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六二年六月八日是卢梭一生中一个重大的转折点。那天夜里，卢梭被人从睡梦中叫醒。他的居停主人卢森堡元帅夫人派人前来通知他，巴黎最高法院即将于次日下令查禁他那部在十多天前开始发售的《爱弥儿》，并要逮捕作者。第二天，六月九日下午，卢梭只身出走，逃离法国国境，开始他长达八年的流亡生涯。他先在瑞士伯尔尼邦的依弗东住下。在他到达依弗东以前，日内瓦小议会就已下令查禁他的《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儿》，不久并将这两部作品焚毁，同时下令通缉作者。伯尔尼当局接着下令将卢梭逐出它的辖区。卢梭在依弗东居住未及一月，即被迫迁居普鲁士国王治下的讷沙泰尔邦的莫蒂埃村，在那里住了三年零两个月。一七六五年九月六日夜间，暴徒向卢梭住宅投掷石块，卢梭再度被迫迁往伯尔尼邦所属的圣皮埃尔岛。但他在岛上仅仅住了六周，又被伯尔尼邦小议会逐出。卢梭离岛后，经柏林、斯特拉斯堡，于是年十二月十六日抵达巴黎，不久即去英国休谟处。卢梭在英国住了一年多，于一七六七年五月回到法国，长期辗转各地避难，直到一七七〇年六月才重返巴黎。
在卢梭居住莫蒂埃村期间，日内瓦在通缉卢梭这个问题上意见分歧。宗教界的正直人士以及广大公民和市民认为通缉令违反教会法，起来保卫卢梭。掌握行政权的小议会则与法国政府亦步亦趋，坚持对他进行迫害。小议会的检察长特龙香在一七六三年九十月间发表《乡间来信》，为议会辩护。卢梭针锋相对，在一七六四年十二月发表《山中来信》作为答辩。此书发表未及十日，日内瓦就出现了以《公民们的感情》为题的匿名小册子，揭露卢梭抛弃亲生的几个孩子，并以十分恶毒的语言对卢梭进行人身攻击。这份谤书出自伏尔泰之手。早在一七六一年底，出版商雷伊就建议卢梭写一部自传。这时卢梭眼看自己身后的名声将遭到玷污，为使世人认识他的真正面目，决心撰写他的《忏悔录》。
《忏悔录》于一七六六年三月开始写于英国的武通，约于一七七〇年年底完稿于巴黎，记载了卢梭从出生到一七六六年被迫离开圣皮埃尔岛之间五十多年的生活经历。《忏悔录》写完后，卢梭犹恐后世对他的一生还没有一个完整的印象，又在一七七二年至一七七五年间写了三则长篇对话，在他身后于一七八〇年汇成一集，以《对话录——卢梭论让-雅克》之名发表。对话是在一个法国人跟卢梭之间进行的。这个法国人从来没有读过卢梭的作品，但盲目地接受卢梭的敌人伏尔泰、格里姆、霍尔巴赫所塑造的卢梭的形象。这部作品充分展示了作者心中那种感觉——即世人一致对他进行迫害。这种感觉有时甚至发展成为幻觉。在《忏悔录》的第二部中，人们已可看到他这种精神错乱的端倪，而在这部作品中，这种错乱就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卢梭担心这部作品的手稿会落入他的敌人手中，就在一七七六年二月二十四日携往巴黎圣母院，想把它藏进主祭坛中，但发现平常开着的祭坛栅栏却紧闭着。后又将此书内容摘要抄写多份，在街上散发，但无人接受。
这时，卢梭终于感到他的“一切努力全都归于无效，徒然自苦而一无所得，于是决心采取唯一可取的办法，那就是一切听天由命，不再跟这必然对抗”（《漫步之一》），从而得到了内心的安宁。他那时住在巴黎普拉特里埃街（今让-雅克·卢梭街）五层楼上一套简朴的小套房里，每天都在巴黎近郊乡间作长时间的漫步。他将自一七七六年春至一七七八年春这两年中漫步时的遐想笔之于书，共得十篇，即这部《漫步遐想录》，在其身后于一七八二年出版。
