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美丽
龙应台与我从小一起长大。她逃学的时候，我也背着书包一块儿离家出走。街上逛着无聊，就去偷看电影。两个女生背着书包，不容易混在人群中假装是别人的小孩携带入场，只好去爬戏院的后墙。裙子都扯破了，土头土脸地翻身落地，却让守候着的售票员一手拎一个人，扔出门外：两个十岁大的女孩。
读台南女中的时候，她就是个思想型的人。学校的功课不怎么在意，老是在前十名左右，却很用心地看罗素、尼采的哲学书；半懂不懂地看。放学之后，我把头发卷起来，换上花哨的裙子偷偷去和男生约会，她却只用她纯净的眼睛望着我问：“你跟那些男生谈些什么呢？”我认为她是嫉妒男孩子喜欢我。
《野火集》的个性大概在高中就看得出来。龙应台特别瞧不起一位地理老师——他不但口齿不清、思绪紊乱，而且上课时专门重复自己的私生活故事。上地理课时，我们一般人就乐得打瞌睡、传纸条；下了课跟老师也毕恭毕敬。龙应台却疾恶如仇似的，一见到这位老师就把头偏开，别说鞠躬招呼了，连正眼也不瞧他。后来基隆有个学生用斧头砍死了一个老师；女中这位地理老师私下问龙应台：
“你是不是也想用斧头砍我？”
龙应台的回答：
“你有这么坏吗？”
1970年，我们又一起进了成功大学外文系。脱离了修道院式的女校环境，龙应台似乎渐渐受了胡美丽的影响：她也开始交男朋友了。成大的女生本来就少，龙应台长相并不吓人，跟其他女孩子比起来，又是一副有点“深度”的样子，所以追求她的人很多。可是我常笑她保守，仍旧迷信“男朋友就是将来要结婚的人”这回事。她当然没有跟当年的男朋友结婚；到现在，她还会问：是谁灌输给我们的观念，女孩子交往要“单一”？差点害死我！
我想我比她聪明。
二十三岁，她一去美国就开始教书——在大学里教正规的美国大学生如何以英文写作，如何作缜密的思考。对一个外国人来说，这是莫大的挑战。
“美国人心胸的开阔令我惊讶，”她来信说，“他们并不考虑我是一个讲中文的外国人，却让我在大学里教他们的子弟‘国文’，认为我有这个能力。你想台湾会让一个外国人教大一‘国文’而不觉得别扭吗？”
三十岁那年她取得了英文系的博士学位，同时在纽约教书；教美国小说、现代戏剧。她的来信仍旧很殷勤，带点日记的味道：
到学校很近，但是要跃过一条小溪，穿过一片树林。所以我经常是一条牛仔裤、一双脏球鞋的模样在教课。秋天了，今早的小溪满是斑斑点点的枫叶。昨夜大概下了一点雨，水稍涨一点，就把我平常踏脚的石头淹住了。我折了一束柳枝当桥过。森林里的落叶踩起来哗啦哗啦的一路跟着我响，横倒在草堆里潮湿的腐木都盖上了黄色的枫叶。
我坐下来，陷入干叶堆里。满山遍野遍地都是秋天燃烧的色彩。唉！三十岁真好！可以对天对地对世界，不说一句话。我不想赞美也不想道歉，不觉得骄傲也不心虚；整个森林也无话可说……
很想念台湾，但是不晓得是不是能应付那边的人情世故？
不管能不能应付，她回来了。回来一年之后，就开始兴风作浪。写文学批评，得罪不少作家还有作家的朋友；写社会批评，得罪了大学校长与政府官员。可是得罪不得罪，龙应台的作品像一颗大石头丢进水塘里，激起相当的震荡。《龙应台评小说》出书一个月之后，就连印了四版；《野火集》的文章经常在中学、大学的布告栏中张贴。
龙应台，读者对“野火”专栏的反应你满意吗？
我收到的来信的确很多。从《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在去年11月刊出以来，我几乎还是平均一天收一封信的样子。来信中95%表示支持，有5%却采取一种自衡的态度，把我对台湾的批评看作攻击。我说台湾脏乱，他就说：怎么样？外国月亮圆是不是？！我说我们的教育要改革，他就说：怎么，外国就没有问题是不是？！
