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怀念马明方同志
何载
抗日战争初期，我在陕北农村调查，听到农民在欢庆自己翻身解放的幸福时，自豪地告诉我：“咱陕北有三个‘青天’，就是刘志丹、谢子长、马明方。”
陕北人民长期受地主、劣绅、军阀的几重压榨，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吃的钱钱饭，干的牛马活”，受尽了残酷剥削，饱尝了穷困饥饿的滋味。在到处有冤无处伸，有苦无处诉的岁月，突然一声春雷，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农民起来求解放；接着，人们看到刘志丹、谢子长、马明方领导的游击队，风起云涌，由小到大，由少到多，星火燎原，很快在陕北十几个县中燃烧；又接着人们看到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先后创立，敌人土崩瓦解，西北高原上竖起了“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大旗；最后解放了六座县城，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人民当家作主，扬眉吐气，兴高采烈地高歌：“人民英雄刘志丹”，“人民领袖谢子长”、“人民清官马青天”。
抗战前夕，谢子长、刘志丹先后不幸牺牲。抗战开始，马明方在被派往苏联医病的返归途中，也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扣押狱中。但人民仍对他们念念不忘，流传着他们英勇斗争的事迹。
明方同志在大革命失败后即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搞过兵运，当过党的区委书记、县委书记、陕北特委书记、陕北省委书记。在敌人严酷的白色恐怖中，他化装成小贩、小学教员、管账先生，奔波于西安、太原、延安、绥德等广阔的原野上，经常出没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组织农民进行抗税、抗捐、抗租、抗粮，胜利地领导了数千农民攻克绥德县城的“打蛋厂”等著名斗争。敌人对他恨之入骨，多次悬赏缉拿他，发誓要消灭陕北共党。他曾两次被捕，但每次都紧紧依靠群众，勇敢机智地逃离虎口，粉碎了敌人的阴谋，保存和发展了党的组织。特别是陕北省苏维埃政府成立，他被选为主席，更加关心群众疾苦，经常深入群众家中，同甘共苦，安排生产，急群众之所急，想他们之所想，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公正处理纠纷，农民亲切地称他“老马”、“马大爷”、“马清官”。
1946年，明方同志经过四年多的铁窗生活，在中央营救下从新疆监狱回到了延安。我当时在西北局组织部工作，他被安排在同一层窑洞里。由于长期的狱中生活，在表情上显得有些滞呆，见人多是微笑不多说话，但眼睛发着光亮。由于他爱在窑洞前散步，我们的接触多了，谈话多了，我发现他外表有点冷漠，但内心世界却十分热烈。他对边区人民的生产、生活有强烈兴趣，对干部异常关怀。每当谈起某一干部时，他总是激情满怀，喜形于色，津津乐道地讲出他的优点和长处。他几次对我说，对干部要坚持全面观点，不光要看他的现在，也看过去，更要为他的将来着想；要以诚相待，给干部交心；要循循善诱，帮助他们提高；要关心他们的疾苦，排忧解难，更重要的要培养他们。他说：一个地方的工作好坏，不但要看工作成绩，还应看培养出多少干部。他这些观点，今天还有重要意义。
陕北党组织的重大功绩之一，是为党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为全国解放提供了骨干力量。这批干部在各条战线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陕北人民对全国革命的贡献。这种贡献与明方同志的辛劳分不开。我后来接触崔田夫、崔田民、张达志、贺晋年、高朗亭、霍维德、白栋材、黄罗斌、强晓初、高登榜、谢怀德、李万春、马万里等一大批领导干部，每当谈到明方同志时，他们都是那样对他满怀敬慕之情，一再称赞他对党对人民忠诚老实，公道正派，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平易近人，从善如流的高尚品德，特别是他对同志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精神，许多干部迄今念念不忘，怀念他不仅是好领导，而且是好老师。
