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方悦子接着说：“门田先生第一次见到铃木先生是在哥本哈根的一家名叫比兰哥丹的小酒店。那是第二天早上门田先生告诉我的。”
门田点点头，将其译成英语。
“那时，门田先生问我，是否读过江木奈歧子先生的《白夜之国 一个女人的旅行》，我说拜读过。门田先生又问，在那本书里是不是有丹麦女郎托尔珀尔珊和作者一起遨游北欧的文章？我回想着那本书，回答说觉得好象是作者在日德兰半岛游行时，从奥尔胡斯向耶林，一直到了面对斯卡格拉克海峡的北端斯卡温。她确实是和一个丹麦女郎同行，至于那个小姐叫什么名字就想不起来了。于是，门田先生说，托尔珀尔珊小姐通过铃木先生翻译，说是她四年前和江木奈歧子先生一起遨游过日德兰半岛，要是回到日本，请向江木先生问好。门田要我对江木先生转告，我就将此记录在笔记本上。”
土方悦子打开笔记本，把写着名字的那页递给休兹探长看。
笔记本上写满了这次旅行的记录，确实也记下了哥本哈根的口信。
门田结束了土方悦子的翻译，但难以理解她为什么要提出与“审问”杀人案风马牛不相及之事，只好认作这是土方悦子过分的饶舌。
通讯员铃木一语不发地坐着。由于探长没有提出其它的有关这方面问题，摆出不屑置理的架势。
土方悦子又接着说下去：
“作为普通的出国旅行，在旅途中看到的人名容易留下印象。即使是陌路相遇的一面之交，更不用说是几天中一起旅行的外国女郎。我想她的名字自然容易会出现在著书成文之中。尤其是托尔珀尔珊小姐在日德兰半岛的旅行中担任江木先生的翻译，将江木先生的英语译成丹麦语使得先生能和当地的人交谈。这么看来，托尔珀尔珊小姐与先生就不是泛泛之交，应该有特别密切的关系。说是向导兼翻译，但经过几天的旅行，超过了雇佣关系，产生了亲密的友情。要是在文中记叙和那位导游兼翻译一起友好的旅行，能使读者感受到异国的情调。”
江木奈歧子出乎意料听到土方悦子的话，表情显得紧张起来。万万想不到土方悦子会提出来批评自己的著述。立刻举手对休兹探长要求发言。探长答允了。
“关于方才土方悦子的话，我想从我的立场上稍微说几句，大凡在作品里写什么样的事，那是作者的自由和权利。”江木奈歧子不隐晦自己遗憾的表情说着。臼井二秘随即就翻译出来：
“土方小姐虽然批评了我的《白夜之国 一个女人的旅行》，但批评也是土方小姐的自由。不过，我打算在技术方面说刚一下。我把托尔珀尔珊小姐的名字从自己的作品里省略去，是想回避平常写的旅行书刊中的写作手法，不落窠臼。事实上，就象土方悦子说的那样，在国外旅行中，和向导兼翻译一起生活了几天的事是不胜枚举的。难道加上名字真会象土方小姐所说的，会有给读者异国情调的效果吗？我相信这种千篇一律的描写，会淹埋有礼貌的读者的兴趣。我在自己的著作里回避托尔珀尔珊小姐的名字，省略了和她一起数日旅行的经历，是出于写作技巧上的考虑……一句话，我这是作为作者回答土方小姐的感想。完了。”
门田感觉到江木奈歧子相当不高兴。会场里人们的表情也多感意外。被江木奈歧子反驳的土方悦子，对着她的方向鞠了个躬。
“刚才江木先生的言外之意，好象是我批评了先生的著作，这不是批评。可是，我所说的那本书里没有提及托尔珀尔珊小姐名字，确是事实……江木先生，实在抱歉。不过，我是杀人案的重要参考人，又没有辩护人。只能靠自己来消解怀疑。请理解我的处境。”
