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0多年的长期革命斗争中，马明方将他的全部心血，无私地奉献于党和人民，忠心耿耿，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奋不顾身，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作出重要的贡献。在曲折复杂的斗争中，他自己也受到深刻的教育和锻炼，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养成优良的工作作风和高尚的道德情操。
马明方对自己的要求是很严格的，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总是呕心沥血，昼夜操劳，为党为人民而战斗，而工作。始终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力求把工作做好，做一个够格的人民勤务员。
1950年1月，他在陕西省人民政府组成人员就职典礼的讲话中说：“我们是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行政人员，是新型的行政人员。新型的行政人员必须要大公无私，不计较个人得失，能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必须能够‘公而忘私’，能够‘甘为孺子牛’。我们如果能够成为这样一种行政人员，我们就可以大胆、勇敢，就可以无限量的增强行政效率。就可以朝气勃勃‘如日之初升’就可以头脑清晰，就可以‘日新’‘又新’，就可以获得各种智慧而取得胜利，就不会‘利令智昏’因而我们就可以获得千百万人民的爱戴和拥护，我们就可以永远和人民坚固的结合在一起，从人民中获得无穷尽的智慧和力量，我们就不孤单，更不会为人民所抛弃；我们就能和人民一起做好我们应当做好的一切事情，这是我们所应时刻深加警戒并努力以求之的”。这是马明方的誓词，也是他一生真实的写照。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马明方的显著优点和特点之一，就是勤奋学习，不断进步。他在读私塾、上小学、上师范学校的时候，就以优异的学习成绩受到同学和教师的称赞，打下了相当的文化知识基础，养成了酷爱学习的习惯，使他不断进步，不断获取精神食粮，成为革命工作的动力。他在绥德师范上学期间，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以后的长期革命斗争中，他总是挤出时间，认真的学习党的理论、党的政策和各种知识，不断改造思想，提高认识，充实自己。
1942年延安开始的整风运动，对全党是一次普遍而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马明方当时虽然在新疆被盛世才软禁，但他仍然坚持学习了整风文件，并对照检查了自己过去的工作和思想，分清了路线是非，提高了思想觉悟。他是总学习委员会领导成员之一，自己努力学习，也指导同志们的学习，被同志们称赞为学习的榜样。他后来对熟悉的同志讲，他在这次学习中，清算了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增强了对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正确路线的认识，对他后来的工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在被关进监狱后，仍然利用一切可能，进行学习，并要求狱中的同志珍惜报纸，珍惜精神食粮。
1946年，他回到延安后，更加如饥似渴地学习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方针、政策，并在实际工作中贯彻执行。他经常讲，党的正确理论、路线、纲领、政策是指引革命走向胜利的灯塔，如果不认真学习、领会和掌握，就必然导致革命遭受挫折和失败。在解放战争期间，他认真学习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一系列重要报告和指示，在他领导的地区内，在土改工作中，整党建党工作和接管城市工作中，都能做出正确的决定，没有发生大的偏差。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把党中央关于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为学习的总纲，反复阅读有关文件，力求学深吃透，把工作做好。
1951年，《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后，他精心阅读了每篇，并在《群众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胜利的旗帜》的文章，详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号召全体党员和干部开展一个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运动，要求大家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必须是严格的、认真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方法，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学习方法。”“必须屁股坐稳，逐句逐段地读下去；必须有毅力，有恒心，煞费苦功地读下去；必须开动机器，反复思考，领会其精神实质和相互间的联系”，“必须与自己的思想状况、业务工作结合起来”，“必须与历史和实际结合起来。”他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种完整的、系统的理论科学，对于这种理论科学，只能是诚恳的，实事求是的，绝非侥幸可以获致的”。他希望大家“经过三五年或五六年的工夫，在这方面做出最好的成绩来。”
