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鲁公
马明方同志是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老革命家。他，一辈子为党为人民的事业忠心耿耿。“四人帮”横行时，他受到残酷迫害。他坚持真理，不说半句假话。人们对他的怀念与世长存。我小时候就知道了他的名气，而真正见他的面是1946年他从新疆盛世才的监牢里出来，回到延安又到绥德时。他十分和善、沉着、严肃。对有关人民群众利益的事，非常关心、重视。解放初，从老区来到新区工作的一些干部，有的听不得来自群众的一点批评，马老却很重视，他说共产党人要十分重视来自群众的批评。他及时抓住这类典型，通过报纸公开处理，深受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欢迎。
说到在报纸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事，我回忆起1950年马明方同志处理群众来信的一件事，至今难忘。那年6月，榆林地委宣传部干事耿力同志，从西安开罢省的通讯工作会议回来，路过榆林城南40里的归德堡大桥，听到人们议论纷纷。有的说：“大桥被洪水冲坏，从横山到榆林的运输很不方便！”有的说：“今春政府拨粮290多石，动工修建，6月底大体完工。因为修的不够好，没挖到石底，石灰还不如泥，人还没走桥就裂开缝了。操心把几百石小米糟蹋了！”耿力同志听了这些反映，没有亲自去桥上查看，也没有和领工的县政府高科长交谈，回到机关就给报社投稿，建议检查、处理。报社编辑人员认为此事有登出的必要，就在7月1日的《榆林报》第352期二版“批评与建议”栏刊登了。想不到耿力同志竞遭到了被批评人的打击。7月5日，榆林地、县机关干部到城北的北岳庙一带帮助农民收麦，高科长跑到麦地里，用很蛮横的态度，把耿力同志大骂一顿。耿力同志政治修养好，为避免群众讥笑。一言未还。回来后向地委反映了这个情况。地委组织部长找来高科长谈话，高竞在部长面前说：“我骂了！我还要骂。”他在报纸上传播给全国，给我丢人。我在这块小地方骂他有什么关系。要我在报上表明态度，我还怕侮辱报纸。如果要写，他把事实弄清楚再说。哼！我对你们地委也有意见，地委有了造谣分子……！
我就高科长打击批评人的事，随即向《陕西日报》负责同志写信，请他们把信转给省委书记马明方，并说明我以共产党员的党性，向上级党委反映情况，望引起注意，以利指导我们开展今后报纸上的批评工作。《陕西日报》很重视这件事，随即把我的意见转给马书记。《陕西日报》根据马明方同志的指示，很快在8月29日的“批评与建议”栏里，用一号字登出《高步打击批评的人》的标题，请榆林地委督促他检讨。我在信上说：“这个问题发生以后，榆林党委应该如何对待？如何处理？是许多同志迫切关心的问题。因为榆林自从陕北区党委李景膺、吴台亮同志检查工作以后，大家都愿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来改进工作，这是一个新的情况，但是仍有个别负责同志认识不足，对此问题不能及时处理。对高步亨云科长表示同情，责备耿力同志写稿不‘实事求是’。我认为耿力同志有缺点，应该检讨，但他并不是个‘造谣分子’。不管群众的意见是否正确，他还是听群众说的，被批评者如果要求每一个批评者百分之百的正确，那么一位领袖人物说：‘有百分之五到十的正确性，也应该欢迎’的道理，又怎样理解呢？这样一个关系今后能否把工作搞好的批评大事，主管干部的负责同志似乎想的不多。虽然直接和高科长作了谈话教育，但总是勉强得很。事实是怎样的呢？据地委秘书长检查大桥以后谈：‘裂缝不是事实，石灰不好是事实，但不如泥是太夸大了，根基已掏到石盘上了。至于当地群众的反映，确实和耿力同志谈的一样，这点可以肯定，并不是造谣。”为这件事，中共榆林地委作出了《对高步沄同志抗拒批评的决定》。决定中特别强调指出：“由于这件事情的教训，地委特别提起分区全党注意：在我们某些同志中，确实还存在着骄傲、居功，在党内外拒绝批评或压制批评的情形，虽然经过了整风学习，但对《中央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还有很多同志不能深刻了解。因此，要求同志们继续学习这个适合时宜的决定，以便能完全掌握这个文件精神，展开群众性的对我们党和政府工作人员的批评，更好地改进我们的工作。”与此同时，《陕西日报》发表了《大开自我批评的门》的短评，特别强调：“榆林地委把这个问题和改进领导、改进工作联系起来处理，从一件具体问题取得教训，来提高领导，提高工作的方法，是从干部思想着手解决问题的一个好例子，值得各级领导机关学习。”事后多少年，人们经历了各种运动的考验，想到马老当年处理犯错误干部问题，采取慎重对待，耐心教育的做法，至今还念念不忘。我们的干部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一定要看实效，好事办好，人民会永远怀念、赞美的！马明方同志真正是坚持真理的共产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