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980年12月初的阿斯匹林中毒事件，据克洛斯的讲法，那天晚上11点，他在卫生间里听见桑妮一声尖叫，出来看时，妻子已经昏倒在地，头正淌着血。克洛斯将桑妮抱上床，替她垫好枕头。赫拉德·法林格对陪审员们说：“假如他希望她死，很简单，他什么都不用做，只消任由她躺在那儿直至流光身上的最后一滴血。可是，克洛斯马上就叫了急救车，又将玛丽雅请了过来……”
之后，克洛斯又做了一件事。他找到桑妮的医生理查德·司铎克大夫，说这段时间他们夫妇正在讨论办离婚，问以桑妮目前的状况，她在生理心理上“是否足够坚强，可以经得起由此产生的种种压力”。司铎克大夫回答，是的。
关于桑妮的第二次昏迷，“全家人一起吃晚饭，一起看电影，又在9点左右一起回家。到家后，桑妮去了一趟卫生间，那是整个晚上她独处的唯一时间。她在卫生间里做了什么？我们谁也不知道。而克洛斯和桑妮的唯一接触，就是按照她的吩咐，替她从厨房端来一碗鸡汤。”
“鸡汤里什么也没有！”赫拉德·法林格神情激动，“事实上，在那碗鸡汤之前，桑妮已经显露出了病态……然而，我们今天这么多人聚在这里，却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怀疑！”
赫拉德指出，公诉方的检察官们称，除了“外源性胰岛素”，医生们找不出任何其他导致桑妮深度昏迷的原因，其实不然。被告方聘请的专家们将向法庭证明，至少还有另外三种可能性：比如阿斯匹林在桑妮体内的长期积累，虽然用验血的方式无法检测，因为那只限于血清血浆等循环代谢系统，但在桑妮的其他“硬性”器官，如肌肉，内脏等中，阿斯匹林的含量肯定不低。桑妮还长时期高剂量地服用安眠、镇静及催眠类药物，其情形应该与阿斯匹林相似。此外，克洛斯提到，在第二次昏迷发生的前一天，桑妮总共吃下了大约10杯用烈酒调制的奶油蛋羹，“是的，你们可能已经听说了，医生们没有在桑妮的血液中查出高水平的酒精含量，因为酒精的代谢速度极快，几乎就是穿肠而过。”以上三种可能性的无论哪一种，都符合有关法律条文中“无意识的自我摧残（ Unconsciously self-induced ）”的定义。
至于桑妮血中的胰岛素指标为什么那么高，赫拉德说，我们其实并不特别相信纽波特医院化验室对相关样品的处理，因为案发不到一个月，那些装有桑妮血样的试管就“已经被扔掉了”。就律师和警方办案人员在该化验室看到的其他样品的情况而言，很多试管的标签上甚至没有注明取样时间，“而在桑妮的案子中，时间是至关重要的。”
“在你们作出裁决之前，请多问几个为什么。”赫拉德·法林格最后说，“为什么1980年12月1日，克洛斯·冯·普罗要拯救他妻子的性命？他为什么问大夫，桑妮是否经得起离婚的压力？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桑妮·冯·普罗为什么会长期服用那么多有严重副作用的药品，并且对自己经历的种种生理上的不适缄口不言？”这最后一句话的弦外之音，是指桑妮可能企图慢性自杀。
等赫拉德回到座位上，法官托马斯·H·尼德翰转向陪审席：“你们可能会认为我讲话刻薄，但我不得不在此提醒诸位，尽管刚才双方的演说都非常精彩，可他们所讲的不一定与事实相符……在这座法庭上，在这场审判中，你们才是唯一的主宰，因为所有呈堂供证的真伪都要由你们去辨别……最后请记住，你们的任务不是破案，而只需决定，克洛斯·冯·普罗是否试图谋杀他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