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秋习仲勋（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区政委）调中央工作后，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先后任命西北局第三书记马明方为西北军区副政蠢、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马明方主持西北大区的工作整整两年。
1952年8月初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毛泽东主席要在即将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听取各大行政区的工作汇报。为此，马明方于8月14日先向毛主席呈送了一个书面汇报材料。
马明方主要汇报了西北大区的土地改革和民族工作情况。他说：（一）西北大区已在2480万人口的地区内完成了土地改革，还有440万人口的地区内的土改要在1952年冬1953年春完成。土改后农民的生产热忱很高，关中土改后一年之内农村中农户数增加了15.7％，农村中90％以上的农户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期上升为中农以上的生活水平。农村中的情况，普遍是平川地区较好，山大林深地区较差。山区的老百姓很穷，几个人伙穿一条裤子，也有十七八岁姑娘没裤子穿以树叶遮羞的。交通不便，粮食与工业品的差价太大，安康山区两石包谷才能换一张锄。各种疾病很多，死亡率很高。政治工作也很差，有些人还不知道西安已经解放，全国解放就更不知道了。开展山区工作是做好农村工作很重要的一环，中央似可发一专门指示以引起各级党委更进一步的注意。我们对山区要赔一些钱，是很需要的。（二）西北有17个民族共3200多万人口，其中16个少数民族有630万人口，约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民族间的隔阂、戒备、成见，不光少数民族中存在着，汉族甚至汉族党员中也存在着的。现在看来，在少数民族中还需要安置一批有代表性的人物，多有几个马鸿宾、喜饶嘉措对我们是很好的。我们的干部中有一种情绪，这就是打了地主，想打牧主。西北约有2700多万羊子，980多万大牲畜，大部分在少数民族中，特别是在牧区中。如何对待羊子问题，不仅是一个发展畜牧业的问题，也是一个民族问题。畜牧要发展这是肯定的，牧主的羊群不准动这也是肯定的。但土改中不能动，土改后是否可以动，土改后马上不能动，稍做些工作之后是否可以动，这在我们许多干部中还是一个问题。我们似应明确地规定，在我们的经济还不是社会主义经济时期，允许牧群为牧主私人所有，并应采取积极的政策帮助其改善牧群管理，提倡科学、卫生，在发展牧群的基础上，逐步改善牧工的生活待遇，改善牧主与牧工的关系。如果可以这样肯定，并在干部中说明这个问题，那对于促进畜牧业的发展和指导牧区的工作是会更有帮助的。另外，我们对于中、小牧群，国营牧群，自然应积极帮助指导其发展，以起示范作用。
马明方主持西北大区的工作之初，由于全区的土地改革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所以他就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抓经济建设工作上。
首先，马明方多次主持召开西北局常委会议和西北军政委员会行政会议，讨论经济建设中的方针和政策，部署经济建设中各方面的工作。并于1953年1月1日在《群众日报》上发表题为《迎接开始计划经济建设的1953年》的文章，号召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积极动员起来，热忱地参加各项经济建设工作，首先完成1953年的经济建设任务，为以后的经济建设打好基础。
其次，马明方很注意抓经济建设中的重大问题。1953年4月7日，马明方主持召开西北行政委员会第七次行政会诞讨论检查工矿企业的安全卫生问题，尖锐地批评了“生产建设中的伤亡难以避免”的错误认识。他说：生产和战争不同，战争中参加的双方都有杀伤对方的目的和能力，因而伤亡是不可避免的；而生产是和自然的斗争，只要我们注意认识和预防自然本身自发的破坏作用，发挥人对自然的控制能力，例如切实做好安全卫生工作，就可以避免伤亡事故的发生。5月11日，马明方主持召开西北局常委会议，讨论加强职工劳动纪律问题。他说：纪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新民主主义必须建立的一套思想，否则就不能进入社会主义。要进行热爱劳动和遵守纪律的教育，这种思想教育是多少年代的事。违犯纪律的人，不管谁都要处理，不但严重违犯纪律的坏人要开除，对那些经长期教育不改的二流子、懒汉也要开除，我们不能培养二流子和懒汉。要严格制度，要严格纪律，没有严格的制度和纪律，生产就无法正常地进行。9月22日，马明方主持召开西北行政委员会第21次行政会议，讨论增产节约问题。他说：我们天天在生产，不断地增加工业产品，不断地增加粮食，把生产建设的事情办好，目的在于为国家增加财富，增加物资，逐步增加人民的收入以改善生活，因此增产是积极的，是前进的。我们天天在办事，因此就要随时注意节约，节约也是为了搞好生产，把事情办好，也是积极的。所以，增产节约是国家一项经常性的而又是很广泛的事情，要形成一个自上而下的广泛的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
