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他们瞧瞧，”瑞芭小姐吩咐米妮。他们坐在我们的——我是说布恩的——不对，我是说祖父的——汽车里：埃弗碧、瑞芭小姐、米妮、山姆还有林斯科姆上校的司机；他是麦克威利的父亲；林斯科姆上校也有一辆汽车。他们——司机和山姆及米妮——到海德威克去把瑞芭小姐和埃弗碧及布恩全带回了帕夏姆，瑞芭小姐和米妮及山姆可以从这儿坐火车回孟菲斯。只不过布恩没跟他们一道回去。他又进了监狱，这回已经是第三次了，他们在半路上在林斯科姆上校的府邸停留了一下把这事告诉了祖父。瑞芭小姐是坐在车里讲这事的，祖父和林斯科姆上校还有我站在外面因为她不肯进门；她把布恩和布奇的事讲给我们听。
“坐在汽车里上那儿去已经够糟糕的。不过我们好歹还有那个副警官，更别说还有你们那个小个儿治安官，这老家伙看模样倒不大像治安官，不过我敢说人家也不大能糊弄他的。我们到海德威克的时候，他们好歹还算有头脑，没把他俩关在一间牢房里。麻烦的是他们没法把科丽那位新相好的嘴给闭上——”她停顿了一下；我不想也用不着去看埃弗碧：这么一个大个子姑娘，大得像眼肿嘴烂之类的小事情，不管她想要哪一件，都用不着发生在她身上，除非少了哪一件她也许都不肯，或是不会感到满足的；她坐在那儿，无可奈何无处可躲，甚至也没有空间让她好有所举动，痛苦渐渐涨红了她的双颊，我在这儿就能看得见。“对不起，丫头；别往心里去，”瑞芭小姐说。“我说到哪儿了？”
“您在说布恩这回干的事，”祖父说。
“哦，对了，”瑞芭小姐说。“——把他俩隔着走道关到对门的两间牢房里，然后他们带我和科丽——当然，他们待我们挺好：就跟对待体面人家的女士一样——到看守老婆的房间让我们呆在那儿，就在这当儿那个叫什么来着的——布奇——尖声尖气地说：‘嘿，还有个事儿：我和甜哥儿流了点血擦破了点皮还丢了两件衬衫，可咱至少还有这些请原谅我说粗话，’”瑞芭小姐说，“‘孟菲斯街头婊子。’这下布恩立马着手把那铁门拽下来，可他们已经记着把门锁上了，这一来你以为他会平静下来：你知道的：他得坐在那儿瞪着那扇门坐上好一会儿。反正，我们那会儿就这么想的。接着山姆拿来了他们要的文件，管它是什么东西——可真得多谢您了，”她对祖父说。“我不知道您得花多少钱，不过要是我回去之后您能把账单寄来，我会处理的。布恩知道地址，也认识我。”
“谢谢您，”祖父说。“要是有什么费用的话，我会通知您的。布恩怎么了？您还没告诉我们呐。”
“哦对了。他们先把那个叫什么来着的家伙放了。错就错在这儿，因为他们还没来得及把钥匙从布恩那扇门的锁眼里拔出来，他就已经冲了出去，扑向——”
“布奇，”我说。
“布奇，”瑞芭小姐说。“——怎么说也是狠狠地揍了他一拳，把他打倒在地，还没等有人回过神来他就已经压在他身上了。所以他们根本连喘息的工夫都没给布恩；他总共就只出来在走道上打了个来回，连钥匙都还没来得及从锁眼里拔出来就又给押回牢房里关起来了。可至少你得为此而钦佩他。”然而她闭口不说了。
“为什么？”我问。
“你说什么？”她问。
“他干了什么事咱们得钦佩他。您没告诉我们。他干什么了？”
“你觉得他还没给放出来就又想把那个——”
“布奇，”我说。
“——布奇的脑袋拧下来，这算不了什么吗？”瑞芭小姐说。
“那是他应该做的，”我说。
“天哪，”瑞芭小姐说。“我们快出发吧；得赶上那趟火车呢。您可别忘了把账单寄来，”她对祖父说。
“下车进屋吧，”林斯科姆上校说。“晚饭快做好了。你们可以赶半夜那趟车。”
“不了，多谢，”瑞芭小姐说。“不管您太太在蒙特伊戈尔呆多久，她总有一天会回来的，到时候您还得跟她说个清楚。”
“瞎说，”林斯科姆上校说。“在我家里我是老板。”
“我祝愿您能继续当下去，”瑞芭小姐说。“哦对了，”她对米妮说。“给他们瞧瞧。”她——米妮——并没有冲着我们大家笑：她是冲着我笑的。真是太美了：那平整吻合又无与伦比而又瓷一般洁白无瑕的排列组合朝外弯出，几乎是热烈地拥抱着那颗失而复得的金牙。这金牙看上去比任何三颗自然生长的白牙都要大些。随后她又合上嘴唇，沉静而镇定，又是一副声色不露刀枪不入的神情，那种坚不可破达到了我们脆弱的骨肉重合组织所能达到或要求达到的极限。“好了，”瑞芭小姐说。麦克威利的父亲摇动曲柄启动汽车引擎然后回到车里；汽车向前开动。祖父和林斯科姆上校转身朝着宅子走去，我也开始动身离开，突然汽车喇叭嘟嘟叫了一声，声音不是很响，我便转过身去。车已经停下了，山姆站在车子旁边，正冲我打招呼。
“过来吧，”他说。“瑞芭小姐想见你一会儿。”我走过去时他打量着我。“你和耐德干吗不告诉我那匹马真的能跑？”他问。
“我以为你知道的，”我说。“我以为正因为那样我们才会来这儿的呢。”
“当然，当然，”他说。“耐德告诉过我。你告诉过我。人人都告诉过我。只是，为什么没人让我相信这一点呢？哦，当然，我从来没交过大运。可要是我有瑞芭小姐的胆识，说不定都能把那节棚车给挣回来了呢。给，”他说。是很结实的一卷钞票，纸币。“这是耐德的。告诉他下次要再找到一匹不肯跑的马，用不着巴巴地来找我：给我发个电报就行了。”瑞芭小姐正从车里探出身子来，显得冷艳端庄。埃弗碧坐在她的另外一侧，一动不动，可还是个子太大，没法让人不注意。瑞芭小姐说：
