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凌云
马明方同志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之一。他1925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对党和人民做出很大贡献，给我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
我认识马明方同志是在1934年9月，当时陕北特委在清涧县中区的胡昌坪村召开纪念“九· 一八”群众大会，参加会的人有来自各区县的负责人、各县赤卫队以及绥德、清涧、吴堡、延川、佳县等各县的游击队。这次大会的内容是，向大家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教育，动员群众坚决抵抗日寇的侵略。参加大会的有郭洪涛、马明方同志及部队的领导人。领导同志们在会上发表了生动的讲话。这是我首次和他见面，并听了他的教诲。
大会结束后的当天下午，就转移到另外一个村。我们陕北首批九个妇女干部，就是高杰村的九姊妹，跟随特委的同志们一起走了几十里地到了枣坪塌村。第二天特委为提高我们妇女干部的政治水平，在该地举办了一个“训练班”。在训练班上第一个给我们讲课的人就是明方同志，他讲得深入浅出，生动易懂。一开始就称赞我们高杰村参加革命的九姊妹，说：“这九个女子是咱陕北苏区第一批参加土地革命的工农女干部，是好样的！”这话给我们九姊妹极大的鼓舞。同时，他在会上又谈了当时国民党围剿苏区、杀害老百姓的野蛮行径及革命形势，并动员大家要团结一致击败敌人，实行坚壁清野政策，等等。经过动员教育，鼓励了我们痛击敌人，取得胜利的坚定信心。他还说：“妇女受‘三从四德’的压迫，比男人受压更深。如何求解放呢？光靠你们几个女子出来革命不行，还要宣传动员广大妇女参加革命才行！”还教导我们要建立多种善于发挥妇女能力的组织，使大家在实际工作中做出成绩，自觉地求得解放。明方同志给我们上的这一课，使大家心里亮堂了，给后来的实际工作指明了方向。
训练班结束后，我们遵照明方同志的指示，分别到各个村子进行发动妇女的工作。当时，红二十六军及游击队在河口打了一个胜仗，但也有不少伤员在群众家里需要护理，我们就到各个村里召集妇女开会，向她们宣传革命道理，还组织妇女会，启发她们自觉地参加革命工作，在各个村子建立了看护、缝衣及洗衣等小队。做到男的抬担架、送信和放哨，女的做军鞋、军袜和照顾伤病员。经过一个时期工作，陕北的妇女运动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在妇女积极分子中提拔了不少女干部。从1934年冬到1935年春节，在川口战斗中参加战斗的妇女就有二三十人。到当年秋天，清涧县的妇女干部已达一百多名。待中央红军来到之前，全陕北省的妇女干部发展到几百人。后来，这些妇女干部分配到医院、供给部、兵站及工厂工作，在那里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我第二次同明方同志见面是在1937年1月。这是在“西安事变”之后，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军队、地方政府、省委、群众团体要分开办公。当时，中央机关从老苏区搬到延安，陕北省级机关搬到蟠龙镇。到蟠龙镇的第二天就召开省委会的全体委员会，布置如何开展工作。明方同志是陕北省委书记，我是省委委员、妇女部长，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这时，省委驻在蟠龙镇南边的窑坪村。这里只有一个大院子，窑洞房子只有十多间，许多机关挤在一起很不方便。明方同志原来同家属住在一起，因为房子困难，他把爱人及孩子送到十几里远的父母家，自己和机关工作人员住在一起，同吃大灶。由于生活困难，一天两顿小米干饭和盐水土豆。明方同志是带病工作的，经常肚子痛。秘书长崔曙光同志找了两问房让他把家属搬来，以便照顾生活，但是他坚决不同意，决定将这两间房留给机关，做招待干部家属用。明方同志在生活上一直做到对别人宽而对自己很严。
明方同志特别注意对干部的培养教育。他在任陕北省委书记时，认为提高干部的水平和能力是保证革命胜利的前提。因此，他第一个提出成立省党校，分期轮训党员和干部。轮训中强调每期必须有一定比例的青年和妇女干部。当时我是省委的妇女部长，担当了选拔妇女干部参加轮训的任务，由于妇女干部少，是在艰难中完成的。在轮训班上，明方同志亲自给干部讲话，他说：“做一切工作，没有干部不行；有干部不会做工作也不行。现在不同于地下工作时只靠个人摸索、锻炼，今天任务重，工作面广，用人多，必须广泛培训干部，有了一定数量并且质量高的干部，就不怕干不好革命工作。”明方同志在培养干部、提拔干部、使用干部这方面做出了成绩，为开展各项工作打好了基础。
明方同志对机关干部的学习及提高工作水平也非常重视。他本人的生活态度很严肃，对干部的要求也很严格，抓工作很具体、深入，如工会、共青团、妇女部的联席会议他都亲自参加，还讲话，做指示。1937年，我们妇女部召开十几个县的妇女部长会，开会时大家只是口头汇报，没有文字报告。明方同志发现这个问题后立即在会上提出：妇女干部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文化，学习文化是目前的主要任务。大家要学汉字（当时都学拉丁文），汉字是文化的基础。他提出，一天说一句话，就学一句话的汉字。因为我参加革命前没有上过一天学，明方同志对我学文化的要求更高，指定我马上就学，还让宣传部长吴溉之帮助我，交待他的具体任务是，让妇女部长“上小学”，学会写工作报告，并指示要我“一个月不下乡”，于是我就白天黑夜拼命学文化。在吴部长手把手的帮助下，经过艰苦努力，我终于学会了识字写字。在1937年夏，我就写成一份几百字的《陕北省妇女参加春耕夏种工作情况报告》，这份报告还登在特区的刊物上了。
明方同志在百忙之中还很关心同志们的生活问题。如省委统战部长王涛同志，他是长征老干部，手有残疾，还未结婚。有人想把新提拔的一个女同志介绍给他，明方同志不同意。他说选择对象要和提拔干部一样，要对路。有一次，他们同去延安特区参加党代会，明方同志发现张子芳同志很合适，就介绍她和王涛结婚。十几年后，明方同志知道王涛已牺牲多年，他又介绍李握如同志和张子芳组成家庭。有人开玩笑说：“马书记您是大人物，还要关心这些小事！”他笑着说：“这不是小事，这是每个人生活中的大事！”
1974年，明方同志在“四人帮”的关押中，因重病在北京同仁医院治疗时，还问女儿马锐：“邓小平同志怎样了？”并把陕北的一个一个同志的名字念叨着，惦记陕北的老同志，也惦记清涧的九姐妹。现在，明方同志已逝世25年了，我只能将在记忆中印象深的几件事写出来，愿明方同志安息于九泉之下。
（1999年6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