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男人生来就注定是国内地方街道委员会活跃而重要的成员。是残酷的命运将他安排到了这个城市。他是天生的导游，哲学家，可以和任何驻足聆听他的人做朋友。
战前一两年，我来到西班牙港后，遇到的第一个男人就是泰特斯·霍伊特。
父亲去世后，母亲把我从查瓜纳斯镇接过来，我们乘坐火车再换汽车来到米格尔街。那是我平生第一次乘坐城里的汽车出行。
我对母亲说：“妈，你看，他们忘了按铃了。”
母亲说：“该死的你要是敢按铃，就给我下车走回家去，听见了吗？”
过了一会儿，我说：“妈，看，大海！”
汽车里的人大笑。
母亲简直怒不可遏。
第二天一早，母亲对我说：“现在给我好好听着，我给你四分钱，你去米格尔街街角的那家商店买两块一分钱一块的面包，再买一分钱的黄油，然后赶快回来。”
我找到那家店，买了面包和黄油，就是那种红色的、有点咸的黄油。
然后，我找不着回家的路了。
我发现大约有六条叫米格尔的街，但似乎没有一条上有我家那样的房子。我来来回回走了半天，还是没有找到，我开始大哭。我坐在人行横道上，鞋子也让沟里的水弄湿了。
我身后的院子里有几个姑娘正在玩，我看见她们后还是不停地哭，一个穿粉红外衣的女孩走过来问：“你为什么哭？”
我说：“我迷路了。”
她把两手放我肩上说：“别哭，你知道你住哪儿吗？”
我从衬衣口袋里抽出一张纸条给她。这时，一个男人走了过来。他身穿白色短裤和白衬衫，样子有些滑稽。
他问：“他为什么哭？”声音粗哑，但很有趣。
那女孩告诉了他。
他说：“我带他回家吧。”
我让那女孩也一块儿走。
他说：“对，你最好向他母亲解释一下。”
那女孩说：“好吧，泰特斯·霍伊特先生。”
那是我刚认识泰特斯·霍伊特那会儿发现的最有趣的事之一。那女孩称呼他为“泰特斯·霍伊特先生”，不是泰特斯，也不是霍伊特先生，而是泰特斯·霍伊特先生。后来我才发现每个认识他的人都这么叫他。
我们到了家，那女孩向我母亲解释了情况，我母亲却为我感到难为情。
然后那女孩离开了。
泰特斯·霍伊特先生看着我，说：“他看起来像个挺聪明的孩子。”
母亲用嘲讽的口气说：“像他父亲。”
泰特斯·霍伊特说：“喂，年轻人，如果买一条半鲱鱼要花一分半，那买三条鲱鱼需要多少钱？”
即使在乡下，在查瓜纳斯，我们都知道答案。
我脱口而出：“三分。”
泰特斯·霍伊特吃惊地打量着我。
他告诉我母亲：“这个孩子聪明伶俐，太太，您应该多费点心，送他去一所好学校，给他吃好的，好让他好好学习。”
我母亲沉默不语。
泰特斯·霍伊特离开时还说：“保重！”
这是有关他的第二件趣事。
母亲狠狠揍了我一顿，还说揍我不是因为我迷了路，而是因为我在阴沟里弄湿了鞋。
那天事后，我便绕着院子，用我自己的调子边跑边说：“保重！保重！”
那天晚上，泰特斯·霍伊特又来了。
母亲似乎不太理会。
泰特斯·霍伊特问我：“你识字吗？”
我说识。
“写呢？”
我说可以。
“好，瞧着，”他说，“拿些纸和笔来，我说你写。”
我说：“纸和笔？”
他点点头。
我跑到厨房说：“妈，你有纸和笔吗？”
母亲说：“你以为我是什么？开小店的吗？”
泰特斯·霍伊特大声说道：“是我要的，太太。”
母亲不情愿地应道：“哦。”
她说：“在我衣柜最底下的抽屉里有个钱包，那里面有支笔。”
她又从厨房的架子上拿给我一本抄写本。
泰特斯·霍伊特先生说：“现在，小伙子，写吧。把这个房子的地址写在右上角，下面写上日期。”然后他问：“你知道我们要把这封信写给谁吗，孩子？”
我摇摇头。
他说：“哈，孩子！哈！我们写给《卫报》，孩子。”
我说：“是《特立尼达卫报》吗？那份报纸？什么，我写给《卫报》！可只有非常了不起的大人物才能给《卫报》写信。”
泰特斯·霍伊特微笑着说：“所以才让你写，是要让他们吃一惊。”
