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所见的苏联政权的政治人格是意识形态和环境的产物：苏联现今领导人所继承的意识形态来自于孕育他们政治起源的运动和他们已经行使了近三十年的俄国权力环境。很少有心理分析工作比弄清这两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及每个因素在决定苏联官方行为中的相对作用更难的了。尽管如此，为了理解苏联的行为并有效应对，必须做这样的尝试。
要概括出苏联领导人取得政权时所拥有的一系列意识形态概念是困难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俄国共产主义的设计中总是发生着微妙的演变，其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广泛而复杂。但是1916年时，俄国共产主义思想的突出特征也许可以概括如下：（A）人类生活的中心要素是物质产品的生产和交换制度，它决定着社会生活的性质和“社会面貌”。（B）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邪恶的，它必然导致资本拥有者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不能充分发挥社会经济资源和公平地分配劳动者创造的物质产品。（C）资本主义包含了导致自身毁灭的种子，由于资本拥有者阶级不能适应经济发展变化，它必然导致一场革命使权力转移到工人阶级手里。（D）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必然直接导致战争与革命。
其他内容可以用列宁自己的话概括：“经济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首先在少数几个甚至单独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获胜。这个国家获胜的工人阶级，既然在国内剥夺了资本家的财产并组织社会主义的生产，就会起来反抗其余的资本主义世界。把其他国家受压迫的无产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应当指出的是，没有无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就不会灭亡。为了推翻摇摇欲坠的（资本主义）制度，一定要有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最后的临门一脚。但是这个推力不可避免，而且迟早会产生。
在俄国革命爆发前的五十年里，这种思维模式对俄国革命运动的参加者发挥了重要的吸引力。受挫、不满、无自我表现的希望——或急于自我表现——以及在沙皇政治制度的严密控制下选择流血革命作为社会改良的手段缺乏民众支持。这些革命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为自己本能的欲望找到了极为方便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他们的烦躁情绪，对沙皇制度所有价值观的绝对否定，对权力的渴望，报复心理，以及寻求捷径实现这些愿望提供了违反科学的依据。因而毫不奇怪，他们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真理性与完整性。因此，这些学说投合了他们的冲动与情感。他们的虔诚毋庸置疑。这是与人性一样久远的一种现象。对于这一现象，没有比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的描述更恰如其分的了，他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中写道：“从热忱到欺诈，这一步非常危险和不稳当，圣哲苏格拉底提出了一个令人难忘的例子，智慧的人可能自我欺骗。好人可能欺骗别人。良心可能会麻木不仁，处于一种自我幻觉和有意欺诈的混沌的中间状态。”正是带着这一系列观念，布尔什维克党人夺取了政权。
