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是被吓坏了，”我说，“而且我认为，现在仍然心有余悸。但不管眼前的雾有多浓，我都不会放弃我的允诺，我会扫除这些障碍，讨回公道。”
“你什么都没告诉警方吗？”
“我有意误导他们，没有说我知道非常关键性的信息。我坐在那儿回答有关吉姆印刷生意的问题，完全明白了他为什么会被杀。那名杀手犯了个天大的错。这和满月牵动潮汐之类的古怪氛围无关，他受命枪杀一名中年男子，卡其裤，防风外套，和红色马球衫，他的确杀了一个这样的人。”
“这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们？”
“因为这会关系到我和米克·巴卢，把我们两个一起扯入这宗连环杀人案调查的漩涡中。他们会追问尸体埋到哪里去了。而这可不是说出来就没事的，我会被控有意隐瞒肯尼和麦卡特尼被杀一案，并且参与了尸体的遗弃过程，我们到米克农庄的后园挖土坑的那天晚上，已经违反了一系列法律了。”
“你会丢掉你的执照。”
“这是最轻的，我可能立刻被起诉。”
“我没想到这个。”
“我想我应该是犯了好几条重罪，”我说，“而且我们载着放在后车箱里的尸体越过了州界，所以极可能联邦都会起诉我们。但即便如此，如果说向威斯特坦白会对事情有益的话，我想我会甘冒被指控的危险讲说出来。”
“这又不能让吉姆活过来。”
“当然不指这个，而是说有其他任何的益处，也不可能因此就逮到凶手。吉姆只是误闯了这场帮派火并的无辜局外人而已。”
“真的是这样吗？帮派的利益倾轧。”
“看起来是这样，从新泽西库房那边的状况看起来是这样。如果早知道这样，当时我就会退出这件事情。”
“我希望你别太自责。”
我没有回应，这话她说过不只一次了，但我仍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说，“很多案子警察很在行，但牵涉到帮派之间的仇杀则不同了，就算他们走运，碰巧知道了是谁下的令，是谁扣的扳机，他们仍无法立案送交法庭。”
“我想他们对组织性的犯罪束手无策。”
“也还不至于完全束手无策，组织犯罪调查条例赋予他们相当的权力，过去这些年来他们也因此办了好几宗大案子，清除了不少黑帮分子。他们可以找个人戴上隐藏式录音机搜集罪证，他们也可以说服某人出卖他的老板，但立刻会几个联邦调查局官员大声抱怨，说再也没有好的消息来源。这种抱怨通常很有效，他们所掌管的卧底工作也开始实施，比如租个杂货店，开始收集赃物来，接着便是抓住那些进来卖貂皮和电视机的家伙。”
“他们这么做的时候也一定会面临很多压力。”
“我相信这正是他们喜欢这样做的原因之一。但好在警方也在做同样的工作。也许有些和我同辈的警察不同意这一点，但我认为纽约市警局的表现比我在职那时候好多了，他们干得有声有色，只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能顺利逮到杀吉姆的凶手。”
“看得出来，”她说，“你对他们有所保留，这让你很困扰。”
“我想如果告诉他们我会更加困扰，那我就得解释很多事情，包括我带的这把枪从是哪儿来的。”
“我正在想这个问题，没有人问起吗？”
“我不是嫌疑犯，没有理由查我。我外套拉链始终是拉着的，餐厅和街上都挺凉，但中城北区分局的小格子房间里却又闷又热，我一直等着威斯特跟我说，把外套脱下来吧，这样舒服点。但他一直没说。”
“但如果你告诉他们你才是凶手预定的目标……”
“那他们马上会问我几百个问题，那就什么都得说了，包括这把枪。‘这把枪是吧？嗯，你们已经得到凶器了，我这把是点三八，不是你们要的点二二，你也看得出来这把枪最近并未用过，我还没去办理登记，因为这时我两天前才从揍我肚子的一个小子手上弄到的。’”
