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再次回顾一下我们在这一系列演讲中所从事的事业的性质。这并不是试图列举一系列的事件、描述新的历史事实的发展，或是给出一个五十年来美国外交的全貌。这是一个从当今充满不确定性、争论和不幸的现实出发去回顾的努力。通过回顾来看看对过去的研究是否能帮助我们理解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些困境。
在这项事业的过程中，在我看来，现在我们已经涉及在这段时期的记录里，人类事件所遇到的所有词汇中最令人困惑、最悲惨——对历史学家来说——最具挑战性的词汇。在这里，我指的是我们称之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悲惨的、漫长的、破坏性的斗争——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
我想先谈谈在欧洲的这两次世界大战的总结果。这些战争是以上千万人的生命、无数的物理破坏、欧洲大陆势力平衡的破坏为代价的——以西欧危险地，或许是命中注定地易受苏联权力攻击为代价的。实际上，两次世界大战都是以改变德国为目的：改正它的行为、使德国人变得与以前不同。然而，今天，如果有机会重新回到1913年的德国——一个由保守的但是相对节制的人民（不是纳粹和共产主义者）统治的德国，一个精力充沛、团结一致、未被占领、充满力量与自信的德国，这样的德国能够再次对抵消俄国在欧洲的权力起作用——好吧，这种观点会有来自很多方面的反对意见，而且它也不会令每个人都高兴；但是与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相比，在很多方面，这听起来不是很糟。现在，考虑一下这意味着什么。当根据它们表面上的目标，算出这两次世界大战的总分，你会发现，如果有任何的收获，那么这一收获也很难看清楚。
难道这不意味着，在这里，有些事情大错特错了吗？难道真的可以说，所有这些杀戮和牺牲仅仅都是20世纪西方民主国家纯粹求生的代价？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结论，那么事情看起来会非常不幸。我们会问自己：这一切在哪里结束？如果这是在20世纪上半叶生存的代价，那么在下半叶，生存将让我们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但是，显然这种努力和牺牲的巨大结果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生存。那么我们只能假定，在一些地方一定发生了重大的误判？但是在什么地方呢？是我们的误判，还是我们协约国的误判？
对我们很多人来说，被二战更为鲜活生动的回忆所掩盖，一战在很多方面已经成为被遗忘的因素。但是，对我来说，所有的调查线索又回到了一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似乎真的是全面预定的；它按照经典悲剧最后一步的无情逻辑发展和运行。这一悲剧局面的主要因素——德国社会的不健全和焦躁不安、东欧的软弱、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现象，以及法国和英国的疲倦和衰弱——所有这些因素很显然是起源于1914～1920年这一时期。如果有什么地方可以寻找答案的话，这里似乎是应当探寻真正答案的地方。
我并不是说，在20世纪20年代、30年代，甚至40年代里，不能做一些仍然重要的事情以避免最糟糕的危险发生，迫使事件的发展进入更有希望的轨道。在人类事务发展的过程中，三十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在某种程度上，一个国际共同体的生命就像一棵树，在很长的时间凭借着朝向单一方向的持续不断的压力生长。
但是，我认为，1920～1950年这一代人选择的显著缩小开始于1914年战争的爆发；伴随着此后出现的军事僵局以及达成妥协的和平希望的消失，这一进程极大地加快了；等到战火最终燃尽，《凡尔赛和约》（Treaty of Versailles）签署，欧洲政治家，尤其是美国政治家为欧洲文明重建真正的安宁与和平的地区、能够给欧洲文明以力量抵挡来自东方的日益增长的挑战的地区，已经痛苦和不幸地缩小了。