这一类人非常感情用事，没有自剖自省的勇气与理性，常使我觉得沮丧。所幸这是少数。我们的年轻人却很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很有希望。
你是不是真的有“外国的月亮圆”的倾向呢？有人批评你说，你拿台湾和欧美比较，台湾当然显得落后；可是如果和印度或东南亚一些国家比，台湾其实可爱得很，你说呢？
我讨厌这种自慰心理。当然有些国家和地区比台湾好，有许多比台湾差；但是为什么要跟差的比？我也不在乎哪国的月亮圆。别人确实比我们干净，别人确实尊重古迹，别人确实珍惜自然生态——我就不能不说，因为我们要警惕、要学习。至于因为说了别人好，而被指为“不爱台湾”或“崇洋”等等，那也无所谓。
你能够分析为什么你的文章吸引人吗？
也不见得吸引人；很多人是不爱看的。在内容上，许多人受“野火”吸引，因为觉得它“敢说话”。但是这个理由令我觉得悲哀。在一个真正基于民意的民主社会里，“敢说话”应该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因为人人都有权利“敢说话”，人人都“敢说话”。我以“敢说话”而受到赞美，对这个社会其实是个讽刺。
至于写作技巧上，“野火”之所以有人读，可能与我“求真”的原则有关。
我尽量不用辞句美丽而意义空洞的语言，譬如什么“人生灿烂的花朵”或什么“青春的滋味”之类。我也不用成语；熟烂的成语在读者脑中会自然滑过，不留任何印象。可以用白话表达的，我就不用文言古句——所以我的文章和大部分中文系训练出来的作品风格上差异很大；也不尽然是我不用，基本上，中文系的人大概识字也比我多！
我不喜欢模糊或抽象的字眼。甚至在说最抽象的观念时，也希望用最具体的生活经验与语言来表达。
是不是做到了当然不见得。这也不是唯一的写作方式。
批评的材料会不会写完？怕不怕重复？读者会不会对你厌倦？
当我开始重复自己的时候，读者当然会厌倦，那就表示我应该停笔。说些不痛不痒的话，不如不写。
你对台湾的言论自由尺度满意吗？
开玩笑吧？！任何有良知、有远见的知识分子都不应该对现有尺度觉得“满意”，除非他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或诚实的勇气。
那么《野火集》又能怎么样？
也不见得能怎么样。不过，你注意到我通常避免讨论事件本身的枝节，而着重在观念的探讨。譬如省农会对养猪户片面解约的事，我所关注的不是农林厅应如何解决问题，而是老百姓对政府的观念。“野火”的每一篇大致都在设法传播一种开放、自由、容忍与理性的对事态度。能有多大效果呢？写作的人也不问成果吧？！做了再说。
你并不在意别人说你很“擅于推销自己”？
我若有心推销自己，大概就不会推辞掉那么多人要求我演讲、座谈、上电视、访问了。不过你说的不错，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我认为《龙应台评小说》是本重要的好书，我就说它重要、说它好。并不因为它刚巧是我自己写的就特意去谦逊掩饰。我觉得特意的谦逊，目的在迎合传统、迎合大众的期望；我对迎合没有兴趣。如果因为我不愿意作假，而说我擅于“推销”或“狂妄”，也悉听尊便。
我的人生里没有那么多时间与精力去揣测别人对我的看法与评价；该做的事太多了。
