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儿走了一年多，我们继续生活着。因不是至亲的人，所以造不成什么改变。但是，有时候，忽然之间，一阵难过袭来，也不是肝胆俱裂，而是，惘然。天地之大，之空，之茫然，全不是人力可以企及。一个人，正兴兴头地向前走，多少的不顺遂，真可谓一寸相思一寸灰，可总有希望在引着，尘埃尚未落定，突然间，一切皆休乎。多年前，我生病，感觉自己快要死了，星儿一边使劲搓着我的手，一边恼火地骂：人哪里那么容易死的！现在，孱弱如我们，都还活着，星儿却走了！如此热烈的一个生命——每一次，医生与我们说到生存率，百分之二十、百分之十、百分之五——我都相信，即便是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万万分之一，那个“一”，也一定是星儿。在星儿最后的日子里，从她的病房出来，淮海路华灯初上，人车熙攘，我常是先到路口的“大食代”落脚，然后再回家。餐厅里人不多，餐桌也分得很开，每一张桌上亮一束射灯，桌与桌之间则暗着，一个人坐在灯下，看出去，周围是无限的空洞。
我相信缘分的说法，我和星儿就是有缘分的。第一次见面，是她突然来到我家，走上楼梯，在走廊上叫我名字。我跑出去，她自报家门说：我是陆星儿。我就牵住她的手，将她拉进房间，不顾坐在一边的母亲，兀自唧唧哝哝说起话来。在我，从来算不上是个亲和的人，后来听别人谈与星儿的初次会面，也不尽是如我这样，一见如故。似乎唯有我与她，才是见面熟。以后我知道，星儿从小生活的弄堂与我们家所在的愚谷村紧邻。因我们是后搬来的，对那条弄堂不熟，有时从其间穿行，只觉得十分庞杂，伸出无数条支弄，被一些低矮的水泥或板壁房屋挟持着。这一条棚户式的杂弄，却有着一个娴丽的名字：“梅家桥”。我曾在我的小说《富萍》中用了这个弄名。望着这些鸽笼似的门窗，常常觉得不可思议，哪一个格子盛得下星儿啊！不只是她的健硕，也不只是她的明亮，还是她，没有一点屈抑之色。她是梅家桥里的凤凰。
第一次见面，就唧唧哝哝说个不停，说的是什么？是写作。从初次的“以文会友”出发，随着交往渐深、渐久，我们的话题也辐射开去，覆盖彼此之后二十多年的生活，然而，写作，却始终贯穿其中，是一个基本的线索。当我们说到现实的时候，是在写作的立场观照；说到写作，则反过来，要到现实中找依据。我们的生活其实分成两半，一半真实，一半虚拟，处理这两半的关系，自知或不自知，几乎已是日常人生。我觉得，星儿的这两半，是处在极不平衡的状态，她活力特别充盈，生气勃勃，感性的触角自由自在地蔓生蔓长，甚至是蛮横地占领空间。我们在许多事情上会发生严重的分歧，可我依然十分惊讶她的感受是如此不同。当我说起，“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我是郁闷地度过，她却说这是令人兴奋的日子，尤其是北大荒。我从来没去过黑龙江，想象中，那是一片色彩强烈的土地，辽阔，肥沃，漫山遍野映山红，星儿呢，驾着康拜因直向前去，身后是浪涛般一波一波伏下的麦子。还有，桦树林，身穿棉军服，头戴栽绒棉帽的星儿，穿行其间，忽然一个转身，对了她心爱的同志，抬手按在帽檐：给你敬个礼！多么庄严啊。那土地有着大开大阖的感情，特别适合陆星儿。然而，一旦拿起笔，在纸上描写上山下乡，还是依着批判的潮流，持检讨态度。不知是她的文学观念出问题了，还是文学观念本身出问题，相比较她的感情，观念总是变得狭小和轻薄，承载不起来的样子。而她的真实感受，亦会从那观念底下支棱出来。这支棱出来，毛毛糙糙的边缘，就是她作品中的最优。
