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我在这里演讲时指出，多年前我在芝加哥大学发表的演讲本质上是批判性的：上周我在这里做的演讲也是如此。我试图厘清美国外交中挑战与回应的关系。当回应似乎不足以应对挑战的时候，我试着找出在分析上或概念上导致这种失败的弱点。因此，批判就承担了这样的任务。昨晚最后一个演讲之后，我忽然想到，你们中的一些人一定会问：我们做过什么正确的事情吗？
如果这就是你正在思考的问题，那么我意识到我的错误在于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但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我们当然做过正确的事。并且我们做了很多正确的事。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是政治韬略中的一个重大举措。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我们总体上非惩罚性地对待被打败的敌人树立了我们的声望。我敢肯定，有许多有益的经济援助计划的案例。而且，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地震、水灾或是饥荒的案例中，我们有益而慷慨地介入。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1920年和1921年我们在俄国实施的重大的饥荒救济计划。1963年，我们驻守在德国的军队派遣的美国野战医院迅速及时地救助了斯科普里（Skopje）地震的灾民，作为美国驻南斯拉夫大使，这一骄傲永在我心。
此外，我们本来会做很多愚蠢的事情，但是都智慧地避免了；为此，某些美国政治家值得高度评价，虽然他们很少得到这种评价。因此，我们的记录绝非都是失败的。总之，我们没有什么需要羞愧的。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如果在广袤的北美大地上一个伟大的世界强国（这是不可避免的）顺势而起，这个国家心存和平、慷慨大度，自其建国至今，别无二致，那么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应该心存感激。自独立以来，我们对我们的世界环境的冒犯，一般说来，不是出于要给他人带来伤害的愿望，或是确立自己对于他人的强势地位，而是源自我们打击贵族和彰显自己的努力。但是，正如它所做的，人类个体反思自身缺点比反思美德更有教益。因此，我也认为，国家社会从其失败中学到的比成功中的更多。对失败的反思会唤起谦逊——这是我们美国人能够更好地利用的东西。对成功的反思很容易招致失败前的骄傲。因此，我将继续讨论我们思考出错的地方和我们犯错误的地方，这需要你们继续保持耐心。
回顾已经说过的话，我发现在芝加哥和这里，我谈论的主要都是与非欧洲世界有关的政策。但是，在我讨论的1950年的事情——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事情——与我上周在这里提到的事情之间有很大不同。尽管在美西战争中，沙文主义（jingosim）和对激动人心的军功的渴望起了作用，但是，我在芝加哥演讲中注意到的大多数错误都是我刚才提到的那种类型：我们这边的某种道德主义和法律至上主义的故作姿态——尤其是对我们自己，渴望表现得比我们实际上更加明智和高贵一些。另外，在朝鲜和越南的案例中，一些更为严重的事情牵涉其中，也就是它们给我们这样一种印象：自从这个共和国诞生以来第一次遭遇了一个强大的、可怕的、冷酷的敌人。这个敌人一心一意要置我们于死地，它有给我们造成巨大伤害的必要手段，甚至就在我们国内也是一样。这种情况带给我们恐惧、仇恨、反应、反应过度，甚至是诱惑。相比之下，我们早些年很是孩子气的故作姿态和虚荣就显得天真而幼稚。