我说：“我给他们写什么呢？”
他说：“你现在写。就写，‘致《特立尼达卫报》编辑。亲爱的先生，我只有八岁（您几岁了？不过，这不要紧），昨天我母亲让我去城里采购。亲爱的编辑，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个大都市里徜徉——拼作p-e-r-e-g-r-i-n-a-t-i-o-n，不幸的是，我偏离了母亲指给我的线路……’”
我说：“哦，天哪，泰特斯·霍伊特先生，你是从哪儿学到这么多大词的？你确信这些拼写没有错吗？”
泰特斯·霍伊特笑了。“我花了一下午构思这封信。”他说。
我写道：“……在这种绝望的情形之下，我被一位米格尔街的泰特斯·霍伊特先生所救。这只能说明，亲爱的编辑，在这个世界上，善良是人类尚未泯灭的品质。”
《卫报》从未发表这封信。
当我再一次见到泰特斯·霍伊特先生时，他说：“好啦，别在意。有一天，孩子，总有一天，我要让他们刮目相看，并让他们关注我说的每一个词，等着瞧吧。”
他在离开前说：“你喝牛奶吗？”
他说服了我的母亲让我每天喝半品脱牛奶。牛奶对大脑有好处。
我人生中最遗憾的一大事情，就是没有实现泰特斯·霍伊特对我的学业寄予的厚望。
我至今仍然对他的关心心存感激。他的观点有时候会与我母亲的发生冲突，蜘蛛网的事情就是一例。
博伊，那个我迅速结交上的朋友，正教我骑车，而我从车上摔下来，小腿胫骨受到严重损伤。
我母亲尝试用烟熏的蜘蛛网蘸朗姆酒治疗我的伤口。
泰特斯·霍伊特吓坏了。“您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他嚷道。
我母亲说：“泰特斯·霍伊特先生，我真诚地请求你先管好自己的事，等哪一天你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再听你教训吧。”
泰特斯·霍伊特拒绝被奚落，他说：“快带孩子去看医生。”
我看着他们争吵，不在意任何一方的话。
最后我去看了医生。
泰特斯·霍伊特再次出现时有了一个新的角色。
他告诉我母亲：“这两三个月，我在红十字会学习了急救课程，让我替你包扎孩子的脚吧。”
这实在让我惊恐不已。
后来有一个月左右，米格尔街的人都知道早上九点我会准时发出尖叫声。泰特斯·霍伊特喜爱这活儿。
这一切都为了解这个人的本性提供了线索。
下一步就很顺理成章了。
泰特斯·霍伊特开始教书了。
和所有伟大的事业一样，它是从小处做起的。
他决定参加伦敦大学函授课程的文学学位考试。他开始自学拉丁语，而且在学到一点后迅速教给我们。
他召集了我们三四个人，在他家的阳台上授课。他院子里养着鸡，那地方臭气熏天。
拉丁语课程没有持续多久。到第四种变格，我和博伊、埃罗尔开始质疑，都是泰特斯·霍伊特不太喜欢的那种提问。
博伊说：“泰特斯·霍伊特先生，我认为你这些全是瞎编的，你知道，你一边讲一边编。”
泰特斯·霍伊特先生回答：“可我告诉你，我没有编。你瞧吧，白纸黑字写着的。”
埃罗尔说：“泰特斯·霍伊特先生，我感觉是有个人坐上一天胡编乱造，然后让别的人来学。”
泰特斯·霍伊特问我：“bellum这个词的宾格单数是什么？”
我觉得自己很坏，因为我要背叛泰特斯·霍伊特了。我说：“泰特斯·霍伊特先生，在你像我这么大的时候，如果有人问你这个问题，你会有什么感觉？”
然后博伊问：“泰特斯·霍伊特先生，夺格是什么意思？”
因此，拉丁语课结束了。
但是，无论我们怎么嘲笑泰特斯·霍伊特，我们都不能否认他是个有学问的人。
哈特常常说：“那个男人，是个思想家。”
泰特斯·霍伊特思考着各种各样的事，有时也有危险的事。
哈特说：“你知道吗，我认为泰特斯·霍伊特不喜欢上帝。”
泰特斯·霍伊特会说：“真正重要的是信念。瞧，我相信，如果我现在把从口袋里拿出的自行车灯安装到什么地方去，确确实实地相信它并对它祈祷，我期望的事就会成真。这就是我的信仰。”
