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了这么多，我不得不在文章结束之前提到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这样才足够公平，她就是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她的作品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声誉非常高。当今的英国短篇小说有许多使用技巧都和十九世纪的大师截然不同，我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肯定是受到了凯瑟琳的影响。虽然我不想把她的生平故事再翻出来写一遍，但是由于她小说中的自传色彩很浓，我不得不再简要地描述一下。
1888年，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出生于新西兰，年轻时写过一些小短篇，十分有天赋，成为作家是她始终的梦想。沉闷无聊的新西兰生活让她最终下决心去英国，并且很快说服了她的父亲。
她在英国和姐妹们一起上了两年学，其间，还在舞会上邂逅了一名年轻男子，并与他有了鱼水之欢。这让一向品行端正的父母非常惊讶，于是便同意她独立生活。她每年都会接到父亲给她的一百镑生活费，按照那个时代来讲，这笔生活费足以养活一位单身的女子了。
她在伦敦与新西兰的朋友重新取得了联系，其中一位已经成了当时有名的大提琴演奏家，他叫阿诺德·特罗维尔。当年还在新西兰的时候，凯瑟琳就已经对他情根深种，但是到了伦敦她便移情别恋到他弟弟身上，他的弟弟是一位小提琴师，两人很快便相爱了。凯瑟琳住在一个未婚女子的家里，管吃管住，每周要交二十五先令，买衣服和零花钱就只剩下了十五先令，这让她非常恼火。正是在这个时候，一位教声乐的老师——乔治·波登开始向她求婚，令人意外的是，她竟然答应了这位大她十岁的男人。
婚礼当天，她穿着一件黑裙子，来见证婚礼的只有她的一位女友，而且整个新婚之夜是在酒店度过的。乔治·波登自认为可以行使婚姻中的权利，但是遭到了凯瑟琳的拒绝，第二天凯瑟琳便离开了他。
《雷金纳德纪念日》就是后来她写她丈夫的，这可谓一篇冷酷无情的小说。随后她便前往利物浦与情人相会，她的情人是利物浦一个巡回喜剧团乐队里的小提琴手。后来听人说，凯瑟琳曾多次想要参加剧团合唱队。没过多久她便怀孕了，至于是结婚前的事还是结婚后的事，只有她自己知道了，我们无从得知。
她发了两封电报给远在新西兰的父母，一封是说她将要结婚的事情，一封是说她已经与丈夫决裂。她的母亲不放心，前往英国一探究竟，看到凯瑟琳的情况后她万分震惊，维多利亚时代有句话叫“处境有趣”，此时用来形容她女儿的境况再恰当不过了。
于是，凯瑟琳便被家人送到德国巴伐利亚的沃里舒芬住了下来，打算让她在那里住到孩子出生。在这段时间，她读了不少契诃夫的小说（我想应该是德文译本的），也曾试着自己写了几篇，最后整理出来以《日耳曼膳宿公寓》为名结集出版。在这之后，因为一些变故迫使她早产，婴儿生下来就是死胎。后来，她身体一恢复便返回了英格兰。
她最早的第一批小说得到了《新时代》杂志的肯定，并得以发表，当时的杂志主编是奥雷治。她慢慢地开始与一些同行交往。
1911年，她与米德尔顿·穆里再次相遇。穆里在大学时曾创办了一份叫作《韵律》的杂志，其间还曾向凯瑟琳约稿，并刊登了她的一篇名为《商店里的女人》的小说。
虽然米德尔顿·穆里是中下层出身，但是他不仅天资聪慧且十分用功，从最初的寄宿制学校考到高级中学，然后利用自己取得的奖学金得以进入基督医院学习，后来同样是通过获得的奖学金获得了进入牛津大学的机会。他曾多次前往巴黎度假，在那里，他结识了一位名叫弗朗西斯·卡可的法国文人。据这位法国文人爆料，穆里是个非常帅气的小伙子，而且非常有风度，有一次在蒙马特高地，两个妓女抢着要与他免费发生肉体关系。
穆里已经对凯瑟琳心生爱意，这使得他不得不对之前一直犹豫的事情做出选择，最后他选择离开牛津，即放弃那个即将举行的优等生考试。事实上，他为的也只是那个考试，因为他对其他事情根本不感兴趣，只想找份工作继续自己的写作生涯。其实牛津并没有他最初想象的那么好，因为他已经有了他想在牛津得到的东西。
