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塔拉斯确信，如果以为在韦科事件以及迪耶戈·哈斯拒绝参与的其他一些事件中，雷伯·克立姆罗德实际上是自寻灭亡，那是荒谬的。
“失去了唯一为他所爱的女人，他仿佛掉进了地狱。他痛不欲生，于是乎地跑遍整个世界，动不动就向夺走了他的夏眠的死神挑战——把雷伯想象成这样一个人，自然颇有浪漫主义色彩。”
“然而，那是在用常人的尺度衡量一个非同寻常的人。”
“他是古往今来地球上最有钱的人。六十年代中期，他就拥有并亲自掌管一份价值七十至八十亿美元的财产，在那时候，这相当于甚至超过了路德维希和盖梯两家财产的总和。可是，在这方向他还远远没有到达自己的颠峰。”
“不。要说有什么浪漫主义的话，那也是在别处，而且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水准上。他与响尾蛇的这场对抗，对于他的整个生活方式具有典型意义。这无非是一段趣闻。要理解这一点，只消回忆一下一九四七年他与迪耶戈·哈斯初次相遇到分手的情形那时候，他一头钻进世界上最大、最神秘和最危险的丛林，活着从那里出来的希望是微乎其微的。如果这还不足以说明他是怎样一个人，不妨再回忆一下，他是怎样白手起家发的财；可是在拥有不可思议的巨大财富的同时，他却隐姓埋名，一直到最后。”
“衡量雷伯·克立姆罗德这个人，必须用比所有这一切大得多的尺度。通过他最后那件惊天动地的壮举，我对这一点看得更清楚了……”
一九六四年九月，弗朗西斯科·桑塔纳来到纽约。这是他第一次和大卫·塞梯尼亚兹见面，大卫·塞梯尼亚兹也只听说过他的名字。桑塔纳的两个助手比他先到，他们是分别来的，互相之间并不认识，各人都以为自己是在单独执行一项秘密使命，很明显，桑塔纳对自己的下属同样也在使用雷伯·克立姆罗德十分珍视的严密隔离制度。
这个墨西哥人自己不愿到东五十八衔塞梯尼亚兹的事务所去。一天早晨，他打了一个电话，用事先约好的暗语讲明自己的身份并且用流利的、委实无懈可击的英语很有礼貌地问，能不能劳塞梯尼亚兹大驾到他下榻的旅馆来一次。
在这之前，塞梯尼亚兹从神秘的杰思罗给他送来的一份报告中已经了解到桑塔纳的全部情况，特别是了解到桑塔纳在雷伯的干部队伍里地位越来越高。桑塔纳的班子做过大量工作，使克立姆罗德一些新的大规模扩张计划得以实现。塞梯尼亚兹感到好奇，所以他爽快地同意了。再说，他并不经常有机会离开事务所到别处洽谈工作。
“我对于你了解得极少，”桑塔纳说，“仅限于雷伯告诉我的；而他只是说，我应该把一切都向你汇报，毫无保留。我能提个问题吗？”
“你随时都可以提问题，”塞梯尼亚兹回答说，心里着实觉得有趣。雷伯的使者（不论地位高低）在向他吐露秘密之前表现出犹豫，这已经不是第一次。
“你是谁？”桑塔纳问。
“一个律师，”塞梯尼亚兹说，“和你一样。一点不多，一点不少。”
他料想得到，有一连串问题在这个墨西哥人的舌尖上亟欲一吐为快：你是什么人，我凭什么该一五一十向你汇报？雷伯·克立姆罗德是什么人？他是不是别人的代理人？如果是，那么是谁的代理人？谁能居于雷伯之上，这样的人能是谁呢？世界上究竟有没有人可以对雷伯发号施令？
尤其是这最后一点，折磨着所有来见塞梯尼亚兹的人。
他们往往对克立姆罗德怀有一种狂热的感情，满以为只有在他们自己心中珍藏着雷伯的秘密，一旦发现还有另一个人同样参与其事，就会感到气愤。然而，这些人对于雷伯都没有比较全面的认识，一个也没有。他们每人所掌握的只是一台复杂的巨型机器的一个小小的部件，只有塞梯尼亚兹能把这台机器组装起来，然而，即使是他塞梯尼亚兹对于这一切是否了然于胸呢？归根到底在一九六四年，他对于正在南美趋于成型的事还一无所知。
倘若塞梯尼亚兹为自己居于这个特殊的地位而飘飘然洋洋得意，那么，乔治·塔拉斯有一句话可以使他两脚着地回到现实中来。这个缺德的塔拉斯曾提出这样的设想：在世界上某个地方，甚至就在纽约城，或许有另一个塞梯尼亚兹正同样感到飘飘然洋样得意，或许也在组装那台复杂的巨型机器……
塞梯尼亚兹对桑塔纳说：“我的任务是保存好记录，仅此而已。不妨说我是一名文牍。”
这位墨西哥人一双黑眼睛冷峻地仔细打量着塞梯尼亚兹。最后他的态度似乎有所缓和。他问塞梯尼亚兹是不是看过桑塔纳的一个助手送到东五十八街去的文件。塞梯尼亚兹说看过了。
“这是一桩了不起的生意，”桑塔纳几乎带点儿勉强的口气说，“仅达拉斯行动一项就意味着一亿多美元。”
“的确了不起，”塞梯尼亚兹同意说，并竭力做出很有感触的样子，脑子里却这么想：也可以这么说，眼下我这个被认为毫无幽默感的人却在扮演雷伯的角色。