《漫步遐想录》中的十篇《漫步》没有预定的次序，并不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漫步之一》说明作者在写这部作品时的精神状态以及这部作品的主旨：现在的问题已不再像《对话录》那样想要说服读者并进行辩解，而是对作者的内心进行分析，进行解剖，以认识自己。《漫步之二》记述一七七六年十月二十四日作者在梅尼孟丹山岗附近被一条狂奔的大狗撞倒、晕死过去的那次事故。在这次事故后，作者发现人们在他死后将给他怎样的对待，从而对争取世人对他有所了解失去最后的希望。在《漫步之三》中，作者讲到他怎样在青年时期就下定决心，一到四十之年就摆脱社交生活，开始隐遁，过自食其力的清贫生活。而正是这个转变遭到他原来的友人的猛烈攻击，导致与他们决裂。《漫步之四》严格说不是一篇遐想，多少像是对说谎这个问题的论述。《漫步之五》是对圣皮埃尔岛小住时的回忆，无疑是十篇《漫步》中最优美的一篇。在这里，作者指出真正的幸福在于既不回顾过去，又不瞻望将来，心中既无匮乏之感也无享受之感，既不觉苦也不觉乐，既无所求也无所惧，而只感到自己的存在这样一种境界。《漫步之六》通过作者和一个小瘸子的一段轶事，说明他生来就不能容忍为跟别人生活在一起而必须忍受的束缚，因此从来就不适于生活在这个文明社会之中。《漫步之七》说明植物标本的采集怎样使卢梭得以跟天地万物融为一体，跟整个自然打成一片，从而忘记他的迫害者。在《漫步之八》中，卢梭再一次讲到他向他的迫害者对他的污蔑凌辱进行长期的辩解挣扎之后，发现这种辩解挣扎出于自负之心，而一旦摆脱了这种自负之心，他就能听命于必然，得到内心的宁静。在《漫步之九》中，卢梭说明他把他的几个孩子送进育婴堂的原因，驳斥他的敌人把他说成是一个不近人情的父亲，驳斥他们说他仇视孩子的指责。《漫步之十》是在同瓦朗夫人相识五十周年时对她的追思，对在她身边的短暂幸福岁月的回忆。原稿仅写了两页，作者就在一七七八年五月二十日离开巴黎，应吉拉丹侯爵之邀，迁居到他在埃尔姆农维尔的别墅中去。七月二日在那里猝然离世。这篇《漫步》也就始终没有完成。
贯串于这十篇“漫步”之中的是卢梭生活在其中的社会中的人对他一致进行迫害的感觉，是他孤立于人类社会之外的感觉。当他走上街头，他觉得人人都在暗中对他进行监视，人人都对他抱有敌意。甚至有一次当他只身深入山间幽谷，以为到了自古以来从未有人到过的地方时，出乎意料之外地发现了一座织袜厂，他也深信在这厂子里，没有参加过莫蒂埃村以蒙莫朗牧师为首的制造阴谋的人，连两个也数不出来（《漫步之七》）。在《漫步之八》中，又说“这个联盟网罗了世间所有的人，无一例外，它也一成不变；我完全相信，我将在这可怕的放逐中了此一生，永远也窥不透它的秘密。”这种错觉当然是卢梭得了被迫害狂后精神错乱的产物。
卢梭受到迫害，这是客观事实。他的迫害者是谁？法国政府当然是其中之一。《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和《社会契约论》批判社会不平等和奴役，讴歌自由平等，并公开宣称以暴力推翻暴君为合法。这自然要被法国统治阶级所憎恨。《爱弥儿》的查禁是法国当局对他公开迫害的开始，而卢梭在一七六七年五月从英国回到法国后，他还一直处在当局的追捕之中。他想到巴黎来和他的敌人周旋。孔蒂亲王却说服他去化名躲在他的特利堡中。当他后来到多菲内省时，也是经过长期的恳求才得到孔蒂亲王的许可，让他逐渐接近首都。而亲王声称，如果卢梭进入巴黎最高法院的辖区之内，他对他的安全就难以担保。就在卢梭作了不再发表危险的作品的保证进入巴黎以后，警察当局对他的监视也始终没有松懈。
教会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卢梭虽是有神论者，但是他的上帝是自然神论者的上帝，是人的理性的产物。这种非正统的神学观点，遭到天主教和新教的一致反对。尤其重要的是，卢梭一面宣称尊重宗教，一面又在《爱弥儿》中指摘僧侣是专制政体的支柱，对他们表示了极大的憎恨。在大多数居民是信教的农民的国度里，这样一个人比仅仅在沙龙里高谈阔论无神论的人还要危险得多。因此，无论是法国的天主教教会还是瑞士的新教教会，竞相焚毁卢梭的作品也就不足为奇了。甚至在卢梭身后，天主教教会对他的迫害也始终未曾中止。在整个十九世纪，卢梭一直是天主教代言人污蔑咒骂的对象。