他的前导师福克斯教授向《威斯敏斯特公报》的编辑斯潘德推荐了他，斯潘德同意试用他一段时间。这样，穆里就需要在伦敦找个地方安顿下来。之后他和凯瑟琳一起吃饭，凯瑟琳同意将她所住公寓的一间屋子租给他，每周七先令六便士的房租。他欣然前往。
白天，他们各自忙自己的事，穆里忙着编辑，凯瑟琳写她的小说，他们交谈的时候往往都是在晚上，跟其他年轻人一样，经常到清晨一两点才睡觉。
一天晚上，她突然问道：“我做你的情人难道不好吗？”“不，不要那样，你不觉得那样会毁了一切吗？”穆里回答说。“是呀！”她答道。直到后来穆里才发现，当初那样的回答让她很受伤。没多久，他们便发生了关系。
穆里在自传《两个世界之间》中这样写道：“若不是凯瑟琳有婚约在先，我想我们可能立即就结婚了。”
或许是凯瑟琳的离开让波登的自尊心大受伤害，所以他一直拒绝与她离婚。
穆里和凯瑟琳虽然不能结婚，却不耽误他们度蜜月，他们选择了巴黎。当然，选择巴黎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让凯瑟琳见见自己的好友弗朗西斯·卡可。
回到英国后，他们的住所在伦敦和乡村间更换。凯瑟琳对新的住所总是不满意，刚到一处新居便急着找另一个地方。两年里，经过十三次的折腾他们终于决定在巴黎久居。
身为记者的穆里当时已经小有名气，并且有了一定积蓄，他和《泰晤士报》的文学副刊编辑里蒙奇约好在巴黎为他们撰写当代法国文学的文章。这样，他不但有积蓄，还能领取稿费，再加上凯瑟琳的一些补贴，他们在巴黎的生活开支便有了保障。
他们在巴黎租了一间公寓，还把在英国收藏的家具运了过来，为此破费了一大笔。他们经常与弗朗西斯·卡可互相来往，这个风趣幽默的朋友非常能博得凯瑟琳的好感，用法语来形容卡可就是让凯瑟琳感觉到“一些小殷勤，并且很受用”。但非常不幸的是，《泰晤士报》的文学副刊和《威斯敏斯特公报》同时拒绝了穆里写的稿子，他们也因此没了收入来源。
当时的卡可连自己都顾不过来，更别提会给他们提供帮助了，他们两个没了任何办法。随后，穆里接到了斯潘德的信，信中说《威斯敏斯特公报》的艺术评论员目前一直空着，如果他打算回国，这份工作就留给他。
1914年3月，迫于生计他们不得不选择返回英国。他们继续开始了四处搬家的生活，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穆里失去了工作，两人便搬到了白金汉郡的科尔斯伯里，和D.H.劳伦斯夫妇成为邻居，并结下了友情。在这里，他们的生活过得并不愉快，因为凯瑟琳始终追求都市生活，而穆里却并不钟情于那里。
后来，凯瑟琳得了关节炎，不得不放下写作，他们的生活也越来越拮据。她开始抱怨穆里不去赚钱，还一副视金钱为粪土的样子，事实上，穆里根本找不到赚钱的路子。在互相折磨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终于在那年的圣诞节分手。
离开巴黎以后，凯瑟琳与弗朗西斯·卡可的通信一直未停止过。她感觉弗朗西斯·卡可已经爱上了自己，所以她越发比弗朗西斯更当真起来，至于她爱不爱卡可我们就不知道了。
在她看来，穆里不能给她的，弗朗西斯·卡可却能满足她。但是穆里要比凯瑟琳更了解卡可，他断定凯瑟琳是自欺欺人的行为，不过并没有阻止她。当时，凯瑟琳的哥哥莱斯利·赫伦·布尚恰好来英国应征入伍，得知她要去法国找弗朗西斯·卡可，便给她留了一笔钱做路费。第二年，凯瑟琳和穆里回到了伦敦，那天是2月25日，星期一，两三天后她便前往法国。
当那时，卡可早已应征入伍，在一个叫格雷的地方驻扎着，由于兵营里禁止女士入内，所以凯瑟琳去不了。在火车站卡可接到了凯瑟琳，并把她安排到了军队安排好的一间小房子里，她和卡可在一起待了三天，最后只身返回巴黎，失望、痛苦和郁闷充斥着她整个情绪。其中的细节我们也只能猜想。
这时，穆里突然接到凯瑟琳的电报，说她要启程回国，第二天早晨八点到维多利亚车站。刚一见面她便不知廉耻地告诉他，她已经无家可归了，并不是要回到他的身边。最后他们还是重新住在了一起，“只是大家都累了，暂停两个人的战争。”穆里这样形容。