因此，我们回到这一事实：我们在西半球安全降低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一战的过程及结果。因此，我们在其中的作用值得我们做最认真的详细审查。
我们政治家的问题是什么？让我们在我们的脑海中再次回顾这个问题。
你们都还记得，1914年战争是如何爆发的。我不会在此详细论述它们。一些问题是长期存在的：古老的土耳其帝国解体的依旧未解决的问题、多瑙河盆地臣民的躁动不安、奥匈帝国（Austria Hungary）失去了法国人所说的生命力（elan vital）、德国力量的相对发展、德国与英国之间的竞争。其他一些是短期的问题：政治家的愚蠢和胆怯、公众舆论的压力、变幻莫测的巧合。如果你试图估算出各种不同程度的过错，你会得到一个非常模糊的模式：奥地利人和俄国人无疑居于首位，德国人较少，但也占了很大的份额，没有一个国家独善其身。首先，你不能说任何人故意发动战争或是策划战争。从一开始，这就是一场悲惨的、无助的战争。可怜的老欧洲使自己陷入了困境。欧洲国际社会的结构有弱点。萨拉热窝的枪声击中了那个弱点——忽然地，没有人知道如何才能不进行战争。
关于战争的进程，一旦战争开始，你在我这里也只能得到很少的指导。战争的过程与它的起源一样悲惨和荒谬。西方战线的僵局并没有维持很长时间。今天，很难设想随后发生的事情的可怕和浪费：四年漫长的悲惨大屠杀；人类的军队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在泥泞的战壕中面对面对峙，使用大炮齐射，使用机关枪这样当时还没有克星的武器，使用迫击炮、带刺铁丝网甚至是毒气绝望地、有组织地互相摧毁，直到胜利或失败看上去不是军事领导能力、技能和精神的产物，而是炮灰和屠杀的某些可怕的数学运算问题。1929年，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写道，“炮火轰鸣直到熄灭”。
事件在很大程度上都在有意识的选择范围之外发生。政府和个人遵守悲剧的节奏，在无助的暴力中摇摆不定、蹒跚向前。以日益扩大的规模进行屠杀和浪费，直到伤痛被打造进人类社会的结构，经历一个世纪也不会抹去。可以想象这种情况所显示的对当今文明的致命打击……
“伤痛被打造进人类社会的结构，经历一个世纪也不会抹去。”当他写下这些话的时候，丘吉尔知道他在说什么。当时，伤痛比大多数人曾经想到的还要深。你能够填平过去的战壕，你能够耕犁弗兰德斯（Flanders）的农田，那里生长着罂粟花。你能够重建法国的城镇。几年之后，生活再次开始变得正常。但是，有些战壕没有人能够填平，有些农田不会再次生长罂粟花，有些建筑无人能够重建，它们在那些参加过战争的人的灵魂里——幸存者。对于那600万再也不能回来的人，我们能说些什么呢？
我怀疑你们都记得雷马克（Remarque）《西线无战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伟大的小说——的最后几段。我想把它们读给你们听，因为我认为在任何对一战的讨论中，它们都有一定的位置。它们说出了我不能用其他方式可以讲给你们的内容。设想你自己是在德军阵线后军事医院的一名年轻德国士兵，1918年秋天，战争结束前不久。
秋天到了。没有几个老手留下来。我是我们班七个人中的最后一个。
每个人都在谈论和平和停战。所有人都在等待。如果这一次再被证明是一个幻想，那么他们就会崩溃。人们满怀希望。如果希望被再次带走，一场动乱将不可避免。如果没有和平，那么就会有革命。
我休息了十四天，因为我吞下了一点毒气。在一个小花园里，我一整天坐在阳光下。停战很快就要到来，现在我也相信了。
在这里，我的思想停滞了，再也不前进。所有我遇见的，我所有的思绪都仅仅是感觉——对生活的贪婪、对家的爱恋、对生命的渴望、在中毒中获救。但是没有目标。
如果我们1916年回到家乡，由于我们经历中的苦难与活力，我们或许会引发一场风暴。现在，如果我们回去，我们会疲惫、颓废、心力交瘁、无所寄托、没有希望，我们再也找不到我们的道路了。