我有时候止不住地想，这世界如果没有知识，没有文明，没有文字，星儿会不会生活得更好？就让她在北大荒好了，冬天白雪皑皑，夏天大红大紫；星儿生一大群儿女，个个肥硕，挤在马槽一般的木头餐桌边争食，她一个挨一个地分吃的，再一个挨一个劈头给一掌；身旁是疼她也被她疼的男人，足够强壮，顶得住她剽悍的爱。可是，星儿也爱写作呢！你可以解释为这是一种被限制住的生育力的转移；也可以视作一个受过教化的现代人对文字的迷信；但这更可能是对一人只有一生而感到不足，于是，企图再创造一生，甚至几生。我们都是对人生有大胃口的人，对幸福感的期望程度极高，现实对我们真是不够用的。我们在实际中将它消耗，再在虚构中消耗它。
评论家程德培曾经这样评价我和星儿，他说我是现实地生活，审美地写作；星儿恰好反过来，审美地生活，现实主义写作。我和星儿都承认他的说法。能够在现实和虚构两个世界划清界限，然后进出自如，应是一种理性，但其实也是一种懦怯，不敢以身相试，只能在生活里生活，艺术里艺术。而星儿，却是将两个世界打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生活里追求幻象，写作里试图解决现实问题。从某种方面说，星儿是艺术者，而我是匠人。
话说回去，我们总是谈写作。有一次，星儿正开始长篇《精神科医生》，与我讨论。我不断向她质疑，为什么事情是这样，不是那样。等她回答了我，她的答案且又成为我下一个问题，格式依然是为什么是这，而不是那。她的材料和组织在我逻辑推理的追迫下，露出一个一个破绽，几乎散了架。她儿子那时还小，在一旁看我们争得激烈，惊恐地过来，企图阻止，被我们一同喝住，让他不要吵，继续问与答。我问这个“精神科医生”干点别的不好，为什么非要干这个，而他显然不擅此行，是以解决社会矛盾的方式对付精神疾患。她回答，他是被命运无奈安排在这个职业，于是只能在此施展他拯救世人的宏图大志。我说这简直是英雄末路。星儿眼睛一亮，说，对，就是这个意思，英雄末路！后来，《精神科医生》写出来了，星儿在一些创作谈中就用“英雄末路”四个字来解释她的小说，事实上，这个说法无补于全局。本是指望以病例指出社会症结，可具体的病症反而限制了所指；“精神科医生”呢，则在科学和社会学之间徘徊，开不出恰当的药方。那“英雄末路”的说法其实是空悬着，内中并无切实的支持。我是帮了倒忙，我的质疑是将她往道理的路上逼，逼急了，就逼出一个干枯的概念。而许多事实，都是脱离了道理的逻辑链，兀自活跃着，繁茂灵动，就看你怎么收揽，重新布局，形成纸上的存在。星儿本来就迷阵重重的局面，让我搅得更乱。到后来，星儿都有些怕我，怕我去质疑她。我也逐渐失望，觉得彼此谈不拢了。可就像是一种惯性，我们止不住地还是要谈。似乎双方都感觉到这种讨论的勉强，所以我们有意无意地在外部制造仪式感。那一天，我们在希尔顿酒店的咖啡座，各人要了茶和饮料，然后，星儿开始讲述她的新构思，关于上海的新移民。这样子实在很造作，不是我与星儿之间的方式，一上来就已经气馁了。我们勉力谈了很久，你来我去的，所有的话都是擦肩过去，揳不起来，自然也不会发生争执。隔阂其实已经产生。有时候，眼看要涉及写作了，星儿却说：我的写作不算写作！就好像预先缴械投降。还有时候，我说起自己在做什么，星儿听罢则说：你那才叫写作。表情是颓然的。星儿避免与我交锋，绝不是放弃写作的思考，她只是不愿意我影响她，我使她感觉压力。我的长篇《桃之夭夭》出来后，她与王周生谈过她的不以为意，却不和我谈。她动笔写她的新长篇，也是她最后一部长篇《痛》，她没有与我讨论，而是和王周生谈——那天我们一起吃饭，饭后，一起到路边打车，我先上了车，她们就站在行道树下。那是冬天，行道树掉秃了叶子，枝条疏阔地划在天空，太阳很好，风则是料峭的。她们就这样谈她的小说，谈了很久。以前，星儿都是和我谈的。