“对了，你肚子情况如何？”
“差不多好了。”
“但一定也空了，你没吃晚饭，中午之后你就粒米未进。”
“我不想吃。”
“好吧，如果你非要这样。”
“怎么这种表情？”
“我只是在想，你把自己饿成这样，吉姆会怎么说。”
“他会说别这样，”我说，“但我不觉得饿，现在一提到食物，我的胃里就翻腾起来。”
“如果你改变主意的话——”
“我会跟你说的。对了，有现成的咖啡吗？喝杯咖啡我倒还受得了。”
“真正让我感到困扰的是，”我说，“我毫不考虑地就决定不说实话，这已成了我的第二本能。”
我们坐在厨房餐桌旁，我喝咖啡她喝草药茶。此时我脱去了防风外套，取下了枪和肩带，之前我还脱了马球衫，卸下防弹背心，然后再将马球衫穿回去。防弹背心被我挂到椅背上，枪和肩带则暂搁厨房整理台上。
我说：“我当了很多年警察，然后当了多年的无照私家侦探。最后我拿了执照，只因为这样工作起来方便一些，而且工作的收入也较合理。但还有一个原因，这纯粹是我个人私下的理由，有了执照我会体面一点。”
“你以前从没提过。”
“是的。”
“我们结婚时，”她说，“我说过几句话，你还记得是什么吗？”
“前几天我刚刚才重新想过一遍，你说我们都不必因此有所改变。”
“因为我们一直这样在一起，那一张婚约为什么要造成改变呢？你一直以来就是个体面的人。”
“可能我的用词不恰当，应该说我拿执照是希望自己合法化，成为正常社会的一分子。”
“结果呢？”
“这正是我始终做不到的事，”我说，“你也知道，在我当警察那些年里，我对这个系统的很多幻想早就破灭了。有人说如果你在肉品工厂工作过，你一定不敢再吃任何香肠。警察工作跟这很像，你很快就被教导怎么去违反规定。我学会了抄近路，学会站上法庭宣誓完就做伪证，我也收贿赂，洗劫尸体。但我知道还是有某种东西，在我的个人道德逐步腐蚀的时候，还是存在着某种东西，这可能跟警察工作有某种关联，但我知道这并非直接来自于我对这个系统的关注和理解。
“之后我递了辞呈，退了出来，”我继续说下去，“你也很清楚，这件事我做得决然，前一天还是警察，第二天就不是了。但从另一层意义来说，一切仍是延续不变的，我在内心里仍是个警察，区别只是我没有了警徽和纳税人付的薪水而已。我仍用同样的眼光看这个世界，我记得纽约五个区的每一个警员，我自己接案子自己调查并收取报酬；我也付钱给在职警员以换取资讯，把他们当成我的线民。”
“这我都记得。”
“唉，这么多年就这样一晃而过，”我说，“警察局那些我记得的人不是死了就是退休了。乔·德金是目前唯一在职的真正朋友，但他并不是我当警察时就认识的。我当私家侦探好几年后才和他结交，而现在，连他都动不动把退休挂在嘴上，他也迟早会这么做的。”
“如果今天是他而不是威斯特问你这些问题呢？”
“我是不是还会撒谎？可能吧，我不知道我还能怎么做。我可能因为对他撒谎而觉得不好，也可能他会比较容易察觉出我有所隐瞒。说到这里，我想威斯特也可能早就察觉出我有所隐瞒。”
“太复杂了，不是吗？”
“非常复杂。我是不容易被理解的一个人。‘我叫马修，我是个酒鬼。’这两句话我说过多次了，让我自己都开始深信不疑了。但除了这一点之外，我还是有一些我自己都不容易明白的地方。这么多年来，我抄近路，照自己的规矩行事，我学会怎么做这些事，但一直没学会怎么不做这些事。我谨慎地违犯法律，但我同时又用我的手来执行并维护法律，我自己充当法官和陪审团，有时，我甚至觉得自己在扮演上帝。”
“你做每件事都有理由的。”
“谁都不难为自己找到个理由，重点在于我做过非法的事。我为罪犯工作，跟罪犯合作，但我一直不认为自己真是个罪犯。”
“呃，当然不用这样想，你根本就不是个罪犯。”
