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仲马是中国读者非常熟悉的作家，关于他的生平，我们只做极其简单扼要的介绍。
大仲马生于1802年，父亲是一个黑白混血儿，拿破仑部队的将军。幼时大仲马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只跟一个神父学了点拉丁文，14岁就到公证事务所去当书记，25岁即成为浪漫主义文学的倡导者。1829年，他的历史剧（亨利三世及其宫廷）在法兰西剧院上演，获得巨大的成功，是第一个上演的浪漫主义剧本，比雨果的《爱那尼》还早一年。40年代他开始写小说，尤其是历史小说，一共发表了257部长篇小说，是个多产作家。他的《基度山伯爵》发表以后，风行一时；接着又陆续发表了几部“三部曲”：其一是1844年的《三个火枪手》，1845年的《二十年以后》和1848至1850年的《布拉热洛纳子爵》，这三部曲以路易十三的统治为历史背景；其二是1845年的《玛戈王后》，1845年的《蒙梭罗夫人》和1845年的《四十五卫士》，以宗教战争为背景；另外以《一个医生的回忆录》为总题的四部小说：1849年的《若瑟夫·巴尔萨莫》，1860年的《王后的项链》、《昂日·皮都》和《夏尔尼伯爵夫人》，背景从路易十三朝代到法国大革命，等等。大仲马不仅是个剧作家和小说家，还是个新闻记者，散文作家，短篇小说家，翻译家（以翻译英国作家沃尔特·司各特的作品著称），游记作家，回忆录作家和演说家。他趁报纸盛行连载长篇小说之际，拼命写作，获得无数稿费，顿成巨富；他过着放荡的生活，大肆挥霍，又落到贫困的边沿。1851至1854年他因逃避债权人的追索，流亡到布鲁塞尔。等到他回来以后，文坛风尚已变，浪漫主义渐趋没落，现实主义日益盛行。他改行当报人，连续创办了几份报纸，都遭失败，他于是到意大利去帮助加里波第，在意大利呆了四年后回到法国，穷困潦倒，于1870年病逝。
大仲马体魄健壮，精力过人，性情幽默，喜动不喜静，自称是一个“永不涸竭的作家”，一个“有趣的逗乐者”。从他的数量众多的作品内容来看，大仲马的确不愧有自知之明。他的小说充满传奇的浪漫色彩，构思巧妙周密，情节起伏曲折，经常到了“山穷水尽疑无路”时，忽而又“柳暗花明又一村”，引人入胜，使人爱不释卷，无怪乎乔治·桑说，大仲马的小说把人引入“一个充满了奇事、英雄、奸贼、魔术师、冒险家的世界”。读者仿佛被卷进了惊险事件的漩涡，随着主角的命运旋转，时而叹息，时而担心，时而欣慰，直到结束掩卷，才舒了一口气。
大仲马的创作，不仅以情节取胜，还体现了浪漫主义专写奇人奇事等创作原则，对巩固和发展浪漫主义文学流派，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因此他受到同时代许多著名作家的高度赞赏，如雨果、诺迪埃、拉马丁和米舍勒，都一致认为大仲马很了不起。拉马丁写信给大仲马说：“我对你的看法是一个惊叹号，”米舍勒称大仲马是“大自然的一股力量”。大仲马在描写某些时代和事实，某个阶层和它的典型人物时，也运用了现实主义的手法，例如在《玛戈王后》中所写的宗教战争，在《基度山伯爵》中所描写的王政复辟时期几个暴发户摇身一变，成为上等人的历史，等等。在他的小说里虽然好人和坏人泾渭分明，但是并没有脸谱化和概念化，作家通过一连串的行动和生动的对话，把他们写成各有鲜明个性，栩栩如生的人物，而不必求助于冗长的大段描述。因此把大仲马同通俗小说作家一起打入文学的底层，是不公道的，毕竟没有一个作家，比大仲马更有丰富的想象力；任何平凡的事物，一经他的艺术处理，立刻变成充满活力、生气勃勃的传奇；没有任何作家，拥有比大仲马更多的热心读者，这是一个重要现象，值得研究文学社会学的人加以重视。
《蒙梭罗夫人》是一部历史小说，同《玛戈王后》及《四十五卫士》合成三部曲，描写的是亨利三世统治时期的法国。这部小说正如大仲马的其他历史小说一样，有英雄，有美人，有主持正义的宫廷小丑，有阴险毒辣的篡位者，有正统的国王，有年迈的王大后；这些人物用爱情、妒忌、贪婪、陷害几条线索交织在一起，就构成刀光剑影、血溅宫廷的一幅幅色彩斑驳、光怪陆离的画面，引人入胜，趣味无穷。至于历史嘛，正如大仲马自己所说的：“什么是历史？历史是我用来挂小说的一只钉子。”大仲马青年时期受司各特和莎士比亚的影响很深，他的历史剧《亨利三世及其宫廷》又一炮打响，所以他立志要将法国历史写成小说，他组织了一个班子，专门研究各个历史时期的环境、气氛、衣着和生活习惯，供他写小说之用。其中尤其是历史家奥古斯特·马凯，从1839年到1851年在他的“工厂”里工作，对他写出几本杰作帮了大忙，使他笔下的每一个朝代都具备这个朝代的特点。然而大仲马是小说家，不是历史家，正如《三国演义》不是《三国志》一样，他有时以一些历史事实为题材，按照主角心理的需要来重写历史，有时把真实的历史人物和虚构的人物同时叙述，使人扑朔迷离，真假莫辨。总之，他完全按小说情节的需要来写历史，因此有不少歪曲、错误和颠倒黑白的地方，有人称誉他“写出了比历史更真实的历史”，那是因为他有编织离奇曲折故事的天才，他用艺术的虚构，来补充历史的不足，就制成了艺术品。《蒙梭罗夫人》也一样，借用亨利三世时代的若干历史事实，刻画出若干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这就是本书的高度文学成就，有谁如果把这本书当作历史来读，那就未免太天真了。
郑永慧
198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