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任穷
我和马明方同志多次在一起工作。1954年中央撤销大区党委和行政机构后，我们同时调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当时毛泽东同志在召集有邓小平、谭震林、宋任穷、马明方、刘澜涛、林枫、李雪峰等参加的一次秘书长会议上说，调你们来是叫你们做事。邓小平做中央秘书长，大区来的同志做副秘书长，同时兼任分管六个大区的中央工作部部长。把你们摆在这里我们放心，你们分管的地方工作部也叫““放心部”。我当时因为身兼数职，就向小平同志请示：“主要精力应放在哪里？”小平同志告诉我：“是罗荣桓同志让你到总干部部的，你要集中精力搞好总干部部的工作，别的地方可以少去。”这样，我就把主要精力放到了总干部部，中央副秘书长和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日常工作，主要由马明方同志负责，我除参加一些重要会议外，别的事管得很少。这是我们50年代初期的一段合作共事。1960年中央决定成立大区中央局后，我们又同时调到东北局工作。我任东北局第一书记，欧阳钦任第二书记，马明方任第三书记，黄火青、吴德、黄欧东、陈锡联任书记，喻屏、强晓初任候补书记。我们书记处的分工是，我负责全面工作，欧阳钦负责常务和农业工作，马明方负责财贸、政法和战备工作，黄火青负责工业工作，吴德负责宣传文教工作，陈锡联负责国防军事工作，喻屏负责组织工作，强晓初协助欧阳钦处理书记处的常务工作。在当时的形势下，我们都感到任务艰巨，担子很重。如何才能把东北局的工作做得更好，我们反复研究，还是按照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十六个字”去办。这“十六个字”是：“统帅一切，贯彻一切，承上启下，顶上护下”。所谓“贯彻一切”，就是要根据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结合东北地区的具体情况贯彻执行。做到了这一点，也就自然能够做到“统帅一切”。至于“顶上护下”，主要是要求我们在具体工作中，要根据东北的实际，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有些具体指示，在贯彻执行中有困难的，应当及时向中央反映，提出建议，而不要机械地强行执行。这样做，正是为了使中央的路线方针能在东北更好地贯彻执行。当时，正值三年暂时困难时期，粮食和市场商品供应都非常紧张。特别是辽宁农村，全年人均口粮只有120斤左右，有的地方还不足120斤，浮肿现象普遍而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立即派马明方同志和强晓初同志到北京向总理、少奇、小平同志当面汇报请示。中央领导同志听了明方同志的汇报后，立即答应调给东北粮食两亿斤，很快解救了燃眉之急，也帮助我们打开了新的工作局面。
马明方同志对农业和财贸工作都很熟悉，也很有经验。在贯彻执行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中，为了克服东北地区当时经济工作中存在的困难，我们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提出从长远着眼，从当前人手，坚决执行农、轻、重的方针，紧紧抓住解决吃穿用的问题，把农业和市场工作放在第一位，千方百计地增加农业和日用工业品的生产。特别提出要抓好两个环节：一个是稳住，一个是刹住。所谓稳住，首先是把农业生产稳住，在稳住的基础上力争有个好收成。其次是在财政、金融、市场方面要刹住，千方百计地控制开支，少票子，增加商品，在刹住的基础上，力争财政收支平衡，并在可能的条件下达到略有回笼，扭转企业亏损局面。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两个目标都基本上实现了。马明方同志在这方面殚精竭虑，付出了很大心血，做出了卓著贡献。
“文化大革命”初期，东北局曾几次向中央文革小组写报告，请示运动中的政策界限，但没有得到过一个字的答复。于是，我们就直接向周恩来总理请示。1966年底，“造反派”冲击东北局机关，扬言要夺东北局的权。我和马明方同志出面做工作，他们不听。我们就打电话向周总理报告。总理立即明确指出：东北局是中央的派出机构，不能夺权，要坚决制止。特别是吉林省副省长兼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州长朱德海同志，是一位早年参加革命的优秀少数民族干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他受到“造反派”的围攻和批斗，地区局势陷于混乱，难以控制。周总理得知后明确表态：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培养一个少数民族干部更不容易，朱德海是好同志，要保护他。并指示我和马明方同志到延边去做工作，保护朱德海同志。我与马明方同志和吉林省委书记赵林同志一起，立即赶到延边，召开州委会议。我说：“这次是奉周总理的指示专程到延边来的，中央认为朱德海是好同志，要让他站出来和群众一起‘文化大革命’。”会后，马明方、赵林同志继续留在延边做工作，召集群众代表座谈，统一认识，稳定局面。马明方同志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反复耐心地做工作，克服了重重干扰和阻力，终于保护了朱德海等一批同志，但不久他自己却遭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
马明方同志是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1935年10月，我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就知道马明方是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是同刘志丹、谢子长同志一起创建陕北红军和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35年底，刘志丹和我分别担任红二十八军军长和政治委员，在“扩红”工作中，陕北省苏维埃政府给了我们很大支持，红二十八军很快扩大到1500多人。这件事，至今我还记忆犹新。抗日战争时期，马明方同志在新疆被捕后，同陈潭秋、毛泽民等同志一起领导狱中的战友同反动派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忠贞不渝。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兼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西北军（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财贸部部长、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三书记等重要职务，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四人帮”一伙诬陷为“叛徒”和“走资派”，遭到残酷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他病重住院期间，“四人帮”一伙封锁消息，不准人前去探望。由于体力不支，不能走路，他上卫生间也只能爬着去，惨不忍睹。经过调查并查阅历史档案，确认马明方同志在狱中不仅没有问题，而且表现很坚定。1974年8月，马明方同志含冤逝世后，中央决定为马明方同志平反，召开追悼会，并发了通知。但当天我们接到电话，说追悼会不开了，许多同志到了八宝山又不得不返回。大家都感到突然。后来才知道，是由于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东北的代理人的阻挠。这个人利用他当时的特殊地位，在江青的唆使下，居然擅自推翻中央的决定。胡说什么：“马明方不是叛徒，也是走资派，怎么能为走资派开追悼会呢？”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马明方同志才得到彻底平反。
马明方同志离开我们已整整26年了。他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无私奉献的一生。在西北和东北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他无私无畏、光明磊落的优秀品质，是永远值得学习的。我们深切怀念马明方同志，就是要学习他无限忠诚，忠心耿耿，全心全意为党为人民服务的彻底革命精神，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伟大红旗，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阔步前进。
（2000年10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