“我都不能确定到底是不是了。我告诉自己，我所做的事是正当的，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可以这样断言。我心里浮现的说法是‘道德界线’，但我知道自己并不确定所谓的道德界线究竟该划在哪里，也不确定是否真的有所谓的道德界线存在。”
“你当然有，亲爱的。但世界一直在变，不是吗？”
“我唯一赖以生存的信念是，”我说，“‘别喝酒，并且参加聚会。’吉姆说如果我能做到这一点，其他所有的事就自然会正确，会自己上轨道。”
“你做到了，事情也的确像吉姆说的。”
“嗯，吉姆的话是对的。他还告诉我，事情总是会有结果的，上帝的意志总是会实现。我们便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发现上帝的意志，你安心等待，静观其变。”
“你以前就引用过吉姆说的这句话。”
“我一直很喜欢这句话，”我说，“我猜，这是上帝的意志，他要吉姆今晚死去，要我活下来，否则事情不会是现在这样，对吧？”
“对。”
“有时，”我说，“你很难知道上帝真的在想什么，往往你还怀疑他根本就没用心留意过。”
我们谈了很长一段时间。很久以前，生命中的另一段岁月里，她是个应召女郎，我则是个已婚的警察。我之所以走近她，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她是个很好的说话对象。从某种程度来说，我猜那是她行业的部分专业要求。毕竟，身为应召女郎，总得让付钱的男性觉得好交谈才行。但对我们两个而言，事情似乎远远不止于此，我感觉在她面前我可以完全做我自己，她喜欢的真的是我这个人，而不是我装扮出来的另一个人，更不是我以为这个世界要我扮演的另一个人。
也许，这同样也是她专业要求的一部分。
谈到吉姆时我喝着咖啡，她在一边喝着草药茶。我说到我戒酒初期时的往事，那是我和她中断联络多年且尚未重新发现彼此的时候。“刚开始，我只觉得他是个很和善的人，”我告诉她，“而我只祈祷他不要花心思在我身上，因为我并不准备真把酒完全戒掉，他最终会是个又对我失望的人罢了。然后，我开始希望在聚会中能看见他、想找到他，这时我知道他其实就是匿名戒酒协会的化身，是代表清醒的声音。而事实上，他参加戒酒只比我早不到两年时间，我戒酒满九十天时听了他两周年的心得感言。现在回想起来，两年哪算什么？一个人戒酒两年不过才刚刚清理掉他脑子里缠绕的蛛丝罢了。所以说，当时他也不过刚刚上路而已，但从我当时的感受来说，他已滴酒不沾到让我有压力。”
“那现在他会跟你怎么说呢？”
“他现在会怎么说？他不会再跟我说话了。”
“如果他还能说呢？”
我叹了口气，“‘别喝酒，参加聚会。’”
“你现在要去个聚会吗？”
“已经赶不上休斯敦街的午夜聚会了。凌晨两点时还有一个，但对我来说太晚了一点，所以，不去了。我不想去，但也不想喝一杯，因此我想这应该算是平衡了。”
“他还会跟你说什么？”
“我可不会读心术。”
“那当然，但你可以运用想象力，他会说什么？”
我勉强地说，“‘继续你现在的生活。’”
“然后呢？”
“什么然后？”
“然后你会听他的话，继续这样下去吗？”
“继续我现在的生活吗？我还有其他的选择，是吗？但这也不容易做到。”
“为什么不容易？”
“那天晚上我告诉那两个袭击我的家伙，说我不会再为巴卢工作了，我也对米克说了同样的话，但事情还是这样。”
“但？”
“但我也知道事情不会这么简单地了结，”我说，“否则我不会去那家枪械店去买了这副肩带。我对自己说，我只要远离米克，老实待家里一阵子，他们会把我给忘了，然而很明显他们决定杀了我，今天晚上是他们找到的第一个下手机会，便毫不犹豫就动手了。”我皱了皱眉，“这改变不了事实。哦，我对吉姆的遇害非常愤怒，我绝大部分的怒气是向着我自己，因为我害死了他，但——”