1959年夏，他带领中央财贸部的几位同志，到无锡用三个月的时间，学完苏联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边读边议，写出笔记，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深入地探讨，并得出一些精辟的见解。例如关于生产——交换——流通——消费的关系。他多次在财贸工作会议上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提出财贸部门必须从生产出发，支援生产，为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组织安排人民生活，指导人民消费以促进生产，繁荣市场。《毛泽东选集》四卷出版后，他精读了全书的每篇，并作了很多笔记。他还购买了全套经史子集和二十四史，经常翻阅，从中吸取有益的知识和历史经验。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工作期间，他亲自领导学习《关于党的建设的几个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几个问题》，强调提出，发扬党内民主，使党的生活正常化；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遵循客观规律，不能以主观意志办事。他阅读了毛泽东推荐的《李固致黄琼书》、《魏征传》、《海瑞传》，常向周围的同志们讲“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警言和魏征、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他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关押折磨期间，仍然带病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史记》，准备出狱后写党史。他的一生，可以说工作与学习相始终，这是难能可贵的。
马明方不仅自己努力学习，对他领导下的工作人员的学习也是十分关怀的。他在西北工作时期，有一个警卫员惠世恩，原是陕北的一个放羊娃，不识字。他每天教惠世恩认会5个字，每星期考试一次。有一次，考惠世恩写42个字，7个字不会。马明方严肃地说：“42个字，7个字不会写，这怎么行！没有文化的人，是不能做大事的。”惠世恩不会写“毛主席万岁”的岁字，那时用的是繁体字。马明方就在纸上写了一个很大的“岁”字，要惠世恩照着写，惠世恩深受感动，从此努力学习，后来就会看书写信了，马明方很高兴，奖给惠世恩一支金星牌钢笔。
马明方在中央财贸部工作期间，亲自组织和领导研究室的同志学习《资本论》。他指出：“搞研究工作的同志，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不行的。”
马明方在东北局工作期间，十分重视在职干部的学习，指示机关党委认真组织干部学习毛泽东著作，并亲自作了动员报告，亲自参加东北局召开的“毛主席著作学习积极分子会议”，号召大家学习、学习、再学习。并指出：学好用好毛主席著作是我们工作胜利的前提和条件。
马明方是一个务实的人，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他为人深沉，平日不多言语，考虑问题深刻，发言、讲话，实实在在，不尚空谈。凡是听过或看过马明方报告或文章的人，都知道马明方从来不讲大话、套话、空话、假话，没有浮辞滥调，不用华丽辞藻，没有空乏的议论，不打断引用“语录”，二是不是无话，文如其人。马明方的报告、讲话大多都是他亲自写的，后者由他主持座谈会，听取大家的意见，发表自己的简介，然后由别人写出初稿，他在通篇加以修改或重写。他常说：“作报告，写文章，要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语言，自己的风格。不能吃炒饭、剩饭。”1958年6月，在广东新慧娴召开全国财政贸易工作现场会议时，开始由以为著名的经济学家代他草拟了一篇报告，洋洋万言，从理论上阐述“大跃进”、总路线。马明方看后，觉得议论太多，缺乏实际内容。于是他冒着酷热，汗流浃背，重新亲自写了一篇报告，讲了11个当时工作中急待解决的问题，话都不多，句句有所指。这就是1958年6月23日发表于《人民日报》上的题为《财贸战线上的职工，鼓足干劲奋勇前进》的那篇会议总结报告。其中提出许多重要观点。如：“从生产出发，通过购销活动，支援和促进生产”，“财贸部门要组织扶助副业生产”，“建立财政”，“开展技术革命”，“建立群众监督制度”，“培养又红又专的干部队伍”等等，都是他听了与会同志的发言，经过深思熟虑提出来的，对全国财贸部门的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今天去看，仍有现实意义。