“我也没料到会在这儿落到进监狱的地步。不过，可能我也没指望会不进去。不管怎么说，山姆也替我下了注。我替宾福德先生押了五十块又替米妮押了五块。山姆赌的是押两份赢三份的。我——我是说我们——想和你对半分。我这会儿没那么多现钱，我今天早上跑了这一趟意想不到的弯路我还能带——”
“我不要，”我说。
“我早料到你会这么说的，”她说。“所以我让山姆另外替你押了五块钱。你可以拿到七块五。给。”她伸出手来。
“我不要，”我说。
“我跟你怎么说的来着？”山姆说。
“是因为这是赌博吗？”她问。“你还保证过不赌？”我没做过保证。也许母亲还没想到过赌博这码事。可不管怎么说我也用不着向任何人作保证。只是，连我自己都说不上原因的事，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说：反正，我不是为了钱才干的：压根儿就不是为了钱；一旦卷了进去，我就得坚持下去，把事情干完，即便其余所有人都半途而废，耐德和我两个人也得干下去；似乎只有让闪电去赛跑并且获胜我们才能证明（不是逃避后果：仅仅是证明）这一切是合理的。不指望能减轻这一切最初的错误性——我指的是我和布恩四天前在杰弗生镇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故意干出的事；可至少不退缩，不逃避——至少要干完——由我们自己开始的这件事。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这一切。于是我说：
“别给。我不要。”
“拿就是了，”山姆说。“快拿着，我们好走路。我们得赶那趟火车呢。把它给耐德，要不就给昨晚照看你的那位老伙计。他们知道该怎么处置这笔钱的。”于是我把钱收下了；这下我有两卷钞票了，一卷大的还有这卷小的。埃弗碧还是一动不动，两手放在腿上，大大的个子，大得让小事情没法发生在她身上。“至少去安慰她一下，”山姆说，“耐德可没教你蹬掉野娘们，是吗？”
“可他不会的，”瑞芭小姐说。“对他留点神。天哪，你们男人真要命。这儿又来一个才十一岁。可再多一个又怎么样？她不是从礼拜天开始就一直在证明自个儿已经洗手不干了吗？要是你干这行当有她那么久，就算你已经取消租约甚至摘下招牌了，再干上一回又怎么样？”于是我便走到车子的那一侧。她还是没动，那个子大得让小事情没法发生在她身上，大得不用去承受诸如告示牌或大鼓上的鸟粪渍之类的区区琐事；她只是坐在那儿，大得连退缩的余地都没有，满面羞愧（因为耐德说得没错），嘴上扑了一点粉，不过主要扑在那只青肿的眼睛上了；在她身上，就连青肿的眼眶也不肯安分守己偏要比在别人身上显得更大，更显眼，更难遮难掩。
“没关系的，”我说。
“我想我只能这么干，”她说。“我想不出别的法子。”
“看到了吧？”瑞芭小姐说。“多容易啊？你只要告诉我们一下就可以了；我们会相信你的。你们这些卑鄙的臭男人，只要还没活够七十岁，个个都会骗得女人相信没别的法子可想了。”
“你当时是没别的办法了，”我说。“咱们及时把闪电弄了回来参加了赛跑。眼下这事儿已经没什么关系了。你们最好快出发吧，不然会赶不上火车的。”
“当然，”瑞芭小姐说。“还有。她还得去做晚饭呢。你还没听说那回事儿吧；那可是件让你惊讶的事儿。她不回孟菲斯去了。要是真像他们说的那样：帕夏姆这种地方除了人自己的自然欲望外没别的诱惑，那她不光摆脱了那个勾引人诱惑人的行当改过自新了：她还摆脱了诱惑本身洗心革面了呢。她在帕夏姆揽到了一份活儿，替那个治安官洗衣做饭，扶他老婆上下床替她擦洗身子。所以她甚至也用不着再把一半挣来的钱和一半身上有的钱分给第一个过路的警察了，因为眼下她只要把咖啡罐或油腻腻的煎锅胡乱往面前一放就行了。快走吧，”她对山姆说。“就算是你也没法让那趟火车等等咱们呀。”
随后他们便走了。我转身走回宅子去。这是一座很大的宅子，有柱子、门廊、规整的花园、马厩（其中一间就关着闪电）、马车房和住过奴隶的房舍——这（现在依然是）帕夏姆旧区，是从那个人那个家族的庄园遗留下来的，是他们命名了这个镇子和周围的乡村还有这里的一些人，譬如帕夏姆·胡德大叔。太阳已经下山了，白昼很快也会随之而去。此刻，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一切都结束了，完成了——整整四天赶东赶西，争来抢去，躲躲闪闪，弄虚作假，担惊受怕；现在一切全结束了，只等着受罚。祖父和林斯科姆上校以及范·托西先生这会儿该是在这宅子里的某个地方，喝着晚饭前的香甜热酒；离晚餐铃响大概还有半个钟头，于是我便拐到一边，穿过玫瑰园到了宅子后侧。果然，耐德坐在后台阶上。
“给，”我说，把那卷大的钞票递过去。“山姆说这是你的。”他接了过去。“你不数一数吗？”我问。
“我想他已经数过了，”耐德说。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卷小的。耐德看着它。“这也是他给你的吗？”