第三是组织交流经验。1953年初，马明方主持在西安召开了西北工业座谈会，交流了西安灞桥电厂和玉门油矿基本建设的经验，座谈了工业基本建设目前情况和存在问题、推广先进经验及合理化建议运动、企业中党的工作及党政工团领导、劳动保护、职工福利与工资等问题。5月中旬马明方主持在西安召开了推广五三工厂经验报告会，并在报告会结束时讲了话。他说：五三工厂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每个时期都紧紧抓住当时出现的实际问题，钻进去反复研究，经过和群众商量，弄清这些问题，找出办法，加以解决。学习五三工厂经验，首先就是要和自己当前的实际结合，解决当前本厂、本矿的实际问题。
第四是认真进行总结。1953年底，西北行政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马明方在会议上作报告，对西北地区1953年的“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农业和畜牧业生产”、“商业财政金融和交通工作”、“私营工商业”等作了认真总结。并对1954年的经济建设提出了要求，号召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继续努力奋斗，把新的一年的经济建设工作做得更好。
从1952年8月开始，在西北区级和陕、甘、宁、青四省及西安市司法机关进行的司法改革工作，到年底基本结束。1953年1月6日，马明方主持召开西北军政委员会第91次行政会议，讨论司法改革委员会关于这次司法改革工作的总结报告。
马明方就巩固司法改革工作成果的问题在会上讲了意见：（一）司法改革中发现的问题必须很好交代，错判案件必须及时进行适当改判，改判时首先应向当地群众及当事人承认错误；因错判而受损失者，必须向其本人或家属进行慰问及作必要的补偿；对于错判案件的司法人员，应按情节轻重予以适当的处分。（二）要把清理积案当作目前的中心任务去做。今后必须力求结案迅速，努力克服拖延积压现象。（三）建立健全各种审判制度。坚决肃清逼、供、信和打骂的恶劣作风。切实贯彻法定的逮捕、传讯及释放手续，除现行犯外非经法定手续任何机关不得擅自捕人和审讯。（四）加强区乡的群众性调解组织，依靠群众调解群众中的纠纷和争执。（五）注意改进监狱工作。建立合理的监狱制度，彻底肃清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现象。鉴于新疆省的特殊情况，那里的司法改革工作可在土地改革之后，再考虑何时进行。
在后来召开的西北行政委员会第一次、第十三次行政会议讨论公安部和法院的工作时，马明方再次强调：（一）各省人民法院和专区分庭应派员协助积案多的地区进行工作。各级法院院长要亲自动手处理重大的复杂的案件，具体指导清理案件的工作。要加快积案处理工作，但不能单纯为了快而草率处理，造成新的错案。（二）要教育所有干部领会和贯彻群众路线的审判方式。正确及时地处理诉讼案件，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国家法律的严肃性。（三）建立陪审员制度。首先应在经过各种社会改革及工作有基础的地区，选择重点，进行试办，取得经验和成绩后再逐步推广。（四）严格区别罪与非罪。要使干部和人民懂得，如果罪犯的子女家属不牵扯犯罪行为，绝不能因罪犯的罪行而涉及其子女家属，其子女家属不能担负罪犯犯罪的任何责任。（五）对于利用群众迷信心理进行活动的反动会道门必须彻底取缔，但必须加强对群众的教育使其认识反动会道门的反动性自动退出，并且不要把宗教信仰与反动会道门的活动混淆起来。
1952年12月，西北军政委员会举行第六次全体委员会议，马明方在7日的会上作了《关于调整商业的报告》。