毫无疑问，这将我带回到二战时代后重大而真实的挑战面前——这一挑战包含这一事实，即这场战争结束时，两个现代传统强国差不多沦为二流军事国家——这两个国家即苏联和美国。然而，在军事意义上，由于其他强国在地理上介于这两个国家之间，之前这两个国家相距甚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消除了这种分离，使它们各自的军队，在欧洲中部和北太平洋地区彼此离得很近。与几十年前不同，现在，它们之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缓和它们可能会有的任何严重政治分歧的影响。所有这些加上国家核武库与其发射系统这一史无前例的、非常令人困惑的因素，使任何一个所谓的超级大国都能把核弹投射到对方国内，给对方施以虽无法预知但显然极端可怕的伤害。因此，实际上，每一个超级大国都成了对方的人质。因此，现在美国面对的挑战是如何应对这种全新而又闻所未闻的危险。这一挑战历史上前所未有——无论我们自己还是其他任何国家的经验中都没有先例。
我认为，这种情况下犯错误不足为奇。无疑，不仅我们犯错误，苏联也犯错误。与我们相比，对俄国人来说，挑战也一样不同寻常、令人困惑。当涉及我们的错误时，我想简要论述，我不希望你们以为我把莫斯科犯的错误都忘了。我也不希望你们觉得，我认为我们的应对方法都是错误的。毫无疑问，我们也做了很多必要的、深思熟虑的、建设性的事情。
我仍然认为此间我们仍犯有错误，而且有些还是重大的、影响深远的错误。由于这些错误中的某些错误，对我来说，似乎直到今天仍然在扭曲和困扰我们的政策，给我们自己和世界其他国家带来重大危险，因此我别无选择，只有提及它们。
这些错误中的一个类型，包括我在第一个演讲中提到的错误。这些错误包括，将苏联领导人所没有的目标和意图加之于他们，并仓促得出结论：苏联领导人就像希特勒及同伙，他们均受军事征服的欲望鼓舞具有同样的对外军事侵略时间表，只有用应对希特勒的办法才能有效应对苏联。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俄国人对他们军队的复员没有达到我们的程度，这一事实给以上观点提供了实质性内容。他们在东欧和中欧留下了一支地面部队，其规模远比其西欧的对手大的多。他们对其占领的东欧和中欧各国人民非常冷酷无情，以此使每个人都感到惊恐。他们与我们打交道时诡计多端、遮遮掩掩，很显然，他们希望通过政治影响和权威等各种不同手段，将他们占优势的影响力（如果不是他们直接的权力）全力扩展至西欧——这是以西欧人民的自由为代价的。我所讨论的时代，毕竟还是斯大林时代。
实际上，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克里姆林宫的人对我们不友好的证据。这些是我们和西欧人民所面对的一个在欧洲大陆和世界其他地方争夺影响力，实际上是争夺权力的强大而可怕的竞争者的证据。但是，这不是苏联领导人想扩大他们的影响，发动其武装力量对西欧和日本发动某种全面进攻的证据。然而，这却是我们匆忙做出的结论。其结果影响深远。
战后我们犯的第二个错误与我们将核武器作为我们军事地位的主要依靠有关系，也与我们希望以核武器确保我们在战后时代的军事和政治优势的信念有关系。我们犯的最简单的错误就是认为武器的有效性与它的毁灭性直接成正比——不仅是攻击敌人武装部队的毁灭性，还有攻击其人民和民用经济的毁灭性。我们忘记了，战争的目标是，或应当是以最低限度，而不是最大限度的完全破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忘记了，一种合宜的武器不仅必须具有毁灭能力，还须具有判别能力。最重要的是，我们忽略了这一强有力的证据：从长远来看，核武器与自杀式武器无异，部分原因是因为它巨大的毁灭性，加上别人也会研发它这一铁定的事实，还因为它很可能引发的环境影响。在我看来，通过致力于这样一种自杀性的和不适合任何一个理性的军事目标的武器，我们招致了很大的责难：将国际社会的大部分国家引入世界上迄今所知的最危险的、宿命般的军备竞赛。
依我之见，正是这两大错误，不仅导致了我们的思想极端军事化，而且导致了我们生活的极端军事化。这已成为战后时代的标志。军事化不仅对我们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对我们自己的社会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它导致了我和很多其他人认为的对我们国民经济的严重扭曲。我们被迫使我们自己习惯每年的花费，我们的国民收入很大部分都花在武器的生产和出口上，以及军队设施的维护上——这些用途没有增加我们经济的实际生产能力，只是每年剥夺我们成千上万的美元，否则，这些钱会用于生产投资。