“是瑞芭小姐给的。她替我押注了。”
“这是赌博的钱，”耐德说。“你太小了，不应该跟赌博的钱沾什么边。不管别人有没有大到能拿赌博的钱，反正你是肯定没到。”而我也没法跟他说。随即我便意识到自己原来指望他用不着我说就能明白，反正我对耐德是这么指望的。而他紧接着便真的明白了。“因为咱们根本不是为了钱，”他说。
“你也不会留下你那份吗？”
“会的，”他说。“对我来说已经太晚了。可你还来得及。我得给你一个机会，尽管这其实只是让你少了一个机会。”
“山姆说我可以把它交给帕夏姆大叔。可他不会要赌博的钱的，是吗？”
“你真打算那么干吗？”
“是的，”我说。
“好吧，”他说。他把那卷小的也拿过去，掏出他那个摁扣式钱包把两卷钞票一起塞进去，这时天已经差不多黑了不过我在这儿依然能清楚地听到晚餐的铃声。
“你是怎么把那颗牙找回来的？”我问。
“不是我，”他说。“是赖克格斯干的。就在那第一天早上，我到旅馆来接你的时候。没费什么周折。那几条猎狗已经逮到过他一回了，赖克格斯说他一开始想就用那几条狗，再把他往那棵橡胶树上赶一趟让狗在下面围着他一直等到小骗子把牙裹在帽子或别的什么东西里扔下来。可赖克格斯说小骗子对马，主要是对闪电的那套自以为是的说法还是让他有点气不打一处来。所以，既然闪电那天下午得去赛跑，需要休息，赖克格斯说他就决定用一头骡子来对付他。他说小骗子拿一把一点点大旧兮兮的小刀对着他，不过他会好好保管这把刀，等以后再还给他们的。”他停住不说了。他看上去气色还是很糟。他还是没能睡上一觉。不过最终遇上死神，让它定一个让人开始发愁的时间，没准儿倒是一种解脱。
“呃？”我问。“后来呢？”
“我刚告诉过你。是骡子干的。”
“怎么干的？”我问。
“赖克格斯没给骡子装鞍上辔就把小骗子放了上去，把他两只脚在下面绑起来，跟他说他什么时候决定把牙裹在帽子里扔下来，他就什么时候让骡子停下来。然后赖克格斯轻轻抽了骡子一鞭，骡子绕着那块地差不多跑了第一圈的一半，小骗子把帽子扔了下来，不过这回里面啥也没有。于是赖克格斯把帽子还给他，又抽了骡子一鞭，赖克格斯说直到骡子跳过了那圈四英尺高的有刺铁丝他才想起来这头骡子是能跳栅栏的，他说那骡子看样子像是铁了心要把小骗子一路驮回波什姆去了。不过它没跑多远就转过身子跑了回来又跳进场子，于是小骗子第二次把帽子扔下来的时候那颗牙就在里面了。不过他满可以留着它的，虽说这牙也帮了我不少忙。她也回孟菲斯去了，嗯？”
“对，”我说。
“我猜是这么着。她兴许跟我一样清楚我跟布恩两个随便哪个要再回到孟菲斯去都得再过上好久呢。要是布恩又进了监狱，我想今晚咱们谁也回不了密西比的杰弗生了。”
我也不知道；突然间我明白了自己其实并不想知道；我不仅仅不想再被迫去作选择，作决断，甚至连别人在替我作的那些选择和决断都不想知道，除非到我不得不面对结果的时候。随后麦克威利的父亲来到我们身后的那扇门边，穿着一件白上衣；他还兼做男仆。可我并没听到任何铃声。我已经洗过澡（也换过衣服了；祖父替我带了个箱子过来，连我另外几双鞋也带来了），于是男仆把我带到餐厅，我便站在那里；祖父、范·托西先生和林斯科姆上校进来了，那又老又肥的卢埃林长毛狗由林斯科姆上校一手牵着跟了进来，我们便一起站好听林斯科姆上校做祷告。随后我们坐下开始吃饭，那条老狗守在林斯科姆上校的椅子旁边，站在旁边换盘子的除了麦克威利的父亲，还有一名穿制服的女仆。因为我已经退出了；我已不再作选择作决断了。我差点一头栽进盘子里栽进甜点心里睡着了，就在这时祖父开口了：
“怎么样，先生们，要防守方先开火吗？”
“我们去办公室谈吧，”林斯科姆上校说。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的房间。我真希望祖父也能有这么一个。林斯科姆上校还是一位律师，所以他有好几书架的法律书，不过也有关于农场和马匹的期刊和一玻璃柜的组合钓鱼竿和枪，还有几把椅子一张沙发以及一块地毯专供那条老长毛狗躺在壁炉前，墙上挂着一些马和骑师戴着玫瑰花冠的照片上面还注明获胜日期，壁炉架上还有一座玛纳萨斯的青铜像（我到现在才知道原来林斯科姆上校就是玛纳萨斯的主人），还有一张桌子专门放他那本硕大的良种赛马登记册，另有一张桌子上面已经放好一盒雪茄、一个细颈盛水瓶、水壶、糖缸和玻璃杯，那一扇落地大窗开出去就是玫瑰园上方的阳台，这样人足不出户就能闻到玫瑰花香，还有一盆杜鹃花，外面什么地方还有一只嘲鸫。
随后男仆带着耐德回来了，在地毯一角放了一把椅子给他坐，然后他们——应该说是我们——坐了下来——林斯科姆上校穿着一套白色的亚麻西装，范·托西先生穿着芝加哥那边的人常穿的那种衣服（他以前就住在那儿，直到五六年前他去了孟菲斯后喜欢上了那儿，就买了一块地驯养赛马，给了一份管马的活儿给博博·布钱普），祖父穿着他继承过来的那种颜色灰得像南部联军军服的燕尾服（我的意思是说，他继承的不是那套衣服，而是那种南部联军军服的灰颜色因为他本人并没有当过兵；当时他在卡罗来纳才十四岁，又是独子，因此只能呆在母亲身边，而他父亲则是威德·汉普顿麾下的一名掌旗军士，他在盖恩斯米尔战役后的第二天早晨，在奇克荷米尼河的一个渡口被费茨-约翰·波特的警戒哨一枪打下马去，而祖父则一直呆在他母亲身边直到1864年她去世，那以后他又继续呆在那儿直到1865年谢尔曼将军最终把他彻底赶出卡罗来纳，他就来到密西西比寻找名叫麦卡斯林的远亲的后裔——他和那个远亲居然连教名都一样：卢修斯·昆塔斯·卡洛瑟斯——找到了他那叫萨拉·爱德蒙兹的曾外孙女并于1869年娶她为妻）。