马明方在报告中指出：“五反”运动后，在西北某些较大城市的商业和一般初级市场的商业经营中，在公私关系上，以及国营商店和合作社的经营业务上，出现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因此，我们必须注意：（一）合理地调整价格，贯彻产、运、销兼顾的政策。国营贸易机关应适当地扩大货物的批零差价和地区差价，并适当提高批发起点，合理调整农副业产品的购销差价。（二）适当地调整和划分公私商业的经营范围。国营公司应贯彻批发为主，零售商品以稳定价格为准的方针，除关系国计民生的某些重要物资由国家统购统销外，其余商品应注意鼓励私商经营。有些物品国营贸易公司应少经营甚至不经营，已经经营了不应经营和经营过多的物品应即适当加以调整。畅销土产更应多让私商经营，但对某些重要土产以及私商无力经营的土产和滞销土产，国营贸易公司则应继续经营，借以打开销路，带动私商参加经营。（三）加强对初级市场的领导。国营贸易公司和合作社必须坚持面向农村、服务生产的方针，必须经营和组织带动私商经营农副业和工业与手工业产品，供给农民以生产资料和生活必需品。（四）严格取缔对私商各种不适当的限制。国营贸易公司和合作社不得代行工商行政管理和限制私商收购、贩运、销售货物的自由，更不许限制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在市场上直接进行交易。（五）严格执行税收政策。明确规定免征点，以照顾小商贩的经营。（六）调整商业主与店员的关系。店员应主动团结资方搞好营业，遵守劳动纪律，尊重资方应有的权利；资方必须遵守劳动法令，尊重店员职工的政治权利和合理的福利，并积极经营业务。
在后来的一次西北局常委会议上，马明方还说：对零售商和批零兼售商，我们的政策不是挤垮，也不号召其转业，货郎担、小商小贩还要存在。现在粮食市场存在的问题很多。豆腐坊，粉坊，挂面坊，卖小吃喝的，都要维持下来，反正人要吃饭，挤垮了，脱离群众。农村的小手工业作坊目前是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原则上要一律保存下来。国营贸易公司要通过这些渠道活跃城乡物资交流。
1953年2月2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号召西北地区各级党的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积极开展新的“三反”运动，揭发、批判和纠正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的恶劣作风，全力“支持好人，惩治坏人，发扬好事，消灭坏事”。
在西北局发出这个指示的前后，马明方多次在西北局常委会议上和西北行政委员会行政会议上，反复强调开展新的“三反”运动的重要性。他说：（一）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的斗争，是当前国家工作中的一项重要措施。但它又是一件艰苦细致的长期的思想教育工作与组织整顿工作，因此不能采取疾风暴雨的突击方法去进行。要采取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结合的办法，把这个斗争贯穿到经常工作中去。（二）现在领导机关的许多负责干部缺乏深入实际，从实际出发的领导作风。一般的毛病是发号施令多，交代工作任务多，向下边要的东西多，交代政策与政策界限少，交代工作步骤与办法少，认真地检查工作少，解决实际问题少。这就助长了下边的命令主义、违法乱纪的发生与发展。这就要求要在深入反对官僚主义的基础上反对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三）有的干部虽然下去了，但他是“钦差大臣”，或人虽下去而思想并未下去。他们搞形式主义，任意发号施令，又不解决实际问题，反而妨碍下边的工作计划，搅乱下边的工作步骤，耽误下边的工作时间。这是一种虚浮、不踏实的工作作风，必须改正。（四）文牍主义务必克服。凡不必下发的公文、表报，一律不准下发。必须下达的，一定要经过领导同志亲自审核，有的还要报经上级审核后才能下发。对于上级下发的公文、表报必须认真研究，不需要转发的不要照抄照转，需要转发的要加上适当的补充，以便于下面能更切实际的执行。一件公文的下达，往往关系着千百万人民的生活和生产问题，决不容许粗心大意。（五）书记亲自动手向上级写报告，这是早已定了的规矩。我看过行政委员会各部门写的报告，其中三分之二不是领导同志亲自动手写的，没有通过自己的脑筋。写这样的报告可以叫秘书收集材料，也可以由秘书起草初稿，但一定要亲自修改，变成自己的东西。按我的经验，要写一个报告，要修改好几遍，才能把思想概念表达得明确。我发现我们的一些报告看不懂，有丢了动词的，有写白字错字的，说明不认真。书记亲自动手写报告的制度要坚持，这也是看你有没有官僚主义作风的重要表现之一。
之后。马明方还主持召开西北行政委员会行政会议讨论“调整各级行政机构紧缩编制的方案”，从组织机构的设置上克服官僚主义的产生。
1953年5月20日，马明方主持召开西北局常委会议，听取西北区妇联负责人曹冠群关于第二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精神的汇报。