现在，必须指出的是，在整个准备革命的岁月里，这些人的注意力，跟马克思一样，更多地放在了击败对手，而较少关注未来社会主义所应采取的形式。在他们看来，前者优于后者。因此，对于一旦掌权，就应该执行的积极的纲领而言，他们的看法则模糊不清，充满幻想且不切实际。除了工业国有化和剥夺私人大资本之外，没有统一的纲领。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公式，他们对待农民的方式不同于无产阶级，而这在俄国共产主义思维模式中一直是一个模糊不清的问题，在俄国共产党执政的第一个十年里始终是一个充满争议和摇摆不定的问题。
革命后的最初岁月里——内战和外国干涉，连同共产主义者仅仅代表俄国人民中极少部分人的利益这一显而易见的现实——使得建立极权政权成为必须。“战时共产主义”的实验和突然尝试消灭私人生产和商品交换产生了不幸的经济后果，进而导致了对革命政权更深的怨恨。虽然新经济政策表明俄国共产主义化的过程暂时放缓，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困境，因此，达到了一定目的。然而它也清楚地表明，“社会上的资本主义部分”仍将准备从政府压力的任何放松中谋利，如果允许其继续存在的话，将常常是苏联政权的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因素，也是和苏联政权争夺影响力的严重竞争对手。至于个体农民，情况也有几分类似，虽然力量很小，但也是私有生产者。
如果列宁健在的话，为了俄国社会的最终利益，或许他会以伟人的气魄调和这些冲突的力量，虽然这种假设也是有疑问的。但是，即使列宁这么做了，斯大林同其在争夺对列宁领导地位继承权的斗争中的追随者们也不会容忍他们所觊觎的政权下存在一个竞争的政治力量。他们的不安全感太强烈了。他们特有的极度狂热性，未因任何盎格鲁·撒克逊的妥协传统影响而改变，这种狂热性太过激烈，满含妒忌，使其不可能设想任何长久的分权。由于孕育于俄国—亚细亚世界，他们形成了对于竞争性力量能长期和平共存的可能性的怀疑心理。由于轻信自己教义的“正确性”，他们总是坚持降服或摧毁所有竞争力量。共产党之外的俄国社会本身并不僵化。人们任何形式的集体活动或社团都受党的控制。在俄国，不允许存在任何具有活力和感召力的组织。只有党组织具有组织结构，除此之外，便是无组织的民众。
苏共党内，情况也是如此。普通党员虽然也能参加选举、审议、决定和行动等活动，但是他们参加这些活动不能根据自己的个人意愿行事，而要仰党领导的鼻息，绞尽脑汁揣摩“指示”的含义。
应当再次强调的是，从主观上讲，这些人搞专制也许并非出于个人目的。他们无疑相信——并且很容易相信这样——只有他们知道什么有益于社会，而且一旦他们获得稳固和不受挑战的权力后，他们就能实现这些善行。但是为了追求他们自己稳固的统治，他们不顾上帝和人类道德的约束，不择手段。直到觉得统治稳固后，他们才会考虑授权他们关怀自己的人民的舒适与幸福。在他们的权衡下，人民福祉的重要性远在他们的优先处理对象之下。
关于苏联政权的明显事实是，迄今为止，该政权的政治巩固过程远未完成，克里姆林宫里的人们还深陷于以巩固和强化他们在1917年所获得的绝对权力的斗争中。他们一直努力，主要在苏联社会内部努力保护自己权力的安全，使其不受国内其他反对势力的威胁；同时，他们也努力保护自己的权力不受外部世界的威胁。正如我们所见，他们所信奉的意识形态教导他们，外部世界是敌对的，最终推翻境外的政治势力是他们的责任。俄国的历史与传统是支撑他们这种情感的有力推手。最后，他们挑衅性的不妥协行为引起了外部世界的反应。于是他们被迫，用吉本的话来说——“惩戒反对权威者”。而这是他们所激起的。将外部世界描绘成他的敌人以证明自己的正确是每个人所具有的无可否认的特权。如果他经常反复这样做，并以之作为自己行为的基础，那他最终必将是正确的。
由于苏联领导人的精神世界和他们意识形态的特点，苏联领导人从不正式承认反对他们的行为含有任何价值和合理因素。理论上讲，这种敌对行为只能来自垂死的资本主义怀有敌意和顽固的力量。只要苏联官方认定国内存在资本主义的残余，则有可能将其视作国内因素，将在苏联社会维持独裁统治的原因归咎于此。但是，当这些残余逐渐消失，则独裁政权的合理性就将渐行消失，而当官方正式声称这种残余已经被彻底根除，则独裁政权的合理性就完全没有了。这一事实是作用于苏联政权的基本的强制因素之一：既然俄国不再存在资本主义，既然不能允许在苏联政权的权威之下的人民群众自发产生的严肃和广泛的异己力量，则必然以强调国外资本主义的威胁为保留独裁政权做辩护。