“土方小姐，那本书的写作方法与这次事件有什么密切关系呢？”休兹探长不可思议地插话。
“我认为虽然没有直接关系，但也可以成为一个参考资料。刚才说的事实究竟说明了什么呢？总之，托尔珀尔珊小姐将江木先生的英语译成丹麦语，可以断定，托尔珀尔珊小姐是会说英语的。然而在哥本哈根小洒店里和铃木先生在一起的托尔珀尔珊小姐，却没用英语对门田先生说过一句话，都是铃木先生用日语说的。譬如，铃木先生把托尔珀尔珊小姐向江木先生问好的口信，就是用日语向门田先生传达的。周游欧洲的导游门田先生通晓英语之事，我想铃木先生或者托尔珀尔珊小姐是完全清楚的。亲切的口信，从本人的口中说出原话，更加能表达那种情感。比如是Give my best regards Miss Egi这句平常的话，托尔珀尔珊小姐为什么不用英语直接说出那句转达的口信呢？”
门田译完土方悦子的话，心想，那个丹麦女郎紧挨着铃木坐着，确实没说过一句英语。不仅如此，面对着自己的那两个人时时用难以听到的嘤嘤细语交谈着。
当门田告诉铃木，自己是欧洲旅游团的导游时，那个丹麦女郎用丹麦语好象问了铃木该用什么语种交谈。然后，铃木用相当熟练的丹麦语告诉了她会话的要领。他接着就用日语译出“她问你是否认识江木奈歧子”这句话，懂得英语的托尔珀尔珊完全可以直接对自己发问，哪怕铃木就在旁边，何况丹麦女郎也不是那种城府极深的性格。门田觉得土方悦子的话说得在理。不仅如此，门田回忆起托尔珀尔珊小姐在这之后，又用丹麦话对铃木很快地不知说了些什么。铃木也很快地回答着。这样进行了两三次对答。虽然那时没注意到什么，但现在想起来，感觉到女郎想说些什么，而被铃木遮挡过去了。好象托尔珀尔珊想直接用英语对门田说话，而被铃木制止了。要是这样的话，铃木为什么要制止她用英语对自己说话呢？
门田想到自己在这个“法庭”翻译的同时还是个“证人”，那是得到休兹探长认可的。应该轻松地将自己目击到的和听到的事讲出来。
门田预先取得探长的允许，用英语简略地讲起以前在哥本哈根的小酒店的回忆。
可从休兹探长开始，包括陪席的人们，参考人席和新闻记者席的人，都难以判断门田陈述的意义。
“请教一下铃木先生，”土方悦子再次问通讯员，“你最近什么时候回过日本？”
“我在这三年里没回过一次日本。我已经在哥本哈根见到刚才为你翻译的门田先生时对他说过这件事了。我遇到门田这样的人，感染到了对日本的乡愁。”
门田回忆起铃木是这样说过，对他点了点头。
土方悦子接着说：
“明白了。然而你是看过四月十日出版的《朝阳新闻》上江木先生写的《回忆峡湾地方的旅行》这篇文章，连同三年前先生所著的《白夜之国 一个女人的旅行》，批评说文章与事实至少有五处有出入。你是在哪儿看到四月十日的《朝阳新闻》呢？”
“我想，肯定是在我居住的阿姆斯特丹读到的。只要在有日本人的欧洲城市，都会有日本代表性的报纸《朝阳新闻》。”
“你经常去日本使馆和公司事务所吗？”
“我作为日本的报刊通讯员，在欧洲自由采访，所以时常出入使馆或公司处理一些业务。”
“但是，根据我所掌握的情况，即使在阿姆斯特丹也不会有很多《朝阳新闻》。你说在阿姆斯特丹读到的，会不会有什么错觉呢？”
“不，虽然不能确凿地回忆，我确定是在阿姆斯特丹的什么地方读过那份报纸。”