此时他会起身离开，也不忘了说声“保重”。
他习惯冲我们说：“大家安静一下。我刚才一直在思考，来听听我思考了什么。”
一天他冲过来说：“我在思考这场战争该怎么结束。如果欧洲能沉陷五分钟，那么所有的德国人都会被淹死——”
埃多斯说：“可英国人也会被淹死。”
泰特斯·霍伊特表示认同，他看起来很悲伤。“我疯了，”他说，“我疯了。”
他茫然地离去，嘴里自言自语，还不停地摇着头。
一天，我们正在谈论巴巴多斯对特立尼达的板球比赛，他骑着车来到我们跟前。局势对特立尼达不利，我们都很焦急。
泰特斯·霍伊特冲过来就说：“安静。我刚才一直在思考。瞧，孩子们，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世界根本就不真实？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有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脑，而你们却在思考着别人的事情？就像我这样，有个世上无双的大脑，却在思考你们这帮人，思考战争和这些房子还有港口的船只。这一点你们想过吗？”
他从没对教书失去兴趣。
我们经常看见他随身携带着那些大部头书走过。都是关于教育的书。
泰特斯·霍伊特常常说：“伙计，这是科学。特立尼达的问题就是老师们没有科学的教学方法。”
他还说：“伙计们，世界上最伟大的事情，就是让年轻人的头脑得到训练。好好想想，想想吧。”
后来的事很快就表明，无论我们对教书这事有什么样的想法，泰特斯·霍伊特已经专心致力于训练我们的大脑了。
他组织了米格尔街文学和社会青年俱乐部，还让这个俱乐部并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青年协会。
我们常常聚在他家，那里总是有各种食品和饮料。墙上挂满了名言警句，一些是打印的，一些是从杂志上剪下来贴在硬纸板上的。
我还注意到一件了不起的东西，就是“时间表”。
从中我了解到，泰特斯·霍伊特早上五点半起床，读一些希腊哲学家的书到六点，再花十五分钟洗澡和锻炼，花五分钟读晨报，十分钟吃早饭。总而言之，这真是令人敬畏的行为。
泰特斯·霍伊特说：“如果我遵照这个时间表，三四年内我就将成为一个有学问有修养的人。”
米格尔街俱乐部没有维持多久。
是泰特斯·霍伊特的错。
任何有正常思维的人都不会让博伊做秘书。博伊把时间光花在记录到场人的名字上了。
而且我们大家不得不进行写和读的活动。
米格尔街文学和社会青年俱乐部最终变成了电影批评家聚会的场所。
泰特斯·霍伊特说：“不行，伙计，我们不能让你们这些孩子整天谈论电影，我必须给你们找点宣传的工作。”
博伊说：“泰特斯·霍伊特先生，我们要宣传干什么？那是德国人的事。”
泰特斯·霍伊特笑了。“那不是这个词的正确含义，孩子。我的做法才是它真正的含义。孩子，是教育使我知道了这些。”
博伊作为我们的代表被派去参加青年协会的年会。
博伊回来后说：“那个青年协会糟糕透了，尽是一帮老家伙。”
可口可乐、糕点和冰激凌的吸引力渐渐消失，有一些人开始逃会了。
为保住俱乐部，泰特斯·霍伊特使出最后的努力。
有天他说：“下周日，俱乐部将去参观乔治堡。”
反对声响成一片。
泰特斯·霍伊特说：“瞧，你们这些人就是不关心祖国。你对乔治堡了解多少？你们没有一个人了解这个地方。但是，伙计们，这是历史，你们的历史，你们必须了解这样的历史。你们必须记住，今天的男孩女孩就是明天的男人女人。你们知道吗，古罗马人有句名言，叫思想健康才能身体健康，我认为我们应该去乔治堡。”
仍然没人响应。
泰特斯·霍伊特接着说：“在乔治堡顶上，有一条小溪，溪水凉凉的，如水晶般清澈，我们登顶后，就可以在那儿洗澡。”
