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瑞生 张凤英
我们有幸能够认识并聆听马明方同志的教诲，是在1950年到1952年这段时间。当时他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和西北局第三书记，我们在省委研究室工作。这一期间省委的中心工作是土地改革、查田定产、镇反、剿匪、反霸和恢复城乡经济等。省委研究室主要围绕土地改革、查田定产和恢复城乡经济，给省委提供信息资料和当好参谋助手，工作上同明方同志接触较多，因而受益颇深。现就我们在工作中接触到并体会较深的一些情况追忆如下。
关中土改，为了取得经验，使运动健康稳步发展，明方同志精心制定了开展运动的步骤、方法和指导思想：第一，分期进行，多点试验，取得实践经验，指导全面工作；第二，深入实际，巡视检查，及时发现和解决运动中出现的问题；第三，广开言路，集思广益，根据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正确贯彻党的方针政策。
关中全区41个县（市），2522个乡，700多万人口，确定分两期到三期（边远地区）进行。第一期只在824个乡、200多万人口中进行，仅占关中总人口的十分之三，实际带有试办的性质，而且还规定地、县都要有自己的试点，以便领导上取得感性的实践经验，指导当地的全面工作。第一期土改开始不久，省上即抽调省级有关部门、省土改委员会、省农会负责同志下乡巡视检查土改工作。去西府巡视检查工作的负责同志是省委常委李景膺、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定邦、省民政厅厅长杨伯伦，我和另外两位同志是随行工作人员，大约是1950年11月中旬到月底，视察了宝鸡、咸阳两个地区的试点乡和一些县，回来后向省土改委员会作了汇报。明方同志不仅认真地听取了汇报，而且亲自到东府调查了解情况。关中地区的土改，是按照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土地改革法》确定的总路线、总政策进行的，即“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在执行政策过程中，各地、各方面人士反映出不少意见，有的属于认识理解问题，有的属于掌握界限问题。比如关中地区有的村子中农多、贫雇农少，究竟依靠谁？有的村子贫雇农虽居多数，但看法上有分歧，认为“八百里秦川这么好的条件还受穷，除家中失掉劳力的外，多是不好好劳动的人”，对依靠贫雇农“不放心”。再是划分富农与中农的界限怎么掌握？与地主的界限怎么掌握？关中有些地主不是大量出租土地，而是种麦、收麦时大量雇用临时工，类似富农的经营方法，有的中农在大忙时也有大量雇用麦客的，界限的掌握上确有难度。还有小土地出租者，主要涉及农村知识分子、小学教师、小手工业者、小商贩等，各自的具体情况不同，看法也不同。还有不法地主与守法地主之争，等等。明方同志在这方面做了大量扎实细致的工作，多次召集省土改委员会、省农会，特别是党外各界人士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反复磋商探讨。有时也召集我们研究室的同志交谈这方面的问题，听取我们这些搞具体工作同志的意见。在他不厌其烦的深入细致的研讨和引导下，明确了界限，端正了认识，统一了思想，保证了土地改革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
关中地区土改1951年5月全部完成后，明方同志就提出了1951年冬和1952年春，陕南进行土地改革，关中进行查田定产，即“查实田亩，评定产量，确定产权”。查田定产是由研究室秘书组负责联系情况、收集资料、提供信息等（农村组负责联系陕南土改）。搞查田定产的目的，明方同志在《关中地区土地改革总结和土地改革后的农村工作任务》的报告中指出：“关中地区，土地改革中遗留下来的问题还是很多，如划错了的阶级成分，地主向农民的反攻，未被废除的封建债务，未被追回的转移财务，土地分配的不尽合理，干部穷取土地改革过时和多的果实等等，在许多农村都或多或少的存在着，均须认真的给予适当处理。对于地主的违法行为，应在在坚决保护农民利益的方针下依法予以惩处。