马明方在会上作了总结发言，着重就农村妇女工作讲了意见。他说：组织农村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建设，必须从目前的农村实际情况出发，必须照顾妇女的生理特点。在现时的农村，妇女主要是操持家务，抚养娃娃，做饭，农忙时做农业上的轻劳动，再有时问才参加农田劳动。现在不是解除妇女的家务劳动，而专门去做农业劳动；即使有这样的现象也只能是勉强的，暂时的，长期下去，就会饭顾不上做，牛没有人饮，势必弄得家庭不和睦。这样的妇女工作势必不能长期下去，会垮台的。没有条件做的事情，勉强去做，那是“左”的错误情绪，例如今天在农村提出成立托儿所就是错误的，只能依照现时的实际情况和群众习惯，在农忙时组织“抱娃组”之类的互助组织。我们不要过多地干涉农村妇女应该做什么，不做什么，老百姓是很会安排自己家庭里男女劳动分工的。我们主张男女平等，解放妇女，但并不是说妇女解放了就不做家庭的事情了，妇女不做家务劳动了，就同男的一样平等了，当然也不是说妇女只能操持家务不可以参加农业劳动，一切要从现在的农村实际情况出发。现时农村的妇女工作，重要的是推广新法接生，多介绍新的知识，改变旧的有害的接生知识和习惯，少婴儿死亡率。然后提倡一般的卫生工作。妇联应与卫生部门协同，把这些工作做好。
在此之前，马明方还在西北区第二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上强调，在发动妇女参加农业劳动时，应当照顾到妇女的体力，不可让她们担任体力所不能胜任的劳动。在少数民族地区，如果那里的群众还不赞成妇女参加农业生产，那我们就不要去勉强。
1953年6月14日至8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结部署财经工作。
马明方率领西北各省、市和西北大区财委的主要负责人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他就当时严重的粮食市场问题，两次致电西北局，提出以下三条意见：（一）扩大上市粮食数量。第一，为吸引农民出售小麦，必须稳定收购价格，保持合理的粮食季节差价和品种差价。第二，催收已到期的各项贷款和水费，节省可以节省下来的贷款，借以减少农村货币投放，刺激农民多出售粮食。第三，合作社和国营商业部门要及时组织目前农村需要的生产生活资料，大量供应，换回粮食。第四，进行正确的宣传，劝导农民节约粮食，将余粮尽可能的用于添置牲畜、农具等改进和扩大生产能力方面，把余粮卖给国家。（二）加强市场管理，一般应使上市粮食的70—90％由国家来收购。第一，适当掌握地区差价。第二，扩大粮食收购据点。第三，在收购季节和新粮上市地区，国营粮食公司应以收购为主。第四，限制私营粮商，取缔粮食投机。第五，限制土磨坊的发展。（三）加强党对粮食工作的领导。有关部门可以成立收购粮食的联合机构，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粮食收购工作。
马明方回到西北局后，又主持召开了一次西北局常委会议，讨论粮食的购销问题。他说：粮食的供应工作和收购工作是上牙和下牙的关系，是分不开的。没有供应就没有收购，供应工作做好了有益于收购工作，收购工作做好了反过来又支持了供应工作，忽视收购工作等于打击供应工作。对农民做工作只能是说服教育，不能用强迫命令的办法。做好农民的经济工作，先要把比价、差价等价格问题做好。私商做生意是为了赚钱，但他们对买主的态度热情；我们做生意是为了社会主义，为了人民，但我们的工作人员对买主的态度远不及私商好。要学私商的本领，如果我们能学到私商在这方面的本事，收购任务早就完成了。
1953年12月18日至24日，西北行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召开全体委员（扩大）会议，总结西北地区几年来的民族工作。马明方在会上作了题为《加强团结，做好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建设工作》的讲话。
马明方在回顾了几年来西北地区的民族工作之后，指出：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必须把发展农业、畜牧业生产的工作，把经济工作放到更重要的位置上。在农业上，应当继续总结和推广增产经验，指导农民改进耕作技术；通过合作社和国营商店，供给农民以大批农具等生产资料；在做好已有水利灌溉管理工作的基础上，组织农民继续兴修水利。在畜牧业上，必须在牧区继续执行“不斗不分、不划阶级”和牧工、牧主两利的政策，扶助畜牧业生产特别是扶助贫苦牧民生产的政策，轻于农业区和城市的税收政策；保护和培植草原，合理地管理和使用草场，推行储备冬草，调解草场纠纷；改进牲畜饲养管理，注意选配优良品种；加强医疗卫生工作；推行兽疫防治工作。使各民族“生产茂盛”，“人口兴旺”。少数民族地区的国营商业机关和合作社，都应当注意扶助当地人民的副业和手工业生产，并采取有利于当地经济发展、符合等价交换原则的合理价格进行产品收购和货物供应，要适当供应牧区所需的粮食，以促进畜牧业的发展。