譬如什么？
譬如在夜里听雨，譬如和喜欢的人牵着手散步，譬如听一支不俗气的歌，譬如到田埂上看水牛吃草……
发觉龙应台是个女的，大家都吃一惊。在行文之中。你会不会有意掩藏你的性别？
把我当做男性。固然是因为“龙应台”的名字非常男性化，主要却因为我的文章是属于理性、知性的。我们的社会把男女定型，认为男的刚、女的柔，“女”作家就非写风花雪月、眼泪爱情不可。就让我的文章风格作为一种反证吧！你说它是对这种男女定型传统观念的挑战也未尝不可。要讲“软”的作品，无名氏的爱情小说不“软”吗？怎么不称他为“女”作家呢？
“软”作品并不等于“坏”作品，但是不能以性别来区分；我们有的是多愁善感的男人或坚强理智的女人，都没什么不对。至于认为只有男人写得出思考缜密、笔锋锐利的文章来，那是愚蠢无知的偏见。
不过，男女问题好像是你胡美丽的领域——怎么问我呢？我对女权不女权的没有什么兴趣！台湾的妇女好像蛮平等的嘛！我有个男同事就常说：你看，贾母不是掌大权的吗？婆婆的地位不尊贵吗？中国根本就是个母系社会。
放屁！
别激动呀！
说这种话的男人简直缺乏大脑。他不想想看贾母的权是熬过多少年、多少阶层的痛苦而来的？在没有变成虎姑婆之前，哪个女人不是从女儿、媳妇、妻子、母亲一步步过来？掌权之前她过什么样的生活？更何况，掌权之后的婆婆也倒过来磨媳妇，使另一个女人受苦。用这个例子来证明中国传统男女平等简直是幼稚。
听说你也常收读者来信？
是啊！女性来信大多表示喜欢。年轻的男人有时候会写“胡美丽我爱你”——很诚恳的。年龄大一点的男人就会写侮辱性质的信，用很难听的字眼骂我。
不难过吗？
一点也不。这些人骂我，代表保守的阻力；如果没有这样的阻力，胡美丽的文章也就没什么稀奇了。
可是当女性来信支持我的观念，我就很快乐；表示台湾逐渐地在形成一个新女性的自觉；很慢很慢，但是比没有好。
喂。到底是谁在访问谁？龙应台，你别喧宾夺主。谈谈你的异国婚姻吧？！
那是我的私生活，不想公开。
你为什么嫁给一个外国人？
你为什么听交响乐？那是“外国”音乐。
你对中国男人没有兴趣吗？
胡博士，结了婚的女人还谈对男人的兴趣吗？你是不是缺乏一点道德观？
迂腐！迂腐！迂腐！
结婚并不是卖身、卖灵魂。受异性吸引的本能不会在你发了誓、签了约之后就消减了。结了婚的女人当然有权利同时喜欢丈夫以外的男人，只不过，为了保护她当初的选择，她或许不愿意让那份“喜欢”发展到足以危害到她婚姻的程度。但是她尽可以与丈夫以外的男人做朋友，甚至做谈心的知交。他们可以坐在咖啡屋里聊天，可以去看场电影；总而言之，可以很自然而亲近地交往。
我不能想象一对年轻男女结婚签约之后就说：从此，我只有你，你只有我。与异性的来往一刀两断，以后的一辈子，不再有异性感情的存在。
这种囚禁式的关系不是很可怕吗？
听说许许多多的女性杂志及电视台都找过你，想做访问，你都坚持不肯“曝光”，为什么？
我不像你呀，至少还出了一本书，有一点成果。我才写了那么零星几篇短文，算得了什么。我觉得我根本还没有出来“曝光”的分量。
更重要的原因是，胡美丽还有些“爆炸性”的题目要写——譬如性；写出来大概骂我的人会更多一点。现在就出来演讲座谈的，等于自找麻烦。我希望在不受打扰的情况下写作。
你喜欢“胡美丽”这个名字吗？
喜欢极了，因为它俗气；人有俗气的权利。“胡美丽”也是“不美丽”的意思，代表我。
还是谈龙应台好不好？
《龙应台评小说》才上市一个月就印了四版，还上了金石堂的畅销书单。出版界的人士说批评的书卖得这样好非常难得。你的反应呢？