“说起来四月十日出版的还是最新的报纸。即使是迟到了的报纸，但在能看到报纸的地方还算是新报纸……而且我回忆起我曾把那篇文章剪了下来，但那不是《朝阳新闻》报，而是它的副刊《旅行特集》。这本书究竟有没有在欧洲发行，只要请警察调查一下，马上就会有分晓……”
一听到“报纸副刊”这个词，铃木似乎吃了一惊，但立刻又恢复了平静，回答说：
“在哪里看到的，实在记不清了。”
“你在哥本哈根的小酒店里向门田先生打听过妇女旅游团的事，可为什么不打听团体的人数有多少呢？这是怎么回事呢？出于通讯员的职业本能，首先应该向导游打听的应该是团体的人数。但是你却没有提出这个问题。”
“我对人数不感兴趣。”铃木茫然若失，神情恍惚。
“不，不是那么回事。你不打听团员的人数，是因为你早已知道了旅游团的人数。既然已经知道了的事，就不必提问，要是你装出第一次听说般的话，应该是问一下的。这不能不说是铃木的疏忽。”
门田在翻译前惊叹不已。
铃木什么也没说，沉默起来。他那与众不同的额上刻着深深的皱纹。
土方悦子把身体恢复到原状。
“向休兹探长报告，现在可以推定有一个人持有杀人意图，那就是通讯员，他处在易于接近窥伺对方的立场上。首先，对象是玫瑰旅行旅游团。下一个焦点就是团体中的对象。可是，报刊通讯员怎么也无法接近妇女旅游团。为要接近就得创造机会。这种机会，作为通讯员自然是可以设法得到的，那就是以前屡屡提到的哥木哈根发生的多田真理子的奇祸。姑且不谈那个事件是怎么回事，但对通讯员却是件幸事。写出耸人听闻的报道是幸运的偶然机会。他说是淡淡一笔给日本《体育文化新闻》投了稿。但日本《体育文化新闻》对我的复电称，该社编辑部对通讯员的电话稿，未加任何修饰润笔，基本是原文照登。
“那通讯员为什么要写夸大失实的报道呢？是通讯员功名心所致呢？还是有打算期待读者反响的意图呢？确实每一个新闻记者都有这样的心理状态。所谓特殊素材往往可以成为夸大的理由。但是，我认为这位通讯员的情况不属于这种范畴，他目的在于创造时机接近旅游团，因而才发稿将哥本哈根旅馆的多田真理子奇祸，写成带有极其刺激的煽惑人心的文章。
“他如愿以偿了：果然，报社的反响极好，命令通讯员对旅游团连续报道。意料之外的是，受到日本《体育文化新闻》刺激的A、B、C及联合社等代表性的新闻机构，对妇女旅游团也发生了兴趣。于是，记者们和通讯员同行，去接近观光团体，这对通讯员来说又是一个意外的幸运。与其孤身寡影地接近团体，倒不如混迹于人堆中去，不招人现眼。四家日本大报社、通汛社的记者更是理想的掩护。
“我还在想，在温莎城，通讯员随各报记者执拗地采访着。那时我偶然目击到藤野由美被通讯员采访的情况。出于对新闻记者采访的厌恶感，我希望他和藤野由美的谈话时间能短些。而藤野却巴不得通讯员的采访淡话能够长些。他们从大街走向人迹稀少的胡同里，究竟采访什么事，因为离得相当远，听不到说话的声音。
“真的是采访吗？那时我的思想里有通讯员的采访意识，所以没有什么疑问，但是由于藤野在莱本湖被杀，我始终牵挂着那次奇妙的长时间的采访。
“莱本湖畔的凶犯，将藤野由美长时间阻留在湖边，这实在是意想不到的事。不施加任何压力，将孑然一人长时间地拘候在那么漆黑的湖滨，是非同寻常的。在其他的团员至迟九点钟回到旅馆后，还晚一个多钟头。
“我将这件事和在温莎城看见的通讯员过长的采访联系起来看，那不是单纯的采访活动，而是通讯员想要把什么事讲给藤野由美听，会不会可以认为是在说服劝诱她呢？倘若那么推察的话，藤野由美顺从他的意见，留在莱本湖畔的解释，就顺理成章地成立了。