“好了，”祖父对耐德说，“从头说起吧。”
“等一下，”林斯科姆上校说。他侧过身去倒了一杯威士忌递给耐德。“给，”他说。
“多谢您了，”耐德说。不过他没喝。他把杯子放到壁炉架上又坐了下来。他还没朝祖父看过一眼，这会儿也没看他：他只是等着。
“好了，”祖父说。
“喝吧，”林斯科姆上校说。“也许你需要喝上一点。”于是耐德拿起那杯酒一饮而尽，拿着空杯子坐在那儿，两眼还是没看着祖父。
“好了，”祖父说。“从头——”
“等一下，”范·托西先生说。“你是怎么让那匹马跑起来的？”
耐德静静地坐着，那只空杯子在他手里一动不动，我们望着他，等着他开口。然后他开口了，第一次跟祖父说话了：“这几位白人老爷能不能准许我跟您私下谈一谈？”
“谈什么？”祖父问。
“您会知道的，”耐德说。“要是您觉得也应该让他们知道的话，您可以自个儿告诉他们。”
祖父站起身来。“诸位请原谅，”他说。他朝着通向大厅的那扇门走去。
“为什么不去阳台上呢？”林斯科姆上校说。“那儿挺暗的；不管是密谋还是忏悔都挺合适。”于是我们便朝那儿走去。我是说，我也已经站起身来了。祖父又踌躇了一下。他问耐德：
“那卢修斯呢？”
“他也有份的，”耐德说。“谁都有权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我们走到阳台上，走进黑暗走进玫瑰与杜鹃花香中，而除了在不远处的一棵树上的那只嘲鸫之外，还能听到两三只三声夜鹰在叫唤，并且还有一只狗在吠叫，就跟密西西比的夜晚总是能听到的一样，所以看来田纳西和密西西比差别倒也不大。“是因为一条傻丁鱼，”耐德平静地说。
“别跟我扯谎，”祖父说。“马是不吃沙丁鱼的。”
“可这匹马吃的，”耐德说。“您在那儿都看到了。我和卢修斯事先试过它了。其实我都用不着试它。我上礼拜天第一眼看到它，就知道它跟我那头骡子一样有灵性。”
“哦，”祖父说。“这么说你和莫里就是这么伺弄那头骡子的啰。”
“不是的，先生，”耐德说。“莫里先生也不知道这回事。只有我和那头骡子知道。这匹马就跟那头骡子一样。今天傍晚它跑最后那一圈的时候，我就拿着那条傻丁鱼等着它，它知道的。”
我们回到房间里。他们已经在看着我们了。“没错，”祖父说。“不过这是祖传秘诀。等到有必要说出来的时候我不会瞒着不说的。不过在这个条件下诸位是否愿意让我自己来判断呢？当然，范·托西先生是第一个有权要求知道的。”
“如果那样的话，我要不就得买下耐德，要不就得把铜矿卖给您，”范·托西先生说。“可这一切是不是该等到您家的霍根贝克先生也来了以后再说呢？”
“您不了解我那个霍根贝克，”祖父说。“是他把我的汽车开到了孟菲斯。等明天我把他从监狱里领出来，他会把车开回杰弗生去的。这两点时间当中，他在场不在场都无关紧要。”只不过这次他都用不着开口告诉耐德可以开始说了。
“博博和一个白人混到一起去了，”耐德说。这回是范·托西先生“噢”了一声。就这样我们开始了解事情的经过：听耐德和范·托西先生两人一块儿讲。因为范·托西先生是个外国人，一个异乡人，在我们这个国家居住的时间还不够长，不了解一个年纪轻轻，在乡下土生土长又从未离开过家的黑人，为了自己想干的工作到大城市去赚钱寻找乐趣时，会和什么样的白人无赖混在一起。很可能就是因为赌钱，或者一开始是因为赌钱；这应该是让他们碰到一起去的最简单的共同之处了。不过到了这个时候，事情已经不仅仅是赌钱的问题了；连耐德看样子也不太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除非耐德也许的确知道是怎么回事，然而他这会儿却身处白人圈里。反正，据耐德说，眼下事态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牵涉到的钱的总额达到了一百二十八块——以至于那个白人使博博相信了要是被治安官发现的话，他的麻烦恐怕就不光光是丢掉给范·托西先生干的那份活了；事实上，他使博博相信了要是没有一个白人替他作掩护，他的麻烦就会来了。到了最后，这事态，这危机变得如此不可收拾，威胁变得如此严重，以至于博博去找范·托西先生要一百二十八块钱，得到的很可能正是他预料到的那种回答，因为那人不仅仅是个白人兼外国人，而且已经成家立业，早过了能记得年轻人的激情与窘境的年龄，也就是说，回答是“不行”。那是去年秋天的事儿——
