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驻外事务处供职多年之后，我开始负责二战后的困难年月中构想美国的外交政策。我负责建立了政策规划司（Policy Planning Staff）这个机构并在其建立之初的几年里领导它——这是国务院第一个常规办公机构。其职能是在我们的时代里，从美国国家利益全局（而不是从一个单一的部分）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在这个组织机构中的工作人员很快就意识到：在政府内外，对于构成美国对外关系行为的基本概念，我们缺乏任何普遍的共识。
正是意识到缺乏被充分论述和广泛接受的支持我们对外关系行为的理论基础，引起了我的好奇：近年来我们的政治家都受什么观念来指导。毕竟，我们被迫应对的那些新奇的和严重的问题似乎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两次世界大战结局的产物。国际事件的节奏是这样的：考察美国外交以及美国外交与两大暴力周期的关系，世纪之交似乎是一个合适的起点。从美西战争结束和发出第一封“门户开放”照会到一战爆发，十五年过去了。按照国际生活中重大事件的因果关系来衡量，这是一段体面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只要怀有决心并持续不断地施加影响，像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就能够明显地影响世界事务的进程。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间隔期也出现了完全一样的情况。到1900年，我们普遍意识到，我们的国家力量具有世界意义，我们能够受到遥远的事件的影响；从那时起，在很多重要的方面，我们的利益就不断地以重要的方式被牵涉到这些事件中去了。
在面对这些新问题时，我们的政治家们是被什么观念所激励呢？关于我们国家在外交政策领域的基本概念，他们做出了怎样的假定？他们认为他们要努力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回顾起来，这些概念是合适和有效的吗？它们反映出对美国民主与世界环境的关系的更深层次的理解吗？——这些或许已经被我们遗忘了，但是应当重新使用再次将它们作为我们行为的基础？还是它们自始至终就是不充分的和肤浅的？
正是这些问题将我的好奇心吸引到过去半个世纪美国外交活动的档案上来。随着不断出现的个人回忆录、文章，以及研究和分析这种材料的美国学者的卓越努力，这一档案变得日益丰富。作为外交史领域的新手，我不奢望能够有助于这项研究工作，我甚至也不奢望对所有与这一论题有关的二手材料做一个全面的考察。因此，本书中的演讲仅代表尝试运用一个门外汉阅读的主要出版材料——受上面所说的好奇心的鼓舞——去解决手头的问题并揭示答案。
从我自己的观点来看，两个多少有些矛盾的想法使我对这一问题有了特殊的兴趣。第一个是认识到，自美西战争到二战结束，美国外交政策的规划占去了大量杰出的美国人士的精力和贡献——这些人才智超群，受过高等教育，对他们诚实的品质和生命的历练表示深深的敬意。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基本上是我们所能提供的最好的人选。如果他们的对外关系哲学的方法是不恰当的，那么美国对自己与外部世界关系的理解的缺陷，以及美国对塑造这一关系的兴趣都深深地根植于国民意识。任何的改变确实都很困难。
与此相伴的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是，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的安全，或是我们认为的我们的安全极大降低了。在1900年，这个国家没有想到其财产和生活方式会受到来自外部世界的任何威胁。到1950年，这个国家似乎除了考虑这一危险之外别无选择。
对这一情况作何解释？这在多大程度上是美国外交的错？如果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国外交的错，那么是什么错了——观念还是实践？在一定程度上说这或许是我们影响力范围以外的事情的结果，这些事情是什么？这些事情预示着什么？这些事情依旧是可实施的吗？它们将把我们带往何处？即使有人认为他有了答案，六个演讲也不能详尽无遗地回答所有问题。因此，本书中的六个演讲试图根据这些问题讨论个别事件和情况，希望这一不系统的模式能够比将我自己对手头这些材料的反应直接呈现出来的表达效果更好。只有在最后一个演讲中，我才努力进行了概括。我可以确信，面对经验丰富的外交历史学家的批判性意见，本书在细节方面容易受到批评。本书指出的结论一定会受到广泛地质疑。如果本书能够促进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的思考，促使智慧的和更有学问的人更好的努力，本书的目的就达到了。
在芝加哥大学的演讲采用的是美国二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与苏美关系问题不直接相关。苏美问题在我们时代的公众舆论中引起了深刻的争论。因此，让每个人充分认清它们与当前问题的关系或许并不容易。因此，在本书中加入两篇关于苏美关系的文章是恰当的。这两篇文章可以被看做是对将理性的方法运用到当前问题上的一个反应。
这里，我要对支持研究美国的机构的查尔斯·R.沃尔格林基金会的官员表示感谢，该基金会资助了这六次演讲；对《外交事务》的编辑表示感谢，本书的两篇文章最初发表于此。
乔治·F.凯南
普林斯顿，新泽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