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8月6日，我收到了一本书，作者是亚贝·华莱，书名是《梅勒克的阿德索修士手稿》，法文本由丁·马毕隆修士译成(1842年，巴黎泉源修道院印行出版)。这本书所附的史料极少，但声明忠实地复写了一份十四世纪的手稿，而这份手稿是十八世纪一位对圣本尼迪克特教团有相当研究的大学者在梅勒克修道院发现的。这个学术上的发现(我指的是我的发现以年代序来算已是第三个)，使我备觉欣喜。当时我正在布拉格等待一个亲密的好友。六天后，苏军侵入那个可悲的都市，我冒着危险设法逃抵奥地利北部林兹的边境，由那里转往维也纳，和我所爱的人会晤，再一起乘船溯多瑙河而上。
我怀着兴奋的心情，着迷地阅读阿德索的故事，同时在极度的沉醉中，几乎是一气呵成地完成了翻译稿，用掉了好几本以鹅毛笔书写极为流利的吉伯特大笔记本。我还在翻译之时，我们行抵梅勒克附近，在河湾的山丘上，那座几世纪以来经过不少次修复的修道院依然巍巍耸立。读者们必然也猜到了，我在修道院的图书馆里，并没有找到有关阿德索手稿的任何记载。
在我们到达萨尔斯堡之前，有一晚我们停歇在蒙德西河河岸的一家小旅馆里，我的旅游情谊猝然中断，和我一起旅行的人愤然离去，把亚贝·华莱的那本著作也带走了……并非由于泄愤，而是因为我们的关系中止得那么突然，又那么纠扯不清。于是我只剩下几本我所写的笔记手稿，以及心中无比的空虚。
几个月后在巴黎，我决定要追根究底。除了自那本法文译本推得的几项资料外，我还有有关手稿出处的参考书目，格外的详细、精确。
在圣吉尼维图书馆，我很快便找到了一本《维特拉轶事》。
但令我惊讶的是，我所找到的那个版本，和参考资料上的记载有两点显著的差异：第一，出版商的名称不同；第二，年代也晚了两年。不用说，在这本书中，并不包含梅勒克的阿德索的手稿。
反之，正如所有感兴趣的人猜想得到的，这不过是一本短篇及中篇故事集，其中有数百页是华莱誊写的。我向著名的中世纪研究家——例如艾丁·吉森——请教，但显然我在圣吉尼维图书馆看到的那本《维特拉轶事》，是独一无二的一本。我又到帕西附近的泉源修道院去走了一趟，和阿尼·莱尼特修士谈过话后，确定了修道院并未印行一位亚贝·华莱的任何著作(甚至于根本没有出版过书籍)。法国学者对于参考书目向来不太重视，资料常常不确实，可是这件事例未免太不合理了。我开始怀疑我所看到的是一本伪造的撰述。我是拿不回那本书了(或者该说，我不敢去找把书拿走的人要回来)，剩下的就只有那些手稿，但是对那些稿子我也存疑了。
有些神奇的时刻，当肉体极度疲惫，运动神经异常兴奋之时，会使人们产生属于过去的幻象。后来我从亚贝·华莱的小书中获悉，这些幻象也包括尚未写出的书。
若非后来这件事有了新的进展，至今我仍会对梅勒克的阿德索的故事究竟是谁所创作的感到怀疑；但1970年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科里安特街上，离著名的“探戈天井”不远处一家小旧书店里，我在书架之间随意浏览时，无意间翻到了卡斯提尔版本米洛·汤斯华所写的一本作品：《观镜下棋》。那是乔治五世时期(1934)的意大利原文版，现在已经绝版了；在这本书中，我至为意外地读到了阿德索手稿引句，虽然出处既非华莱所写的，也不是引自《维特拉轶事》，而是一位耶丹瑟·柯奇神父的著作(但书名为何却不得而知)。后来有一位学者——姑隐其名——向我保证，据他记忆所及，这个伟大的耶稣会信徒从未提起梅勒克的阿德索其人。但汤斯华的书就摆在我的眼前，而他所引述的插曲和华莱手稿中的完全一样(对迷宫的描写尤其丝毫不差)。
