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三月份，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抵达开罗。他和拉扎鲁斯是分开走的，但他们在埃及首都会合。
对于王一生中的那一个时期，约尔·白尼适是最直接、最经常的见证人。据他说，克立姆罗德，尤其是拉扎鲁斯，被巴勒斯坦英国当局列为恐怖分子中首要的缉拿对象。这与雅古尔事件有很大关系。那几个C．I．D．人员已经得到很好的机会仔细观察他俩的相貌，而克立姆罗德的身高使他很容易被认出来。
袭击雅古尔警察署只不过是伊尔贡和斯腾一起发动的规模大得多的攻势中的一段插曲。三月一日下达了总攻击令，拉扎鲁斯的使命仅仅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海法、雷霍沃特、的尔诺斯—哈纳，耶路撒冷各主要干线和地区、特拉维夫和佩塔提克瓦等地的军营都遭到袭击。甚至在耶路撒冷的第六空降师驻地也挨了炸。
说到克立姆罗德和拉扎鲁斯前往开罗、后来又去欧洲的原因，白尼适认为肯定是与拉扎鲁斯有关。象伊尔贡这样一个搞军事活动不愿让外界知道的组织，对于参加过爱尔兰共和军、又和北美的暴徒集团有交往的拉扎鲁斯，不免怀有戒心；那种几乎毫无道理的暴戾作风，不能不使他们皱眉头，因为这和他们的政治目的有时是抵触的。
至于克立姆罗德，白尼适就完全不知道他是什么动机了。只有一点可以肯定：离开巴勒斯坦是他自己提出的要求，白尼适说：“一度我甚至以为他接到了什么新的命令，兴许是莫萨德从欧洲发来的。直到八九月间我才知道事情并非如此，而是他自己要走。我对此感到失望，甚至担忧。单是他曾经和铎夫措档这一点，就预示着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我的估计还是有点道理的……”
娜佳·哈基姆住在开罗杰济雷岛的一座别墅里，那里周围都是住宅区。这位前英军妇女辅助部队的工作人员，同哈基姆银行家族的一个儿子结了婚。身份的改变丝毫也没有影响她参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秘密活动。
她接到通知，说有两个人要来，请给予帮助：先是他们在开罗期间要她照应，然后帮助他们去欧洲。她让拉扎鲁斯和克立姆罗德在美国大使馆后面她以前住的公寓里下榻，还为他们弄到了护照——一份爱尔兰护照给拉扎鲁斯，一份法国护照给克立姆罗德—于布雷希。
她给他们订了船票，于是这两个人就在三月三十日到达马赛。
四月八日，雷伯·克立姆罗德只身来到纽伦堡。
“纳卡姆，”布尼姆·阿涅列维奇说。接着他用短语问：“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是希伯来语“报复”的意思。”雷伯回答。
他们冒着冰冷的菲菲细雨在纽伦堡郊区两排被毁的房子之间散步。他们俩身材相仿，克立姆罗德略高三四厘米。阿涅列维奇二十九岁，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深邃而忧郁，老是那么暗淡朦胧。
“我不喜欢你的伙伴，”过了一会儿阿涅列维奇说，
“首先，他太老了。我们这些人中间年龄最大的也不超过三十岁。但主要是因为他给我一种职业亡命徒的印象。他的模样象一个美国暴徒。”
“他极其能干。比我能干。至少目前是这样。”