“还不止这些，”桑塔纳继续说，“在马拉开波和加勒比海的石油生意，估计也有这么大的数目，很可能比这还要大。如果再加上一亿五千万，大概比较接近现实。”
“真是惊人，”赛梯尼亚兹一边这么说，一边在想：加起来总共只占雷伯全部财产的百分之三或百分之四，至少据我所知只占这么一个比例。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数字就黯然失色了。
“此外，”桑塔纳又说，“还有那座海水淡化厂……”
塞梯尼亚兹从一开始就知道那桩生意是怎么回事。它最初于一九五六年在案卷里出现，那是在第二轮攻势开始之后不久。起先，一家巴拿马公司——它也属于克立姆罗德所有——分三个阶段向墨西哥政府租用十万公顷无人居住的沙漠地带。第二家同样不由雷伯出面的公司安装了可以同时生产饮用水和食盐的全套设施。这第二家公司由一个名叫埃利亚斯·白尼适的人经管，塞梯尼亚兹发现此人是约尔·白尼适的叔伯兄弟，业已移居美国。第三家公司总部设在泽西岛，它负责建造价格低廉的住房。第四家公司在一个由桑塔纳推荐的墨西哥籍受托人监督下，从事土地分块买卖，把这些土地一块块地转卖给农民或墨西哥公司。第五家公司，一家保尔·苏必斯在其中占有很大股权的法国公司，建造了一个能容纳十五万吨轮的港口。
第六家公司——根据一项委托协议书，弗朗西斯科·桑塔纳成了它的业主——负责每年销售一千五百万吨食盐。
“有一些新的发展，”桑塔纳说，“我要亲自到这里来，只要能见到你就把这些新的发展告诉你。关于海水淡化厂有一些新情况。我们已经签订了在阿拉伯半岛建造其他海水淡化厂的合同，条件很优惠。贝鲁特有一位名叫沙哈则的黎巴嫩银行家，代表我们与阿拉伯酋长们会谈，我曾向雷伯建议以某种方式酬谢他。但这并不是主要问题。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一项谈判，想要把我们在墨两哥的一家工厂重新买回来。很快就要签订合同了，价格是六千万美元；那是个好价钱。问题不在这里。几年之前，我们与日本化工界某财团签订过一些有关食盐的协议。这些协议刚加以续订；他们的律师姓韩，此人极难对付。他是从香港来的。他的顽固劲儿足以使任何人发疯。不过我们现在不提他吧……我要谈的是海运问题。这使我有点儿伤脑筋。我们与一家利比里亚公司签订了一项由他们独家包运食盐的合同，至少这一次我对合同的条款极不满意。”
“有什么区别呢？”塞梯尼亚兹问道。“反正全部都要转卖给一个德国财团。”
“这家利比里亚公司过去三年中从我们手里弄走了巨额利润。”
“这事你与雷伯讨论过吗？”
“讨论过好几次了。他承认在签订最初几项协议时，他犯了一个错误。他本来打算认晦气算了，但是经我一再坚持，他同意我把这场官司打下去。我遇到的对手——利比里亚公司方面的律师——是在纽约的希腊人，佩特里迪斯兄弟。这哥儿俩简直是花岗石脑袋。你认识他们吗？”
“名字听说过，”塞梯尼亚兹说。“他们很有点儿名气。”
说这话的同时他心里在想：“如今王臣与王巨发生了火并！当桑塔纳跑去告诉莆伯说准备要掐死尼克和托尼时，我可以想象雷伯一定什么表情也没有。这场混战真够瞧的！”
“塞梯尼亚兹，”那个墨西哥人说。“有时候我对雷伯不大能够理解。大多数时候他是出色的，的确很出色，我说话用词可是经过斟酌的。可有时候他完全销声匿迹，万一我真需要他的时候，不知上哪儿才能找到他……”
“发生过那种情况吗？我是说，是不是有过你需要他而又无法找到他的那种情况？”
“还没有过，”桑塔纳说。“但那是可能发生的。何况，我所指的不仅仅是雷伯在哪里的问题。有时候他处理一些事情马马虎虎，象这次海运问题便是，让人觉得好象他对钱根本不感兴趣。我并不是抱怨。恰恰相反。但是我需要对某个人谈谈这种情形……塞梯尼亚兹，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我应该知道而不知道的？我不相信，也无法相信雷伯会犯错误。你会笑话我，但我认为他几乎是万无一失的。你能回答我的问题吗？”
“你所需要知道的，你全都知道。”
塞梯尼亚兹面带笑容。他险些笑出声来，因为桑塔纳刚才提到的那些人其实都是王臣：韩某、沙哈则、苏必斯、泽西岛某公司的埃塞尔·考特、佩特里迪斯兄弟，还有桑塔纳自己。甚至包括埃利亚斯·白尼适在内，虽然他还不是王臣，而只是受雷伯的委托为他经营一家公司。这些人互相争斗每个人都觉得别人“顽固而不好对付……而跟他一样掌握着秘密的雷伯把这些都看在眼里，暗暗发笑。
