引人注目。黄汲清直了直身子，继续发言：
现在我在这儿提出我的希望，也就是两个意见吧。第一，今后是不是不要在报纸或杂志上面吹嘘地质力学的理论发现了中国东部的大油田，不要再这么吹嘘了。第二，今后，地质力学这是一个学派了，应该让它发展，这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其他的学派、理论是要和地质力学一样，同样有机会发展，这样提要求是合理的。
我刚才谈的问題，不光是地质界的问题，也不光是双百方针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的地质科学如何能够更好地成长和发展的问题，广大地质工作人员如何把自己的才力和潜力完全发挥出来，更好地为地质工作服务的问题，带动整个科技界的双百方针的问题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个大问题，是个重大问题，不是一个小问超，决不是一个两个人的斗争问题。
我诚恳地希望，全国科协能够组织一个调查小组，把我上面讲的问题，切实调查一下，认真地调查一下，搞个水落石出，是比较合适的，恐怕还是必要的。我今天的发言，自己认为胆子是相当大了，恐怕错误是很多的，请同志们批评！
黄汲清离开讲台时，全场的掌声持续了几十秒。
不过，也确实有一部分人没有鼓掌。他们是谁，黄汲清清楚，代表们也清楚。
读者看到此处，一定会有些烦（我引用大师的原文、原话太多了）。不过我认为没有加进任何色素的原汁原料，比我用文学语言来叙述要好得多。因为这是历史的真实，而复杂的历史是不应该去着意雕琢和加工的。十五六年后的今天，我们再看黄汲清的这个发言，似乎并不觉得有火药味，然而在粉碎四人帮不久的1978年、1979年时，他在科技界尤其是在地学界所产生的反响简直难以用语言来表述。
正面的反应是：中国的科技界、知识界要彻底打破左的思潮的干扰与束缚，就得像黄汲清这样敢于站出来说真话。
另一方面的反应是：毛泽东的遗体未凉，大右派又开始反攻了！李四光和地质力学理论，是毛泽东在世时充分肯定的，否定李四光和反地质力学，就是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
有人甚至扬言，要把黄汲清从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的位子上拉下马，将他拉到李四光的墓前向自己的老师磕头！
不过，后来好在两个凡是的风刮过去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中央坚持实事求是的党风原则，使黄汲清幸运地摆脱了来自各方的重重压力和抨击。
1981年，新时期中国科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此次会议既是对文革十几年来的拨乱反正，又是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被提到振兴民族、实现四化的这一划时代的高度。会议之后，国家科委作出了对建国以来科技领域的重大发明、发现、成果进行表彰的决定。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科技界的一件大事，也是广大科技人员接受党和人民对自己的成果进行一次意义深远的大检阅。
为了做好此次牵涉面大、非同凡响的表彰活动，组织者根据邓小平和中共中央的意见，坚持一定要使表彰有实质性，即谁搞的就是谁的，不能搞像以往那些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之类无头无脑，与发明人、发现人不着边际的结果。
这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评比，功名在此一举。必须尊重历史，尊重事实，活着的和死去的人都有份，谁都不要亏了谁，谁都别想压谁。中央最高领导层对此次大评比一再这样强调。
说说容易，可具体操作起来就难了。要不然科委也不会让大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钱三强来具体主持这项工作！钱三强很快发现，这项工作并不比他与同事搞导弹、原子弹轻松多少。
大庆油田的发现就让他挠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