我们不再坚持。
后一周的周日，我们一组人乘无轨电车去往穆库拉普。
当售票员过来收费时，泰特斯·霍伊特说：“一会儿再说吧。”下车时他才付钱。所有车票钱加起来是两先令。但他只给了售票员一先令，并说：“伙计，票我们不要了。”售票员和泰特斯·霍伊特都笑了。
去往山顶的路很长，红土飞扬，天气炎热。
泰特斯·霍伊特说：“这座堡垒是法国人在的时候修的，当时他们准备侵略特立尼达。”
我们气喘吁吁。
我们从没意识到有人曾这么看重我们。
泰特斯·霍伊特说：“那是在一八〇三年，我们正在与拿破仑打仗。”
我们看见路边有几杆破旧生锈的枪和一堆生锈的炮弹。
我问：“法国人侵略了特立尼达吗，泰特斯·霍伊特先生？”
泰特斯·霍伊特失望地摇摇头说：“没，法国人没有袭击，但我们做好了准备，伙计们，准备迎战他们。”
博伊说：“你确信那儿有你说的小溪吗，泰特斯·霍伊特先生？”
泰特斯·霍伊特说：“你把我当什么了，骗子？”
博伊说：“我没说什么呀。”
我们走得都流汗了，博伊脱下了鞋子。
埃罗尔说：“如果那儿没有小溪，有人就该下地狱。”
我们到达了堡顶，迅速地扫了一眼，目光落在一片坟地上，那儿竖着几块很久以前战死的英国士兵的墓碑。我们透过望远镜眺望辽阔的西班牙港，它就在我们的脚下伸展，还有远处街上的行人，他们在望远镜中和真人一样大。
接着，我们去寻找那条小溪。
我们没有找到。
泰特斯·霍伊特说：“它一定在什么地方。我小时候常常来洗澡。”
博伊说：“那现在它怎么了？干掉了吗？”
泰特斯·霍伊特说：“看来是这样。”
博伊十分生气。这不能怪他，因为爬上山来本身就很不容易，大家都又热又渴。
他于是不留情面地侮辱起泰特斯·霍伊特来。
泰特斯·霍伊特说：“记住，博伊，你是米格尔街文学和社会青年俱乐部的秘书，记住你代表我们参加过青年协会的会议。记着点。”
博伊说：“去死吧，霍伊特。”
我们惊呆了。
因此，文学俱乐部解散了。
之后不久，泰特斯·霍伊特获得了中级文学学士学位，并创建了自己的学校。在他的花园里竖着个特大的招牌：
泰特斯·霍伊特，中级文学学士（伦敦大学函授教育）
保证获得
剑桥中学文凭
有一年，《卫报》想了个绝妙的主意。他们发起并成立了贫困者基金，在圣诞节期间帮助有需要的人。这个基金很受欢迎，几年后改作“最需救助者基金”。每年十一月初，《卫报》都会宣布本年度基金的目标，大家兴奋地看着基金一天天积少成多，直到圣诞前夜。关于基金的消息总占据报纸的头版，每个捐赠者的姓名也都荣登报端。
有一年的十二月中旬，这一盛事愈演愈烈时，米格尔街成了新闻。
哈特给我们看了报纸，我们读到：
向小小捐款人学习
为响应在圣诞节期间把欢乐送给不幸之人的号召，从西班牙港的米格尔街寄来了一封信函，它捐款数目最少但感人至深。寄信人是该地区一位中学校长、中级文学学士，泰特斯·霍伊特先生。写信人是校长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生。我们征得霍伊特先生的允许将全文刊印如下：
“亲爱的霍伊特先生：我只有八岁，您肯定知道，我是《卫报》小小善联盟的成员。每周日我都会读胡安妮塔阿姨的专栏。亲爱的霍伊特先生，您总是赞誉慈善的美德，还常常提到《卫报》最需救助者基金开展的那项为不幸人带去圣诞欢乐的美好事业。我决定响应您真诚的呼吁，我只有很少的钱——实际上是六分，但霍伊特先生，请收下吧，把它送到《卫报》最需救助者基金，也许它能给一些不幸的人送上圣诞的欢乐！我知道钱不多，但是，和寡妇一样，我愿献出自己小小的力量。霍伊特先生，我永远都是您的学生。”
报纸附有一大张泰特斯·霍伊特的照片，在闪光灯下，他睁大双眼微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