这种做法很早就已经开始。1924年，斯大林就特别地为保留“镇压机构”（主要指军队和秘密警察）做辩护。理由是“只要有资本主义的包围，就有被干预的危险和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根据这种理论，从那时起，所有俄国国内的反对力量都一律被描绘成敌视苏联政权的国外反动势力的代理人。
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极力突出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存在一种基本的对抗这一早期的共产主义观点。显然，许多迹象表明，这种观点在现实中是站不住脚的。与此观点相关的现实因为以下事实而被搞得模糊不清：一是因为国外确实存在因苏联的哲学和手段所挑起的对苏联的敌视，二是碰巧某些军事强国的存在，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纳粹德国和日本确实有侵略苏联的计划。但是，充分的事实表明，莫斯科所强调的苏联面对外部世界的威胁，并不是建立在外国敌视的现实之上，而是建立在为了维持国内独裁统治而做辩护的基础上。
因而，维持苏联的权力模式，即在国内建立至高无上的权威，伴之以关于外国不能缓解的对苏联敌视的近乎神话的培养，这一切成功地塑造了我们今天所知的实际的苏联权力机器。不能为此目的服务的苏联行政机关就枯落凋零，能服务于这一目的的机构则极度膨胀。苏联政权的安全建立在党的铁的纪律、无所不在的秘密警察的残暴和毫无妥协余地的国家对经济的垄断上。苏联领导人以之对付竞争力量，获得安全的“镇压机关”，很大程度上成了那些他们本应服务的人民的主子。今天，苏联政权主要机关的任务就是完善独裁制度和在俄国民众中维持苏联处于包围之中，敌人兵临城下的观念。组成权力机构的百万官僚们必须竭尽全力在民众中维持俄国的地位这一观念。否则他们就是多余的了。
从目前情况来看，俄国统治者们不再考虑同这些镇压机关断绝关系。对绝对权力的追求到目前为止已将近30年，其残忍冷酷，在现代无与伦比（至少在范围上如此）。就这一点而言，它不仅引起国外的敌视，而且导致国内的反抗。警察机构的暴行已经激起对现政权潜在的反对，这些反对力量比警察机构最初开始暴行时更加强大和危险。
但是，俄国统治者绝不会放弃维持其独裁政权的神话。这一神话已经通过在其名义下所犯的罪行被奉为苏联哲学的典范。现在它已通过比单纯意识形态力量还要强大的纽带，深植于苏联思想体系之中。
前面谈了那么多历史背景。它对我们今天所知的苏联政治性格意味着什么呢？
苏联政权对早先的意识形态没有丝毫放弃。他们仍坚信资本主义的罪恶，其灭亡的必然性和无产阶级促使资本主义灭亡，将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历史使命。但他们主要强调与苏联政权最有关系的一些概念，即作为黑暗和误导了的世界里唯一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政权的地位和其内部的权力关系。
在这些观念中，他们首先强调的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固有的对立。我们已经看到，这一观念已经深植于苏联政权的根基里。它对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的苏联的行为有深刻的含义。它意味着就莫斯科方面而言，它不可能真正相信任何关于在苏联与其视作资本主义国家的列强之间有共同的目标。莫斯科总是想当然地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目标与苏联是对立的。因此，也与苏联所控制的人民相对立。如果在偶然情况下，苏联政府在违背这一观念的协议上签字，这只不过是其对付敌人（它没有廉耻之心）的一个策略手法而已，苏联的做法是“客户自己当心”。苏联认为，从根本上说，敌意保持不变。其实这种判断被视为当然。由此衍生出莫斯科外交行为中许多令人困惑的现象：遮遮掩掩、缺少坦率、表里不一、疑心重重和不怀好意。在可见的将来，这些现象将继续存在，只是在程度和侧重点上会有所变化。当俄国人有求于我们时，上述他们政策中的一种或多种特征会被暂时隐藏于幕后。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欣喜地认为“俄国人变了”的美国人就会激增，甚至有些人以促成这种“变化”的功臣自居。但是我们不应被这种策略性调整所误导。苏联政策的这些特征以及衍生出这些特征的假定，是苏联政权内部性质的基础，只要苏联政权不改变，我们必须面对这些行为特征，不管是明示的还是暗含的。