星儿最后的日子里，我与她的第二个隔阂，是关于她的化疗。星儿的诊断方案一下来，她的母亲第一个打电话嘱托的人，是我。老人家并不多话，但我知道分量，当即保证：我一定管，管到底。话说出口了，做起来却不那么简单。医生决定化疗，可星儿做完第二次化疗，去了俄罗斯访问，回来之后便坚决不做了。显然这两次化疗是为了顺利成行俄罗斯。像她这样的老三届，对那地方总有着特殊的向往，她钟情北大荒，是不是也是俄罗斯情结的蔓延？为了去俄罗斯，她暂时服从科学的普遍规律，现在夙愿已了，她就要按她自己的方法来办了，就像决心冒险。她中止化疗的时候，我正在新加坡授课，王小鹰与我通电话，说形势紧急，星儿根本否认她需要化疗的事实，人们又不忍把话说透，就等我回来劝她。我如何劝她？就是与她吵。她说她不是那种病，我说你就是；她说只是组织增生，我说增生不过是换一个说法；她还说不是，我就说你必须置之死地而后生。她的声音软弱下来，可就是不依。这情形即便在急昏头的当时，我也感到了荒唐。我这人就是这样，无能。母亲生前胆囊手术，医生要我签字，我签不下去，最终去问母亲要不要签。我担不起责任，就推给别人，这别人又不是旁人，正是需要我负责的那个当事人。这样和星儿吵，倒有些像回到过去，无所顾忌的我与她之间，可那时是为写作，这时是，事关生死，真是有些惨了。吵过了，星儿该怎么，还怎么，而我们却疏远了。有朋友告诉我，星儿常常问：安忆还生气吗？他们说星儿怕我不管她了。我几乎是要失声，我怎么会不管她？我只是，无能为力。就算她答应化疗，前途依然是黯淡的。
最后，我也不知道星儿做对还是做错。她第二次开刀，主刀医生对我们说，像她这样的病人，能够延长生命如此，无疑是两次化疗的作用，应该继续化疗才好。而第一次手术的华山医院，得知星儿愈后的状况，则说，不可思议。事情不可能再从头来一遍，所以无从判断怎么做才是最优。但无论如何，星儿的生命超过了医学的预期。后来，我有幸认识一位科学院院士，研究生命基因的洪国藩老师，我请他到一位患病的朋友的哲学课上讲课。老师问我：你这位朋友的世界观是唯物还是唯心？我奇怪老师为什么问这个。老师就说：唯心的世界观对病患会比较好。就在这时，我明白了星儿，她其实是为自己选择世界观做药方，或者说为生存而重塑世界观。一个清醒的唯物主义论者以理性去选择唯心观，其间的挣扎是多么艰巨啊！而我们这些人，站在岸边，就是不帮忙。星儿怎么会蒙昧如我们所以为？她有几本关于她病症的医学书籍，与她情形最针对的那一页一翻即是，可见她读了多少遍。她后来迟迟不愿进医院，因知道那是最后一道防线，去了就回不来。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看来看去，收收这，摆摆那。她打开衣橱，许多新衣服她一次还没有上身，她洗洗，熨熨，叠叠，送给我们。最后，她翻出一段花布，说特别适合我，让带给她尺寸样子，她送去裁缝铺，要替我做一条背带裙。为这，我又与她吵，不让她忙碌。这回她听我了，放下没再提起。现在，拉开衣橱，这里那里，都是星儿给的衣服，叫人怎能不肝肠寸断！星儿终于同意去医院，离家那一刻，我很怕发生伤感的一幕，可是星儿她，连头都没回一下，她不回头地走了出去。这就是星儿，当断立断。