自卫战争开始前，中央和西北局为了迎击敌人进攻，决定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土改。中央派康生、胡乔木率中央机关200多名干部，马明方、马文瑞、常黎夫则带领由我们西北局一些人员组成陇东工作队。当时一方面敌情严重，同时人们的思想也比较混乱。有一种错误思想，要在肉体上消灭地主，打击中农。认为中农是中间派，“中间派最反动”，甚至提出“血染中农”、“逼他们上梁山”。支持、赞同这种观点的主要是康生，坚决反对的是胡乔木和马明方。乔木同志从理论上进行了反驳，明方同志则以实际体会指出：“对地主要没收和分配他们的土地，同时要给以出路，使其自食其力。”“中农在农村居绝对多数，是我们可靠的朋友，万不能侵犯他们的利益。”正是由于他们坚决抵制了这种“左”的思想，使边区土改较健康顺利完成。以后中央先在米脂杨家沟开了“十二月会议”，后在河北西柏坡开了土地会议，我们看到了中央文件，更加认清了“左”的思想的危害，也不禁深深赞赏明方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
敌人占领延安后，为了诱敌深入，我大军向北转移，敌人误以为我军要东渡黄河，便星夜兼程向吴堡、佳县一线进犯。明方同志时任西北局副书记，主管机关和后勤。他判断敌军可能于次日中午进抵黄河岸边，但西北局的家属、物资尚在佳县双湖峪。当天下午，他即命我带一通讯员兼程去传达命令，以最快速度把人马物资送过黄河。我们急奔一夜，终于在天亮前到达后方指挥部，用一切办法完成渡河使命。当我们把家属、物资安置在河东村庄时，敌人先头部队果然进占了河西的山头；尽管敌军疯狂扫射，我们的人马已安然无恙，敌人只好望河兴叹。我们在庆幸自己的幸运时，不禁衷心称赞明方同志的预见。但是当时边区银行的领导同志却警惕性不高，直到敌人抵达岸边才组织过河，当敌人从山头上猛烈射击时，他们惊慌失措，把大量黄金、白银弃入黄河中，使人民财产受到不应有的损失，银行主要领导也受到了处分。这更使我们敬佩明方同志的务实和果敢风格。
1954年，党内发生了高饶事件，明方同志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和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为了解决高岗、饶漱石的问题，分别成立了两个小组。明方同志被指定为高岗小组实际负责人，我当时在中办工作，被派去当联络员。高岗问题比较棘手和复杂，但他召集各方人士开了20多天会议，统一了认识，做出了结论。由于高岗在西北干部中有一定影响，会后中央派明方同志去西北各省传达，我也随同前往。在几十天的日子里，我也受到了一次极为深刻的教育。特别使我难忘的是开头，人们对高岗问题有不大符实的看法。一些人把问题提得很高，要按叛徒、内奸对待；另一种却认为只是作风问题。明方同志则实事求是地提出：（一）高岗问题的实质是个人主义恶性膨胀，骄傲自满，最后向党闹独立，破坏了党的团结。（二）高岗问题的危害是资产阶级对党腐蚀的结果。是资产阶级进攻的表现，我们要击退资产阶级进攻，防微杜渐。（三）高岗问题是高岗本人的事，不株连也不应株连别人。高岗曾对革命有过贡献，骨灰还可存八宝山公墓。明方同志的意见不但澄清了人们的混乱思想，解除了顾虑，而且把大家引导到努力发展生产、搞好经济建设上来。这是他对党对人民负责的表现，也是他实事求是作风的具体体现。
明方同志在新疆狱中的战斗生活，本来是他一生中的一篇壮歌。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被诬为向敌“投降”的“叛徒集团”头号人物而被管押，吃尽了苦头。事实是，明方同志在新疆的四年监禁中，先是隐名埋姓，后为监狱中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敌人千方百计的迫使他们投降叛变，使用各种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灌辣水，站炭渣，坐黑牢，刺指头，上老虎凳，但他对党、对毛主席的坚强信念从未发生动摇。敌人用挑拨离间、软硬兼施手段，都被他们一一揭穿，而且不失时机地组织了几次绝食斗争，争取改善了狱中生活。明方同志曾严肃地给我说：在敌人的酷刑和威胁面前，不能丝毫动摇，只要你坚定不移地挺住特别是顶住了第一次酷刑，敌人对你无可奈何，以后你也就更坚强了。这是他的监狱斗争的宝贵经验，也是他在新疆狱中斗争的具体体现。
但是，在“四人帮”横行的“文革”中，却以“叛徒”罪名把他管押八年之久，使他受尽了折磨。尽管他一再报告了在新疆狱中的实情，但无济于事。最后，他被折磨得精神失常，甚至爬行走路，但仍坚信党和中央，常在梦呓中喊：“毛主席呀！毛主席呀，我没有叛变党，不是叛徒。”但没有人理他，终于在1974年8月13日含冤而逝。
令人万分痛心的是，在他逝世前不久，才从敌人档案中找得铁证，档案中写：马明方“素性刁顽”，“学唱国际歌，并要求发还马列书籍，无理滋事”；又说他“执迷不悟”、“顽冥异常”……等等。这是敌人从反面对他的描绘，也是铁证，充分证明了他在敌人面前铁骨铮铮的事实。中央有关部门终于根据大量事实和敌人档案给他平反昭雪。但，这时他已乘鹤西归了，未能看到结论。有人计算，马明方的平反结论，离他去世只差23天，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疾首、肺裂肝断的事！这是“四人帮”的滔天罪行，人们将把仇恨记在他们账上。而明方同志一生忠心耿耿，坚贞不屈，光明磊落，他将永远留在人们心中。
（2000年4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