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啊！美妙的新世界！有这么出色的人物！”
——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中，米兰达第一次见到海上落难的侍臣们时说的话
二十世纪下半叶，有两部空想作品给我们的未来蒙上了阴影。一部是乔治·奥威尔一九四九年出版的《一九八四》，小说刻画了一个令人恐惧、野蛮粗暴、控制人们思想的极权国家。在这部小说中，有“老大哥”，有思想罪，有新语，有记忆洞，有美其名曰“友爱部”的酷刑殿，还有一只靴子永远踩在人脸上的可怖场面。
另一部则是阿道斯·赫胥黎的《美妙的新世界》（1932），小说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别样的、较温和的极权形态。这种形态具体表现为：通过生物工程、试管婴儿以及睡眠教育而非残忍暴行而达到绝对的一致；为了促进工业生产而倡导的无节制消费；为了摆脱性挫折而强制推行的乱交；从聪明绝顶的管理阶层到通过制约使之热爱卑微工作、头脑愚钝的农奴阶层不等的先定种姓制度；还有让人瞬间感到快乐异常和飘飘然而无副作用的“舒麻”。
我们很想知道，哪种模式会赢得最后的胜利？冷战时期，《一九八四》似乎占了上风。但自从一九八九年柏林墙倒塌之后，权威评论家宣告了历史的终结，购物潮大行其道，形形色色的准“舒麻”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诚然，艾滋病造成的恐慌使乱交行为有所收敛，但总的来说，我们似乎在追求某种浅薄、肤浅、毒品泛滥的“跟风花钱”式生活方式。由是看来，《美妙的新世界》笑到了最后。
但在二〇〇一年纽约双子塔遭袭击之后，情况又发生了变化。思想罪和踩在人脸上的那只靴子毕竟是不会轻易摆脱掉的。“友爱部”似乎又回来了，而且再也不局限于禁锢在“铁幕”背后的国家，整个西方现在都有了自己版本的“友爱部”。
但，《美妙的新世界》并没有离我们远去。大型购物中心一直延伸到推土机极目望到的地方。在基因工程领域更加疯狂的边缘地带，有一群狂热分子，在喋喋不休地胡扯什么“优质基因”和“劣质基因”（赫胥黎的“阿尔法”种性和“爱普西隆”种性），终日热衷于搞什么“基因增益”工程（使我们走进一个更加美妙的“新世界”）和天长地久工程。
这两种未来——强硬的和温和的——有没有可能会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变为现实呢？如果是，那会是什么样子呢？
那么，让我们再来看一看《美妙的新世界》，审视小说对它所描写的有序世界所持的支持和反对的理由，因为在那个世界中，“现在人人都快乐”。那么，小说中的美妙新世界所兜售的是什么快乐呢？要得到这种快乐，我们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
我第一次读《美妙的新世界》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当时我十四岁。虽然无法完全理解其中的某些内容，但小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我当时还不知道什么是灯笼裤，什么是吊带背心（我甚至不知道，拉链刚问世时被神职人员抨击为“魔鬼的诱惑”，因为拉链可以让衣服轻而易举地脱下来），但对“带拉链的连裤内衣”却记忆犹新：“哧啦！浑圆的粉色内衣像一颗齐齐切开的苹果，从中间裂成两半。随后，双臂一阵轻扭，先抽右脚，再抽左脚。就这样，内衣便像泄了气的皮球，死气沉沉地落在地上。”
我个人就曾生活在“弹力紧身裤”流行的年代，那种紧身裤，如果不拼命挣扎，你根本穿不上，也脱不下来。所以，“带拉链的连裤内衣”这种东西的确让人眼前一亮。
脱掉“连裤内衣”的那位姑娘，是金发碧眼的性感尤物，列宁娜·克朗。她既无知得出奇，又妩媚撩人——或者，用爱慕她的男性的话说，“气感十足”。列宁娜并不明白为什么她不应该一有机会就和她喜欢的任何男人做爱，因为这样做仅仅是出于礼貌而已，否则就是自私自利。列宁娜脱掉内衣去引诱的那个人是“野人”约翰。约翰是在远离“文明”世界，依靠汲取莎士比亚关于贞洁与淫荡的宏论、祖尼部落的迷信以及自我鞭笞等养分长大的。他信仰宗教，相信世上有浪漫的爱情，相信为自己心爱的人而饱受磨难是值得的。在列宁娜如此随便、如此不知羞耻地脱掉“连裤内衣”之前，他是把列宁娜当成偶像来崇拜的。
两个充满欲望的生殖器从来没有如此不和谐过，于是，赫胥黎的故事就此终结了。