这个墨西哥人在其他方面一贯精明，此刻却突然显得大惑不解；然而，塞梯尼亚兹自己在雷伯面前不也经常感到困感吗？两种情况何其相似乃尔？想到这里，塞梯尼亚兹再也不觉得可笑了。
“谈到雷伯，弗朗西斯科，我和你有同样的感觉，他不是一个寻常的人。”
他们的友谊由是而始。
弗朗西斯科·桑塔纳之所以要会见塞梯尼亚兹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根据雷伯的命令，在过去的一年里，桑塔纳与乔治·塔拉斯搭档从事一次与低税率区域有关的特殊任务。在神话般的巨额财富积聚之初，是塔拉斯在整整一大批国际法专家的协助下，担当起了财政方面的组织工作。整个系统有点儿象是好几座金字塔，一座挨着一座，每一座由一名王臣负责。金字塔的规模大小不一，视所属领域而异。系统的纽带乃是雷伯本人；而塞梯尼亚兹则知道它的存在。
因为这个系统的实质和存在都是秘密的，所以他们大大地钻了五十年代初期某些国家和地区立法的空子。那些地方只要在可能和有利的情况下对于要求保密的公司也表示欢迎，塞梯尼亚兹曾在他的案卷里看见过一系列企业，它们的总部设在巴拿马、摩纳哥、列支敦士登、泽西岛或者格恩西岛。
从一九六二年起，直到一九六八年随着殖民统治的削弱或消失，在这张名单上又增加了一些富有异国情调的地名：巴哈马群岛、库拉索岛、开曼群岛、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直布罗陀、香港、马恩岛，甚至还有太平洋中部一个名叫瑙鲁的小小珊瑚岛。
当然，还有利比里亚。
克立姆罗德在利比里亚先后成立过将近一百八十个公司办事处——包括那些已经解散了的。
“大卫，”塔拉斯曾经说：“我越来越老了。我这副可怜的肩膀开始承受不住年岁的重压，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对我来说已一年比一年劳累。我已要求雷伯找个人，让这个人现在能和我一起工作，最后取代我的位置。我不知道雷伯会挑选谁……”
这个人是弗朗西斯科·桑塔纳。
塞梯尼亚兹后来说：“他和另外一个人——一个荷兰人，我叫他德弗里斯——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任务不是创建公司（除开桑塔纳亲自掌管的那些），而是监督这些公司的建立，在起初阶段还得注意所选择的低税率区域是否安全。至少有三个目前已是众所周知的低税率国家——或者说三处岛屿，因为它们往往就是岛国——实际上是桑塔纳和德弗里斯‘发明’的。我了解这个情况，因为我负责一项被雷伯命名为‘弥尔顿’的特别预算，这名字的含义一目了然，它指的是约翰·弥尔顿的《失乐园》和《复乐园》。这项预算有助于……说服（且不说‘收买’）有关的一些小国政府。这并不单单是一种贿赂。例如有一次，一个新成立的国家就通过了一些符合我们愿望的法律，交换条件就是我们的一个海运公司与它签订一项合同。”
塞梯厄亚兹邀请桑塔纳第二天与他共进晚餐，墨西哥人欣然接受了邀请。他们两人年龄相仿，都是四十刚出头，而且对好些事物的见解相同，这是不言而喻的。他俩都十分认真、精细，做每件事情都一丝不苟．谨慎周到。比方说，大卫对尼克·佩特里迪斯还不算讨厌，尽管尼克的想象力丰富得象个希腊海盗，大卫也并不讨厌保尔·苏必斯，两人能用法语流利交谈，但是苏必斯的冷嘲热讽使他很恼火，唯有桑塔纳的严谨与大卫非常投合。
在乔治·塔拉斯看来，这是很自然的；他曾说：“刺牛士和你一样，也没有什么幽默感，大卫，你们两人都具有会计师的气质。你们相互很合得来……”
桑塔纳离开纽约不久，就让他的一个助手给塞梯尼亚兹送去一份新的案卷，内容是有关—笔交易的，桑塔纳自己在这次交易中只起了次要的作用。他被召去商谈在牙买加购买一宗地产的有关事宜，但并不知道这宗地产将派什么用场。实际上这是一项更大的行动的组成部分；这项行动由菲利普·范登伯格和埃塞尔·考特两名王臣负责，目的是要在加勒比海诸岛建立两个旅馆系统。范登伯格和考特彼此并不认识，每人各负责一个系统，互相间展开竞争，这些都是克立姆罗德安排的。
桑塔纳在案卷里面附了一封信，邀请塞梯尼亚兹到他家去住一段时间；桑塔纳的家在墨西哥的尤卡坦省梅里达市。
他们互相又通了几封信之后，到一九六五年春，塞梯尼亚兹一家子———当时已经有五个孩子——终于成行前往墨西哥。他们在桑塔纳相当简朴的家里度过两个星期，还因为近水楼台的关系去参观了一些马亚人的庙宇。桑塔纳高兴地声明，他自己有几分马亚人血统。
直到十天之后，桑塔纳才提出下面的问题。
“大卫，你大概不会回答我，但有件事实在叫我迷惑不解：雷伯究竟要这八百万棵加勒比松做什么用？”