人们不会理解我们——在我们前面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虽然在这里和我们一起度过这些年，但是他们已经有了家庭和职业；现在他们将回去重操旧业，战争将会被遗忘——在我们后面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对我们来说会觉得陌生，会把我们推到一边。即使对我们自己来说，我们都是多余的。我们会变得更老，少数几个人会使自己适应周围环境，另一些人仅仅是逆来顺受，大多数人会不知所措；——随着时间的流逝，终将化为尘土。
在这里，树木显得生机勃勃、枝叶繁茂，花楸树的浆果在树叶中变红。白色的乡间小路直通天际。水壶像蜂房一样，伴随着和平的谣言，嗡嗡作响。
我站起来。
我非常宁静。让岁月来临吧，它们不会带给我什么，它们不能带给我什么。我是如此孤单和无望，因此我能毫无恐惧地面对它们。这些年我所经历的生活依然在我的手中和眼里。我是否已征服它，我知道没有去。但是，只要它在那里，它就会寻求自己的出路，不理会我内心的意愿。……
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你们当中那些老兵或许会说：“为什么，这不仅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任何战争都这样。”你是对的。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战有任何特殊的地方，那也仅仅是事情以相同的方式、在相同的地方，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继续下去。没有太多的运动，没有太多的冒险，没有太多的希望——在早期会发生一些改变整个战争命运的事情。双方的损失都是可怕的。当有时间的时候，你可以实际计算一下。这一切都是如此难以言状的徒劳无功。
但是，这个德国士兵的话很重要，因为书中写到了这些战士对战争结束的感受，也写到了一些未来的模式。在这些话语中，你几乎读到了将要来临的任何一件事：老兵一代人对环境的不适应、不同年龄群体之间的隔阂、不理解战后世界老年人（如张伯伦、兴登堡、贝当等）但依然要求在战后世界行使权力的人以及持有权力太久的老年人；成长充满了挫败、不安全感和困惑感的年轻人。正如雷马克准确地观察到的，有些人某一天对老兵而言会变得陌生，会把他们推到一边。这是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内，对集权主义力量的预测和民主的疲惫。
如果我们能够说，作为一个如此令人厌恶的，按常规发展的战争，双方的人们和政府都变得冷静和有思想，开始意识到胜利日益增长的空洞性，意识到没有一个政治目标值得付出这样的代价，服从任何能够结束杀戮达成妥协的和平的合理建议，那么这是令人高兴的，就会减轻我们的工作。不幸的是，我们不能这样说。以这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为基础，我们不得不谈谈几个令人悲伤的关于人性的评价。其中一个是：苦难并不总是使人变得更好。另一个是：人民并不总是比政府更有理性。在政治丛林中，公众舆论，或是假扮为公众舆论的东西，并不总是一种缓和的力量。世界各地的民众通常都热爱和平，能够接受很多限制和牺牲而不是接受战争的巨大灾难。这或许是真的，而我怀疑其真实性。但是我也怀疑，在很多国家，那些自称的公众舆论，认为他们自己拥有全民政府，实际上往往根本不是民众情感的共识，而是特殊的高度发声的少数人利益的表达——各种各样的政治家、评论员和哗众取宠者：这些人靠着他们吸引别人注意力的能力生存，如果被迫保持沉默，他们就会像离开水的鱼一样死亡。他们求助于熟练的沙文主义口号。因为他们不能理解任何别的东西；因为从短期利益的观点来看，这些口号更为安全；因为在观念的市场上，真理有时是一个蹩脚的竞争者——复杂、不令人满意、充满困境，很容易被误解和滥用。急躁和仇恨的决策通常会受到最粗俗和最廉价的符号的支持，对温和的决策来说，理由通常都是复杂的，而不是情绪的，很难解释清楚。所以所有时代和地方的沙文主义者都走他们特定的路线：摘取不用费力就能得到的果实；以别人的未来为代价，收获当时的小小胜利；用噪声和污秽来淹没任何阻碍他们的人；在人类进步的前景上跳着轻率的舞蹈；在民主制度正确性的头顶上描绘着极大怀疑的阴影。直到人们学会认识煽动大群情绪、散布怨恨与怀疑和作为犯罪本身的不宽容——可能是对全民政府的事业施加的最大伤害——以后这类事情会继续发生。