但在卢梭心目中，他的主要敌人却是百科全书派的某些哲学家，是他在同一营垒中的友军。伏尔泰、格里姆、霍尔巴赫、狄德罗同卢梭之间的分歧，有思想意识方面的，如无神论同有神论的分歧，也有生活方式方面的，如伏尔泰是个大资产者，霍尔巴赫原来也是德国贵族，狄德罗出身于富裕的家庭，格里姆虽然来自平民之家，但一旦成名，在上流社会中就如鱼得水。卢梭则始终保持他平民的本色，即使在混迹于富豪和文人之间的岁月中，也一直感到格格不入，他正是在一帆风顺的时候就急流勇退，辞去收入丰厚的职务，摆脱上层社会的喧嚣，迁居乡间，靠抄写乐谱自食其力，过清贫而独立自主的生活。他要求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思想相一致，于是离开了原来的友人。伏尔泰对自己的敌人向来是毫不留情的。他写的那篇匿名谤文《公民们的感情》发表在卢梭颠沛流离之时，文中甚至要求将卢梭处以极刑。格里姆也恨卢梭，在埃皮奈夫人、狄德罗跟卢梭的交恶中起了挑拨离间作用。狄德罗和卢梭原是极好的朋友，他们之间关系的恶化，似乎双方都有责任。而狄德罗只因传闻卢梭正在写自己的回忆录，深恐他的形象在卢梭笔下遭到丑化，这才讲了一些诋毁卢梭的话。狄德罗有损于卢梭的行为，我们仅仅知道一件。埃皮奈夫人写了一部自传体小说，叫作《蒙布里扬夫人传》，在这部小说中，卢梭以勒内之名出现。狄德罗（可能征得了格里姆的同意）认为勒内这个人物写得还不够丑恶，于是写信给作者，劝她把他更加丑化。埃皮奈夫人这部作品在十九世纪被人篡改，改用《埃皮奈夫人回忆录》之名出版，书中将卢梭描绘成一个忘恩负义、十恶不赦的恶汉，这一骗局在本世纪初被揭穿以前，此书一直是右翼评论家攻击卢梭的一件武器。所以在卢梭和百科全书派的关系破裂以后，双方都力图为自己辩解，有的也曾著书撰文。但卢梭所指的百科全书派的阴谋一说，应是卢梭得了被迫害狂后精神错乱的产物。在卢梭心目中，连负责为他出版《爱弥儿》的卢森堡元帅夫人、到莫蒂埃劝说他接受休谟邀请前往英国的韦尔德兰夫人、长期对他真诚相待的休谟，也都被看成是策划阴谋的人物，他们的好意都被他看成是为他设下的层层陷阱。卢梭在《忏悔录》第三章中说：“别人在我跟前所做的，以及在我面前发生的一切事情，当时我是毫无感受，也不理解。打动我的仅仅是事物的表面现象。但是，后来所有这一切又再回到我的脑海中：地点、时间、声调、眼色、姿态和当时环境，我都能记起来，毫无遗漏。在这时候，我能够根据人们当时的言行发现他们的思想，而且差错很少。”（中译本第一三九页）这种根据事后的感觉来对以往的人和事进行判断，再清楚也不过地表明卢梭是那种被称之为判断错误症的精神病患者。
卢梭晚年的精神失常是否影响了他的写作艺术？他晚期的作品《忏悔录》（特别是后半部）、《对话录》和《漫步遐想录》是否同他以前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新爱洛伊丝》《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儿》截然不同？答案是否定的。即使是他精神错乱最严重时期的著作《对话录》，也是以最严谨的逻辑写成的，其中的推理是非凡的。《漫步遐想录》则不仅是《忏悔录》和《对话录》的续篇，而且也可说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续篇。在《论人类不平等》中，卢梭出色地描述了由于私有财产的出现，本性善良的人怎样受到异化，不由自主地变坏，出现了本质与表象之间的分离，而在一个人的财产远较人的本质更为重要的社会中，这种异化和分离的过程则更加剧。在《论人类不平等》中，卢梭所作的是抽象的社会学的分析，在《遐想录》中，卢梭则分析了他心目中的那个阴谋集团所体现的外力对他的“自我”所造成的异化。这个“自我”一身而二任，既是折磨自己的人，又是受折磨的对象。