积极地切实地做好这些工作就是最实际的配合祖国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随着祖国工业建设的发展，各民族地区的农业和畜牧业也会大大的向前发展。还要按照条件和力量，逐步有计划地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生活，注意发展少数民族的语文，更多地培养少数民族的各类人才。内地派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干部，必须耐心地团结少数民族干部，尤其是尊重少数民族的领袖人物，团结起来，共同把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工作做好。为了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畜牧业生产，马明方还在西北区畜牧会议上批评了一种轻视畜牧工作的错误说法。他说：有的人说，“工业好，农业比工业次一点，畜牧业最没出息。”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工业和农业当然是很好的，特别是工业在我们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伟大前途上说来，它是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的。但是，工业、农业、畜牧业以至于商业，毕竟都是国民经济中完整的不可缺一的统一体。难道说我们的国民经济中，现在或将来有那么一天，可以不需要家畜和牧畜吗？人的生活中也有那么一天可以不需要肉类、油类、奶类等食品吗？如果事情恰巧不是这样，而是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反而需要的更多，并且不知道要比现在多好多倍，那么请问我们对于畜牧业又应当作何解释呢？
遵照西北局的指示，西北行政委员会商业局还于1954年5月召开了西北区民族贸易工作会议，安排民族贸易工作，扶助少数民族地区生产建设的发展。
1954年2月6日至10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揭露和批判了高岗、铙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马明方出席了这次全会并发了言，他说：地方主义、小派别习气，在我们党内某些地区和部门中程度不同的存在着。我们有些同志有这样一种错误的思想，他们认为“这个地区是我们自己的县和省，为什么派来这么多不是我们这个县、我们这个省的人来占了我们的位子？”干部中这一地区和那一地区，老干部和新干部，老区的和新区的，这一民族和那一民族的干部之间，不团结的现象还是存在的。一个地区的人，一个山头上下来的人，气味相投的人，不利于团结的话、违反纪律的话可以说，不利于团结的事，违反纪律的事可以做，也可以互相谅解，反之则是另外一个样子。有些同志把个人的荣誉、地位、威信、得失，放在党的荣誉、党的威信、党的利益、整体的利益之上，把个人和党的关系处理得不适当。集体领导，民主制度和民主生活制度也是贯彻得很不够的。我们要在四中全会精神指导下，克服我们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
3月24日至4月1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举行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党的七届四中全会精神。3月26日，马明方在会上作了题为《为增强党的团结，继续胜利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而奋斗》的报告，就西北地区的工作和党内团结问题进行全面地回顾和深刻地分析。4月1日，他在会议闭幕时作了总结讲话，强调指出：（一）党的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要定期召开。按照党章的规定，党的省、地、县、市、区的代表大会，应每二年召集一次，在两届代表大会之间，并得召集代表会议若干次，必须力求做到。各级党委的负责人，应尽可能地经过选举产生，逐渐改变目前大都是委派的现象。（二）省委书记和党员省主席，每年至少应以一两个月的时间深入到工厂或农村中检查党的政策和各项工作贯彻的情况，直接和群众见面，以了解一般党员和工农群众的要求和意见。（三）坚持进行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高级干部应当把《毛泽东选集》反复精读。