“我也很重视实效。我最讨厌那种言必引证犹太教法典的空论：在决定做还是不做某—件事，开还是关一扇门之前，那些人可以就一百二十七条理由引经据典讨论个没完。可是对于我们所需从事或者说我们已经开始在做的工作来说，实效在我们所要求的质量中是居第二位的。我不需要任何职业杀于，雷伯。我需要的首先是……”他犹豫了一下，接着几乎有点不好意思地说：“……纯正。我们要杀人，尽管我们憎恨杀人。据说，报复是弱者的武器，可又有什么办法呢？惩罚那些人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保证他们的罪行不会被忘记。人们已经开始淡忘了。作恶的人有的目前正在这里受审。报纸也在谈论此事。可是又能持续多久呢？应该让全世界知道，这样的罪恶册应该在两三年内就被忘记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除了杀人之外，没有其他办法。你真的愿意成为我们中的一员？”
雷伯做了个又像点头又像摇头的动作，他的两只大手插进已经磨破了的茄克衫口袋。
“我调查过你的情况。我们组织的成员遍布全欧洲。此外，在华沙和莫斯科我还有朋友，信得过的朋友。我指的是有私交的朋友。特拉维夫方面不赞成我们的做法；哈葛那想要控制我们，甚至可能想消灭我们。他们动不动就抬出犹太教法典，可以接连几小时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却没有行动。至于有关你的问题，我们全都调查过了。我们的成员中有一个在贝乌泽茨集中营里关过，他记得你的母亲和你的姐妹，他愿意为你担保。”
“可是不为铎夫·拉扎鲁斯担保。”
“不为拉扎鲁斯担保。不过我们可以用他。不久我们就需要钱，需要大量的钱，可是无沦哈葛那、莫萨德还是伊尔贡或斯腾的那些假仁假义的无赖，都不想为我们提供一个子儿，我们得自己想办法。我们有一个联络网，从事黄金和药品的走私活动……我知道，我们追求的纯正与非法贸易之间存在着矛盾。但还是那句老话，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如果需要——不过我是反对的——拉扎鲁斯可以在我们组织的这一方面做点事。我看过他的档案：在美国，他接触了一大批被称作“黑手党”的人，跟纽约的犹太帮歹徒勾结在一起，直到目前他还跟那些人以及他们的西西里朋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好了，还是来谈谈你的事吧，对你来说，参加我们下一次行动已经来不及了，至少演主角是来不及了。但你会讲法语，而且讲得非常好，这我明白。这次任务结束后，打算让参加行动的人转移到法国去。我希望由你来负责安排这次转移，你先去法国给他们准备好安身之处。你能不能担当起来？”
“我需要一些饯。”
“钱会给你的。现在你先看看这个。”
阿涅列维奇把一只手放到雷伯胳膊上，示意他止步。雷伯抬起眼睛，看见前面有座建筑物，他以为是个工厂，门口有警察守卫，还围着带刺的铁丝网。阿涅列维奇却摇摇头说：
“不，这是一所机械化的面包房。那里边做两种面包，每天早上送出去，好在谁也不会弄错：白面包是给美国、英国和波兰士兵吃的。当然，我们不去碰它。黑面包是绘囚犯吃的。这些囚犯关押在以前的第十三战俘营，共有三万六千人，都是党卫军，盟军宪兵搜集了他们的罪证。我们希望至少把他们干掉三分之一，用砒霜。”
这项使命是在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三日夜晚执行的。那天夜里正赶上狂风暴雨，这也是导致失败的部分原因，尽晋在行动前的几个星期内已采取了所有的预防措施。纳卡姆小组的两名成员不提及自己是犹太人，已在战俘营中找到工作，一个当司机，一个管仓库。纳卡姆组织内的化学人才配制成功一种砷基混合物，用它涂在面包上，无论浓度还是色泽都跟德国面包师洒在他们的产品上的扮完全一样。