他甚至觉得他的身体也是和自己无关的东西；他隔绝于现实之外，仿佛觉得他的肉体成了他跟世界隔绝的一幅屏幕。“对我来说，我的躯壳已不过是个累赘，是种障碍……”（《漫步之一》）。在这样一种状况下，怎样回归自然，怎样得到真正的幸福？卢梭在《漫步之五》中是这样写的：“假如有这样一种境界，心灵无需瞻前顾后，就能找到它可以寄托、可以凝聚它全部力量的牢固的基础；时间对它来说已不起作用，现在这一时刻可以永远持续下去，既不显示出它的绵延，又不留下任何更替的痕迹；心中既无匮乏的感觉也无享受的感觉，既不觉苦也不觉乐，既无所求也无所惧，而只感到自己的存在，同时单凭这个感觉就足以充实我们的心灵：只要这种境界持续下去，处于这种境界的人就可以自称为幸福，而这不是一种人们从生活乐趣中取得的不完全的、可怜的、相对的幸福，而是一种在心灵中不会留下空虚之感的充分的、完全的、圆满的幸福。”卢梭把这种在遐想中达到的心醉神迷的境界看作是他的幸福，看作是他从苦难中得到的补偿。这一境界多少类似佛教的涅槃，是对“生死”诸苦及其根源“烦恼”的最彻底灭绝的境界。卢梭追求这样的境界，只是因为他感到自己是“一个被排除于人类社会之外的不幸者，他在人间已不可能再对别人或自己做些有益之事。”他并不要求被社会异化的全体受害者都去追求那样的境界而对社会生活产生厌倦。同时卢梭也并不认为一人独处就能取得真正的幸福。他在《漫步之七》里写道：“我只能在大家都幸福时才感到幸福。”《漫步之九》中他在布洛涅树林里和一群小姑娘相处、在舍佛莱特集市上买下一个小姑娘的苹果分给几个小伙子，这两个场面都说明卢梭追求的是集体的幸福。这种集体的幸福，卢梭认为在被他视作平等民主政体象征的日内瓦和瑞士是存在的。在那里，每一个人的幸福产生于所有的人的幸福。《社会契约论》中的思想在这里得到了回响。
卢梭的文学作品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他崇尚自我，抒发感情，热爱自然，被公认为十九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这些特色在《漫步遐想录》中表现得比在他的任何其他作品中都更突出。在这部作品中的卢梭是处于最纯真状态中的卢梭。这部作品是他跟自己的心灵亲切交谈的产物，是对自己的心灵的分析和解剖。他的遐想纯粹是写给自己看的，是为自己在重读时能重尝撰写时的甘美而写的。我们在这部作品中可以看到他不加修饰的淳朴、无可怀疑的真诚、不再被论战和热情所激起的才智。这正是《遐想录》的魅力所在。
卢梭对大自然的热爱，在这部作品中也得到最充分的抒发。他没有费较多笔墨去描写自然的景色，而是展现大自然在他心中激起的种种情怀，记下大自然启发他所作的沉思、默想和遐想。在漫步中，卢梭在和谐的大自然的抚慰下，处于心旷神怡的境界中，陶醉于广阔无垠的天地之间，感到自己同天地万物融为一体，跟整个自然打成一片。正是同自然的这种交融，决定了他文章风格的无比质朴和富于音乐感。《遐想录》全文可说是一首极其优美的抒情散文诗。
受到《漫步遐想录》决定性影响的作品不胜枚举。这种影响，我们首先可从他的朋友和门生贝那丹·德·圣比埃尔的作品中看出，也正是在这种影响下，歌德写出了他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夏多布里昂写出了他的《勒内》。从拉马丁（《沉思集》）、雨果（《颂歌集》）直到勒孔特·德·李勒，所有法国浪漫派诗人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漫步遐想录》的影响。在十九世纪散文作家的作品中，如米舍莱的抒情散文，乔治·桑的田园小说，这种影响也同样可以觉察出来。
这个译本根据一九八一年巴黎伽利玛出版社《七星丛书》中《卢梭全集》卷一译出。注释为译者所加，并曾参考原书马塞尔·雷蒙所作的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