马明方对待工作也是实事求是的。例如，在“大跃进”年代，报纸上常常发表某某地方放了卫星，亩产超万斤等等，他就不信。他说：“我种过地，每亩增产一二十斤，都要费很大的劲，一要粪多水足，勤锄多锄，二要风调雨顺。现在即使有了机器耕种，有了化肥，兴修了水利，有了优良品种和新技术，也不能一步登天，一下子亩产就增产几千斤以至万斤。千万不可吹牛，自己骗自己。”1958年，他奉中央指示，到陕北视察工作，对于各地群众反映的砍倒树木大炼钢铁一事，很不赞成。他对糊旨县委书记说：“陕北没有大炼钢铁条件，弄得不好，恐怕钢铁没炼出来，树就被砍光了，后果不堪设想。”他对大办公共食堂也是不赞成的。他到农村调查时，老汉、婆姨向他诉苦说：“老汉没牙娃娃小，同吃一锅饭，实在没办法。”“冬天冷，缺柴禾，一办食堂，柴禾归公了，炕头烧不热，怎过冬？”“猪狗连泔水也吃不上了，怎办？”马明方回到北京后，如实向谭震林、李先念作了报告，并讲了自己的意见。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的意见是符合实际的。1959年3月，马明方到贵州视察工作时，在遵义县城看见一家饭馆墙上写着“吃饭不要钱”的标语，当即找县委财贸部部长说：“在饭馆吃饭哪能不要钱？农村吃饭不要钱也未必是长远之策。”这年九十月间，中央在天津召开的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上，有些同志主张趁穷之势，过渡到大队或公社核算。马明方参加了这次会议，在发言中表示不同意这种意见。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因为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而受到批评。马明方对身边的同志说：“我没有看出问题。”所以他在会上发言很少。1964年，林彪在一次干部大会上，公开诬蔑“朱德有野心”。马明方愤然作色说：“朱总司令德高望重，哪里有什么野心！”
马明方为人公道正派，忠厚老诚，从不计较个人利益得失，从不邀功诿过。他很少向别人讲他过去的艰苦斗争的历史，从不夸耀自己的功绩，从不掩饰自己的缺点过错。1931年春，他被敌人捉住挣脱后，曾到山西找到刘天章，要求将被捕经过转告中共陕北特委并被中共山西特委委任为巡视员。在当时白色恐怖下，这是常有的事，但后来他在自传中检讨了当时去山西是不对的。1951年春，有个叫“李万铭”的人伪造第二野战军某首长给马明方的信，要求分配工作，马明方的秘书王礼请示马明方如何处理时，马明方问王礼有何意见，王礼建议交民政厅优抚局处理，马明方表示同意。1955年查明此人是个政治骗子，《人民日报》于1956年3月1日发表了《一个大骗局的前前后后》一文，说李万铭伪造的信件，陕西省委秘书王礼本来应该看出，但没有看出，擅自作了处理。马明方看后，向中央组织部写信作了说明，并转告陕西省委组织部。信中说：“此事王礼同志请示了我，过错是我的，不应该由王礼同志负责。”1954年8月马明方到中央组织部任副部长。他在西北局工作时，行政工资级别被评为三级，但当他得知张鼎丞等同志被评为四级时，就向中央写报告，请求将自己的级别由三级降为四级。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中央财贸部对三位同志作了错误的批判和纪律处分，一位同志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62年，他与白潜、黄植等同志研究后，对在东北地区工作的同志平反道歉。对在其他地区工作的同志，由白潜写信说明情况，后来也都平反纠正。马明方对此事耿耿于怀，认为当时把问题看重了。
马明方对一起工作的同志是很尊重很关怀的。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和大家住在一个炕上，经常谈心交心，打成一片，被同志们称之为“老马”或“马大哥”。解放以后，他历任重要领导职务，没有一点官架子，对待同志推诚相见，畅所欲言。有的同志因病住院时，他常亲自去探视，问寒问暖，慰勉有加。
马明方为人端庄恭谨，严肃正直，即使盛夏，衣服也总是穿得整整齐齐，开会时总是坐得端端正正。说话做事，本本分分，不露锋芒。在工作中，他善于倾听别人意见，从不自以为是。他在被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时候，还多次向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写信反映审讯人员刑讯逼供的恶劣行为，但在当时情况下，未能送到中央。但他并不灰心，坚信终有水落石出的一日。他还向前往医院看望他的女儿讲了一个谜语：“红灯笼，绿宝盖，姐姐提，妹妹爱。”他的女儿猜不出，他意味深长地说：“这是辣椒。谜语有个外壳，把外壳剥去，就露出本质。为人也要像辣椒那样，越红越辣，永不变味。”他在临终之前，还教导儿女说：“一个人不正派，活着没意思。做人做事，一定要老老实实，一是一，二是二。这是做人的起码道德。”
马明方一生艰苦朴素，自奉节约。他吃的基本上是陕北的家常便饭，小米粥、钱钱饭（将黑豆压扁和小米合煮的一种稀饭）、饴铬、面条，逢年过节，吃顿油炸糕。来人待客时才多炒几个菜。有时，炊事员切白菜，把白菜帮子扔了，他又拣起来说：“这是好东西，过去连这个也吃不上呢！”他平时穿的衣服也平平常常，但整整齐齐，这和他爱好整洁的习惯有关。那时候，用具全是公家发的，他只有几个大书箱，在“文革”中全被没收了，至今没有下落。他原先是抽旱烟、吸纸烟的，1949年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时，看到许多比他年纪大的人不抽烟，就下决心戒掉了。
当然，人无完人，马明方也不是完人，他有自身的缺点和弱点。正如鲁迅说的，完整的苍蝇终竟是苍蝇，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林彪、江青、康生一伙“苍蝇”在马明方的身边嗡嗡了一阵，但丝毫无损于他的光辉一生。他的思想品德和工作作风，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光辉榜样。
（作者：强晓初 李力安 姬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