另外一些人还在面包房内找到了工作，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在堆放待造的面包的仓库底下挖了个藏毒药和工具的小小暗室。毒药是藏在热水袋中揣在怀里夹带进去的。四月十三日下午晚些时候，三个人躲在暗室中，宜等到天黑所有的职工全都离开之后才出来。在这个天气坏得出奇的风雨之夜，他们戴上手套面罩，开始在面包上加“浇头”。风越刮越猛，把仓库的一扇窗玻璃碰碎了。警察闻声赶来，可是仓库里没发现什么人，他们便以为有人企图偷窃，这在那个饥馑的岁月里并不罕见。翌日，他们作了一番例行公事的调查，但纳卡姆小组的行动已不得不半途而废。
十六日，纽伦堡的报纸刊登了警察发现暗室以及五千名党卫军囚犯中毒的消息。
其中死了四百人。
在一个曾经是纳卡姆成员的法国籍犹太人梅齐埃陪同下，雷伯·克立姆罗德在里昂找到了一套大公寓。他把四个设计这次纽伦堡事件的人在那里藏了十天。他们还在为这次行动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深表遗憾，计划要给一万四千只面包涂毒药，结果只涂了两千只。
一星期后，阿涅列维奇亲自来到里昂，与梅齐埃和克立姆罗德见面。他要克立姆罗德陪他去比利时和德国，同时充当他的向导和译员。四月二十六日黎明时分，梅齐埃送他俩坐上他们为本组织购买的一辆汽车离去。之后差不多过了五个月，梅齐埃才重新只到那高个儿年轻人。当时克立姆罗德把他仅有的身外之物留在里昂的公寓里，那就是两本书：一本是法文的蒙田《散文集》，一本是英文的惠特曼《草叶集》。
雷伯·克立姆罗德再度出现在里昂是九月中旬的事，铎夫·拉扎鲁斯也一起来了。
但是，在这以前，还有巴黎的一段插曲。
苏珊·塞梯尼亚兹很爱她的孙辈。尽管丈夫留给她的遗产，够她过上相当舒适的生活，但她还是饱受孤寂之苦。她深爱大卫，甚至在一句英语也不会说的情况下，这一年的春天居然决定到波士顿去住，可见她是多么喜欢这个孙子。夏季她照例在埃克斯昂普鲁旺斯度过，那里有她自己的一所房子；然后，于九月九日返回巴黎。她在电话中向那人建议：既然你是大卫的朋友，那就请你上我这儿来吧。”雷伯接受了她的邀请。
雷伯环顾四周，视线停留在一幅小小的画上，这幅面接在一架雕花红木书橱左右两部分之间的墙上，俯临着一张软垫长椅。它是用油画原料和色胶画成的，可能是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期的作品；画面上除了一只蓝色盘子里盛着两尾赭色的鱼外，其余大都是些模糊不清的静物。
“这是保尔·克莱（注：保尔·克莱（1879—1940），法国抽象派画家）的作品。”雷伯说，“我们也有这样的—幅，几乎完全相同。”
“‘我们’？”
“我指的是家父和我。我们在维也纳住过。”
他露出笑容，倏忽之间，他的整个面貌变了祥。在这以前，他的脸倒不是毫无表情，而是象一个人在凝神沉思，况且他那双明亮的浅灰色眼睛和一对又大又深的瞳仁越发加深这样的印象，但是经过他一笑，一切都改变了。
“您的寓所真是富丽堂皇。”他说，“家父看见了一定会说：首饰匣确实配得上它里面的珠宝。他喜欢用这种赞美的言气或许是为了表明他毕竟具有维也纳人的气质吧。”
他很少带有外国人的口音，完全充得过一个从东方来的法国人。苏珊·塞梯尼亚兹有一种局促不安的感觉，正象她的孙子和乔泊·塔拉斯先于她所感到的那样。她以为这位来访者的年龄在二十一岁上下，其实还不满十八岁；雷伯·克立姆罗德的衣着十分质朴，实在近乎寒酸但是他的眼神、嗓音乃至整个气质却给人一种不同凡响的感觉，这与他的外表是那样不相称，同样给这位老太太留下深刻的印象。