“你说什么？”塞梯尼亚兹楞然问道。
“加勒比松。就和你在我们周围所看到的那种树一样．准确的拉丁文学名叫做Pinus Carybea。”
“你刚才说是多少棵？”
“八百万。”
塞梯尼亚兹的惊愕并非做作，他好不容易保持了外表的平静。桑塔纳当然误解为他是装糊涂。
“对不起，”他笑容可掬地说。“我真不该向你提这个问题。我看得出，我的冒昧使你很为难。我们再也别提这档子事。还是来看看‘塞诺特’吧。这是一种相当大的天然井，满有意思。从前，我们的祖先把祭神的活人往里扔，不过先要把牺牲者用珠宝打扮起来。象这样死法倒不坏……”
塞梯尼亚兹琢磨着：雷伯要八百万棵加勒比松到底想干什么？
这个疑团使塞梯尼亚兹简直坐立不安。回到纽约以后，他象干什么亏心事似地仔细查阅他的案卷。当时，他那里已经有一千二百多个公司的档案。实际上全部都是克立姆罗德公司。一九六五年的计算机处于早期的水平，但它还是能够显示，在它的存储器里从未提及有关“加勒比松树”的任何交易，连一点影子都没有。
塞梯尼亚兹试着找另一个条目：“树”。
这下子他发现了，并且被提醒，在挪威、瑞典和芬兰，雷伯在林业方面拥有很大的股权。此外，他的一家加拿大公司，同一家完全没有听说过的（至少是塞梯尼亚兹所不知道的）阿根廷公司合伙，在一九六三年与尼基塔·赫曾晓夫的苏联签订过一大批关于林产品的合同；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六四年，赫鲁晓夫下台后，在保尔·苏必斯的帮助下，这些合同又续订过一次，看来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关于这笔交易的两份完全相同的案卷，按照雷伯的双重监督制度，送到塞梯尼亚兹那里：一份由苏必斯送来，另一份由一名瑞士黑狗送来。
这还没完。四年前，一家法国和意大利合营的林业公司，把它百分之五十一的股票卖给了设在巴拿马的一家典型的克立姆罗德公司。
塞梯尼亚兹越来越被吸引住了，便进一步查下去。突然，案卷中出现了一个名字：海梅·罗查斯。塞梯尼亚兹对这个人一无所知。罗查斯在那家与苏联签订合同的阿根廷公司任经理。他还是巴拿马那家公司的法律和财政顾问，那家公司对非洲的森林也有兴趣。也是这个罗查斯在加拿大签订了至少一打合同。
这些都是一名王臣的典型特征。然而，关于这个人，塞梯尼亚兹并没有收到过一份“绝密。面交收件人”的报告，也没有标有红色“特”字的个人档案送来。
一般说来，这意味着此人无足轻重。但在这里，矛盾十分明显。塞梯尼亚兹暗自思忖：“我无法相信雷伯会有这样的疏忽，那么……”
办公塞电只剩他一个人71他决定继续查看。（他总是等到别人都走了以后才开始这样的调查，因此这件事花去了他几个星期的时间。）他开始搜寻与海梅·罗查斯有关的一切。这个名字又出现了十四次，与另外十四个公司有关。显然，这个罗查斯到过许多地方，除了苏联、斯堪的纳维亚和非洲外，他还曾出现在印度尼西亚、印度支那和中国；他还在南美，特别是在委内瑞拉参与过重大行动。他的大部分活动与农业或多或少有些关系，或属于树木栽培这个领域，但是有两次他也在别的买卖中起过作用：一次是有关高岭土的，究竟是一笔什么买卖不太清楚，另一次是购买在法国的整座一批造纸厂。此人的踪迹常常和其他一些王臣的踪迹相交：在中国和印度支那与韩某相交叉，在法国和中东与苏必斯和沙哈则相交叉，在委内瑞拉与桑塔纳相交，在非洲与考特相交，在斯堪的纳维亚与高兹契尼亚克相交。但是这个人一直深藏不露。只是由于弗朗西斯科·桑塔纳偶然提到了那八百万棵树，塞梯尼亚兹才得以在一个包括三万五千多个名字的系统内发现这一个名字，海梅·罗查斯。
他觉得自己好象无意中撞上了什么庞然大物。
一九六五年的夏天过去了，克立姆罗德一直没有露过面。秋天和冬天也一样。据塞梯尼亚兹所知，雷伯在一九六六年来过纽约三次。那年出现了许多新公司，塞梯尼亚兹所记录的数目超过了一千五百家。几乎每天都有一名黑狗送来一份新的案卷，在这个时期，塞梯尼亚兹的组织能力受到了真正的考验。他不能去度假，还不得不增加人手。尽管计算机用得比以前多，办公室的面积仍然越来越嫌小，他甚至考虑搬到别处去。但是雷伯不同意。
“这没有必要，大卫。我们刚刚越过浪峰。今后的情况将趋于平稳。”
因为工作忙，塞梯尼亚兹每天办公将近十五小时，再也没有时间去考虑海梅·罗查斯。事实上，近来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过这个阿根廷人的名字，好象他已不再为克立姆罗德工作。归根结蒂，可能这就是谜底。
