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报》编辑部：十四日来信及所附强立同志的《没有施耐庵这个人么？》一稿均已读悉。因为事忙，直到今日作复，十分抱歉。强立同志对我的发表于《文艺报》14期的《谈〈水浒〉的人物和结构》一文中的关于“如果写定《水浒》的果真是施耐庵其人”一语，提出反对意见，——他这样的讨论精神，使人佩服。我欢迎他提意见，但是，他对于我那篇文章中的那句话（如上引）的论断，是不能使我佩服的。
首先，我那篇文章的那句话——“如果写定水浒的果真……
是施耐庵起人……“——主要是讲”写定“水浒这件事，而……
不是讲施耐庵之有无其人；施耐庵之有无其人，是一回事，而写定水浒之果真是否施耐庵，又是一回事，两者不能混为一……
谈。强立同志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从我那文章中的这一句话得到了我是认为施耐庵并无起人的结论，又从此结论而得出了我的议论与胡适的见解一般的结论，——这是不能使人佩服的。
其次，我那篇文章的第一段（就是强立同志摘出了“如果写定水浒的果真是施耐庵其人”这一句话的那一段），全段文字的论点是从假定施耐庵是“写定”水浒出发的，因而，如……
果强立同志是贯通全段文学的意义，而不是断章取义来作结论的话，便不会看不出我不但没有象胡适那样否认了施耐庵之实有其人，而且我是倾向于承认施耐庵是《水浒》的写定……
者。
又次，最后“写定”水浒的（这就是说，现今所存的那些旧刻本的祖本），到底是施耐庵呢？抑是罗贯中呢？这个问题，不但在我为《文艺报》14期写那篇文章时还没有定论，甚至到现在也还没有足够的可靠的证据来对这个问题作肯定的结论（在这封信中，不可能就这一点多作论证）。因此，我以为就这问题不作硬性的肯定的说法，而用“如果写定水浒的……
果真是施耐庵其人“，并没有什么不对（就强立同志的《没有……
施耐庵这个人么？》一稿看来，似乎他就没有想到《水浒》由口头文学发展到“写定”的书面文学的一大段过程，因而他完全没有注意到我那一句话中的最关重要的“写定”二字）。
最后，我以为强立同志的稿中引鲁迅的话，以及将“鲁迅”是笔名来比拟施耐庵之可能为笔名（他是注鲁迅原文的“因疑施乃演为繁本者之托名”一句的“托名”二字发挥这样的议论的）等等，立论都不科学。强立同志倘把鲁迅的原文（见中国小说史略）全面地（不是断章取义地）仔细研究一番，便可知道他在这稿子中发挥鲁迅的话是和鲁迅原意有出入的。
我很欢迎任何人对于我所写的任何文字提意见，如果是我错了，我决不怕检讨。但是，对于强立同志所提的批评，则我以为他是歪曲了我的原文，把两个问题混为一谈，他的批评近于无的放矢（如果说得直爽些，便是无的放矢，而不是“近于”了），因此，恕我不能如他所愿地来检讨一番，却反而要自辩一番。
兹将强立同志的《没有施耐庵这个人吗？》一稿奉还。
顺致敬礼！
茅盾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