这意味着，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将继续发现俄国人很难打交道。但这不是说，我们应将他们看做正在着手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以便在一个确定的时间推翻我们。值得庆幸的是，关于资本主义最终必然灭亡的理论的隐含之意是，俄国人并不急于实现这一目标。进步势力可以为最后的决战做准备。与此同时，至关重要的是，“社会主义祖国”——政权的绿洲，已经在苏联取得胜利——国内外所有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应该珍爱和保卫它。它繁荣进步，它的敌人就遭受困扰，不知所措。在国外促进不成熟的、“冒险”的革命计划会使苏联在各方面处境难堪，是一种不能原谅，甚至是一种反革命的行动。莫斯科所定义的社会主义事业，就是支持和发展苏联的事业。
这将我们引入了当代苏联的第二个重要观念，即克里姆林宫的一贯正确性。在苏联的权力观中，不允许党组织之外有任何引起关注的组织，理论上要求把党的领导人作为真理的唯一来源。因为如果其他地方也能发现真理的话，那么他们以集体行动表达自己的意志就有了正当理由。但是，那是克里姆林宫坚决不能，也不会允许的。
因此，党的领导人永远是正确的。甚至自1929年斯大林通过宣布政治局决策一致原则正式确立他个人权力以来也是如此。
根据党的一贯正确原则，建立了共产党铁的纪律。事实上，二者互为依据。铁的纪律需要承认党的一贯正确性。二者一起决定了整个苏联权力机器的行为。但是，如果不考虑第三个因素，则不能完全理解此二者的作用，即党的领导人因为策略性目的可以在任何时候自由提出任何观点，如果他认为有助于党的事业的话，而且要求全体党员忠实地、无条件地接受这一理论。这意味着，真理不是永恒的，它实际上可以由苏联领导人根据自己的意图和目的创造出来。它可以每周不同，月月有异。它绝不是永恒的、绝对的——也绝不是来源于客观现实。它仅仅来自于被认为掌握最高智慧的某些人最近的智慧表达，因为他们代表了历史的逻辑。这些因素的累积作用导致苏联整个国家下级机关在其未来方向上的一种难以撼动的顽固性和一成不变性。这种目标可以由克里姆林宫随意改变，其他权力机关则不能如此。一旦就当前政策的某个特定问题制定了党的路线政策，苏联政府机器，包括外交机构，就像上了发条的玩具汽车一样不容变更地沿着既定的方向前进，直至遇到不可抗拒的力量才停下来。组成这个权力机器的个人不会为任何外来的观点和理由所打动。他们所受的所有训练教育他们不相信和漠视任何外来的巧言说辞。就像留声机前的白狗，它们只能听见“主人的声音”。如果它们要被叫停以前命令它们做的某件事情，也只有主人自己才能让它们停止行动。所以，外国使节不要期望他们的言语会对苏联领导人产生任何影响。他们至多只能希望他们的话能被传到苏联最高领导层，只有他们才能改变党的路线。但是甚至这些人也不可能为资产阶级代表的普通逻辑所动摇。因为没有共同目标的吸引，也不会有共同的思维方式。因此，事实比言辞对克里姆林宫更有说服力。只有言语反映了无可辩驳的事实或者以无可辩驳的事实为后盾，才能对俄国人起作用。
但是，我们已经知道，莫斯科没有意识形态的驱动急于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教会一样，他们经营的意识形态概念长期有效，可以平心等待目标的实现。他们不会为未来没有实际意义的东西冒丧失革命中所获得成就的风险。列宁的教导正是要求在追求共产主义目标时要谨慎而灵活。另外，这些告诫由于俄国历史上的教训而被加强：在毫无防御的广袤平原上与游牧民族进行了几个世纪的混战。谨慎、考虑周全、灵活和欺诈是非常有用的品质。其价值为俄国人或东方民族所自然崇尚。因此，克里姆林宫并不会因为在比自己更强大的对手面前退却而内疚。由于没有在达到目的的时间紧迫性上的要求，所以在进行这种必须的退却时也不会惊慌失措。俄国的政治行动就像一条永不止歇的河流，不管它怎么因势而动，都总是朝着一个既定的目标前进。它主要关心的是要充满世界权力盆地中它能到达的每个角落和缝隙。当它发现难以攻克的障碍时，它就泰然接受并适应它们。主要问题是要有压力。经常增加对它的压力，才能朝着理想目标前进。苏联哲学中，没有任何在既定时间实现目标的思想。