在她后来的小说《拒说法语》中，她的这次出轨经历给她提供了主要素材。小说里，她对弗朗西斯·卡可的描述很不公平，而且非常苛刻；当然，穆里也没有逃脱她偏颇的笔，被她赋予了一副恶毒的嘴脸。她把初稿拿给穆里看，这使穆里大受伤害，很显然，她的初衷即是这样的。
我准备用三两句话把凯瑟琳人生的最后岁月做个概述。乔治·波登终于在1918年同意与凯瑟琳离婚，凯瑟琳和穆里终于结为夫妻。她当时的健康状况极不乐观，她在年轻的时候就疾病缠身，而且还动过一次大手术，现在又承受着肺结核的折磨。凯瑟琳在床上躺着接受医生的治疗，穆里在楼下静静地等候检查结果。最后医生做出定论——立即把她送往疗养院是唯一救治她的机会，如果不这样做，那她也就只有两三年的活头，最多熬不过四年。下面我们看看穆里的自传是怎么写的：
在答谢完并送走医生之后，我来到了楼上——凯瑟琳的床边。
“他说我必须要接受疗养院的治疗，”凯瑟琳说道，“可是疗养院会让我死得更快，你确定要送我去那里吗？”凯瑟琳补充道，此时她的眼神里满是惊恐。
“不想，那里没什么好的。”我回答得很木然。
“疗养院会让我死得更快，这样的说法你相信？”
“我相信。”我回答得很肯定。
“那你相信我会好起来吗？”
“当然。”
让人惊奇的是，无论是医生还是穆里，都没想到先送凯瑟琳到疗养院住一段时间试试，看她是否喜欢。在苏格兰，有一家疗养院非常好，如果她在那里生活一定会感到非常愉快。这家疗养院住着各种各样的人。有的常年居住，因为离开疗养院他们会感觉活不下去；还有的病一好就选择离开；也有的人在这里安静地去世，不留下一丝遗憾。我相信，她在那里一定能捕捉到写小说的灵感。
这些都是我的切身体会，因为那段时间我恰好在班克里的疗养院，如果她去了的话我还能有幸结识她，不过她对我的印象应该不会很好。当然，这些都是题外话了。
从那时开始，虽然凯瑟琳很绝望，但还是挣扎着想要恢复健康。她曾和女友艾达·贝克一同到国外休养，由艾达照料她的起居。艾达和她年纪相差不大，正当乐于奉献的年纪。可是凯瑟琳对待她还不如对待一条狗，痛恨她，责骂她，欺负她，甚至有时候还想杀了她，但同时她还不得不利用她，而且用起来没有丝毫顾忌；但是艾达却不把这些放在心上，心甘情愿地做她的奴仆。凯瑟琳是一个非常以自我为中心的人，骄傲自负、专横跋扈，自私自利，严厉苛刻，嫉妒心强，眼里容不得人，等等，这些缺点几乎都出现在了她的身上，而且她还经常会大发脾气。虽然这样的个性很难让人愉悦，但是她的个人魅力却是毋庸置疑的。认识凯瑟琳的克莱夫·贝尔就曾坦言她拥有无穷的魅力。讽刺和挖苦人是她最擅长的，如果她愿意的话，会把这种智慧运用得非常幽默、诙谐。由于工作的关系，穆里只好留在伦敦，有时候会去国外与她相聚。这段时间，他们是通过大量的书信进行交流的。凯瑟琳死后，穆里将她写的信整理并出版了，但是没有透露自己写的信。在我看来，他这样做不过是想隐藏两个人的真实关系罢了。凯瑟琳的大部分书信都饱含诚挚的深情，一旦被穆里的信激怒，她便会言语狠毒起来。凯瑟琳的父亲给凯瑟琳的家用一年比一年多，那时，凯瑟琳每年能收到父亲两百五十镑的生活费，但是她的钱还是不够花。有一次，她写一信怒斥穆里，说她有一笔意外的支出，她已经写信告诉了他，但是他没能立刻把钱寄过来，她感到自尊很受伤，好像非要她卑贱地求着他给钱一样。事实上，为了给她治病，穆里早已经负债累累。她经常说：“你那么缺钱，为什么还要给自己买个镜子？”只是可怜的穆里总不能不刮胡子吧？后来，穆里担任了《雅典娜神庙》的编辑，年薪涨到了八百镑，凯瑟琳便要他每月给她十镑。如果穆里主动这样做了，那么可以肯定他是个很通情理的人；又或者他的确是个守财奴，其中有一点很重要，每次凯瑟琳寄给他的小说手稿需要打出来的时候，她都会说明由自己付，这无疑是在故意惹恼他。
事实上，他们两个人从一开始就不合适。他们两个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只是穆里比凯瑟琳更能体谅对方而已。穆里很安静，人也很和善，有耐心也能包容人，只是好像不是很幽默。大家都知道，如果两个人之间的爱情破灭，剩下的就是相互折磨、相互嫉妒。虽然穆里对凯瑟琳的爱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的潮流，但是令他非常耻辱的是，她竟然为了另一个男人抛弃了他；让人意外的是，凯瑟琳在遭到了弗朗西斯·卡可的拒绝之后，穆里又坦然地接受了她，这样的举动显然是十分宽宏大度的。但是凯瑟琳并没有因此多么感激他，在她看来，这一切都是应该的，他为她做任何事都是如此。用现在流行的话来形容穆里，就是他很“多愁善感”，但同时又很渺小和微不足道。他还是一名非常杰出的评论家，他对凯瑟琳的小说的评论让凯瑟琳非常重视。晚年的时候，他写了一部斯威夫特的传记，这部传记被评为是这位邪恶阴险但文风完美的作家的传记中最好的作品。