塞梯尼亚兹后来说：“当时我产生了雷伯所有的副手通常产生的那种想法。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如果他要我知道这件事的话，他自己会……’所以我什么也没说。
“此后，到一九六七年十月，事情发生了。”
塞梯尼亚兹接到通知，要他到布鲁克林某高级住宅区的亨特巷会面。那是一座典雅的褐色沙石建筑，造于十九世纪，开窗望得见曼哈领壮观的画面。“找艾利·丹侬。”这个姓氏听上去象是爱尔兰人，而“艾利”这名字男女都适用。
亨特巷是一条林萌道，艾利·丹侬原来是个年轻女人，高高的个子，棕色的头发，漂亮极啦。看得出她是个画家。塞梯尼亚兹到达时，见她手里拿着画笔，身穿一件罩衫，上面溅得五颜六色的，倒也好看。她迎上前来，盈盈含笑接待了塞梯尼亚兹。
“他出去了，不过马上就回来，”她说。“他请你原谅并且少候。你是不是愿意当天使，愿意不？”
“天使？”
她扭摆着臀部走在前面，把客人引进一间挺可爱的工作室。架子上一幅油画画的是些圆圈和粗线条，从中可以看出一张小孩面孔的轮廓。
“我需要一位天使，把他画在正中间儿。但你的头发是红色的，没听说过有红头发的天使。”
“我不是红头发，”塞梯尼亚兹悻悻地说。“那是一种金褐色。”
“这个说法可以商榷。不管它是什么颜色，反正你喜欢上好的咖啡、煎得很嫩的牛排、芹菜末炒蘑菇、掼奶油拌草莓和勃良第葡萄酒。我们订了几箱‘瑶池’。他说你爱喝这种酒。午餐将在一个半小时后准备好。请坐，随便一些吧。他告诉我说，你很讲究礼仪。如果你想打电话或者洗淋浴，请自便。我要去画完我的天使。其实你还真有点儿象天使……”
她嫣然一笑，笑得很甜。同样的局面出现了：大卫·塞梯尼亚兹再一次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人，却弄不清楚这个人与雷伯是怎样一种关系。这个女人提到雷伯时并不叫他的名气却称“他”；还说“我们订了……”，这意味着他们之间有某种亲密的关系。“可是我甚至还不知道雷伯在她面前用的是什么名字？”塞梯尼亚兹思忖道。“我只知道他们要我在这儿吃午饭，一切都已经为我准备好了，甚至还有‘瑶池’，这的确是我的爱好之一，而那个家伙还真记住了！”
“我的确要打个电话，”他说。“取消另外一个约会。”
“登上一段楼梯便是书房。他说你可能要用电话，我又你们准备了满满一缸马丁尼酒，完全按你们的口味调的。”塞梯尼亚兹上楼去，见一个白色的房间，里面几乎没有什么家具，电话却有八台之多，此外便是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和几十本书，包括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这里也有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的一本依地文原著（注：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美籍犹太人，197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再就是一些法学著作，其中有两卷杰拉尔德·菲茨莫里斯爵士的《国际法概论》、几卷《吉尔曼国际法手册》和《国际贸易法杂志》，还有早年在哈佛的那些日子里乔治·塔拉斯曾要他下许多功夫啃过的一些范本。
塞梯尼亚兹看得出雷伯没有放弃钻研法律。
直到此时，他才注意到一个绿色的文件夹醒目地放在桌子上许多电话机旁边。文件夹上有他熟悉的字样：“绝密。面交收件人”。
另外还有他不那么熟悉的字样：D.J.S.是不是大卫·詹姆斯·塞梯尼亚兹的姓名缩写？他一边在电话里要秘书把所有的约会改期（时间另行通知），一边伸手去拿那个绿色的文件夹。
但他终于没有把它拿过来。他挂断电话，走到第二把椅子那儿坐下，拣了一本索尔·贝娄（注：美国作家，父母为俄籍犹太移民，197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书看起来。几分钟之后，他听见前门开启和关闭的声音，还听见有人说话，然后，雷伯高高的身影悄没声儿地出现在门口。
“对不起，我来晚了，大卫。我想从曼哈顿走回来，但是我把自己步行的速度估计错了。你应该把文件夹打开来。”
他这话的意思很清楚，既然我把它留下来，那显然是给你看的。否则我就犯了个错误。可谁能想象雷伯·克立姆罗德会犯错误？塞梯尼亚兹又一次感到不快。