“你没害死他。”
“是我把他送到枪口底下。该不该怪罪，这很难说得清。他死，是因为某人他将误认为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和他约了一起吃晚餐，更因为我让某个人想致我于死地。”
“我可以跟你争论这一点，但我不想。”
“很好。就像我刚说的，我绝大部分的怒气是向着我自己，但剩余的部分则是冲着开枪的凶手，以及那个派他来杀我的混蛋。”
“这是两个不同的人吗？”
“至少有两个人。某个人做了决定，可能那个披直发的家伙，也可能另外一个跟他一起执行命令的。有人等在我们大厦外面，从家里跟踪我到中餐馆，这人可能是那个直发家伙或者他那个同伙——他们两人要认出我很容易——也可能有第三个人，某个不必担心会被我认出来的第三个人。”
“如果真这样，那也许他和开枪的人是同一个。”
“可能，但我打赌不是同一个，我认为他一路跟我到餐厅，然后转身过到对街去，用他的手机联络——”
“现在好像人人都有手机。”
“每个人，除了你和我。连米克都有一个，信不信由你。前几天晚上他从车上打到农庄，通知说我们正在路上，就是用手机打的。”
“要他们留盏灯，还有把铲子摆后门。”
“这个跟踪者通知了那个杀手，杀手上了车，赶到现场。他们在街口碰头，负责跟踪的那个指指幸运熊猫，‘红马球衫，黄褐外套，卡其裤，球鞋，’他说，‘你认这些就不会错了。’
“说完换他坐上驾驶座，除非这名杀手是另一个人送他过来的，总之不管是谁都先将车子开到附近等着，不熄火，杀手带着枪进了餐厅，空着手出来，跳上车溜之大吉。”
“就这样死了一个人。”
“是的，死了一个人。”
“很可能是你。”
“理论上应该是我。”
“但上帝有别的想法。”
这是看待此事的另一种方式。我说，“前天晚上第九大道上那两个，下令杀人的是第三个人，负责跟踪我到幸运熊猫的是第四个人，以及走进去扣扳机这第五个人，可能还得加上负责开车接应的第六个人。”我看着她，“要对付的人还真不少。”
“你真打算这样？”
“不由得我要不要，”我说，“这要争论起来可没完没了，但我想我这是最本能的反应，甚至是纯生理性的本能反应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人类历史都是这样。”
“看看波斯尼亚。”
“但这就是五到六个人了，而且就像我说的，我甚至还不知道他们是谁。我当然不能让自己相信吉姆的阴魂在高喊着复仇。毕竟如果说人有某个部分是死后依然存在的，我倾向于相信那不会是私人情感用事的那部分。你不是问现在吉姆会跟我说什么吗？我想他绝不会说，带把枪出去，把那人宰了替我报仇。”
“不会的，这不像吉姆说的话。”
“安心坐下来，让他们去吧。这是我此刻最痛恨的想法，”我说，“但我真的不知道不善罢甘休又能如何，随着年岁的增长，我越来越不敢相信这样的说法：没有我的推动，这世界就走不下去。”
“这是经常有的错觉，”她说，“而人的宗教性越强，这样的错觉也往往越强烈。他们相信，如果说这个世界有什么东西可被称为最本质的，那就是，上帝的工作并未完成，需要他们接过来完成它。他们的上帝是全能的，但他却什么也做不成，除非大家伸手帮他。”
我喝了口咖啡，说，“惩罚他们不是我的职责，我并没有任命自己为法官兼陪审团，而我根本也没任何意愿涉入这场火拼，我告诉他们我退出此案，我也告诉米克同样的话，吉姆的死并不会改变我说过的这话，我仍然想退出此案。”
“感谢上帝。”
“但这有个问题，你知道的，我不认为我可能退出。”
“为什么不能？”