1916年，欧洲人民还没有学会这些，并不比今天的美国人民从中学到的更多。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程没有给交战的人民带来理性、谦逊和妥协的精神。战争按常规发展，仇恨得以凝固，自己的宣传被确信，温和的人们被淹没在叫喊声中，名誉扫地。战争的目标变得冷酷无情，在各方面都变得更加极端。
协约国（Allies）变得只对完全战胜德国感兴趣：国耻的胜利、吞并的胜利、压倒性赔款的胜利。他们憎恨基于其他条件的结束战争的建议。
德国希望保留比利时的军事设施。德国人希望未来能将比利时作为附属国而占领。出于经济理由，他们希望以牺牲法国为代价换得他们自己的领土的少量增加。他们希望因撤出法国和比利时而得到补偿。对协约国来说，这些要求无疑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现在，很显然，所有这一切都给美国政治家的治国才能提出了挑战。我不希望人们认为，我将要说的任何事都意味着我对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缺乏同情，或是对他所面临的问题的复杂和痛苦缺乏理解。但是，这都不能免除我们冷静地、批判地审视我们的国家对这样一个挑战的反应的本质的责任。
首先，关于战争的起源，让我们注意：长久以来，这个国家并没有体会到，战争的起源或战争的问题并没有引起我们的任何关注。1916年，威尔逊总统说，战争的目标和起因“我们并不关心。对于战争的惊人的洪水喷薄而出的那个隐晦不明的基础，我们没有兴趣研究或是探索”。在后来的一个场合，他说，“最初，美国人没有领会战争的全部意义。它看起来像是欧洲复杂政治中被压抑的妒忌与竞争的重现”。在这里，我们或许会注意到，我们没有认识到在欧洲战争中的争议问题与我们有什么相关。在远东的案例中，我们看到了同样的拒绝承认——其他民族真实的利益和抱负的合法性，认为这些事情没有事实根据、不值得我们注意而不予考虑；认为这些事情是“妒忌和竞争行为”，太过愚蠢、大过“复杂”以至于不值得我们关心。
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长久以来，我们倾向于认为美国在战争中的唯一利益，就是根据已经确立起来的海战法保卫我们的中立权，正如它们在过去被人知晓的那样，这是符合逻辑的。我们不理解：战争的新形式和新式武器——尤其是完全封锁和潜水艇——已经使这些规则中较为重要的一些规则被淘汰了。不仅对它们的遵守实际上行不通，而且每一方都认识到胜利和幸存的机会取决于侵犯这些规则中的一个或另一个。任何一方都更愿意与我们开战，而不是避免侵犯它们中的某些规则。这意味着，我们坚持严格遵守它们最终会在理论上将我们引入与交战国双方的战争——一个与旨在使我们避免战争的政策相矛盾的结局。
今天，回顾我们政府与交战国关于中立权的无休止的争论，似乎很难理解的是，我们为何要如此重视它们？它们激怒了交战双方，成了我们与它们的关系的重担。我发现，很难相信它们与我们的民族荣誉感有关联。保护我们的公民乘坐交战国船只的权利是我们的特权，但是这几乎不是义务，除非我们选择将之定义为我们自己的义务。
随着时间的推移，沿着这样的前景，无疑发生了一些截然不同的事情：意识到协约国（Entente）所面临的失败的危险，并意识到作为世界强国的英国被淘汰出局对我们的世界地位带来的损害。除此之外，英国宣传的优势以及其他一些因素开始为协约国的利益发挥作用。其结果就是日益增长的亲协约国情绪，尤其是在负责任的美国领导人的脑海中。在1915年和1916年，作为避免一个英国战败的最好方法，这种情绪足以促使威尔逊和议会为了英国的利益而淡化中立政策，做出谨慎的努力以阻止战争。但是，作为整体的民族意识，这种亲协约国情绪绝不足以构成参战的充足理由。你们还会记得，我们是通过一个中立问题（当它来临时）而参战的。
一旦进入战争，我们不难发现——并且赶紧这样做——与战争有关的事情对我们来说具有最重大的意义。