《美妙的新世界》究竟是完美世界的“乌托邦”还是令人作呕的“反乌托邦”，取决于您自己怎么看：生活在新世界中的居民美若天仙，无忧无虑，无病无痛，但我们总觉得这个世界有点让人无法接受。“乌托邦”一词源于希腊语中的O Topia（我—托邦），有人认为该词的意思是“乌有之地”，但也有人认为“乌托邦”一词源于eugenics（优生学）中的eu，也就是说，“乌托邦”的意思是“健康的地方”、“好地方”。十六世纪，托马斯·莫尔在给自己的作品取名为《乌托邦》时，可能是取了这个词的双关意义，即：“乌托邦”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好地方。
就一部文学作品而言，《美妙的新世界》与先前许多作品都有割裂不断的历史渊源。从远处说，有柏拉图的《理想国》，有《圣经》的《启示录》，有亚特兰蒂斯神话；从近处说，有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有乔纳森·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中充满人类理性的慧骃国，有H.G.威尔斯的《时间机器》（其中那些愚钝、漂亮的“上层社会”白天在阳光下安逸地玩耍，而那些丑陋的“下层社会”则在地下开动着机器，只有在夜里才会来到地面追食那些交际花）。
在十九世纪——排污系统、医药、通讯技术、交通等领域的发展可谓是日新月异——许多严肃的乌托邦作品都被主流的乐观主义情怀挖掘出来，其中最重要的是威廉·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和爱德华·贝拉米的《回首往事》。
乌托邦作品都对社会现实持批判的态度，又对人类的前景抱悲观的看法。由此，这些作品都近乎于讽刺作品，比如，斯威夫特、莫尔、威尔斯等人的作品。但与此同时，乌托邦作品又都认可这样的观点：人类可以做到尽善尽美，至少可以大大改进。因此，这些作品又都像理想化的浪漫主义文学，比如，贝拉米和莫里斯的作品就是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终结了浪漫理想主义文学的乌托邦美梦，正如现实生活中乌托邦计划刚要启动就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一样。俄国政权和德国纳粹的上台都始于乌托邦愿景。
但正如大部分乌托邦作品已经发现的那样，社会可以变得尽善尽美的构想已经在争议的岩石上撞得头破血流。假如有人不同意你的观点，不参与你的计划，你能拿他怎么办？纳撒尼尔·霍桑本人就是现实生活中布鲁克农场乌托邦计划中一个觉悟了的毕业生。他说，新英格兰地区的清教徒奠基者们本想打造一个新耶路撒冷，但刚开始他们使用的是牢狱和绞架。在乌托邦作品中，对那些反权威的人来说，强制再教育、充军流放、处以绞刑是家常便饭。就像《一九八四》中那样，如果你不爱“老大哥”，那你就成了过街老鼠。（《美妙的新世界》有其较温和的惩罚方式：对于那些离经叛道者，一律流放到冰岛，在那里志趣相投的知识分子可以讨论人类的最后归宿，而不会烦扰“正常”人。）
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开始，乌托邦和反乌托邦作品都具备与现实社会相同的社会基础。无论是乌托邦作品，还是反乌托邦作品，都回答了相同的问题：人住在什么地方？吃什么？穿什么？如何对待性和抚养子女？谁掌权？谁劳作？公民与自然的关系是什么样的？经济的运行模式又是什么样的？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W.H.赫德森《水晶时代》等浪漫主义乌托邦作品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拉斐尔前派的画面，居民们酷爱飘逸的长袍，居所的自然环境听上去有点像加装了彩色玻璃，点缀了许多工艺品的英格兰乡间别墅。小说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摒弃产业主义，恢复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处，解决人口过剩问题，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针对最后这个问题，赫德森的解决方法很简单，即：除了每个乡间别墅里性生活虽然不和谐但仍注定要生儿育女的夫妻之外，统统消灭性。