“请原谅，大卫。我有时候使你觉得为难。请不要生我的气。”
他走进屋里坐了下来，仍然是他习惯的一种姿态：双手插在上衣兜里，两腿伸直，下巴抵在胸前，眼神迷离恍惚，他和蔼地说：“现在你愿不愿意看一看文件夹？”
塞梯尼亚兹放下贝娄的书，走到桌旁。文件夹内只有一页打字的文件。上面写着：“塞梯尼亚兹，大卫·詹姆斯，一九二三年九月二日生于纽约州纽约市。详见前卷。自一九六六年一月一日至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这段时期内没有什么可报告的，按照命令，一切监视将于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零点开始停止。”签字只有一个字母J。
“杰思罗，”雷伯说。“想必迪耶戈把有关他的情况告诉了塔拉斯，想必塔拉斯又告诉了你。不言而喻关于我手下一些人的情况的档案是他派人给你送去的。他还将继续这样做。”
“我被……监视起来有多久了？”
“一九五〇年一月一日零点开始。（注：此处有些疑问，前文提到雷伯是一九五〇年七月才到的纽约，八月才开始的创业，不太可能从一月起监视塞梯尼亚兹。）不过，想必你已经觉察到这一点。”
“他发现我干了什么？”
“什么也没发现，这使他非常失望。重要的什么也没有。杰思罗深信，任何一个自由人都是罪犯，只是没有被查出来。可是你和塔拉斯大大地动摇了他这个基本信念。”塞梯尼亚兹想到塔拉斯也和他一样，多少感到一点安慰。
“塔拉斯也一样，”雷伯说。他那种能猜透别人心思的本领实在令人恼火。
“对他的监视也解除了？”
“是的。”
雷伯举手阻止对方开口。
“大卫，我知道你想问：我什么时候让杰思罗停止监视乔治·塔拉斯的？对这个问题我将不予回答，请你别问。究竞我是先表示信得过乔治，后表示信得过你呢，还是相反，知道这一点并不重要。反正你知道现在的状况就行了。既然你已知道我派人监视了你十七年，你一定会问：为什么现在我要撤销命令？我只能回答：我不知道。大概是到了一个人不能不完全信任另一个人的时候。”
“你使我觉得很不痛快，”塞梯尼亚兹说。
“因为我这种自问自答的做法？我知道。我情不自禁。”
他笑了起来。
“不妨说，我有时候情不自禁。”但是他很快就止笑敛容，眼睛又朦朦胧胧地地望着塞梯尼亚兹。
“二十二年又一百五十四天之前，大卫。记得吗？”
“记得。”
“对于那一天的记忆是不是一清二楚？”
“当然比不上你的记忆。”
那双灰眼睛颜色似乎变深了些，目光呆滞，就像着了什么魔进入被催眠状态。
“Mon Dieu，mon Dieu，La vis est La，Simple et tranq-uille……（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生命在那里，单纯而宁静……）大卫，下面的你还记得吗？”
塞梯尼亚兹觉得自己在软化。渐渐地，他让感情占了上风。
“Cette paisible rameur-la vient de la ville！（那和平的隐隐噪声来自市镇……）”
“对，大卫。”
“Dis，quas-tu fait，toi que voila，pleurant sans cesse，dis，quas-tu fait，toi que voila，de ta jeunesse……（哦，你，你做了什么，老是没完没了地哭泣？哦，你，你做了什么，以你的青春？……)”
沉默。雷伯点点头。他在微笑，态度极为亲切、友好。
“我提起这些往事并不是想……搞感情讹诈……”
他把腿挪动一下，从衣兜里抽出手来，张开手掌，露出大拇指与食指相交处长长的伤疤。
“刚才我一路走，一路确实在想一九四五年五月的那一天。‘我决不会忘记我救过你的命。’写这句话的也是一个法国人。你的确欠我的情。要是没有你，我早就死了。我没有忘记这件事。”
“你从不忘记任何事情。”
“这并不永远是长处。”
这番话表明他几乎为此而感到苦脑，这有点难以想象。又一阵感情的冲动向塞梯尼亚兹袭来，他想：楼下那个女子看上去很象夏眠……
两人又默默无言。
过了一会儿，雷伯站起身来，开始来回走动。
“海梅·罗查斯，”他说。“当初我曾这样想：不知你要花多长时间才能发现他的名字。结果你花的时间比我原先预料的少一些。自从我意识到你已知道此人，我就存心避开你。我还没有作好准备。你从哪儿得到的线索？弗朗西斯科·桑塔纳？”
“是的。”