我写书评其实抱着一个很狂妄的野心：希望推动台湾的批评风气，开始一个锋利而不失公平、严肃却不失活泼的书评，而且希望突破文坛的小圈圈，把书评打入社会大众的观念里去。《龙应台评小说》有人买，使我发觉或许这个野心并不那么“狂妄”，或许台湾确实有足够的知性读者，了解书评的重要。
我很快乐，知道自己在为台湾文学做一件很重要的事——虽然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起步。
不要得意太早；一本书能起多大作用？
没关系！有起步就好。我一个人的努力，就像一滴水之于大海，太渺小。可是这样一本书传递了几个重要的讯息：它告诉出版商，只要写得好，批评也是有市场的，那么出版商就比较愿意出批评的书。它告诉有能力写评论的作者：批评是可以有读者的，使作者愿意写大家都认为吃力不讨好的评论。它更告诉读者：文学批评并不一定枯燥可厌。
我迫切地、迫切地希望多一点人来加入我的工作：写严格精确的小说批评、诗评、戏剧评，甚至于乐评、画评。中国人的客气与虚假不能带到艺术创作里来。
你的批评很受文坛的敬重，可是也有不少人说，龙应台这么敢直言，因为她是女的——大家对女性还是“宽容”一点。或说，因为她不会在台湾生根，人事关系就比较不重要。或说，因为她不认识文坛中人，所以没有人情负担。更有人说，她有博士学位可恃，当然理直气壮。你认为呢？
第一点不能成立。我写了颇长一段时间，大家都以为我是男的；没有什么“宽容”可言。
说我不认识人、不久居台湾，所以能畅所欲言，这是对我个性的不了解。如果我是回来定居的，我一样会写批评。认识了马森之后（而且很喜欢这个人），我评了他的《孤绝》，照样“六亲不认”。马森这个作家也很有气度；他刚巧也同意我对他作的批评，在新版的《孤绝》里就做了一些更改。
会因为我的专业批评而恨我的人，我不会作为朋友；胸襟开阔的人可以作为朋友，也就不会被我得罪。道理很单纯。
至于说我有博士学位可恃——对呀！做文学批评，我所“恃”的就是我背后十年的学术训练，不恃这个，我就只有肤浅的直觉与不负责任的感觉可言，怎么能写批评呢？博士学位没什么可耻。
总而言之，用各种情况来解释“为什么别人能写批评而我不能”，我觉得，是一个软弱的借口。支持一个艺术家的，往往就是一个独立不移的个性，对人情世故过分屈服，就不会有真正的艺术。
你很自负？
一点也不！柏杨在好几年前就写过一篇文章呼吁书评的重要。他说了一个故事：几只小老鼠会讨论如何对付一只凶猫；最好的办法是在猫脖子上挂个铜铃，那么猫一来铜铃就叮当作响，小鼠儿就可以躲起来。
主意是好极了。却行不通——谁去往猫脖子上挂铜铃？！
我只是个自告奋勇去挂铜铃的老鼠——这有什么了不起？更何况，我不是井底之蛙，以为天只有这么大。严格的文学批评在欧美根本是理所当然的稀松常事。我做的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没有自负的理由。
因为你受的是西方的学术训练；如果有人说你是以西方的文学理论模式套在中国的作品上。同意这种说法吗？
完全不同意。
首先，以我的英文博士学位而断定我的批评模式必然是西方的，这犯了逻辑上的错误。任何对我作品的论断必须以我写的白纸黑字为凭，不能以我外在的头衔或背景下理所当然的结论。
至于我是不是以西方观点来评论中国文学，或者更精确地说，以西方理论模式“套”在中国作品上究竟有没有意义——这个问题不那么简单。