因此，应对苏联的外交比应对诸如拿破仑和希特勒这样极富侵略性的领导人既容易又困难。一方面，它对敌手的力量更加敏感，当它觉得敌手的力量太过强大时，它愿意做出让步。因此在权力的语言和逻辑上更加理性。另一方面，对手的一次胜利并不能击败它或使它丧失信心。就俄国的对手而言，由于俄国坚定固执，对付它不能根据民主社会的民意，心血来潮地采取断断续续的行动，而要执行明智的、具有远见的政策——它目标持久，形式多样，实施方法灵活，一点也不比苏联的政策逊色。
这种情势下，显而易见，美国对苏联的任何政策的主要方面必须是长期的，耐心、坚定和警惕地对俄国人的扩张倾向进行遏制。然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政策与表面的装腔作势毫不相干：威胁、恫吓、表面上的对外“强硬”。虽然克里姆林宫对政治现实的反应基本上是灵活的，但是绝不意味着它不顾及其国际声誉。几乎和任何其他政府一样，它不能承担在不明智的威胁姿态前让步的代价，即使这种让步在它的观念里是现实主义的。俄国领导人是人类心理的鉴赏师，他们深知，发脾气或失去自制绝非政治事务中的力量之源。他们能很快利用对手的这些弱点。基于这些原因，外国政府任何时候和俄国人打交道时都要保持镇静与从容，对俄国人提出政策要求时保持迁就姿态道路畅通，而不过分损害其声誉，这是能有效应对俄国的一个必要条件。
基于以上分析，显而易见，苏联对西方世界自由制度的压力可以通过在一系列地理和政治点上，根据苏联政策的转换与调整，灵活而警惕地使用反击力量而被遏制，不能以哄诱和商讨使其消失。俄国人期待一个无限期的长期斗争，并将其所得视为巨大的成功。应当记住，在一定时期内，共产党在俄国人的生活中，只代表了很小一部分人的利益，比苏联政权今天在国际共同体中所能代表的还要少。
如果意识形态使俄国统治者认为历史在他们一边，他们可以承受得起等待的代价，那么我们则不受这种意识形态的束缚，可以自由地客观考察这一假设的正确性。苏联的这一理论不仅意味着西方完全不能控制其经济命运，还设想俄国的稳定性、控制力和耐性将永远不变。让我们将这种漫无边际的想象带回现实，如果假定西方找到了遏制苏联的力量源泉和应对苏联的丰富手段，将苏联遏制超过十年到十五年的话，这对俄国将意味着什么呢？
苏联领导人利用现代技术给专制主义带来的便利，使其政权之下的人民服服帖帖。很少有人挑战他们的权威；即便有，在国家的镇压机器面前也难以取得预期效果。
克里姆林宫也证明自己在无视居民利益的情况下，可以在俄国建立起重工业的基础，虽然这一过程尚未完成，但是在不断增长和接近其他主要工业国家的水平。然而所有这些，不管是维持国内政治安全还是建立重工业，其实现均以人民生命的牺牲、愿望的破灭和体能的惊人消耗为代价。它使使用强迫劳动成为必须，其规模在和平条件下的现代社会是空前的。它已经导致对苏联经济生活的其他方面的忽视和伤害，特别是农业、消费品生产、住宅建设和交通运输业。
此外，战争使俄国付出更大代价，破坏严重，伤亡巨大，人民疲惫不堪。由于以上原因，使得今天的俄国人民在肉体和精神上都极为疲惫。人民群众感到失望，心存疑虑，不再像以前那样易受影响。如果说苏联政权对国外的追随者还有神奇魅力的话，在国内已不如往者了。战时出于策略上的考虑给予宗教短暂喘息的机会被人民群众以极大的热情抓住了，这一事实清楚表明，人民对这个政权的目标没有表现出多少信仰和献身精神。
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的肉体和精神力量都是有一定限度的。如果超出了这个限度，就是最残酷的独裁政府也不能驱使他们。强制劳动集中营和其他强制机关以临时条款迫使人民工作，工作时间超过了劳动者自愿或者单纯出于经济压力考虑的相应工作时间，即使他们幸存下来，那时他们也已经未老先衰，成为独裁政权的牺牲品。在上面任何一种情况下，他们主要的聪明才智均未能用来造福社会和服务国家。
希望只有寄托在年青一代的身上。年青一代尽管历经动荡，遭受磨难，但人数众多，充满活力，况且俄国人是一个很有才能的民族。然而由苏联独裁政权所造成的，并在战争中进一步加强了的青年人儿童时期严重的精神伤害对其成年时期表现的影响结果是什么还有待观察。除了边远地区的农场与村庄，诸如家园环境正常的安全与宁静实际上在苏联已经不复存在。现在尚不清楚的是，这些是否会对正在走向成熟的年青一代的综合能力造成伤害。