“那件事我记得，”范·托西先生说。“我下了令不许那个家伙再上我的门。我还以为他已经走掉了。”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他——我是说范·托西先生——是个好人。可他是个外国人。——于是，在他自己也没真正相信过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之后，按博博自己的说法，他“搞”了（他是怎么“搞”的，耐德也不清楚，或许他清楚，或许博博“搞”的方式太那个了连自己的同族加亲戚都不愿告诉）十五块钱给那人，换来的是你预料得到的并且博博自己可能也预料到的结果。可他又能怎么做，又能向谁求助呢？只换来了更多的恐吓和压力，因为他刚刚证明了只要给逼绝了，他是能弄到钱的——“可他为什么不来找我呢？”范·托西先生问。
“他来找过您的，”耐德说。“您跟他说不行。”他们静坐在那里。“您是个白人，”耐德轻声说。“博博是个黑人孩子。”
“那他为什么不来找我，”祖父开口道。“回到他一开始就不该离开的地方来，而不是去偷马？”
“您又会怎么做呢？”耐德说。“要是他上气不接下气地从孟菲斯跑回来，跟您说，啥都别问：给我一百多块钱，我回到孟菲斯事成后第一个礼拜六就开始还您钱？”
“他可以告诉我原因，”祖父说，“我也是麦卡斯林家的呀。”
“可您也是个白人呀，”耐德说。
“说下去，”祖父说。——就这样，博博发现，他原以为能救他的那十五块钱反倒毁了他。据耐德说，从那时起博博的那个坏蛋一刻也没给他安宁过。或者也许那个白人开始怕博博了——他觉得这么零打碎敲的，每次就那么几块钱，花的时间太长了；或者也许他觉得博博由于他自己的恐惧与绝望，再加上那种在白人看来毫无疑问是博博那个种族与生俱来的愚蠢，会干出点错事甚至犯罪，那样就会把一切都毁掉。反正，就从这时候起他——那个白人——开始怂恿博博尝试一种一劳永逸的做法，可以把他从债务、债主、忧愁担心及所有其它一切中解脱出来。他的第一个念头是让博博去把范·托西先生的马具房洗劫一空，把能装上去的鞍具、辔头和挽具全装到那辆骡车或马车或随便什么车子里去，然后溜之大吉；博博当然首先会受到怀疑，但到那时那个白人却可以平安无事地溜掉了；并且要是博博跑得够快的话（这一点就算他这么愚蠢的人也应想得到的），他可以跑到合众国的随便哪个地方再找份活干。然而（耐德说）连那个白人自己都放弃了这个念头；他不但会在光天化日之下有一骡车或一马车的不带马的马具，并且要零打碎敲地把这些东西处理掉得花好几天时间，就算他能有这么几天时间来处理的话。
因此这时候他们就开始想到去弄一匹马：把满满一骡车或一马车的零零碎碎的皮具压缩成一个能整块卖掉的实体，并且——要是那个白人动作利索，不为硬币的成色讨价还价的话——不会有太多耽搁。那就是说，是那个白人，而不是博博自己，相信博博会给他偷一匹马的。只不过，博博心里明白，要是他不去偷那匹马，一到下星期一上午（上星期六危机已经到了紧要关头，就在这一天我和布恩——还有耐德——开着汽车离开了杰弗生）他就什么都没了——工作，自由，一切的一切。而在这一时刻出现危机的原因，那令事态变得如此严重的原因，是因为范·托西先生有一匹不费吹灰之力便可顺手牵走的马，简直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安排的。这匹马自然就是闪电（我是说，是铜矿），这会儿它正呆在不到半英里外的寄养棚里，而身为范·托西先生的众所周知的马夫（原先就是博博把马送到寄养棚去的），博博随时都可以过去把它搞到手，只消给它套上一个笼头就行了。这事儿本身也是说得过去的。问题是，那个白人心里清楚——这匹马是被作为赛马驯养的，可它却不肯跑，结果令它在范·托西先生和驯马师克莱普先生心目中变得如此声名狼藉，以至于干脆被关到寄养棚去等着第一个肯出价的人来把它买走；又由于这个原因，博博尽可以把它牵走，而很可能都不会有人告诉范·托西先生，除非他碰巧问起来；而又由于这个原因，博博在第二天（星期一）上午之前必须有所行动，不然他就完了。
这就是当时的情况：星期天下午耐德在瑞芭小姐那儿和我们告别之后拐了个弯走到彼尔街跨进了他看到的第一家偷售烈酒的馆子，看到博博正拚命地灌着威士忌给自己添勇壮胆好无畏地直面厄运呢。祖父开口道：
“原来是这么回事。这下我开始明白了。一个黑鬼的周末。博博已经烂醉如泥了，而你自从离开杰弗生后一路上都伸长了舌头，只等着走到第一家酒馆——”他顿了顿，接着说，几乎快扑了上去：“等一下。不对。根本不是礼拜六。你是礼拜天晚上才到孟菲斯的，”耐德静静地坐在那儿，手里拿着那个空杯子。他说：
“对我们的人来说，礼拜六晚上顺延到礼拜天。”
“也顺延到礼拜一早上，”林斯科姆上校说。“你礼拜一早上醒来，头痛恶心，浑身脏兮兮地躺在一间脏兮兮的牢房里，一直等到哪个白人过来替你付了罚款直接把你带到棉花地之类的什么地方，连吃早饭的时间都不给就让你开始干活了。你在那儿熬啊熬，到了太阳下山时也许觉得自己还死不了；然后又是一天，又是一天，又是一天，一直等到又是礼拜六了，你就可以丢下犁锄一溜烟跑回礼拜一那间臭气熏天的牢房里去了。你们干吗要那样？我真搞不懂。”
“您不会搞懂的，”耐德说。“您的肤色不对。要是您能当一回周末的黑鬼，那您这辈子就再也不想当白人了。”
“好吧，”祖父说。“说下去。”——于是博博把自己的困境说给耐德听：那匹马就在不到半英里之外，简直是在请他去偷；还有那个白人，他知道这一情况，并且已经给他下了最后通牒，眼下只剩几个小时了——“好吧，”祖父说。“现在讲讲我那辆汽车吧。”