这种习惯已经上升到这一地位，我斗胆称之为“真正的国家嗜好”。没有最严重的脱瘾症状，我们不能使自己改掉这个习惯。除了其他数百万的穿制服的人，数百万的人已经习惯于从军—工复合体中求得谋生之道。数以千计的公司依赖于此，更不用提工会和社区了。这是我们极端不稳定的预算赤字的主要根源。生产和出售武器的人和华盛顿购买武器的人之间形成了一个复杂而非常危险的联系。换句话说，从和平时代巨大的武器设备的维护以及出口大量的武器给其他人的过程中，我们创造了巨大的既得利益——冷战中的既得利益。我们使自己依赖于这一令人反感的国家实践——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公平地说，如果我们没有使俄国人和他们的所谓的邪恶成为正当的理由，我们也会创造一些对手来取代他们的位置。
整个任务中的不必要的浪费、引起如此多重复劳动的军种间的竞争、我们用于军事经济和民用经济的成本与收益上的双重标准、国会关于军事和非军事开支的标准之间的关系不清，这一切使问题更加糟糕。有时在我看来，我们中的那些没有参与到这个庞大的军—工企业中的人，从比喻的意义上来说，有成为随军谋生者的危险。就像几个世纪前欧洲可怜的流浪汉，慢慢吞吞地跟在军队的后面，希望从相对富裕的军事资源中拾到一些剩余的衣服和残留的食物。
当这种现象扭曲了我们国内的生活之时，就再次对我们的外交政策产生了负面影响。如此庞大的军事经济需要持久的正当理由，而且这种情况——因海陆空三军争夺国会拨款的激烈竞争而加剧——导致对想象中的对手的军事潜力的几乎自动和系统的夸大其词，因而突出对手的嫌疑，以及我们的人民对它的恐惧和敌意。近年来，我们政府某些部门提出的想象中的苏联军事开支数字是我能记得的最无耻宣传的、最具误导性的统计操控。所有这些最危险之处在于，它混淆和模糊了外部军事挑战的真实程度。我们不可能知道：对于苏联带给我们的问题，我们有多少作为可算是合适的回应；我们献身于我们自己的军—工企业的嗜好，会有多少产出。
我讲所有这些只是为了证明一个观点：多年来我们日益增长的关于冷战的观点的极大军事化，不仅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外部危险，而且也是一个内部危险，这种危险是以一种非常有害的习惯的形式出现的，我们社会中大多数人都几乎无可救药地犯了这个习惯性错误。这大多数可以再次追溯至我刚才请各位注意的两个重大的分析错误：一个关乎苏联扩张主义政策和意图的本质，另一个是我们的失败，当我们将我们军事政策中的主角交给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时候，我们没有发现我们会将自己以及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带入了一个可怕的死胡同。
现在我归纳一下我在你们面前所作的评论，以及早先在芝加哥演讲中提出的观点，总结主要结论。
我们已经看到了美国外交各种各样的缺点，正如它们在整个20世纪所展示的那样。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年轻又在某种程度上幼稚的人民所犯的错误，他们意外遭遇强烈而又令人眼花缭乱的现代民族主义的力量的冲击，加上对我们实力增长（这种日益增长的实力正在使我们晋身于主要大国行列）令人不安的自我意识，使这些错误不可避免。在那些岁月里，我们就像一个比较无知的少年一样，行为飘忽不定，虽然意识到自身的实力，也想使用实力，但缺少最佳使用实力所需的成熟。
自从上次大战以来，一个与往昔完全不同的形势正在形成。作为一个国家，我们被放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测试中——被迫处理一种完全不同的需求订单，其中一些包括一种比任何地方的任何政治家曾经面对的更大的责任。
我认为，现在有些时候我们已经以其他任何国家能够将要进行的方式，对隐含在这些情况之下的挑战做出应对。但是，在其他例子中，正如我希望这些演讲已经表明的：我们没有做出适当应对。如果我考虑我们没有适当应对挑战的案例，并重新审视一下导致我们失败的显而易见的原因，我认为我看到两个因素，这两个因素加起来，给我们分析最大的难点提供了线索。