除此之外，我们看到苏联经济发展的事实，某些方面取得了惊人的发展，但这种发展不牢靠，参差不齐，不够均衡。说“资本主义不均衡发展”的俄国共产党人，当想到自己的国民经济时应该脸红。苏联经济的某些领域，诸如冶金和机器制造业，所占比例大大超过其他部门。这个国家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路网，而仅有一些相对原始的铁路网，却正在努力要在短期内成为世界上的工业强国之一。虽然他们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教导朴实的农民操作机器的知识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在所有的苏联经济部门，设备维护与保养问题是一个需要立即引起注意的严重缺陷。建设仓促草率，质量低劣，折旧必然很大。在广大的苏联经济部门，现在还没有可能将西方技术工人所特有的生产文化和技术自尊灌输给工人。
很难想象，这些弊端能够很快被生活在恐惧和强迫阴影下的，身心疲惫、士气低落的人民在短期内纠正。如果这些弊端不能得到克服，俄国就仍然是一个经济上脆弱，并且在某种意义上虚弱的国家，它能够输出自己的热情，显示自己原始政治生机的奇特魅力，但不能通过真正的物质力量和繁荣来支持那些出口物品。
同时，一个极大的不确定性威胁着苏联的政治生活。这种不确定性源自权力从某个个人或集团到另一个个人或集团的转移。
当然，这主要是斯大林的个人地位问题。我们必须知道，斯大林继任了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塔尖的领袖地位只是苏联政权个人权力的第一次转移。这一转移经过十二年时间才巩固下来。它使数百万人丧生，动摇了这个国家的根基，随之而生的震动波及整个国际革命运动，对克里姆林宫极为不利。
有可能下一次最高权力的转移会静悄悄地，在不引人注意的状态下发生，不影响其他地方。但是，用列宁的话描述，这一问题可能会促成一个从“巧妙的欺诈”到“野蛮的暴力”的“惊人的迅速转换”，这是俄国历史的特点，它可能从根本上动摇苏联政权的基础。
但是，这不仅仅是斯大林个人的问题。自从1938年起，在苏联高级领导阶层形成了危险的僵化局面。理论上讲，全苏党代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至少应该每三年开一次。然而，自上次代表大会以来已经快整整八年没有开会了。在此期间，党员数量扩大了一倍。战争中党员死亡人数惊人，今天一半以上的党员是在上次党代会之后加入党组织的。同时，经过一系列令人头晕目眩的国家沧桑变迁之后，仍是原来的一小批人继续执掌党的最高权力。确实，有一些原因使战争经历给西方各大国的政府带来了根本的政治变动。造成这种现象的基本原因也同样存在于晦涩费解的苏联政治生活中。但是，这些原因在俄国尚未得到认可。
基于这种事实，可以想见，即使在共产党这样具有高度纪律性的组织里，大批新近加入共产党的普通党员与能使自己终身居于最高领导地位的小集团之间，在年龄、观点和利益上必然存在一种不断扩大的差异。大部分党员从未见过这些最高领导人，从未与他们谈过话，也不会和他们有密切的政治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谁敢说党的高层的最终权力交替（这只是时间问题）能够顺利地、和平地完成，又有谁敢断言，追求更高权力地位的竞争者们为了得到对其各自主张要求的支持，会向那些政治上不成熟、经验不足的群众寻求帮助。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将会对共产党产生灾难性后果：因为大多数党员已经适应于执行党的铁的纪律，而不适应调和与妥协的艺术。如果共产党陷入分裂和瘫痪，则俄国社会的混乱和缺点将以难以名状的方式显露出来。因为我们已经看到，苏联政权外表之下是一群毫无组织的群众，它不能允许任何独立的组织结构存在。在俄国，甚至没有地方政府之说。当前这一代俄国人从不知道集体行动的自发性。所以，假如出现了一些情况破坏了苏联共产党作为一个政治工具的团结和功能，则苏联就可能在一夜之间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沦为最虚弱和最值得同情的国家之一。
