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暖的春天终于来到了芝加哥，埋在雪中数月的车子也被挖了出来，与天气一并升温的还有政治形势：一名女政治家决定参选下一届芝加哥市长。安娜觉得，早就该有女市长了。
“女人不能当市长？简直毫无道理！”晚饭时，安娜对努里说。
“以色列有果尔达·梅厄，印度有英迪拉·甘地，玛格丽特·撒切尔也可能成为下一任英国首相；美国总是慢人一步。”
努里切开鸡肉，咬了一口。
“你觉得呢，努里？你会给一个女人投票吗？”
努里嚼着嘴里的鸡肉，咽了下去，然后放下刀叉，扣起双手：“估计我没机会给芝加哥市长投票了。”
“哦，是呀，离选举还有一年多呢，再说你也不是美国公民。”
“就算我是美国公民，我也不会投票。”
安娜皱起眉头：“为什么？你不相信女人能当好市长？”
努里满脸笑意——准确地说，是差点就要笑出声来了。安娜困惑地皱着眉问：“怎么啦，努里？”
努里推开椅子，站起来说：“我一直都在等待合适的机会告诉你，我在德黑兰找到了一份工作，去地铁修建公司当工程师。”
“我还不知道德黑兰要建地铁呢。”安娜小心翼翼地说；她想替努里高兴，却感到胃子里一阵翻涌：看来努里肯定要回伊朗了！她知道这一天总会来的，但不愿去多想。
努里绕过桌子，来到她身边，抓着她的双手：“安娜，我的机会来了。”
安娜舔舔嘴唇：他到底在说什么？“那，水电下乡的计划怎么办？”她问道。
“你那些帮助你同胞们的计划呢？推翻沙阿的计划呢？”
“计划照常。”努里用拇指摩挲着安娜的手背。
“但我需要一份工作，而这份工作就是绝佳的起点。我父亲认识那个负责人，他是个好人。我要回去通过工程师考试，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他顿了顿。
“但我要说的并不是这个。”
安娜竭力镇定下来。再过两个月，她就要毕业了，努里也会拿到硕士学位；但很明显，她还没有准备好面对这一切。
努里大笑起来。
你居然还笑得出来！安娜正要开口，努里在她脚边跪了下来。
“安娜·施罗德，我的生命中不能没有你，我想和你在一起。你愿意赐予我作为一个男人所能拥有的最大荣耀吗？你愿意做我的妻子，和我一起回伊朗吗？你愿意为我生孩子，与我长相厮守吗？”
安娜张大了嘴，一时语塞。
努里站起身，揽她入怀。
安娜趁势滑入努里怀中，热泪盈眶。
努里拭去她的泪水：“你为什么哭呢？这时候该高兴才对呀。”
安娜吸了一下鼻子，擦去鼻涕：这不正是她早就梦寐以求的——嫁给一个完美的男人，组建家庭，过上幸福而安定的生活吗？她从不敢奢望这样的梦想；从小到大，她都以为自己不配拥有这样的生活——可是现在，梦想终于成真了！
“你答应啦？”努里问。
安娜紧紧抱住努里，一颗泪珠滚落脸颊：“不错，努里。”她抽泣着。
“好啊，我答应！”
但这个喜悦并没持续多久。接下来的几周，焦虑再次袭来：我是在做梦吗？那会不会只是一个幻觉，一旦时间到了，它就会破灭？“你不是说你父母不太希望你现在回家吗？他们不是说事态正在恶化，到处都是游行和骚乱？”
努里不屑一顾地挥挥手：“我们住在德黑兰最安全的地方，不会有事的。”
安娜坐在床边：“具体在哪儿？”
“我父母住在德黑兰北部，我们将住在他们附近的谢米兰县；都安排好了。你会看到那里非常美丽幽静，也很安全。”
“但我不会说波斯语，只会说你教我的那几个单词。”努里教过她怎么说“你好”、“再见”以及用阿拉伯字母写他的名字。
“没必要会说波斯语，伊朗有很多美国人，大多数伊朗人都会说点英语。相信我，到处都能听到英语，有英文电视、音乐，商店里的服务员也都能说；你会觉得像在家乡一样。”
安娜吸了一口气。
“努里……”她咬着嘴唇。
“要是你父母不喜欢我呢？”
“别傻了。他们会像爱我一样爱你。”努里显得有些困惑，似乎不明白她为什么总有这么多忧虑。
“而且，到了德黑兰，就离巴黎和你母亲很近了，你随时都可以去看望她。”
安娜开始摆弄双脚。
“这样吧，”努里说，“你就把它当成一次短暂的拜访，这样想也许会感觉好些。要是你不喜欢那儿，我们就回美国得了。”
安娜停住双脚：“你愿意回美国？就为了我？”
“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安娜。”但他的表情和声音都不太确定。
“怎么啦？为什么如此不安？”
安娜觉得没办法再瞒着努里了。
“有件事我得告诉你。我们出去走走吧。”
大道乐园位于第59与60大街之间，是19世纪90年代为举办哥伦布博览会而建造的。安娜和努里在园中漫步，夕阳仿佛熔化的金子一般。庄严的大学校园建筑耸立在园区两侧，园区里栽种着各种植物。但安娜的心并不在这些建筑或景色上。
“我有件事没告诉你，”安娜说，“是关于我父亲的。”她犹豫着。
“它可能会改变某些……或一切。”
“没有什么会改变我对你的感情，安娜。”
“等等……先听我说完。”
他们走过卡尔·林奈的雕像；卡尔是现代分类学的鼻祖。安娜知道那是一种将生物划分成属、种等类别的方法。尽管看起来有些苍白，可他那用大理石雕刻而成的卷曲长发和书卷气的面容很像年轻时的本杰明·富兰克林。