这无疑是民主的一种奇怪特性，这种在一夜之间改变思想态度的神奇能力，取决于它认为自己是处于战争中还是和平之中。前天，我们还说，我们自己与其他大国之间存亡攸关的问题不值得牺牲一个美国小伙子的性命。今天，其他任何东西根本不重要，我们的事业是神圣的，成本不足为虑。除了无条件投降以外，暴力没有限制。
现在，我知道这一问题的答案了。民主国家是热爱和平的。它不喜欢打仗。它不会轻易挑衅。一旦它被挑衅而必须要动武，它不会轻易宽恕它的对手造成了这样的局面。民主国家愤怒地进行战争——它正是因为被迫开战而开战。它开战是为了惩罚那些大国。那些国家非常轻率、非常敌意地挑起战争——给这些国家它们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教训，防止事情再次发生。这样一个战争一定会有一个痛苦的结局。
这是真实无误的。如果国家有能力在个体伦理的道德氛围下活动，那么这是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的。但是，有时，我怀疑在这方面，民主是否很像一种史前怪物，它们的身体有这间屋子这么长而头脑却只有大头针那么小：它安静地呆在原始淤泥中，不注意周围的环境。它很难发怒——实际上，你几乎不得不用力敲掉它的尾巴使它意识到它的利益正在受到侵扰；但是，一旦领悟到这些，它就怀着盲目的决心四面出击，不仅摧毁它的对手，也在很大程度上毁坏了它的天然栖息地。你想知道，如果在更早的时候，它就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多一点兴趣，这对它来说是否是更加明智的。你还想知道，它是否不能阻止其中的一些情况发生，而不是从不加区别的冷漠转向同样不加区别的神圣的愤怒。
无论如何，一旦我们处于战争中，它似乎没有给我们表现出，我们最大的危险仍然恰恰在于战争延续的时间太长，在于欧洲均衡的破坏，在于欧洲人民生命力的耗费。因此，它似乎也没有对我们表现出：我们在战争中的最大利益仍然是，战争应当在最小误判以及对未来而言尽可能稳定的基础上尽早结束。在我们参战之前，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迟至1917年1月，威尔逊仍然反对完全胜利。他说，“强加给失败者的和平，强加给被击败者的胜利者的话语，将在耻辱中，被迫地，以一个不可忍受的牺牲为代价被接受。它将留下痛苦、愤恨和一个痛苦的回忆，和平的话语就建立于此之上……如同建立在流沙之上”。但是，一旦我们处于战争中，这些观念会被战争心理学的强大的洪流一扫而空。当时，我们在决心上与其他任何人一样强大，我们应当为完全胜利而血战到底。
权力均势的考虑反对完全胜利。或许正是出于这一原因，这个国家的人民如此断然地反对全面胜利，并寻求更加彻底和宏大的目标，为了成就这一目标，使完全胜利能够被合理地描述成绝对必要的。无论如何，在威尔逊的领导下，一种思路开始形成。对我们来说，这一思路为我们奋战到底提供了全部理由和目标。德国是军国主义的和反民主的。协约国为保卫世界民主的安全而战。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应当被摧毁，以便给我们想要的那种和平让路。这种和平不应当建立在旧的权力均势的基础之上。正如威尔逊所说，在这种体制下，谁能保证平衡？这一次，和平将建立在“权力共同体”——“一个有组织的共同和平”和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的基础之上，它们能够动员人类的力量和良心来反侵略。专制政府将被废除。人民将自己选择他们愿意居住于其下的主权国家。波兰（Poland）将获得独立，奥匈帝国躁动不安的人民也将如此。这一次，将是公开外交；人民，而不是政府将管理事情。通过彼此协定，能够减少军备。和平是正义而安全的。
以这些原则的名义，你能够战斗到底。一个如此灿烂的未来肯定会洗去战争的罪恶和残酷，补救战争损失，治愈战争创伤。这一理论给了我们以继续战争，直至其痛苦而可怕的终结——年轻的德国士兵在军事医院里所描述的结果——与此同时，给了我们拒绝使自己沉溺于战争的过程所导致的实际问题和误判的理由。在这一理论幻想的保护下，我们参战之后，可怕的战火又延续了最后的一年半。在这一理论幻想下，威尔逊去了凡尔赛，还没有做好准备就面对清算日的肮脏但非常重要的细节。在这一理论之下，他遭受了悲惨的、历史性的失败。在这一理论之下，事情伴随着可怕的逻辑和精确性而前进，达成的和平实际上是“强加给失败者的，强加给被击败者的胜利者的话语，将在耻辱中，被迫地接受”——这种和平的确留下痛苦、愤恨和一个痛苦的回忆，它自己的话语后来就建立在“如同流沙之上”。