农民内部的问题，则应采取调节说服的办法，已达到团结教育之目的。各地土地亩数必须调查清楚，各类土地的常年产量必须评议好。按经济地区，按土地类等，一整片一整片地分期做好，这是极其复杂细致的群众工作。”“除了土地改革中遗留下来的问题和实查田亩、评定常年产量、确定地权之后，我们在广大农村中，就必须更进一步地以最大的力量，领导全体农民开展一个长期的爱国主义生产运动。”在开展这一工作方法步骤上，大体和关中第一期土改相同，同样要求各地点先选点实验，取得经验后在全面开展。明方同志不仅在工作任务、方针政策方面规定的具体明确，在工作全面开展之后，还不断派人下去监督检查，及时掌握工作进展情况。他虽然当时侧重于陕南土改，但丝毫没有放松关中的查田定产工作。早在1951年8月中旬，为了摸清土改后农村的遗留问题，明方同志亲自到长安县的王莽村、皇甫村和韦曲区六乡，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取得第一手资料。1951年冬关中查田定产全面展开，1952年2月，省委专门召开了关中地委书记、专员及长安县委书记会议，重点总结了关中的查田定产工作。瑞生当时是省委研究室秘书组组长，负责联系汇总关中查田定产的情况。这项工作刚开始，他根据省委的部署和群众中的一些疑虑，在省委办的《宣传员手册》第22期上写了一篇“查田定产讲话”，讲了查田定产要解决的问题和四大好处。紧接着《群众日报》转载了这仑“讲话”。这说明当时领导上很重视宣传导向，由此可见马明方狠抓查田定产工作之一斑。
经过查实田亩，评定产量，确定地权，极大地提高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农业互助合作组织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进一步增强了贫雇农和中农以及其他劳动人民的团结，巩固了基层政权，为开展大规模的农村经济建设奠定了更加坚实的群众基础。
解放初陕西的工矿企业微乎其微，且由于蒋胡匪帮的横征暴敛很不景气。当时西安市是中央直属市，省上只管西安市区以外的工矿，如铜川煤矿，宝鸡新秦纺织厂、机械厂、造纸厂以及火柴厂、面粉厂等。但明方同志很重视这方面的工作，除设有省工业厅外，省委研究室还设有工矿组（凤英在工矿组工作），负责联系这方面的情况，汇集这方面的资料，提供这方面的信息。
1950年初中共陕西省委成立，到1952年初冬（10月中旬）明方同志奉调离开陕西、主持西北大区工作这段时期，是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对于省内已有的工矿企业以及商业，我们的基本政策是保护、扶持，帮助其调整劳资关系，调整税收和工资，纠正一度出现的“有公无私”的“左”的苗头，并帮助其改进经营管理，开展爱国生产竞赛等，促其恢复与发展。明方同志多次在各种会议上强调：“我们的工业还很微弱，但只要我们加强领导，尽心尽力地做好现有工矿生产中的各项工作，我们的工业就能够求得迅速扩大与发展”。他要求“工业厅、劳动厅、省工会和各地财委，要用很大力量，把各地现有的私营厂矿管好。…”“做出成绩，学习经验”，“培养工业建设中的各种人才”。他还要求“公营贸易机关、合作社，要用自己所有的资金，并组织私商力量，把群众多余的粮食和土产、山货等副业产品，以合理的价格推销出去，换回群众所需要的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指出“这是一件关系巩固工农联盟的重大政治问题”。
“五反”以后，由于有些错误做法的影响，在商业流通和工、业生产中出现一些束手束脚、不够正常的情况，明方同志发现后，及时提出要把这个情况迅速改变过来。在1952年6月召开的地委书记联席会议上提出：从夏收到秋收的四个月内，以搞好生产工作、搞好经济工作、搞好城乡经济恢复和发展工作，为全省的中心工作，必须认真做好，以改变“五反”后出现的不正常情况。并明确指出：“生产工作包括农业生产以及工业生产，经济工作包括订货、贷款、税收、收购土产、资金投放、供给群众的需要品等等。”“已经进行过‘五反’的城市，主要的要搞好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和商业经营工作（加工、订货、贷放等），并加强工人、店员的教育，同时作好工商联及资方的工作。工人监督资方问题，可先重点的试办一两个小工厂，取得经验以后，经地委研究讨论，省委批准，然后再行推广，绝不应普遍展开。否则，势必要发生问题，即就是现在不出毛病，将来一定会有毛病出现的。”关于“五反”中对不法工商业者的补、退、罚问题，明方同志意见要视具体情况去处置：“凡是有用的与国计民生有利的，不应因‘五反’补、退、罚而垮台，让其继续经营；利少的或将来无利的，应尽量不垮、少垮、迟垮”。
