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冬天，当邀请我去芝加哥大学发表一系列演讲的邀请函寄到我面前时，我还不知道到底什么才是学术演讲。我曾经以小组为单位作过一系列非正式的演讲。我认为这是一个机会（最后证明确实是一个机会），可以就美国外交的一些问题发表看法。这些见解来自二十年的实际外交经验。事实证明这个机会是一个远比我的想象更大的挑战。这不仅从直接意义（学生的注意）上来说是真的，从随后几十年演讲继续受到持久关注这个角度来看，这更是真的。这种持久的关注就是该书以增订版的形式再版的原因。
我强调“以增订版的形式”这个措辞。因为最后两个演讲是最近在格林内尔学院发表的，它们作为第三部分最后加入此书中的。这两部分收入此书是有其目的。这两部分论述（至少是部分地）的问题很早以来就是美国舆论关注的焦点，但是并不是（确实也不能）1950年要讨论的问题。其中突出的问题是由核竞赛引发的问题，以及朝鲜半岛冲突期间及其后与冷战的出现有关的问题。
芝加哥演讲中没有讨论核武器问题。因为当时，我仍然继续希望（天真地希望，如果你愿意那样说的话）我们在进入恐怖屋前能够中止。当我们决定将国防建立在这类武器的基础上，并且鼓励其他人也这样做的时候，我感到恐怖屋就在我们前方隐约可见。我本来希望看到“原子弹”（正如人们对它当时的叫法）被抛弃，这种装置太可怕，太不加选择，以至于不能成为一种有用的武器，因而被弃之不理。就我们的核武器政策而言，现实情况并非如此。我不想鼓励对这一问题的推测。我认为最好是在无核环境中帮助人们找到问题的答案。这问题本身已经足够困难了。就冷战的政治方面而言，朝鲜战争（Korean War）当然属于此类，但是它是新事物。朝鲜战争的结局仍然难以预料，我们与之有关的政策也是难以预料的。朝鲜战争的经验教训还没有完全表现出来，后斯大林时代还是不可预见。
因为我在芝加哥所谈论的是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外交，这时的美国外交处于核武器出现前和1945年前的环境中。只有最后一个演讲涉及二战。这个演讲仅仅是详述了二战的起因，解释了二战的历史意义，没有涉及二战的结果。
构成本书第二部分的两个文件（两篇文章都是为《外交事务》而写），它们被添加到芝加哥演讲集最初发表的版本中。其中一篇写的较早，当时战后问题的框架还不很明显；另一篇，与芝加哥演讲集几乎同时间写成，与芝加哥演讲一样受到了同样的限制。
格林内尔演讲旨在论及一小部分差距，并仅仅讨论自1950年以来困扰美国决策者的特定（在很多方面来看也是新的）问题的有限方面。然而，这些方面中的某些问题——尤其是那些与我们在远东面临的问题有关的问题——与芝加哥演讲集中论述的问题有特殊的关系。因此，把它们列入这本书应该是合适的。
过度守法主义和道德主义的问题，曾在最初的演讲中论述过。在今天看来，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历史问题。可以肯定的是，当符合我们的目的时，我们仍然倾向于求助于这两个极端的方法。但是，冷战的困惑产生了奇怪的结果。近年来，有些时候我发现自己希望在我们关于什么是合法的概念中多一点道德，比现在更多关注我们关于什么是道德的概念中的合法性。或许，20世纪上半叶我们的外交以及我们对自1950年以来困扰我们的完全不同的问题的反应，都显示出比我们在任何一个时期的特定反应都更为深刻的现实。换句话说，缺乏将军事力量与政治政策联系起来的任何可接受的、持久的政策、为了满足我们自己讨人喜欢的形象（而不是获得真实的、迫切需要的形象）而改变我们自己的政策的持续的倾向，导致了我们与别国的关系。或许本书将有助于将这些缺陷带到我们国民意识之中。
乔治·凯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