这是非常灰暗的日子。有一位陈医生，看我们愁苦相向的样子，对我说：你多说点外面的事情给她听，别老想着病。我很感谢曙光医院，感谢这位陈医生，他走进病房，总是笑盈盈的，使我们的心情微亮起来。还有一个美丽温柔的护士，她像啦啦队一样喊着“深呼吸，深呼吸”，鼓励星儿吞咽药片。可是“外面的事情”和星儿有什么关系呢？“外面的事情”只会将眼前的处境映照得更凄凉。事情一日一日地坏下去，希望如此渺茫，似乎是，星儿只能够从我们的脸上寻找吉凶兆头了。最后一周的一日，星儿情形不好，我和她姐姐一人一边拉着她的手，她闭着眼睛，忽然说：你们不要哭。我辩解：我没有哭。她哭了。她很少哭，我总是说她：你应该多哭哭。现在她哭了，真就是，绝望。下一日，我与小鹰去，她略好了些，大约想起前日的软弱，解释道：这几天来人，都像是遗体告别。她学了个严肃的表情，举起手招一下。我们问她是谁，回去骂他。她说：毛时安。想起毛时安好心且无厘头的样子，我们就笑。我和小鹰“糗”在她的床上，就好像又回到过去的时光。但这是最后一次了，是她最后一次奋力地开玩笑，最后一次呈现她风趣的性格。星儿弥留之际，小鹰一直守候在她身边，哀哀地哭。我躲在病房外，我就是怕，怕什么？怕伤心。俗话说：长痛不如短熬。而我就是不能一刀子斩断，挺不过短熬，于是只能长痛，长痛，长痛。
在与星儿越来越有限的相处中，我似乎是在飞跃性地了解星儿。距离她入院仅几天时间，陈思和带学生来与她做了一个访谈。我怕她见不熟的人紧张，也去了，她笑道：你来了我才紧张呢！一旦谈起来，她却忘了我。我非常惊讶于她的表述，我从来没听过她这样肯定地谈到她和写作的关系。当然，她也说了自己不是写作的料，诸如此类的话，但她流淌出那样的热情，覆盖了所有她对写作的自谦，畏难，力所难及的遗憾。她说，文学改变了我的人生；她说，没有文学，我的生活不堪设想！在星儿去世一周年的日子，作家协会举办了陆星儿作品研讨会。王周生在会上发言，她详细地描绘了陆星儿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女性人物可说是星儿一以贯之的写作题目，我们的研讨会，题目也为“女性的虚构与虚构的女性”——王周生说，陆星儿试图要回答如许多女性生活里的困扰，结果并没有给出满意的答案，然后，她接着说，幸亏，幸亏我们有一种不需要答案的生活，那就是写作。她帮助我理解了星儿，还有写作。事情就是这样，倘若不是写作，她不会是她，我不会是我，我们也不会是我们。
有一次，我与星儿走过一条旧街，大半个街区在拆迁中，立着一片片拆去一半的房屋。那一方方的空格子骤然间敞开怀，裸露出内情。布了水渍的墙壁，旧或新的壁纸就像补丁，地板上留有家具的印迹。我们仰头看了一会儿，星儿说：原先，这里都有着生龙活虎的生活！我说：“生龙活虎”这几个字你用得真好。星儿惊异地转过脸看着我，似乎没回味过来这几个字有什么好，却又因为受我夸奖而高兴。现在，我凡走过星儿曾经住过的地方——星儿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回到这城市，她住过多少地方：南码头，高安路，小木桥路，浦东，几乎是漂泊在这城市，可每一处安居的地方，都有着她生龙活虎的生活，我走过它们，会想这句话有些像谶语啊！这生活现在到哪里去了呢？
如果星儿还在，我还会是严苛地，以己代人地想她，不会像今天理解她这么多，可还是在好啊！她在，一切就继续轰轰烈烈地向前去，我和她之间不知再会发生什么，也许越来越疏远，甚至会生龃龉，生怨生艾。可也是在好啊！无论生活有多少裂隙，总体性的总是完整的一块，如今却严重地缺损了。我用文字去补，何尝补得起来？然而，要没有文字，就连这脆弱的补疤也没了。这大概也是我们这种文字的生涯，所拥有的一点点有当无的特权。好，现在，星儿你安息吧，我们呢，收拾收拾再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