“就算你父亲是个杀人狂，我对你的爱也不会减少一丝一毫。”
努里不知道自己差点一语中的。安娜在雕像底座处停下。他们一直牵着手走过来的，但这时她抽回手，将两只手掌压在一起。
“我父亲是个物理学家。他在马里兰一个秘密实验室里为政府工作，但没有人知道那个地方。”
努里一脸惊讶。
“他最初研究的是遗传学，也就是研究和破译细胞中的基因组合。你肯定听说过这些。人们称之为基因疗法。当这项技术成熟时，就可以用于治疗癌症和其他所有疾病。”
他们继续步行。
“了不起啊。”努里说。
他是在安慰我吗？如果是的话，可没什么用。安娜咽下口水，接着说：“问题是，我并不知道父亲具体做什么；他不肯告诉我，只说是机密。”她轻轻地哼了一声。
“就我所知，他是在研究某些能毁灭全人类的转基因病毒或细菌。”
努里皱起眉头：“干吗说这些呀？”
“因为他的背景；他是……我很难说出口，努里。”
努里没有说话。
“我父亲生长于德国；大学毕业后应征入伍，被迫加入纳粹党。他……呃……和那些试图创造出优等种族的科学家一起工作。你知道的，纯种的雅利安人。”
努里抬起眉毛，想说什么，但安娜打断了他。
“是的，雅利安人。”她从舌头上吐出那个词，语气中带着一丝轻蔑。
“也是你们国家名字的来源，和你们也是同一个种族。”她断断续续呼出一口气。
“你知道，80年前，优生学被认为是一门前景广阔的科学，致力于改善人种，消除那些导致疾病的缺陷。但希特勒让这些都变了味。”
努里点点头。
“那时出现了大规模绝育。尤其是那些精神或身体上有残疾的，人们称其为劣种。后来，希特勒宣称犹太人的基因是‘坏’基因，对种族纯净性构成威胁。后来的事，你都知道了。”
“你父亲做了什么呢？”
安娜犹豫了。她看过关于那个时代的电影和书籍——有段时间她对这些很着迷，很想知道战争的点点滴滴，包括每一次事变和决策。不过，一段时间以后，这种兴趣就消退了，不知道这是因为她逐渐成熟了，还是因为某种心理障碍阻止她深入了解，对此她也没深究。和大多数学生一样，一旦相关课程和考试结束，她对那个时代的历史就只记得个大概。现在，她可以带着好奇和几近嘲讽的超脱，在二十世纪欧洲史的课堂上，观看教授放映的《安妮日记》《卡萨布兰卡》，甚至《意志的胜利》。
她说：“我只能猜测。也许是某种医学或化学实验，因为在战争快结束时，他认定自己会被盟军抓去审讯，甚至可能被处决。后来，一个美国人找到了他，他们的会面是高度机密——我父亲去了三个不同的地方，最后才见到那个人。”
“那人是谁？”
“不知道。可能是战略情报局的人，也可能是美国陆军部派去的。总而言之，他想知道我父亲是否有意到美国继续工作，政府想再次利用优生学——不是为了创造优等民族——而是为了其它目的去操控基因。”
“什么目的？”
“我说过的，我不知道。但考虑到我父亲的背景以及当今人们谈论的事情，我怀疑那是某种细菌战项目。”安娜紧张地清了清嗓子。
“那个人提议把我父亲偷渡出德国，带到这儿来，这样他将免于被起诉和惩罚。其实就是，他将不用承担任何后果。完全不用。”她顿了顿，然后说：“那我父亲当然会同意了。”
安娜停下脚步。他们快走到公园的西角了。
“所以说，努里，我父亲是个纳粹分子。”
努里没作声。
“上中学时，我发现了这些事情。有个老师在我桌上放了一篇文章，我把它拿给父亲看，他承认了。”
“你父母就是为此而离婚的吗？”
她手搭凉棚，挡住夕阳的亮光。
“肯定是。他们是战后在华盛顿的一次使馆派对上相遇的。想来我母亲当时并不知道他的身世，也不知道他在做些什么，但她发现以后，便抛下了我们；那时我还很小。”
“那你呢？你怎么想？”
“我那时还小，不知道母亲为什么抛下我们，到现在也没弄明白。但她走了，我只剩下父亲这一个亲人。”她沉默片刻。
“我一直没有太多朋友，你知道的。并不是他们躲着我……”她的声音小了下去。
“不过也有可能就是那样。人们不想和纳粹的女儿有什么来往，只有父亲理解我，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她哽咽着转向努里：“现在你都知道了。如果你不想跟我在一起，我不会责怪你。毕竟，我是个——他们怎么说来着——‘次品’。”
他们返身往乐园东边走去。努里什么都没说。安娜垂着头。不敢看努里，大气也不敢出；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被指控犯了谋杀罪的无辜者，正等着陪审团做出裁决。他们再次走过卡尔·林奈的雕像，走过在微风中摇曳的茂密树丛。终于，努里转向她。安娜定在那儿：要是努里真的决定离我而去，我该怎么办？她挺直身子，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这样的话，我们去伊朗就再好不过了。”努里微笑着握紧她的手：“你会有一个真正关爱你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