我认为，用西方的某些理论来诠释中国古典文学，譬如用心理分析中的象征来读李商隐的诗，确实可以偶尔另辟蹊径，但总是末流，不重要。如果以它来“评价”古典作品，那就毫无意义，因为文学批评的标准离不开文化传统的架构。东西文化差异太大，以西方理论来判定中国古典作品的优劣就好像用金发碧眼三围的标准来要求宋朝的美女一样不合理。
可是现代作品就不同了。当代的中国台湾作家—看看白先勇、张系国或马森，甚至于所谓“乡土”的王祯和、黄春明或陈映真；哪一个没听过什么叙事观点或意识流，谁不熟悉所谓“存在的意义”或“现代人的孤绝感”？
难道你在说，现代的中国台湾没有自己独特的文化？
不是。譬如张系国的《游子魂》系列处理的就是中国台湾人特有的难题，还有其他作家的作品。我的意思是说，现代的中国台湾作家与西方的知识分子有一个共通的“语言”，他们所认知的世界不再是一个与外界绝缘的世界。中国台湾作家所用的写作技巧——譬如象征，譬如内心的独白等等（想想王文兴的《背海的人》）——也为西方作家所用。而西方作家所关切的主题——海明威的个人尊严或卡夫卡的孤绝感等等——也为中国台湾作家所感。
所以我只批评中国台湾的现代小说。在这种多面的、开放的、交流式的文化环境中，我认为我所做的不应该称作以“西方”理论来评定“中国台湾”作品；应该是，以“现代”理论来审视台湾“现代”作品。重点不在东西之“异”，而在现代之“同”。前者不可行，因为东西之间缺乏“共识”；后者可行，因为东西之间有一个共通的语言，那就是属于现代的写作技巧与主题。
那么你现在所用的理论够用吗？
就我短程的目标来说，够用。短程的目标就是先把真正凶猛的批评风气打出来，一部一部作品来琢磨针砭。希望更多的人来写批评。但是就长程目标来说，当然不够。台湾必须树立起独具一格的批评理论，用来容纳东西共通语言之外独属中国的情愫。也就是说，中国终究要发展出一套自己的批评体系来。这，恐怕要许多人十年不断的共同的努力。
你会出第二本批评吗？
不知道。
一方面，责任感的督促使我觉得必须一篇一篇写下去。另一方面，我觉得很疲倦。一篇书评要消耗我很多的时间，很大的精力，实在辛苦极了。有一次一位编辑对我说：“你要多写一点，因为大部分的作家都有工作，没时间写书评！”我哑然失笑。他忘了我也有“工作”；写作只是我的副业，我的正业是教书、带学生、做学术研究……
报酬也很低，不是吗？
对，稿费低不说。台湾有各形各色的小说奖、戏剧奖、诗奖，甚至于文艺理论奖，就是没有批评奖！我现在写批评除了一点责任感的驱使之外，几乎没有什么推力要我继续。我很希望有两件事发生：第一是有人设置一个批评奖，用很重的奖金来鼓励批评的兴起。第二是有人给我一笔学术经费（grant），与我定个契约，专门让我写书评。我可以用这个钱来买书，找资料，用助手，等等。
要有这种实际的力量来支持我（或者其他有能力，有心献身批评的人），这件事情才真正做得起来。靠一点个人的“责任感”，太不可靠了。
在公开场合，你为什么从来不承认你和我胡美丽是至交好友，是知心的伴侣？
我并不完全喜欢你。你有女人的虚荣心：喜欢美丽的衣裙，喜欢男人，喜欢男人的爱慕。你的文章完全以女性的观点为出发点，而且语言泼辣大胆，带点骄横。我写文章的时候，并不自觉是“女性”，而是一个没有性别、只有头脑的纯粹的“人”在分析事情。
笑话！我才看不惯你那个道德家、大教授的派头。难道写《野火集》的人就不会有优柔寡断的一面？多愁善感的一面？柔情似水的一面？愚蠢幼稚的一面？你不肯承认我，恐怕是我太真了，太了解你的内在，你在隐藏自己吧？！
或许。随你怎么说。
原载1985年9月号《新书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