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孩子赶来给非洲小朋友送援助，总使我想起知识分子贝尔克的面孔。这是他的光荣日子。光荣经常是由失败引起的，他的光荣也是如此。让我们回忆一下：在本世纪八十年代，世界遭到一种名叫艾滋病的流行病的袭击，它通过爱的接触而传染，最初深受其害的主要是同性恋者。狂热分子把流行病看做是神的公正惩罚，把病人看成瘟疫那样躲避。宽容的人为了反对这些狂热分子，向病人表示友爱，试图证明跟他们来往没有任何危险。于是，议员杜贝尔克和知识分子贝尔克在巴黎一家著名饭店跟一群艾滋病人共进午餐。进餐时气氛良好。为了不放过任何示范机会，议员杜贝尔克邀请电视台记者在上甜点时间拍摄。摄像机一出现在门槛上，他就站起身，走近一名病人，把他从椅子里扶起来，对着他那张满是巧克力慕斯的嘴巴吻上去。贝尔克没有料到这一招。他立即明白，一旦拍成录像，上了电视，杜贝尔克满嘴乱吻就成为不朽的一吻；他站起身，大动脑筋，要弄明白他是不是也该去吻一个艾滋病人。思考的第一阶段，他推开了这种诱惑，因为他心灵深处对于接触艾滋病人的嘴不会感染这点还不完全有把握；接着一个阶段，他决定克服谨小慎微的心理，认为这张吻照还是值得冒险一试；但是第三阶段，正当奔向艾滋血清阳性的嘴时，一个想法使他刹了车：他若也跟病人亲嘴，不会因此跟杜贝尔克平起平坐，相反，他会被人归入摹仿者、追随者，甚至伙计之流，急急忙忙如法炮制，只会增加另一位的光彩。他仅仅站着不动，在一旁傻笑。但是这几秒钟的犹豫不决对他造成极大损害，因为摄像机就在那里，电视新闻播出时，全法国都看到他脸上不自然的三阶段，耻笑了一番。为索马里募捐大米的孩子恰好在这时来救他了。他利用每一个机会当众宣传那个佳句：“只有孩子生活在真理中！”后来他到了非洲，在一个快要饿死、脸上盖满苍蝇的黑女孩身边拍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在全世界出了名，比杜贝尔克吻艾滋病人的照片还要出名得多，因为一个要死的儿童比一个要死的成年人更有价值。这种事杜贝尔克在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可是他并不感到自己屈居下风，几天以后，他出现在电视荧屏上。他是个遵奉教仪的基督徒，知道贝尔克是无神论者，这使他想到跟后者在一起时拿上一支蜡烛；在这个武器面前，即使是死硬的非信徒也要低下头来。当记者采访他时，他从口袋里取出一支蜡烛，点燃了；他在含沙射影贬低贝尔克关心外国人一事的同时，谈到本国村子里的、郊区的穷孩子，邀请他的同胞到大街上去，每人手举一支蜡烛，穿越巴黎大游行，声援受苦受难的孩子。这个时候，他含着阴笑点名邀请贝尔克站到他这边，走在队伍前面。贝尔克必须选择：参加游行，举着蜡烛，像是个杜贝尔克的唱诗班少年；或者脱身溜走挨众人臭骂。这一个陷阱，贝尔克必须采取大胆的奇招躲过：他决定立刻飞往一个老百姓正在造反的亚洲国家，响亮明确地对被压迫人民表示支持。可惜，地理一直是他的弱项；对他来说，世界分成法国与非法国，那里有一些什么省份他永远搞不清楚。因此他在另一个太平无事得令人生厌的国家下了飞机。飞机场建在山区，寒冷彻骨，服务差劲；他不得不在那里呆了一周，才等到一架飞机把又冷又饿的他带回巴黎。
“贝尔克是舞蹈家中的烈士国王，”蓬特万评论说。
舞蹈家这词的概念，只有蓬特万小圈子的人才懂。这是他的大发明，遗憾的是他从未著书立说，详加阐述，也不曾作为国际研讨会的议题当众宣读。但是，他才不在乎扬名，更何况他的朋友也觉得听他讲话更加津津有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