我们最经常失败和最严重失败的案例，似乎都与军事事务有关。有时，失败在于我们对世界上其他地方形势的分析。我们倾向于以牺牲政治因素为代价，过分强调军事因素。结果，使我们的回应过分军事化。有时，正如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案例中，这是一个利用我们自己的军事潜能的问题——如何和何时使用它们。使用的时候，如何使它与我们国民生活的其他部分联系起来？最后，有时候，正如在核武器的案例中，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彻底地搞清楚现代武器的可能用途，也就是我们能不能把现代大工业国之间的战争本身的作用搞清楚的问题。但是，在每一个案例中，都是军事因素使我们失败了。
想到你会停止思考这个问题，这并不令人奇怪。因为我们是这样一个国家：我们没有关于军事战略或军事力量在国民生活结构中的位置的传统概念。我们的内战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事情，并为一个不同的目的而战，除此之外，在现代，我们武装力量的使用主要都发生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令人迷惑的、在某种程度上令人误解的经历中。这两次战争都已经以无条件投降告终，鼓励我们相信这样的观点：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与看起来完全邪恶和残忍的外部对手达成互利的和解，而是完全摧毁对手的力量和意志。在这两次战争中，尤其是第二次战争中，我们越来越背离体现于早期战争规则中的这一基本原则：战争只能针对敌人的武装力量，不能针对无辜的平民。这正是由于我们完全接受了对平民和士兵发动战争的实践。尤其是由于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笃信所谓的区域轰炸，我们被引入了我们今天所遭遇的可怕困境。我们现在终于认识到，遵循这种实践，其逻辑上的结局就是毁灭我们自己和文明本身。换句话说，我们使自己进入了一个死胡同，现在，当我们试图退出这个可怕的陷阱时，对我们来说日益明显的是：我们没有可以转而依靠的有效的关于使用武力的替代理论。这两个错误——笃信无条件投降和大规模的杀伤平民——使我们严重误入歧途。
将军事事务和我们的内部社会问题联系起来的问题上，我们有困难，这不足为奇。我们从未有过在和平时期维持常规军的传统。我们从未学过如何使这一实践适应我们社会在教育、公民培养和人力使用方面的其他习惯和需要。更糟糕的是，在名义上的和平年代我们不能找到任何非常理性的方法，将工业和财政努力所需的其他社会过程与维持一支大规模的武装力量联系起来。
难怪，面对所有这些困惑，我们国家政策中最大的错误似乎都突出地发生在与军事因素显著相关的地方。
但是，我怀疑，这一困境是否没有因为我们政治体系中某些根深蒂固的特征而变得更糟。我首先考虑的是，我所谓的美国政治家的国内政治自我意识。我这里的意思是，当讨论或是按照外交政策行事时，他更倾向于关心他说的、做的对国内政治的影响，而不是它们对我们与其他国家关系的实际效果。根据这种倾向，某一言论或行动，如果能在它所看重的那些国内圈子里受欢迎，那么在华盛顿，它就会被当作一个胜利，即使其外部影响非常无效，甚或弄巧成拙。走到极端的时候，美国外交就沦为在美国政治观众面前展示的一系列姿态，这些姿态对我们与其他国家关系的影响只作为次要考虑。
这种情况并不鲜见。我们只需回忆托克维尔写在150年前的话，其大意是：“在很大程度上，对外部事务最令人困惑和错误的观念，按照纯粹的国内考虑决定外交政策问题，这恰恰是民主的本性。”从本质上讲，这是自然而然的。任何地方的任何政治家，在其外交行动中，都要留心国内舆论。但是，与别的地方相比，这一趋势在这里似乎走到了更大的极端。这或许可以部分地解释为美国政治家吸引选民好感的本性。在欧洲议会体制中，选民通常就是议会——因为如果失去了议会的支持，内阁就要下台。不幸的是，在我们国家，选民更有可能是由特别好斗而吵闹的少数人和游说集团组成。出于一些奇怪的原因，这些人似乎通常都站在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这边。或许是因为在国外有一些特殊的民族和族群，他们希望我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或其他方面给予援助；或者是因为他们希望披上国徽的外衣，敲响沙文主义的钟声，作为推进他们党派目标的手段。我们在第一个演讲中看到，美国政府似乎特别易受这种威胁的影响，或是因为他们不想因为被指控为缺乏爱国主义而被放在防御的位置上。其结果我们已经有机会看到，都与我们在第三世界的政策有关，例如越南和黎巴嫩；与军备控制和军事强国之间的关系有关。