“当我在他面前谈到那八百万棵树的时候，我注意到他很惊讶。后来你到梅里达他家去了。他会向你提到那些树，这是合乎逻辑的。大卫，有两个人，他们的名字几乎是一样的：海梅·罗查斯和乌巴尔多·罗沙，这第二个是巴西人。你不要把他们混淆起来。很快你还会知道其他一些名字：埃默森·科埃略和若热·索克拉特斯，也是巴西人。另外，象恩里克·埃斯卡兰特、吉姆·麦肯齐、让·科尔切斯科、特拉雅诺·达席尔瓦、黄森、乌韦·索别斯基、德尔·哈撒韦、伊莱亚斯·魏茨曼和埃塞尔·魏茨曼、莫里斯·埃弗雷持、玛尔尼·奥克斯——这些人次要些，虽然他们对我来说也极为重要。他们还没有出现在你的任何案卷里。但是我们今天会面，就是要谈这些人。”
他又坐下。灿烂的阳光照耀在东河和曼哈顿上空，给这些钢筋混凝土的建筑群抹上一点儿人情味。
“大卫，过去的几年里，我同时进行着几项业务，你和我知道这些业务总共有多少项，知道它们有时候是多么复杂。如果用钱来计算，我的身价究竞是多少，你可能比我知道得更清楚。在这个意义上，我从来不是贪得无厌的。我对此不感兴趣。”
他微笑着。“你知道，我这不是装腔作势。”
“我能向你提供准确的数字，”塞梯尼亚兹说。“如果你给我一些时间。四个星期，或者五个星期。误差不超过百分之二。”
“我一天都不给，大卫。”
“你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把别人都抛得老远。”
“那很好，”雷伯说时略带几分嘲意，似乎觉得挺可笑，但并不显得无礼。
他伸出大而瘦的一双手，除了伤疤处，皮肤都呈棕褐色。在那时候，塞梯尼亚兹并不知道这伤疤是怎么得来的。雷伯没有戴手表，也没有戒指。
“大卫，过去的几年里，我在做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对于我来说，它比以往我所做过的任何其他事情意义都更为重大。我还没有对你谈过这件事，而且，在明年之前，我也不打算告诉你。这是一项要作很长时期努力的事业，大卫。如果你同意的话，两年以后我带你到那儿去，看看它究竟包括哪些内容……”
塞梯厄亚兹暗自思忖：“他还没有拿定主意要不要告诉我。”他深知雷伯的脾气，从上面那些一句进、一句出的话里，看得出这是雷伯的缓兵之计。
“的确是这佯，”雷伯说。“我还没有拿定主意要不要告诉你。”
“既然如此，你就什么也别说。”
两只大手第一次握在一起。
“大卫，我在缔造一个国家。”
雷伯说他已投资八亿美元。但那只是开了个头。他估计至少需要四十亿美元。可能更多，很可能。还有相当一部分问题需要解决。他说“相当一部分”的时候，同几分钟之前说他所开创的事业有“许多项”并且“很复杂”的时候语气完全一样。
那位年轻的女画家来通知，说午餐己准备好。进餐时，他们讨论绘画、书籍和电影，艾利攻击一个名叫尼古拉斯·德·司塔尔（法国著名印象派画家，1955自杀）的人，而雷伯却狂热地为之辩护。可是，一吃完饭，雷伯和大卫就回到楼上那个白色房间里去，把门锁起来。
王说，从一九四九年或一九五〇年以来，他或多或少有这个想法；在那之前并不想，真的不想。也许想法还不那么清楚。他有很长时间没把这件事情想透彻。但是现在他考虑成熟了，或者几乎已经成熟，反正谁也说不准。
“我指的是我的梦想已明确，大卫。至于实现这个梦想，还早着哪。还有一些重大问题需要解决，还要克服许多阻力……然而我是正确的。一个自由人，如果由于这些障碍，由于一些国家或者只是一个国家的干预而不能实现他合理的梦想，那么，这人只能算是在最野蛮的时代浑浑噩噩过日子，一旦出现无论什么样的专制制度，他都得当顺民。你对我是有所了解的，大卫……这难道是我所能接受的吗？”
他一下子变得口若悬河，坐在大卫·塞梯尼亚兹对面滔滔不绝地谈了好几个钟点。而塞梯尼亚兹则被搅得晕头转向，一忽儿相信这个构想行得通（连他也相信起来了），一忽儿又认为荒唐透顶、愚不可及。他一声不吭地听着那个安详的声音一一列举，哪些计划已经完成，哪些正在进行，哪些尚未上马。
最后，塞梯尼亚兹问：“你把这事告诉乔治·塔拉斯没有？”
雷伯笑道：
“是的。”
“还有谁知道？”
沉默，暗淡无神的眼睛突然变得目光如炬，有几秒钟简直凶相毕露。
“除了乔治和你，大卫，在世界的这一部分没有别人知道。除了那里的人，谁也不知道。”
“迪耶戈·哈斯呢？”塞梯尼亚兹忍不住问道。
又是沉默。夜幕在徐徐降落。
“暂时我就说到这里，大卫，”雷伯说。“记住，不是明年，而是后年，我要让你看一些已经相当成型的东西。我非常希望你来参观。随便你什么时候来，比如四月底。只要给里约热内卢的迪耶戈打个电话，对他说你想到伊帕内玛他的家中去住几天就行了。请不要和别人一起来……还有一件事，大卫，今后我要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仰仗于你。如果你应允的话。如果你能应允，你将拥有一切必要的权力。估计今后几年我一定相当忙……”