那位英国的医生诊断说凯瑟琳不会撑过四年，真是所言非虚。一开始她住在意大利的里维埃拉，后来又辗转到法国、瑞士，最后为了搏一把，她住进了枫丹白露的古德杰夫疗养院。1923年，她在那里病逝，享年三十四岁。
很多人认为凯瑟琳受契诃夫的影响很大，但是米德尔顿·穆里坚决反对这一观点。穆里认为，即便凯瑟琳没有读过契诃夫的小说，她仍然能够写出与现在完全相同的作品。这种说法我不敢苟同。写作虽然是凯瑟琳的宿命，即便没有读契诃夫的作品她也会写小说，但是读过与没读过所写出来的小说面貌是完全不同的。凯瑟琳的小说就是一位女子的内心倾泻，而且这个女子是病态的，敏感、孤独而又神经质的；终其一生徘徊在欧洲各地却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精神归宿。这些说的是她小说的内容，在结构上，她完全依照契诃夫小说的结构形式。
在那个时代，小说的结构形式很简单，无外乎是场景、人物个性、人物行为和遭遇以及结果这四部分。这样的故事编造起来很轻松，故事的长短也完全由作者掌控；一旦要将小说登在报纸上，那它的长度就受到了严格限制。而要达到出版要求，就需要作家有足够的技巧来处理了，他必须要舍弃所有不必要的东西。
“场景”这部分是用来烘托气氛，调动读者情绪的，它可以使故事更加逼真，也使读者更加容易投入故事之中。所以这部分“场景”是完全可以去掉的，现在的小说也是这样做的。还有“结果”这部分，完全可以省略，留给读者一些想象的空间。不过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很有可能在读者们正读得高兴的时候故事戛然而止，让他们有一种上当的感觉。当然，倘若故事的结局已经昭然若揭，省略掉结尾反而更增添故事的韵味，容易让人印象深刻，契诃夫的《带小狗的女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故事要保持完整性，第二部分与第三部分是一点也不能缺少的。如果能够让读者立即沉浸在一个故事中无法自拔，那这种非常具有戏剧性的张力必然能够将读者紧紧吸引住。契诃夫的几百篇小说都是这样写的，直到他成名开始给杂志撰写一些较长篇幅的小说时他也依旧在用这种结构形式，这种形式是他最为娴熟的一种。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性情恰恰与这种结构形式相吻合。她有一些才气，虽然细腻却缺乏大气。她的名声反而因为她的拥护者的大肆赞扬而遭受损害。她的创作天赋其实是十分匮乏的。因为创作天赋本就是一种非常奇妙的东西，它只钟情于年轻人，而且会随着年纪的增长而逐渐减少；这是非常自然的，因为经历是它生长的土壤，多数人会随着年纪的增长，生命中的经历便不再新鲜、惊险和刺激，例如作家的创作欲望往往都是青年时代的经历所激发出来的。凯瑟琳并没有经历过什么不平常的生活经历，因此她一直对新鲜刺激的生活有着向往。对于这种向往，她的丈夫穆里在叙述中不乏鄙夷：“她想要很多钱，去冒险，去大城市过奢华的生活。”的确，这些都是她喜欢的，因为只有经历了，她才有足够的小说素材供她进行小说创作。小说作家只有亲身经历了日常生活，才能够将他所看见的真实世界描绘出来。
就像词典中对小说的解释那样——小说是叙述一些即将发生或者已经发生的事情，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在讲故事方面所具备的天赋也不是高人一等。她的天赋是在其他地方，如她能够对某种境遇进行施压，最后将它所固有的不幸、感伤、苦涩以及种种讽刺压榨出来。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她写的一篇叫作《心理》的小说。比较客观的小说她也写过几篇，而且效果不错，如《照片》和《已故上校的女儿们》，不过这样的小说任何一位差不多的作家都能写得出来。“氛围小说”是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最有个性的小说。