这一悲剧性的结果没有因为以下事实而得到实质上的缓和：我们不是《凡尔赛和约》的签署国，我们使我们自己远离惩罚性的条款。伤害已经造成了。欧洲的均衡被打破。奥匈帝国消亡了。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有效地取代它的位置。德国因战败而感到痛心，由于传统体制的解体而陷入深刻的社会动荡中。然而，德国却成了中欧唯一强大统一的国家。俄国已经不能作为有可能依靠的盟友，俄国再也不能在欧洲帮助法国遏制德国的力量。一只充满敌意的眼睛从俄国平原斜睨过来，怀疑欧洲的价值，为欧洲所有的灾难而欣喜，准备好单单为了俄国精神和骄傲的最终毁灭而勾结在一起。在俄国和德国之间，仅仅是东欧和中欧那些可怜的新兴国家，它们缺乏国内的稳定和治国传统——在履行独立的不熟悉的责任的过程中，它们的人民困惑、不确定，在莽撞和胆怯之间游移不定。德国的另一边是法国和英国，它们自己正在蹒跚地走出战争的枯荣沉浮。它们遭受的伤害远比它们自己意识到的严重。它们的男子气概消失了，世界地位产生了动摇。
的确，这是一个以魔鬼之手将未来的悲剧写入其中的和平。正如法国历史学家班维（Bainville）所说，这是一种相对于它所包含的苦难来说太过温和的和平。当你允许战争狂热和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就像狮子和羔羊躺在一起，存之于你脑际之时；当你使自己沉溺于巨大的自负，认为你能够突然地将国际生活改变成你自己设想的样子的时候；当你对过去不屑一顾，否认过去与未来的联系，拒绝以对过去的研究将提出的实际问题充实你自己的时候，这就是你得到的那种和平。
但是，假设你没有采用这条路线。事情会有所不同吗？会有你能够另外采取的一条路线吗？
对我来说，确实有。
我认为，你应当以意识到战争爆发前那些年，欧洲酝酿的事情对我们的重要性为起点。你一定会记得，威尔逊将其斥之为甚至不值得我们考察的事情。
然而，那些都是些非常愚蠢、非常不值得关注的事情吗？从一开始我就说，战争的一些原因是深刻的。在1914年前的一个世纪里，欧洲大陆没有发生重大战争，原因在于权力均势。这种权力均势预先假设法国、德国、奥匈帝国和俄国作为决定性因素而存在——这些国家的两侧，是英国本能地意识到它的利害关系就在于这些国家间权力均势的保持，英国准备在欧洲大陆边缘的附近警惕地逗留着，就像照看花园一样照看着欧洲权力的均衡，而且总是适当关注它自己海上霸主的地位以及海外帝国的保护。在这个复杂的结构中，不仅隐藏着欧洲的和平，还有美国的安全。影响它的任何东西都注定影响我们。在整个19世纪后半叶发生的事情注定会影响我们：主要是权力逐渐从奥匈帝国向德国转移。这尤其重要，因为奥匈帝国没有太大的机会成为英国海军和商业的竞争者。但是，德国确实有这样的机会，而且德国足够愚蠢地、挑衅性地利用了这个机会，这样会给英国一种深深的担忧和不安全感。
这些事情不仅仅是在回顾中才能看得真切。
1913年冬天，以上分析的情况没有特点地出现了。与此同时，在一份英国杂志中（因为没有美国杂志会接受），当时的一位美国外交官，刘易斯·爱因斯坦（Lewis Einstein）先生撰写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这些情况。在这篇文章中，爱因斯坦先生注意到欧洲上空集结的暴风雨前的乌云，注意到英德之间对抗的深刻程度，注意到战争或许会起源于一些相对无关紧要的事件的危险性，注意到这样的战争会对欧洲均衡和稳定产生的影响。然后，他继续追踪这样一场欧洲战争对美国安全的重要性。他从不怀疑，如果其他的选择很显然意味着英国的毁灭，那么我们应当干涉以拯救英国。但是他警告说，不要相信这样的假定：不管怎样，我们不会受到欧洲权力均势任何剧烈变化的影响：
很多美国人都没有察觉，欧洲权力均势是一种政治需要，它能够独自支持西半球经济不受大量军备负担影响继续发展。
……在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消失或缩小都将是一场灾难，灾难程度随着这个国家地位的不同而变化……