“可是，还有一个被害者梶原澄子，我想她也是被通讯员说服来到湖滨的。不是留下来的，而是去的。通讯员如何试探说服梶原的呢？我有一个推测留在以后再说。我想，凶手计划让梶原回了一次房间，设法让她以后再去了一次湖畔。
“梶原过了九点从湖畔回了一次旅馆。那时她是一个人。我认为是她从服务台的事务员处把自己房间34号钥匙和藤野由美的16号房铡匙一起取了出来。梶原取出藤野的钥匙，倒不是出于心理上的抵触。服务台的事务员照例根据日本女旅客的要求，从箱子里取出两把钥匙放在柜台上。事务员往往认为是伙伴们的钥匙，即使一个人提出要求，也可以拿到三、四个钥匙，不会逐个确认的。
“我起初考虑过，从服务台取走16号房和34号房钥匙的，会不会是长栗色头发的伦敦女郎呢？那个女郎和铃木通讯员同住在离鳟庄不远的金罗斯旅馆。我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在金罗斯旅馆的前庭见到过那个女郎。栗色头发和日本妇女的黑发多少有点相似，另外她的身材和日本妇女也相仿。我曾经想过，服务台的事务员会不会把英国女郎错看成是日本妇女？后来，我订正了自己的设想。
“同时取走两把钥匙的应该是日本妇女，不是藤野由美就是梶原澄子。根据凶手在洗脸问设下的圈套考虑，可以推定藤野没有从湖畔回过自己房间。这样，两把钥匙就是梶原从服务台取走的。总之，是梶原协助凶手取走了藤野的l6号房钥匙。
“这个推定产生了另一个推测。那就是藤野由美和梶原澄子同时留在湖畔，两个人之间发生了什么事——这也是凶手蓄谋己久的计划。这件事开始得安排在团员们都己回到旅馆，在九点半以后比较合适。否则藤野由美和梶原澄子之间争吵起来，激动的高喊声就会传入留在湖边其他的团员耳中，那不就麻烦了吗？因此，梶原回了一次旅馆，从而产生了时间上的交错。等梶原拿了两把钥匙回到自己的房间，再出去可能是十点钟左右，那时团员们都关闭了各自的房门，已经就寝了，当然也没人看见悄悄走在走廊上的梶原。我想梶原是照凶手所说的，没有通过服务台前，从后门走了出去。
“然后，梶原澄子就去会见了在湖畔等待着的藤野由美。她们都要说些什么话呢？为什么两个妇女会听凶手的话，在夜色寂静的湖滨会晤呢？
“可以认为，这是凶手的进一步计划，而不能在有其他的团员的旅馆里进行。假如这是一般的密谈的话，根据日程安排，还可以推延到以后的机会。可要是推延时日，对铃木先生来说则显得局促紧迫。考虑到凶手迫切的心情，苏格兰的山湖是个绝好的条件。为了能在湖畔成遂凶杀，必须将这两个人引诱到那儿去。
“我猜想，凶手先告诉藤野由美，室友梶原澄子是破坏藤野今后前程的危险人物。这话可能在温莎城游览时就开始讲了。那时对她采访谈话用了很长时间，实际上那是在进行说服劝诱。由于凶手以后接近了旅游团周围，可以断定不断有那种说服劝诱的机会。
“我想，藤野看到梶原，已经忘却了和她有特殊接触的事。因为直到伦敦的旅馆为止，藤野的表情没有什么变化。十分明显的是，提到变更室友的只是梶原，而藤野则什么也没说。可以断定，藤野不知道梶原是札幌的梶原妇产科医院院长的妻子和那家梶原医院原先在千岁町的事。其理由就是在分配团员的团员表里，仅仅只有团员名字而没写上身份及其它事项。