对于“氛围”二字，我曾向多名文友请教，始终没有人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牛津词典》给出的解释是这样的：“指周围的道德情况和心理情况——环境，有比喻意义。”同样不能令我满意。小说中的“氛围”仿佛是指用来装点小说的方法或手段非常少，它们的存在是小说能站住脚的根基。这方面的技巧凯瑟琳·曼斯菲尔德运用得非常娴熟，读了之后很难让人忘却。她在细致入微的观察上非常有天赋，而且还能够非常精致、细腻地描绘出乡村的独特气息，大自然给人们的种种感受，清风、雨水以及鲜花、水果、树木、蓝天、大海等。除此之外，她还有一个让人惊讶的本事，这个本事与生俱来——通过她的深层次挖掘，哪怕是一些喝茶聊天的普通场景也能写得让人悲痛欲绝，能做到这样，很神奇！她的文风宛如春风拂面，浅浅对谈，哪怕是她的一些很不重要的作品，读起来也让人颇为享受。例如，契诃夫的《10号病房》和莫泊桑的《羊脂球》都是让人读了难以忘怀的故事，凯瑟琳写的故事并不会这样，或许是某种感觉给人的印象永远没有某个事实给人的印象深刻吧。就像是你很容易忘掉坠入爱河时的感觉，但是跌下楼梯扭伤脚的疼痛你肯定难以忘怀。还有一个问题，能够让人读一遍就能记住的故事到底是好还是坏呢？对此我选择沉默。
在新西兰的时候，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感觉这地方无聊透顶，但是到了英国她同样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随着她健康状况的江河日下，她开始回忆过去在新西兰的日子。回想起来，那段日子似乎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无聊，反而是丰富多彩，快乐而充实的，甚至有时候她会后悔没有一直待在英格兰。
最后她忍不住将这些东西写了出来，《前奏》就是她写故乡的第一篇小说。当时的她正在法国的里维埃拉，和穆里在班朵小住了三个月，这段时间是他们俩最开心的日子，也是空前绝后的。最初，她想给小说命名为《芦荟》，但是穆里说以《前奏》命名更恰当些，或许在他看来这更像是一个故事的开头，而并不像是一个故事。于是她开始动笔写这篇小说。这篇小说的故事结构非常松散，我想也是受这个原因影响吧。此后，在同样的背景下她又写了很多篇小说，如《旅途》《花园聚会》《海湾的姑娘》等。其中《旅途》讲的是一个小女孩乘船在新西兰的港口间旅行，身边还有一位老奶奶照顾她。这篇小说的格调是如此温柔，如此让人着迷，简直就是无与伦比。剩下的那些小说都很生动朴实，涉及的人物有她的父母，哥哥姐姐，表亲以及邻居。她确实在构思写作上花了很多的心思，但是不可否认她作品中的那种迷人气息是浑然天成的，与她的其他作品不一样，这里完全感受不到心酸、痛苦和幻灭的情绪。在我看来，凯瑟琳这些以故土为背景的小说是她最杰出的著作。
有人跟我说，与二十年代相比，现在人们对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小说的评价已经大不如前。如果她就这样被人遗忘了，那肯定是一件很悲剧的事情。但是我认为她不会被遗忘。一个作家能够将自己的个性魅力注入自己的作品之中，这便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作家的这种独一无二的风格一旦展露出来，他的作品便拥有了生命力，所以，无论是像莫泊桑那样有点低俗的，还是像亨利·詹姆斯那样稍显荒谬的，又或者庸俗艳丽而冒失如吉卜林那样的，皆是如此。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在这一点上其实是很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