“咱们已经讲到那儿了，”耐德说。他们——他和博博两个——到马棚去看那匹马。“我一看到它，就想起我以前有过的那头骡子。”而博博就跟我一样，年纪太小，记不得那头骡子了；不过，也跟我一样，他也是听着这个传说长大的。“于是我们就决定去找那个白人跟他说出了点事博博没法像当初自己想的那样去替他从马棚里把那匹马弄出来了，不过我们可以给他一辆汽车作为交换。——噢，等一下，”他很快地跟祖父说。“我们跟您一样清楚，那辆汽车至少在我们完事之前是不会出岔子的。兴许三四十年之后您天黑前站在杰弗生的街角上能数上个十几辆车子，可眼下不行。兴许到那时候您可以偷辆汽车找个买主卖掉而不用担心人家会问这问那。可眼下不行。所以要有那么一个模样儿跟我想的差不多的人（我还没见到这个人咧）跑东跑西想要神不知鬼不觉尽快脱手一辆汽车，那简直就跟想要神鬼不知地尽早脱手一头大象一样难。一旦您和范·托西先生着手查这事儿，您不用费什么功夫就可以查出它在哪儿然后把它弄回来，是不？”
“说下去，”祖父说。耐德便接着往下讲。
“然后那白人就会问什么汽车？然后博博就会让我来应付；然后那白人兴许会不耐烦地问我搅在这事里面干嘛，然后博博就会跟他说我想要那匹马因为我知道怎么让它跑起来；跟他说礼拜二已经有一场马赛等着我们了，要是那白人愿意，他可以一起去在那匹马身上赢个够，还上那一百十三块钱的三四倍都行，这样他都用不着操心那辆汽车了，要是他不想操心的话。因为他一定是那种经验丰富的白人知道卖什么样的东西顺手卖什么样的东西会让人逮住落个尴尬。所以在你们来把这事儿弄砸之前我们就是打算这么干的；让那个白人来看看第一场，什么也不赌，他八成会那么干的，让他看着闪电跟往常一样输掉，那白人到这会儿肯定也已经听说过这回事了；然后我们就会说没关系，等到下一场吧，然后就用这匹马赌他那辆车，赌这一场的输赢，咱也用不着提醒他要是闪电这回再输掉就归他了。”他们——祖父和林斯科姆上校及范·托西先生——看着耐德。我就不费神去形容他们的表情了。我形容不了。“然后我们全跑过来把这事儿给弄砸了，”耐德说。
“我明白了，”范·托西先生说。“全是为了救博博。那要是你没能让铜矿跑起来，把它也输掉了，那博博怎么办？”
“我让它跑起来了，”耐德说。“您都看到了。”
“可就假设一下，好作论证，”范·托西先生说。
“那就只有博博自个儿去操心了，”耐德说。“我可没劝他丢下在密西比种棉花的活儿跑到孟菲斯来靠找乐子和赌钱活命呀。”
“不过我想普利斯特先生说过他是你表亲，”范·托西先生说。
“谁都有个把头脑不比博博好使的亲戚，”耐德说。
“这个嘛，”范·托西先生说。
“我们一起来喝杯香甜热酒吧，”林斯科姆上校轻快地说。他起身调好酒分给大家。“你也来一杯，”他对耐德说。耐德递上杯子，林斯科姆上校把酒倒了进去。这回耐德把那个一口没沾的酒杯放到壁炉架上时，谁也没说什么。
“对了，”范·托西先生说。随后他说：“呃，普利斯特，你把汽车找回来了。而我把马找回来了。也许我把那个该死的恶棍吓得够呛不敢再去找我的马夫寻事了。”他们静坐在那里。“我该拿博博怎么办呢？”他们静坐在那里。“我在问你呢，”范·托西先生对耐德说。
“留着他吧，”耐德说。“咱们这一族的人——反正小伙子都是这样——是不肯轻易相信——”
“为什么光说黑人呢？”范·托西先生问。
“也许他说的是麦卡斯林家族，”林斯科姆上校说。
“对了，”耐德说。“不管是麦卡斯林家的人还是黑鬼，做起事来都像另外那方掺和在里面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似的。眼下我说的是年纪轻的族人，虽然这一个是个姓麦卡斯林的黑鬼。兴许他们听不进好言规劝。不管怎么说，他们得自个儿吸取教训，明白游手好闲是没好处的。兴许博博这回是明白了。这不是比您再雇一个新手来慢慢适应要省事儿吗？”
“对，”范·托西先生说。他们静坐在那里。“对，”范·托西先生又说了一遍。“所以我要不就得买下耐德，要不就得把铜矿卖给你。”他们静坐在那里。“你能让它再跑一次吗，耐德？”
“那回我让它跑起来了，”耐德说。
“我是说，再跑一次，”范·托西先生说。他们静坐在那里。“普利斯特，”范·托西先生说，“你相信他能再干一次吗？”
“是的，”祖父说。
“怎么个相信法？”他们静坐在那里。
“你是把我当作个银行家来问的还是怎么的？”祖父问。
“姑且把这当作是个再一般再正常不过的密西西比西北部乡巴佬到田纳西西南部的玩乐窝来消磨他再一般再正常不过的天赋并受权利法案保护的假期如何，”林斯科姆上校说。
“行，”范·托西先生说。“我拿铜矿跟你赌耐德的秘诀，每场跑一英里。要是耐德能让铜矿再赢林斯科姆那匹黑马一回，我得秘诀，铜矿归你。要是铜矿输了，我不要秘诀，你付五百块钱，把铜矿要么带走要么留下——”
“就是说，要是它输了，我可以花五百块钱买下铜矿，或者要是我付你五百，就用不着把它带走了，”祖父说。
“没错，”范·托西先生说。“我还可以给你一个避免损失的机会，我拿两块钱赌你一块钱，赌耐德没本事再让它跑起来了。”他们静坐在那里。