我的结论是，阿德索所叙述的事件，就是他的回忆录：被许多神秘的阴影所遮蔽，以作者的身分为始，以修道院的所在地为终——对于这点，阿德索固执而谨慎地坚不透露。根据臆测，我们可以界定位于庞巴萨和康格士之间一个模糊的区域，很可能这个修道院是在皮得蒙、利朱立安和法国之间亚平宁山的中央山脊处。至于书中描写事件发生的时间，应该是在1327年11月；另一方面，作者撰文的日期却又不得而知。由于作者自述1327年时他还是一个见习僧，又说他写回忆录之时已濒风烛残年，我们可以大致推断那份手稿是在十四世纪最后十年二十年之间写就的。
我再三思索，觉得理应将我译出的那份意大利文手稿付梓。
原作是一位德国修士在十四世纪末期以拉丁文写成，十七世纪时以拉丁文印行出版，而我所根据的是一本来历不明的法文译本。
最重要的是，我该采用什么文体呢？我绝不能用当时的意大利文体：不仅因为阿德索是用拉丁文写的，而且根据整个内文看来，他的文化(或者是显然对他有深刻影响的修道院文化)可溯至更久远的时期；中世纪末期的拉丁传统是几世纪的学问与琢磨文体警句的总和。阿德索是个修道士，他的思想和笔法都没有受到当时文艺复兴方言革命的影响，仍然拘泥于他所述及的那间图书馆中的藏书，念的是初期基督教教父刻版的经典；由这种语文及深博的引句看来，他的故事和十二三世纪的作品并无二致(除了十四世纪的参考资料和事件，阿德索无比困惑地记录下道听途说的事)。
另一方面，华莱将阿德索的拉丁原文译成他自己的新哥德式法文时，必然有自由发挥之处，而且并不只限于文体。举例而言，书中人物有时谈到药草的性质，清楚地提及艾伯特·麦努的草药书；而这本书在多少世纪以来，曾经过无数次的修正。阿德索无疑熟读过这本书，但他从书中引用的几段文字，不管是帕拉塞尔士处方或是自艾伯特草药书都德时期版本显然的篡改，几乎是原封不动的依样画葫芦。不过，后来我发现在华莱抄写阿德索手稿之时，巴黎正流传着十八世纪版本的《大公》和《小爱柏德》，这两本书中谬误百出。不管怎么说，我又怎能确信阿德索所知道的典籍，或被他录下言谈的高僧，并不包含任何将会继续影响后来之学识的注解或附录呢？
最后，我是不是要保留亚贝·华莱或许是为了忠于当时环境，而认为不适宜译出的拉丁文句呢？并没有特别的理由非如此做不可。但我总觉得应该尽可能地忠于原著……最后我把不必要的删除了，但仍然保留了不少。恐怕我是模仿了那些拙劣的小说家，在描述一个法国角色时，会使他喊道：“那当然啦！”和“女人，啊！女人！”
简而言之，我心中是不无疑虑的。我真不知道何以决定鼓起勇气，将阿德索的手稿呈示。不妨说这是一件爱的举动吧，或者可以说是去除我自己许多固执不移观念的方法。
我在翻译这本书时，并未考虑到时宜的问题。在我发现亚贝·华莱译本的那段时期，人人相信写作应文以载道，富有时代意义，以求改善这个世界。现在，十多年之后，舞文弄墨的人(恢复了最高傲的尊严)终于可以再尽情写出他想写的一切了。
因此，现在我觉得可以只为叙述的快感，把阿德索的故事说出来，同时发现这故事的背景时间无比的遥远(此刻理智的苏醒已将在它睡眠之时所产生的所有恶魂都驱逐了)，和我们这时代毫不相干，对我们的希望或肯定的观念也毫无影响，更使我感到轻松畅快。
因为这只是一个故事，而不是令人忧烦的琐碎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