书是要反复地来读的，在四中全会后重读毛主席的一些文章，较过去就会了解得更深刻些。（四）仔细地鉴别革命的责任心、光荣的革命历史和官瘾、老包袱之间的区别。防止变质，防止把大公无私、谦虚谨慎的无产阶级革命主义的精神，逐渐地自觉或不自觉地变为骄傲自满、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这是我们党内一个长期的思想教育和思想斗争，也是阶级斗争反映在我们党内的一种表现形式。革命的责任心，革命英雄主义，想为党和人民多做一些事情的愿望，都是好的。但不管做了多少事情，有多少光荣的历史，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说来，是自己应有的责任。如果因此不警惕，不注意克服自己思想中存在的落后方面的东西，背上个包袱，骄傲起来，坏的倾向发展起来，这就很危险。过去很多绊跤的人，都跌在这点上。要时刻警惕。我们在座的这些人，也都多少会有些旧的思想，有时大有时小，看觉悟程度如何来变化的，即使是99％都纯正，只有1％的不纯因素，也要经常防止和克服它，否则有危险。（五）经常注意学习和掌握集体主义的领导思想原则。谁违背了这个原则，谁就要碰钉子、犯错误，党的生活状况就要逐渐地丧失正常状态，党的委员会和广大干部的工作热忱就得不到充分的发扬，不健康的思想情绪就会逐渐地产生起来，并无法得到及时地、妥善地纠正和克服。（六）各民族人民首先是各民族干部之间的团结，永远是我们作好各项工作的重要保证。（七）军队工作，国防军、公安部队、地方武装工作，任何时候也不能放松。（八）要严肃纪律。（九）全党要注意经济工作，并努力学到一些新的本领。
1954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作出关于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的决定，并决定改变一些省、市的建制。
6月28日至29日，西北行政委员会举行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传达贯彻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和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决定》。马明方在会议上作了关于撤销西北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和改变宁夏省、西安市建制的实施方案的报告，并对有关问题作了说明。他说：撤销大区的党政机构，宁夏省并入甘肃省，西安市由陕西省直接领导，都有一个移交、接交的问题。在交接过程中，各撤销单位在撤销前必须做到：把当前的工作努力做好，应办理的事情继续办好，应解决的问题负责加以解决；年内应做的工作安排好；应交的业务整理好；干部配置好；档案资料和物资清理好；保证移交后每个单位上下的关系都能接好。估计各省、市在接管时会有若干困难，大区各单位必须主动地认真地帮助各省、市把应接收的工作安排好。这就是说，必须先交好工作、交好业务、交好事业，同时必须接好工作、接好业务，接好事业，不要使工作停止中断，受到损失。不但要把有形的物品和看得见的档案资料等交接好，还要把无形的看不见的东西交接清楚，两方面都要交接好。如果交接工作做不好，交、接双方都有责任。这次撤销机构，涉及到相当一批人员的工作变动，组织上在调配的时候均须注意从工作需要出发，并尽可能地照顾到个人的具体情况，使能“各尽所长，各得其所”，把国家的需要和个人的情况统一结合起来。如常香玉同志的所长大家都是知道的，她的“各得其所”就是国家给她各种便利条件，充分发挥她的艺术天才，我想是没有一个人同意把她调到工程局当工程师，调到中学当教员的，就是让她在现在的岗位上发挥她的天才。再像赵望云同志是有名的画家，谁都赞成国家给他一切便利条件充分发挥他的所长，谁都不会说让他停止画画。再像已故的寇遐老先生字写得很好，如果他在世的话，我们就给他便利条件让老先生写下去。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要看到，除了神经上失常态的人以外，不管什么角落、什么方面、什么事业、什么位置上，都存在着各有所长的人。“各尽所长”和“各得其所”，是基本上从国家利益出发的，也是和国家利益相适应的。要把“个人所长”和“国家所需”统一起来，大家都要以高度的爱国主义热忱来发挥自己的天才、所长，积极地去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相符合，从而更大地发挥自己的天才和所长，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
经过几个月的交接，西北大区于1954年11月8日正式宣布撤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