塞梯尼亚兹特地到缅因州去了一趟。
他熟悉塔拉斯夫妇的那座惹人喜爱的小房子，熟悉那里天花板漆成好多种不同红色的房间，战后的最初几年，塞梯尼亚兹到那儿去过，那时他回到哈佛大学继续读书，乔治·塔拉斯仍然是他的教授。
这座房子没有变化，但多了两间屋。
“用来放东西……是啊，放东西！好把所有这些书堆在里边。我真不知道拿它们怎么办才好。”
“那就换大一点儿的房子。”
塞梯尼亚兹不知道塔拉斯每年收入多少钱，但是他素知雷伯慷慨，所以想象得出数额一定相当可观。估计这位以前的教授买三四幢房子是不成问题的。
“别说蠢话，塞梯尼亚兹君。对于我来说，还有什么地方比这儿更惬意？再说，我喜欢这里的景色。”
他那犀利的目光透过镜片注视着来客。
“什么事情让你烦恼啦，大卫？”
“他把他的构想告诉了我。”
“喔！”塔拉斯没有作出其他反应。
沉默片刻之后，他很自然地接着说：“现在是我喝茶时间。你也喝一杯吧？”
塞梯尼亚兹这才意识到只有他的朋友一人在家，他有点儿迷惑不解。
“雪莉好吗？”
“她一会儿就回来，”塔拉斯回答．
但是他答话时的神态引起了塞梯尼亚兹的注意。
“没发生什么事吧？”
“一些小问题。可怜的雪莉再也不是那么年轻了，不管她自己是怎么想的。不过没什么严重的问题。还是谈别的事吧。”
他作了一个自己给自己解嘲的微笑，就像迪耶戈·哈斯那样。
“谈谈你的情况，不谈雷伯。大卫，凡是雷伯的事情，我无条件支持。你也一样，虽然你以你一贯的勇敢精神进行抵抗。我不想对他做的事情提出异议。对于我来说，一切都很简单：我确信有幸在我的一生中遇到一个天才。一个疯狂的天才也罢，一个天才的狂人也罢，你爱怎么说都可以，反正都一样。总之是一个天才，而且是命定的。我对他怀着世上所有的爱。他所做的一切，不管是什么，他都做得很好。至于我理解不理解，那是无关紧要的，所以我们还是不要讨论这一点。到底什么事情使你如此烦恼？因为雷伯即将赋予你重任？”
“这就足够使我今后睡不着觉，”大卫说。
“你已经把一大批最好的律师和专家网罗在自己周围，你有惊人的组织才干。我一直有此感觉，但总是模模糊糊，而雷伯却能够看到这一点；他把赌注押在你身上，他赢了，而且还会赢。在过去的十五年里……”
“十七年。”
“过去的十七年里，这个王国的全部资料，包括最微末的点点滴滴都在你这里汇总，这是有史以来由一个人创立的最庞大的王国。它的规模究竟有多大，恐怕只有你一个人明白。也许连雷伯自己都讲不清楚，尽管他有异乎寻常的记忆力……你还是不要牛奶吗？”
“和以前一样。谢谢。”
“……他也不可能把自己所有的成就列出完整的清单。他毕竟是人，虽然我有时候觉得他好象不是这个星球上的居民……白糖放在那个有‘桂冠’商标的广口瓶里。不，我并不要，谢谢，我不能再吃糖了。另外……我们还是回到我的书房去吧。我喜欢在炉边喝茶、吃松饼。”
他们离开红色的厨房，到猩红色的书房去，中间经过烟脂红的餐至、酒渣红的大厅和石蜡红的起居室。大卫知道，还有一间玫瑰红的洗衣房、宝石红的藏书室、石榴红的另一间藏书室、番茄红的汽车棚、樱桃红的食品贮藏室和仙客来红的电视室。“那一间的颜色是雪莉心血来潮想出来的。”塔拉斯曾解释过。“仙客来！真是异想天开！”
他们在壁炉前坐下。
“另外，亲爱的大卫，当年你还是我学生的时候，我就对你另眼相看，你认为这究竟是什么原因？是我爱上你了吗？你别觉得肉麻，我这是开玩笑。雷伯对你的看法和我对你的看法一样。索性把话挑明了吧，我们两人——他和我一讨论过这个问题。他有时候征求我的意见，这当然没什么奇怪，有时候他在我面前自言自语谈自己的想法。他并不指望你替他把财富增加许多倍，根本不需要这样做。老实说，即使坐着什么也不于，他的财富也会自行增长，达到喜马拉雅山的高度和规模。我并不反对谨慎，但我不主张过于谨小慎微……你不尝尝这些松饼吗？……信不信由你，雷伯把卡伐诺一家统统接到美国来，安顿在这儿，就因为卡伐诺太太——她是这一家子的灵魂——会做世界上最好吃的松饼。的确如此。你不用对我说他疯了，或者说他的构想是疯狂的；你也不用对我说我同样是个疯子，居然相信他的构想。”
乔治在他坐的那把紫红色大扶手椅内往后一靠。“大卫，我的老弟，我不知道雷伯什么时候能把那颗‘卫星’送上天。但是，哪怕我预先知道最后的结果，这档子事总难免一场恶战。让我们为疯狂和梦想干杯，因为，大卫，只有疯狂和梦想才合乎情、顺乎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