“这么说，不管怎样，我也得要不就把那匹马赢过来，要不就把它买过来啰，”祖父说。
“要不兴许你就没年轻过，”范·托西先生说。“不过尽量回忆一下年轻时代吧。这儿大家都是朋友；就那么一小会儿，忘掉自己是个银行家吧。忘掉吧。”他们静坐在那里。
“两百五，”祖父说。
“五百，”范·托西先生说。
“三百五，”祖父说。
“五百，”范·托西先生说。
“四百二十五，”祖父说。
“五百，”范·托西先生说。
“四百五，”祖父说。
“四百九十五，”范·托西先生说。
“就这么定了，”祖父说。
“就这么定了，”范·托西先生说。
于是，麦克威利骑在阿克隆背上，我骑在闪电（我是说铜矿）背上，第四次站在那条拉得紧紧的似乎要绷断的黄麻细绳后面不安分地东蹿西跳。这会儿麦克威利一句话都不跟我说了；他又气又怕，万分沮丧但却咬紧牙关；他知道昨天一定有些事本来不该发生的，可以说不该发生在任何人身上，至少肯定不该发生在一个一心只想跑赢一场他觉得应该很简单的马赛的十九岁小伙子身上：马赛中自然允许对马作些控制，可至少彼此心照不宣谁也不能用妖法。这回我们没抓阄定跑道。倒是有人提出让我们——我和麦克威利——享受这项待遇，可耐德马上说：“这回不用了。昨天那场比赛下来，麦克威利心里需要好受一些，就让他跑里圈让他这会儿就开始觉得好受些吧。”而这个提议，麦克威利居然拒绝了，我也搞不清他究竟是出于愤怒还是出于骑士气概，一时间我们似乎陷入了不可收拾的僵局，幸亏裁判——就是那个罪名待定的杀人犯——立即把问题解决了，他说：
“来，小伙子们，要是想跑这场比赛，就到那条起跑线后边去乖乖儿站好。”而耐德也没有预先施展魔法去照例摸一下闪电的鼻子。我不是说他忘了；耐德是从来不忘事的。所以我显然观察注意得不够仔细；不管怎么说，现在也太晚了。这回他也没给我任何赛前的最后训诫；然而，他又有什么好说的呢？昨晚范·托西先生跟林斯科姆上校和祖父约定，由于这是一次私人比赛，几乎可以说是一场赌气赛，应该努力采取措施警告所有有关人员要守口如瓶。而要在帕夏姆做到这一点，简直就等于对明天的天气守口如瓶将其限制在林斯科姆上校的牧场之内一样，因为——在这样一个由一家冬季假日旅馆、两家商店、一个铁路交叉口的牲畜通道兼货运站、以及几座偏远乡下的教堂、学校和零零落落的农舍组成的小社区里——随便什么消息，更别说是什么赛马的消息，更别说是这两匹马之间的又一场较量，在帕夏姆都会传得跟天气预报一样快。因此今天他们也来了，包括那个当夜间电报员的裁判，他有时候真该睡上一觉：看客不像昨天那么多，不过比祖父和范·托西先生准备想要的要多得多——这些人还是戴着污渍斑斑的帽子，嚼着烟叶，穿着没有领结衬衫和工装裤——这时有人大喝一声“开跑！”绳子一下被抽掉了，我们便出发了。
我们出发了，还是像往常一样，等麦克威利驾马跨出两步之后，闪电才仿佛注意到我们已经开始了，便迅速而温顺地跟了上去直到它的脸颊差不多（在它想靠的时候）能靠在麦克威利的膝盖上了，到了近端弯道，非终点直道，我和麦克威利交叉地交换着位置，一开一合，就如在梦中一样不紧不慢，这种感觉对近距离编队飞行的飞机驾驶员来说是很熟悉的；到了远端弯道，进入了第一圈的直道，我按照惯例在闪电想起要开始寻找耐德的当儿提前一个跨步抽了一鞭赶着它往前跑；我朝栏杆边围观的那些面孔迅速扫视了一番寻找着耐德的面孔，而闪电在跃出那一个跨步时也压根儿就没看方向，只顾着在那一大堆面孔中寻找耐德的面孔，和我一样也是白费劲；又到了近端弯道，又到了非终点直道，进入了远端弯道，终点直道；我已经开始在拼命把闪电拉向外栏杆（阿克隆也许会赢了我们，不过至少它不会挡住我们的视线）好让它看清楚一点。不过这回就算它看到耐德了它也没向我示意。而我也没法跟它说，看！朝前看！他在那儿！因为耐德不在那儿；那根又紧又细的终点线如透射过来的一线微弱月光，终点线那头只有空荡荡的跑道，这时麦克威利疯狂地快马加鞭，而闪电也像着了魔似地亦步亦趋，不多不少就落后一头；只要阿克隆有办法一小时跑六十英里，我们也能跑到——就落后一头；要是阿克隆决定在离终点线十英尺的地方停下，我们也会停下——就落后一头。然而它没停。我们继续往前跑，依然形影不离，不过有点摇摇晃晃，仿佛双双脱了缰；终点线在头上一闪而过，我和麦克威利这会儿又开口了——就是说，他又开口了，回过头来冲着我得意洋洋地狂叫，模样狰狞得像个食人生番：“唷唷唷，唷唷唷，”他也放慢了速度不过并没停下，径直走向（据我估计）马厩；他和阿克隆自然有资格这样做。我调转马头往回走。耐德朝我们一路小跑着过来，祖父跟在后面，不过没有小跑；昨天对我们奉承拍马的那帮人已经弃我们而去了，恺撒不再是恺撒了。
“来，”耐德说，一边接过嚼子，动作很快却很平静：只是很不耐烦，几乎是心不在焉。“把——”
“怎么回事？”祖父问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没什么，”耐德说。“这回我没傻丁鱼给它吃，它也知道的。我不是跟您说过这匹马有灵性吗？”随后他对我说：“博博在那儿等着呢。把这头没用的东西还给他让他带回孟菲斯去。咱们今晚就回家去。”