可见，明方同志在安排部署工作和贯彻落实政策中，总是要求从陕西的实际情况出发，处处考虑是否有利于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国计民生。在他的这种求实精神和优良作风的指导下，陕西的城乡经济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据统计，1952年同1949年相比，社会总产值增长54.4％，工业总产值增长73％，农业总产值增长24％，国民收入总额增长47.3％。
我们能同马明方同志接触的机会，只有短短两年。但他那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虚怀若谷、能听取不同意见的民主风范，对我们教育很深。前边已经提到，明方同志经常召集研究室的同志分析研究土改、查田定产、工矿方面的情况和问题，以及研究修改文稿等。在会上他总是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有什么想法、看法就讲什么。开始不习惯，觉得在省委书记面前应该谨言慎行，不敢言尽其意。后来在明方同志的教育引导下，特别是他真诚的谦虚态度，对有不同的看法不仅不批评而且给以鼓励，逐渐大家就敢于畅所欲言了，敢于相互争论，有时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在这种情况下，明方同志总是笑笑的插插话或点点头。有时还说：研究问题就要敢于争论，智者千虑总有一失，愚者千虑总有一得，对事物的认识各有自己的角度，必然有不同的看法，争论问题必然互有启发，互有提高，感情也就愈接近愈融洽，在研究人员中要倡导这种精神。在明方同志的言传身教之下，研究室同志的思想比较活跃，民主气氛浓郁，同志之间的思想情感十分融洽。
再讲一件事。1951年冬至1952年春，陕南进行土改，安康地委发来一封请示电报。当时研究室秘书组负责室里的文电处理，瑞生和农村组商量后草拟了一个复电稿，还没来得及清抄，明方同志的秘书就打来电话，催问这一电报办理情况，要求把复电稿立即送马书记审阅。瑞生急忙请一位同志清抄后，没来得及细看就送到明方同志办公室。孰料复电稿上的“你们的来电收悉”，却抄成“我们的来电收悉”。明方同志很严肃地问：“我们是谁？”并将稿子上的错处指给瑞生看。瑞生承认自己粗心大意没有详细校对。明方同志再没说什么，埋头看电稿，瑞生站在他旁边，他修改好复电稿后，严肃而恳切地对瑞生说：以后办事情一定要细心，这虽是一之错，如果我和你一样粗枝大叶，将这份电报签发出去，会给地委什么印象？必然影响省委的形象，岂不是个大笑话！还说：年轻人遇事容易着急，着急了就容易出错，要学会遇事急而不慌，这也是一种个人的修养。之后，将电稿交瑞生，叮嘱立即发出。这件事情我们终身难忘，也得益于他这次的教诲，使我们多年在省委机关工作中处处谨慎细心，避免了一些失误。
明方同志外表很严肃，不苟言笑，给人以不易接近的印象，其实他很平易近人。只举一个事例。大约是在1952年初，省委在省党校礼堂召开机关干部报告会。当时省委机关在五岳庙门，设备很简陋，全机关只有一辆旧华沙小卧车，一般的只供书记乘坐。常委和部长们只能以几辆旧的吉普车和中吉普供作公用，各部门公用车也只是少许的自行车。我俩去听报告，没有自行车可骑，只有步行，刚走出小南门，明方同志的车过来了，我俩急忙让路，站在一边。不料被明方同志认出来了，便停下车问我们是否去党校开会？我们说是，明方说：“你们步行赶不及了，坐我的车一起去。”省委书记对一般工作人员能如此关怀，事情虽小，难能可贵，足见明方同志的高尚风范。
（2000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