因此，苏联政权的未来无论如何也不会像克里姆林宫里的人所看到的那么安全，这种安全是俄国人的自我欺骗所致。他们表明自己能够保持政权。他们能否平静、顺利地实现权力交替尚有疑问。同时，国内统治的苦难和国际生活的动荡严重损害了这个伟大民族的精力，破灭了他们的希望，而这些人民是苏联政权赖以存在的基础。十分令人惊讶的是，现在苏联政权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其国境之外，也就是在其警察力量鞭长莫及之处倒是最为强大。这种现象使人想起托马斯·曼（Thomas Mann）在他的著名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中的一个比喻。托马斯·曼认为，人类组织在其内部已经严重衰败之时往往外表显得极其强盛。他把极盛时期的布登勃洛克一家比作一颗向地球发出耀眼光辉但实际上早已不存在的天体之一。谁敢断言，克里姆林宫投向西方世界失望不满的民众之上的耀眼光辉不是一个正在衰退的星座的余晖？这个结论既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证伪。但是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根据这位作者的看法，这种可能性很大），即苏联政权，正像他们所设想的资本主义世界，本身包含了衰败的种子，这颗种子已经很快生根发芽。
显然，在可见的未来，美国政府不能和苏联政权保持政治上的密切关系。在政治舞台上，应继续将苏联视作竞争对手而非伙伴。美国今后必将继续看到，苏联的外交政策不会表现出对和平稳定的热爱，不相信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世界友好共处的可能性，而是对所有竞争对手的影响力和权力施以谨慎、长期不懈的压力，将其瓦解和削弱竞争对手的影响与力量。
然而，与这些相抵消的是，虽然俄国总体上敌视西方世界，但是显然它仍然是比较弱小的一方。苏联政策高度灵活，其社会所具有的缺点最终会削弱它的总体潜力。这就要求美国对坚定的遏制政策充满信心，在俄国人露出侵害世界和平与稳定迹象的每一个点上，坚定不移地进行反击。
但是实际上，美国的政策并不是纯粹的维持现状和守株待兔。美国完全可能通过自己的行动影响俄国内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俄国的政策主要依此而定。这不单指在苏联和其他地方进行情报活动，虽然这也很重要。更确切地说，这是美国能在多大程度上在世人面前树立如下印象的问题：这个国家目标明确，能够成功解决自身国内问题，可以承担世界大国责任，在目前世界的几个主要思想潮流面前能保持自己的精神活力。如果这种印象得以建立和成功保持，俄国共产主义必将沦为堂吉珂德式的幻想，无果而终，莫斯科的追随者们的希望和热情必然衰落，将给莫斯科的外交政策增加新的困难。因为资本主义必然衰亡是共产主义哲学的基石。甚至二战后，美国没有经历红场乌鸦们所预言的经济衰退，也会对共产主义世界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出于同样原因，如果美国表现出优柔寡断、纷争不和以及内部分裂的迹象，将会极大地鼓舞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如果出现上述任何一种迹象，共产主义世界将会大受鼓舞、兴高采烈，莫斯科会得意洋洋，其国外支持者们就会为其呐喊助威，俄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就会全面增长。
如果说美国独自就能执掌共产主义运动的生死，并很快使苏联政权在俄国垮台，那是夸大其词。但是美国的确能够对苏联政策运作施加极大的压力，迫使克里姆林宫的行为要比其近年来的作为更加节制和慎重，以这种方式导致苏联政权最终垮台或逐渐软化。因为，任何神秘的救世运动——尤其不是克里姆林宫的那种——最终如果不调整自己以适应事态发展的逻辑，必然会遭遇挫败。
因此，决定权很大程度上落在了美国身上。苏美关系从本质上讲是对作为世界民族之一的美国总体价值的考验。为了避免毁灭，美国只需达到其民族之最好传统，并证明其值得作为一个伟大的国家而存在。
确实，没有比这对国民素质的考验更公平的了。这种情况下，有头脑的苏美关系观察家将没有理由抱怨克里姆林宫对美国的挑战。美国人民应该感谢上帝，他让美国人感受这种无法改变的挑战，从而使美国的安全依赖于他们的团结，以及接受历史希望他们承担的道义和政治领导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