如果我刚才所说的有任何实质内容，那么这只是以下事实更进一步的证据：对于一个渴望占据世界领导地位的大国外交政策的行动来说，我们的政治体制在很多方面的设计并不理想，除了托克维尔以外，很多明智的观察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无论如何，我相信这是真的。我认为，近年来，实践的趋势已经暴露了这一体制的不足，甚至连托克维尔都没有预见到。
对此，我们能做些什么？如果我们期待甚或希望我们政府体制中的这些特点能在我们的时代得到纠正的话，那我们就太幼稚了。冒失地纠正它们很可能弊多利少。在很多方面，它们代表了我们如此珍视的伟大的自由硬币的反面。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我们没有理由不为之感到羞愧。如果这个——带有其所有缺点的我们的政治体制——是像我们自己这样的一大群人，从佛罗里达州延伸到阿拉斯加州，从缅因州延伸到夏威夷，接受最多样的种族和文化起源的个体的唯一方法——如果这是这么多人被管理而不牺牲他们的自由的唯一办法——那么就顺其自然吧。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即使不是一个完美的方法，让我们对此心存感激。
但是，面对这样的形势，我们能够做的一件事是：让我们现实地考虑一下关乎一种野心勃勃而影响深远的外交政策行为的我们政治体制的不适应性。当我们决定何种参与和责任对我们来说是明智的，以及哪一个我们最好拒绝的时候，我们要将这些局限铭记于心。很显然，我们已经承担的很多责任，包括一些很大的责任——例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NATO）和我们对日本的责任——代表了我们不能过早地放弃的郑重承诺。我们不能做什么，只能尽我们所能履行这些承诺，意识到不仅仅我们国家的和平与安全，世界上其他很多地方的和平安全都依赖于我们面对它们的方式，并在任何我们可能的地方，努力将它们置于每届美国政府注定具有的党派政治利益之上。但是，当涉及接受新责任的时候，最后，让我们记住我们国家能力的局限以及为了我们的自由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让我们认识到，这个世界上的有些问题我们无法解决，我们投入这个深渊是没有帮助的，或是无效的。全球其他地区的困境会在没有我们参与的情况下找到解决办法，我们陷入其中既无收益，又无效果。
这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孤立主义的恳求，就像我们的祖父和曾祖父培育出的那种态度。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这仅仅是一个请求：我们的国家更为谦逊、更为现实地意识到我们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局限性，比我们近些年参与远离我们海岸的复杂情况时表现得更为节制。这也是这样一个恳请：我们应记住，在民族的相互作用中，如同在个体的相互作用中一样，榜样的力量远远超过戒律的力量。此刻，美国给全世界提供的榜样远远不是它能够和应该提供的榜样。让我们给我们以外的国家呈现这样一种国家风貌：学会了处理犯罪、贫困和腐败，学会了对付毒品和色情。让我们证明我们自己能够进行我们今天都接受的电子通信的伟大变革，并将之转化为我们人民的智力和精神的提高，而不是电视现在经常强加给他们的衰弱、乏力和对知识的滥用。让我们做这些事情和与它们类似的事情。我们将不再需要以2.7万枚核弹头和超过2500亿美元的军事预算来使境外国家感知美国的影响力。
我希望就此结束我的演讲，感谢你们耐心地听了我的演讲。现在你们可以不必再听我这个老人就这么多非常复杂的主题发表见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