她向客人问了一些有关她孙子的事，问他们是怎样认识的。雷伯回答说，大卫和他是在“奥地利的林茨附近”遇见的，那是在盟军部队胜利到达之后不久，当时他——雷伯·克立姆罗德——正处在“困境”中（这是他的原话），是大卫给了他帮助。于是他们就成了朋友。
他矢口不提集中营或自己九死一生的事。苏珊·塞梯尼亚兹只有一次问起他的家庭情况，还唯恐失于冒昧而有点犹豫，雷伯回答说，他不久前曾有过一个家，他父亲在战争中被“打死”了。这一点苏珊·塞梯尼亚兹认为是正常现象。她以为来客的父亲也象大多数奥地利人一样，在第三帝国的军队里打过仗，想必是死在战场上的。她甚至料想雷伯本人也一定穿着德军制服参与过战争行动，因为她把雷伯的年龄估计错了。直到后来，听了大卫向她介绍他与克立姆罗德相遇的真实情况，她才感到分外震惊：一是对事实本身，二是对她自己的错误判断，也许在更大程度上是对后者。为此，她还哭了一场。
他不费劲地转换话题，开始谈到他先后六七次来法国的情形，上一次是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他说，他是跟一位来自旺多姆附近地区的家庭女教帅学的法语，在巴黎度过的一个夏季和在多维尔、比亚里茨、里维埃拉度过的另外几次假期，使他的法语水乎得到提高。是的，他知道埃克斯昂普罗旺斯这个地方；还提到格拉内博物馆，说“那里收藏了一幅伦勃朗和两幅克拉纳赫的画（注：伦勃朗·哈尔门兹·凡·林（1609-1669），荷兰画家。卢卡斯·克拉纳赫（1472—1553）德国画家）。”他的美术知识使塞梯尼亚兹老太太大为惊讶，她自己知道克莱这个名字还是因为她丈夫买了这位画家的一幅画。
她告诉克立姆罗德，大卫已经复员，并且刚刚回到哈佛大学继续学法律。她把儿媳在波士顿的地址告诉了雷伯，今年这个时候大卫应该在波士顿，除非他在康涅狄格州的别墅度假还没回学校。
“要不要我把地址和电话号码抄给您？”
他摇摇头，笑着说：“不用了，我的记性相当好。”
他起身告辞，仪态安详、彬彬有礼。这时老太大才想到，也许他在巴黎、在法国是孑然一身，甚至可能压根儿没有朋友，也没有家。由于不好意思贸然给他钱，老太太简直费尽心机在考虑如何帮助他才好，后来在一阵冲动之下邀请对方第二天来与她共进午餐。她见雷伯犹豫了一下，但最后还是接受了邀请，说他很“乐意”再来。他走到门口，又逗留片刻，用他那双奇妙的灰色眼睛专注而庄重地望着女主人。老太太骤然产生一种腼腆的奇怪感觉，她只好用一句不太高明的俏皮话把它掩饰过去。
“我保证不企图勾引您。”
“已经来不及了，”他双眼迸出愉快的火花，“我又要提到家父，他在这种场合想必会说‘我的堡垒在您面前已经土崩瓦解’。”
他用嘴唇在老太太手背上轻轻擦了—下，然后离去。第二天上午，她收到一封短简和一朵玫瑰花。信上的字体工整，秀气中带有明显的下倾趋向。雷伯请她原谅不能前来赴约，他当天就要离开巴黎。
一星期后，她写信给大卫说：“我遇到了六十五年中最令人困惑、最不可思议、而智慧又最出众的一个小伙子。如果你能为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做点儿什么，不论需要还是不需要我的帮助，你尽管去做，大卫。我有一个感觉，好象他目前的境况相当困窘，尽管他在我面前只字不提……”
雷伯·克立姆罗德重新出现的消息，尤其是到他的法国老祖母家去这件事，使大卫·塞梯尼亚兹大为愕然，原先他满以为一辈子再也不会听到这个人的音信了。他在复信中告诉祖母说，他自己也对这个人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并要求祖母，“如果他再来的话，”务必设法弄清楚在哪儿能找到他，因为大卫本人也很想再见见他这位“奥地利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