“前两天晚上我就退出了，”我说，“但这对我没有一点好处。他们的回应方式是，再派个人来杀我。只要他们仍然认为我在参与此案，也可能他们根本不在乎我怎么决定，不管退出与否，我都是踢过他们屁股的混蛋。很可能现在你唯一可做的事是去找德法吉夫人，让她把你的名字绣在她的围巾上，因为无论怎么做，我的名字都在死亡名单上，吉姆的死并不能让我从此除名。”
“也就是说，即使你什么事也不做……”
“我的额头上依然烙着死亡的印记。现在，他们可能知道自己杀错人了。就算现在不知道，最迟也不会超过明天早上，我也许会愧疚，吉姆因我的罪过而丧生，但他们绝不会接受吉姆可以替我死这个提议。”
“你的名字仍在围巾上。”
“恐怕是这样。”
她直直地看着我，“所以，我们能做什么呢？”
我们能做的是做爱，但也没有成功，因此我们只是相拥着。我讲着吉姆的一些故事，有她以前听过，有的是第一次听到，其中有两个挺有趣的，我们也都笑了。
她说，“我也许不该这么说，但它一直浮现在我脑子里，不说出来我会疯了。我对吉姆出这样事非常非常难过，我为吉姆难过，我为贝弗莉难过，当然，我也为你感到难过。
“但难过不是我全部的感受，我也很高兴是他而不是你。”
我没说话。
“我发现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这么想，”她说，“每次我读报纸上的讣告时，脑子里总响着这样的声音，甚至有时我怀疑这才是我所以读讣告的真正原因。无论是谁，只要是看到与年纪相当死于乳腺癌的，我就会说，‘还好是她不是我’；如果哪个可怜的家伙猝死在高尔夫球场上，我也会说，‘还好是他不是马修’；还有地震死的、淹死的、得传染病死的、空难死的，‘还好是他们不是我们’。不管他们是谁，他们出了什么祸事，全都是‘还好是他们不是我们。’”
“这是很自然的反应。”
“换作是其他人也一定会这样，不是吗？因为谁会碰上这种事，谁不会碰上，是说不准的，如果当时去洗手间的是吉姆，留在座位上的是你——”
“那可能事情就完全不同了，杀手走进来时我正面向着他，而且我也有枪。”
“但你有可能及时开枪吗？”
如果门打开时我抬起头来，我看见的会是一个陌生人，一个黑人。这可能与那两名白人忽然冒出来让我措手不及的情况不同，但前提是抬头看了，我也很可能在埋头看菜单，或在看吉姆的杂志。
“也许，”我说，“但也可能来不及。”
“所以我说还好是他不是你。我一想到贝弗莉心就痛，我一想到她究竟如何熬过这场灾难便肠胃都翻搅起来，但还好是她不是我，这不是什么高尚的情操，是吧？”
“我也不认为是。”
“但上帝知道，这是真心的，而且亲爱的，你也得有一样的感受。因为尽管你会一再告诉自己，坐位子上的应该是你，倒在血泊中的也应该是你，但事实上那不是你，在你内心深处也很庆幸那不是你，我对了，不是吗？”
“是的，”过了半晌，我回答，“你想你说得对，我真希望事情不是这样，但你说得对。”
“亲爱的，这只是代表你很庆幸自己活了下来，如此而已。”
“我想是吧。”
“这不一定是坏事情。”
“我想也是。”
“你知道，”她说，“这甚至不会让人难过得掉眼泪。”
就连这一点她也可能是对的，但事实如何我们并没深究下去。我自己最后一次掉泪是在很久以前的一次聚会中，我首次承认自己是酒鬼并当众说出来，那次掉泪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之后，我的眼睛始终是干的，除了偶尔看电影时。但我认为为那个不算，那不是真正的眼泪，就像真正的害怕不是你在看恐怖片时的害怕一样。
因此，我没能哭，也没能做爱，甚至没能睡觉，曾经有一度快睡着了，但立刻又清醒过来。最后我放弃了，下床穿好衣服，我在衬衫底下加了防弹背心，并在上面挂了肩带，我把防风外套的拉链拉起来，掩盖住那把枪。
我走到隔壁房间，拨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