“凶手既然告诉藤野，梶原澄子是破坏她今后前程的危险人物，那么，凶手应该知道藤野的过去经历和梶原以前的工作。他究竟是如何掌握的呢？我想那不是凶手本身的知识，而是其他人告诉的。那个人——只有这个人才清楚那两个人的经历。凶手是出于该人的唆使而去完成这一凶杀罪行的。
“藤野由美在东京经营美容院，将自己赋予美容师新头衔，在现存复杂的美容界中，取得了惊人的进展。可以认为她具有那种才能，相当自信地梦想将来会有更远大的前途。藤野在这次旅行中也不断吹嘘卖弄着自己顾客的美事。
“只要梶原澄子说出一句话，没准就会破坏她的好事。在凶手的唆使下，藤野明白了要下决心协助凶手除去梶原。梶原澄子不过是个得到小叔子照顾的寡妇，一个在世间缺情寡欲的孤女罢了。待到垂暮之年，就会成为家庭中的累赘。
“相比之下，藤野由美正在步入蔷薇色的世界。她有美容技术，可为众多的女性服务，自信着欣欣以向荣的生活。藤野认为，由于这个无职无业的寡妇，或许会葬送对社会有益的自已的前程。为了保障自己的生活，要协力杀害这个寡妇。
“湖滨的杀人顺序究竟如何进行，恕我不能详尽推察。和刚才伊恩哥尔顿的推理相悖，我想梶原澄子是先被推入湖里的。这样推定是有理由的。其一就是将梶原澄子的尸体放入游艇底下的事。迄今为止，虽然认为把手推车当作杠杆撑起倒伏的游艇，将尸体放进去，即便靠一个人的力量是可行的，但要是两个人行动的推定会自然些。
“总之，梶原澄子受到凶手蛊惑，在被害之夜销声匿迹来到湖滨。凶手和藤野由美一起，在黑黝黝的湖畔迎候着梶原澄子，那时可能已经过了十点钟。
“接着，梶原澄子被凶手用已经说过的方法淹死了。那时她带来的两把钮匙还放在手提包里，凶手从包里取走一把16号房的钥匙。
“然后，凶手和藤野由美一起把梶原澄子的尸体拖上湖岸，塞入了倒伏着的游艇之下。那辆手推车将其代用杠杆以被认作是单独作案，这是凶手的狡黠。我不是也被牵联进了这个案子吗？这倒不是害怕，而是明白了伊.恩哥尔顿警长的那席话，也中了凶手的圈套。”
伊恩哥尔顿就象第二次大战时“张伯伦”中了德国的计谋似的，现出一副愁容蹙颜。
“凶手在藤野由美的协助下，杀害梶原澄子后，又突然袭击剩下藤野由美，将其推入湖中溺死。这恐怕也是操纵凶手的人的所谓‘为了自己一个人而杀害两个人’的理论吧？
“藤野由美的16号房钥匙，因为已经被凶手在握，他从岸边取得鳟鳞和藻片，装在尼龙袋之类的容器里，带进了旅馆的后门，用钥匙打开了l6号房门。进屋以后，在洗脸间里设置下圈套。又把钥匙放在房里，关上了门。屋门从外面关闭则自动锁上。这时，两邻及前边的房间里的人都在梦酣之中，不会听到任何音响。
“然后，凶手再次从鳟庄的后门出去，回到了自己的旅馆。那时，就和等侯在旅馆附近的伦敦女郎凑聚在一起，让金罗斯旅馆服务台认为是情人散步归来似的。
“伦敦女郎可能会回答，她和他十点左右离开金罗斯旅馆外出散步，过了十一点挽臂‘散步’回来。由于她间接协助了情人的罪行，为了情人，亦为了自己，可能不会提供不利的证言。但只需借助于苏格兰警场高明的侦破手段，我想是能突破伦敦女郎的伪证。
“这儿产生了一个疑问，为什么藤野由美会协助凶手杀害梶原澄子？我认为，这是了解这次案件动机的要点。”
大家信任地倾听着她的话，眼看着她独自推翻了杀人者的嫌疑，而使自己的辩论站住了脚。在没有一个辩护人的异乡之域，她竟是那样地滔滔不绝。长篇大论。不过，门田的翻译也配合默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