但，用赫胥黎自己的话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创作《美妙的新世界》时，他是一个“调皮捣蛋、持极端怀疑论的唯美主义者”，属于聪颖的青年新贵群体，整天围着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124团团转，以抨击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和英王爱德华时代的一切为乐。所以，《美妙的新世界》摒弃了飘逸的长袍、工艺品和环保狂。新世界的建筑风格是未来主义的——用电灯照明的塔楼，还有发出柔光的粉红色玻璃——都市风光中的一切都是极度不自然，极度工业化的。纤维胶、醋酸纤维、人造皮都是作者精挑细选的材料；人们居住的是配备了人造音乐以及各种香水龙头的公寓大楼；交通工具是私家直升机。在新世界中，人们不用再生孩子，孩子是在孵化中心长大的，按照“蜂房”的需要，类型各异、不同批次的孵化瓶沿着流水线移动，孵化出来的婴儿喂养的不是“奶”而是“外分泌物”。在维多利亚时代，“母亲”这个字眼儿总是让人肃然起敬的，但在新世界却变成了骇人听闻的污言秽语；在维多利亚时代，乱交被认为是骇人听闻的污言秽语，但在新世界却成了社交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列宁娜说：“他今天下午还拍了拍我的屁股呢。”
“你看，这不就得了！”范妮得意地说，“这就说明他的立场了。
绝对墨守成规。”
《美妙的新世界》中刺激神经的笑话都具有很强的颠覆性——它首先是让读者而不是我们步步惊心，但仍具讽刺性。维多利亚时代的节俭演变为消费的义务，维多利亚时代“生死相许”的一夫一妻制为“人人属我，我属人人”所取代，维多利亚时代的宗教信仰演变为以公共狂欢的方式对人造神——以生产流水线之父、美国汽车大王福特命名的“我主福特”——的崇拜。就连歌颂“我主福特”的“波吉狂欢”也颠覆了家喻户晓的童谣，原童谣中“亲亲女孩，让她哭泣”颠覆成“亲亲女孩，使为合一”。换言之，现在你如果不“亲亲女孩”（就像“野人”那样），才会让她“哭泣”。
性往往是乌托邦和反乌托邦作品的中心话题——什么人可以做什么事，用哪组生殖器官，和什么人做，是人类关注的主要话题之一。在新世界中，由于性和生育已经分离开来，女人不用再生孩子——生孩子本身就令新世界的人反感——性已经演变成一种娱乐。赤身裸体的小孩子为了早一点儿入道，在灌木丛里玩“性爱游戏”。有的女人是不孕的——“不育女”——虽然有些许胡须，但都是非常完美的女孩。有的女人要做马尔萨斯操——一种节育形式——如果感觉要排卵了，就需要接受“代孕”荷尔蒙治疗，佩戴一种塞满避孕药剂的时尚人造皮药带。万一马尔萨斯操出现偏差，最后还有装饰着漂亮的粉红色玻璃的堕胎中心。赫胥黎是在避孕药问世之前写这一幕的，但避孕药的出现让他想象的乱交又前进了一大步。（那么，男同性恋又会怎么样？“人人属我”真的意味着“每个人”吗？小说没有告诉我们答案。）
诚然，赫胥黎本人仍然一只脚踏在十九世纪，他做梦也想不到完全颠覆的道德规范，除非他亲眼看到这种道德规范真的具备危害性。在他创作《美妙的新世界》时，赫胥黎访问美国后刚刚回到英国，美国的大众消费主义及其羊群心理和俗不可耐仍然让他深感震惊。
我使用“做梦”一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美妙的新世界》——如果被囫囵吞下的话——取得的效果与受克制的幻觉无异。一切都漂浮在水面上，没有任何深度。正如你从视障作者的作品中所能看到的那样，视觉占了上风：色彩是强烈的，光明与黑暗得到了生动的描写。声音是次要的，尤其是在团体仪式、狂欢和观看“多感觉电影”（你能够感受到荧幕上出现的各种感觉，“大猩猩结婚”和“抹香鲸的爱情”便是很好的例子）的时候。气味是第三位的——香水到处喷洒，香味到处弥漫。“野人”约翰和年轻貌美的列宁娜之间最令人感伤的一个邂逅场面是：列宁娜因无法容忍“保留地”现实生活中难闻的气味而吸食了大剂量的“舒麻”后天真无邪地睡着时，约翰顶礼膜拜般将自己的脸埋进她那神圣且充满香味的内衣中。
许多乌托邦和反乌托邦作品都对食物给予了浓抹重彩的书写（无论美味，还是难吃；比如，斯威夫特所描写的慧骃国中的燕麦片），但我们没有看到《美妙的新世界》的菜单。列宁娜和其月度姘头亨利吃的是“一顿美餐”，但作品并没有告诉我们吃的是什么。（从那些塞满了供应外分泌物的奶牛的大牛棚来判断，我猜想大概是牛肉。）尽管有许多按需供性的懒婆娘，但说来奇怪，在《美妙的新世界》中，肉体是空洞无物的，它不过是赫胥黎用来阐明自己观点的工具而已，即：在一个什么都能得到的世界上，任何东西都失去了意义。