只要普遍的均势得以维持，即使是英国战败，也不关美国的事。但是，如果有些决定性的结果能够被看出是经过精心谋划以打破多个世纪以来被认可的欧洲的政治结构，那么美国对其无动于衷，最终只有自食其果。如果当时，它由于疏忽，没有注意到被压垮的国家的利益也就是它自己的利益，那么美国将会犯政治上短视的过错，此后，美国会为之后悔无穷。
现在，在我看来，你能够将这一观点——已被后来发生的事情充分证明——作为你的出发点，比如说，从1913年开始的出发点。当时，你可以从这一认识出发：严重的麻烦正在欧洲酝酿，危及我们的利益；你要确保，在武装设施方面，这个国家马上就能给它自己提供一些东西。由此，我们的话才会有点分量，才能被各大国听进去。当战争爆发，你会忽略技术中立的无意义的胆怯，运用我们的影响力去获得没有人能够赢得真正胜利的战争尽可能早的结束。无可否认，如果有任何这样的可能性，那么这种可能性存在于战争的头几个月里，我们将不得不被武装起来。如果这没有成功，那么你不得不在战争中继续前进，施加你所能施加的有节制的影响力，避免在小事上与交战国发生摩擦，留存你的力量用之于有价值的事情上。如果你最终不得不干涉，使英国免遭最终失败（对此我很愿意将之作为干涉的正当理由），那么你可以坦率地追求公开承认的目标：干涉战争以及尽快结束战争。你本可以避免道德主义的口号，避免把自己的努力想象成圣战，保持你与敌人谈判的路线永远畅通，不去打碎它的帝国和推翻它的政治制度，不对你盟友的极端主义战争目标作出承诺，保持你的行动自由，为了以对欧洲未来的稳定最小限度的偏见的方式结束战争，在关键时刻全力承担责任，灵活地运用你的谈判能力。
正如我所说的，所有这些事情你都能够令人信服地做到。如果你问我，“你能保证这样做会产生一个更好的结果和一个更幸福的未来吗？”我的回答是，“当然不能”。我只能说，我看不出它如何能够产生一个更糟糕的结果。我能够说，它本该是一个与我们生活其中的现实世界联系更为紧密的概念框架，从长远来看——按照一般法则——立足于现实的行为可能比不切实际的行为更加有效。
但是，我想我听到了一个重大的，甚至是愤愤不平的反对意见。在我结束本次演讲之前，我必须对此做出评论。人们会对我说：从公众舆论的角度来看，你所建议的都是完全不可能的。公众基本上不知道我们的利益受到1913年欧洲发生的事情的影响。他们从来也没想过在和平时期为军备花费现钱。他们绝不会由于对其他地方的权力均势冷静计算而故意进行一场战争；他们只会因为直接的挑衅而发动战争；他们不会宽恕这种挑衅，会坚持战斗，直至战争结束。你知道，他们不会感到快乐，除非他们能够给自己的军事行动披上理想主义言辞的外衣，并说服他们自己：像美国人在外国领土进行战争这样重要的事情，必须以国家生活条件的根本改变，以及将事情一劳永逸地解决为结束。你——这些人将对我说——坚称你自己是现实主义者——但是，从我们自己国家的国内现实来看，你所说的这些事都不具有实际可能性。
我不会与这种观点争论，我甚至会去承认它。我确实认为，政治领导人应当比他们的实际作为更加努力以使他们自己了解情况，并告诉人民真正的事实。我认为，如果他们这样做了，人们甚至能够理解他们，对他们心存感激。但是让我们抛开这些，并且说，从根本上说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对此，我还有一件事要说。
这里，我不是要谈论伍德罗·威尔逊、豪斯（House）上校、罗伯特·蓝辛（Robert Lansing）的行为。我是在谈论美国的行为。历史不会宽恕我们的国家错误，因为就国内政治来说，他们都是可以说明的。如果你说，由于我们的国内偏好和思维习惯，过去的错误都是不可避免的，那你就是在说：阻止我们比过去变得更好的是民主，正如在我们国家所实施的那样。如果这是真的，让我们承认它并且全面衡量它的严肃性——并对此做些什么。一个凭借自己习惯的神圣无双为自己的错误辩解的国家，也会为自己陷入十足的灾难而辩解。在第一个演讲中，我说过，在过去的五十年里，留给我们犯错误的余地已经极大地缩小了。如果说在过去，我们民主国家的工作是不充分的，那么就让我们这样说，认为未来会比过去更加容易的任何人一定是疯了。我们将要继续实施外交政策的制度，我希望并祈祷是民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