事实上，在新世界中，意义一直是被尽可能排除在外的。除了科技著作，所有的书都是被禁止的；常去博物馆的人遭到屠杀。至于上帝，则表现为“一种虚无，就好像他根本不存在一样”——当然，笃信宗教的“野人”约翰例外，因为他是在祖尼“保留地”长大的，而“保留地”是美妙新世界的一般人禁止进入的。在那里，人们仍然按照古老的生活方式按部就班地生活着，这种生活充满了最浓重色彩的“意义”。约翰是小说中唯一一个具有真正肉体的人物，但他对生活“意义”的了解并非通过寻欢作乐，而是通过体验痛苦来完成的。当他被当成“试验品”带到充满香水味的新世界之后，他对这个新世界的评价是：这儿没什么值钱的东西。
对约翰来说，穆斯塔法·蒙德——新世界的十个主宰之一，也是柏拉图“卫国者”的衣钵继承者——所恩赐的“舒适”根本是不够的。他希望重回旧世界，那个充满垃圾、疾病、自由抉择、恐惧、痛苦、鲜血、汗水、眼泪的旧世界。他相信自己是有灵魂的，像二十世纪初许多具有文学素养的人（比如萨默塞特·毛姆一九二一年短篇小说《汤普森小姐》中的传教士，在违反教规与一名妓女发生不正当关系之后，自己上吊自杀了）一样，约翰也必须为自己的这种信念付出代价。
一九四六年，在目睹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希特勒“最后解决方案”125所带来的种种恐怖之后，赫胥黎为其《美妙的新世界》重写了前言。其中，赫胥黎批评自己在一九三二年的版本中为人类的未来只给出了两个备选项：乌托邦和反乌托邦——“乌托邦社会的疯狂生活方式”和“虽然在某些方面更富有人情味，但在某些方面又无不弥漫着怪异和变态的印第安村寨式原始生活方式”。（事实上，赫胥黎的确给出了第三种生活方式——冰岛上那些与社会格格不入的知识分子群体——但可惜“野人”约翰不允许去那儿，由于没有大庭广众下的自我鞭笞，他可能压根儿就不喜欢冰岛。）在一九四六年的前言中，赫胥黎提出了另一种乌托邦形态，其中“心智健全”有了栖身之地。所谓“心智健全”，赫胥黎指的是一种致力于“有意识地、理性地”追求人类“归宿”的“极端功利主义”，其形态则呈现为与“道或理性，超验的上帝或社会精英”的一种联姻。难怪后来赫胥黎严重沉迷于麦斯卡林致幻剂，并出版了杂文集《感知之门》126，由此来鼓励六十年代的瘾君子和流行乐手到业已变化了的脑化学中寻找上帝。如此看来，他对“舒麻”的兴趣也就不是空穴来风了。
于是，我们这些仍然在地球上虚度光阴——因而仍能读书——的人便有了《美妙的新世界》。那么，《美妙的新世界》怎么能历经七十五年而屹立不倒呢？在现实生活中，那些索然无趣的消费者，无所事事的寻欢作乐者，穿梭于内宇宙空间的旅行者，程序化的墨守成规者所组成的社会离我们有多远呢？
在我看来，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美妙的新世界》之所以经久不衰、屹立不倒，是因为每次读这部作品，都有第一次读的感觉，都会觉得作品仍充满生命力，仍振聋发聩，仍让人耳目一新。
至于第二个问题，亲爱的读者，就留给您来回答了。自己照一照镜子：您是不是看到列宁娜·克朗在回头看您呢？您是不是看到“野人”约翰呢？如果您是人，您肯定会同时看到两个人的影子，因为这两种生活方式我们一直都想要。我们希望像无忧无虑的众神一样，优哉游哉地躺在奥林匹斯山上，美貌永驻，希望将自己的性爱和快乐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与此同时，我们又希望自己能成为承受痛苦的他人，因为我们相信，和约翰在一起，在感官游戏之外，生活才有意义，即时满足永远是不够的。
赫胥黎的聪明之处在于，用一种模棱两可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我们自己。在整个动物世界中，我们人类孤独地忍受将来完成时的痛苦。洛佛狗127不可能想象到，在狗的未来世界，所有的跳蚤都被消灭殆尽，狗性得到完全彻底的发展。但人类具备结构独特的语言，能够为人类自身想象出如此夸张的状态，同时还能对自己的伟大壮举提出质疑。把《美妙的新世界》打造成不朽之作的正是这种双重的想象力。
既然小说《美妙的新世界》的题目源于莎士比亚的《暴风雨》，那我们就套用《暴风雨》中的一句话：“人生如梦”128。这里，我们不妨再加上一句：而且是噩梦。
（李和庆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