“别，等一下，”我说。“等一下。”
“别管这匹马了，”耐德说。“咱们不要。老板已经把汽车要回来了，他只输掉了四百九十五块钱，可为了不要这匹马，付他四百九十六块也值。要是没人再做那些臭烘烘的小鱼了，咱们还留着它干啥？让范·托西先生把它领回去吧；没准有朝一日铜矿会让他和博博明白昨天这儿发生的事儿哩。”
不过我们当天晚上并没有回家去。我们仍然留在林斯科姆上校家，还是在他办公室里，还是在晚饭以后。布恩又包又扎一副伤痕累累垂头丧气的样子，不过很是平静安分。并且也很干净：他刮过了胡子，还新换了一件衬衫。我是说，是一件新衬衫，肯定是他在海德威克刚买的。他就坐在昨晚耐德坐过的那把硬邦邦的直背靠椅上。
“不是，”他说。“我不是为那个打架的。我已经不为那事动气了。那是她的事儿。再说你也不能说不干就不干了：你总得——总得——”
“慢慢来？”祖父说。
“不是的，老爷，”布恩说。“不是说慢慢来。你不干了可以，不过你还得把那些乱七八糟的垃圾清理掉，不管你退得多彻底。不是因为那个。我要打断他的头颈是因为他骂我老婆是婊子。”
“你是说你要娶她？”祖父问道。布恩扑了上来，几乎是蹦了上来，可他不是冲着祖父，而是冲着我。
“他妈的，”他说，“你为了护着她居然赤手空拳对刀子，我凭什么就不能娶她？就算我不是个十一岁的毛孩子，可我哪点比不上你？”
事情差不多就到此为止了。第二天下午六点钟左右，我们翻过最后一座山头，又看到了广场边上那些树的上方县政府大楼顶上那口钟。耐德说：“嘿嘿嘿。”他跟布恩坐在前排。他说：“我都好像走了有两年了。”
“等今晚上黛尔芬跟你搞完了，你说不定就会希望自己真的走了两年了呢，”祖父说。
“没准还希望压根儿就没回来呢，”耐德说。“不过娘儿们嘛，整天脑子里想着扫地做饭洗衣服掸灰尘，我想她时不时需要来点刺激。”
随后我们就到家了。汽车停住了。我没动。祖父下了车，我也跟着下了车。“钥匙在巴洛特先生那儿，”布恩说。
“不在他那儿，”祖父说。他从口袋里掏出钥匙交给布恩。“走吧，”他说。我们穿过马路朝家里走去。知道我这时心里是什么感觉吗？我觉得居然什么变化都没有。因为照理来说应该有的。应该有所变化的，哪怕只是一丁点儿。我不是说它本身应该有所变化，而是我自己带着过去四天对我的改变回来，再看它时应该觉得有所不同了。我是说，如果那四天里发生的事——扯谎，欺骗，玩花招，作决定，撤决定，还有我的所作所为、所见所闻所学，这些都是我父母原本不会准许我去做去看去听去学的——我毫无准备去学，还无处可存无处可放可又不得不学的那些事；要是所有那一切还没有改变任何东西，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没有一样东西变得小一点或大一点或老一点或睿智一点或更有同情心一点——那么有些东西就被浪费掉，抛弃掉，白白耗掉了；要么是这一切从一开始就是谬误虚妄从来就不应该存在的，要么就是我自己无信无义意志薄弱总之配不上这一切。
“走吧，”祖父说——语气并不和善，也不严厉，什么都不是；我琢磨着嘉莉大妈会不会从里面出来，不管抱没抱亚历山大，又开始冲我大声嚷嚷。然而什么也没有：只有那么一所我久已熟悉、注定降生于其中的宅子，五月黄昏六点多钟的时候，人们已经开始想着吃晚饭了；母亲至少该有几丝银发了，她会吻上我一会儿，然后看着我；随后是父亲，我对他一直有点儿……说惧怕并不确切，可我想不出别的字眼来了——说惧怕是因为假如不是这样的话，我会为我们两人都感到羞愧的。随后祖父说：“莫里。”
“这回不行，老板，”父亲说。随后他转向我：“咱们把这事儿了结一下吧。”
“遵命，先生，”我说，便跟着他穿过大厅到浴室门口停下脚步，他把磨剃刀皮带从钩子上摘下来，我后退了几步让他从里面出来，我们便继续走；母亲站在地下室台阶顶上；我能看到她眼里的泪水，可她没有别的表示；其实她只须说一声“别这样”或“求求你”或“莫里”或没准只要叫一声“卢修斯”。然而她什么也没说，我只好跟着父亲走下去，再次停下脚步等他打开地下室的门然后一起走了进去，这是我们存放冬天用的柴禾和夏天用的内层涂锌的冰块箱的地方，还有母亲和嘉莉大妈存放腌果和果冻果酱的柜子，甚至还有一把旧摇椅供母亲和嘉莉大妈把罐子放上去时用，有时还供嘉莉大妈午饭后小睡之用，尽管她总是否认自己睡着过。就这样我们终于到了这儿，四天来的躲躲闪闪争来抢去东奔西跑最后终于把我带到了这里；而这不对头，这一点父亲和我两人都知道。我是说，假如我这么撒谎欺骗不守规矩，还跟别人串通一气，而他却只能以鞭打来惩罚我，那父亲便不配做我的父亲。假如我的一切所作所为仅用那根磨剃刀皮带便可一笔勾销，那么我们双方便都降低了人格。明白吗？这是个僵局，直到祖父来敲门。门没锁，不过祖父的父亲教过他，他又教了父亲，父亲又教过我，门是不需要上锁的：关门本身就足以让人非请莫入。然而祖父这回破了例。
“不行，”父亲说。“要在二十年前您也会这样对我的。”
“也许我现在比以前多了一点理智，”祖父说。“去劝艾丽森回楼上去叫她别哭了。”随后父亲便走了，门又关上了。祖父坐在摇椅里：他并不胖，不过肚子的大小正好能把那件白马甲撑起来让那根沉重的金表链挂得正是地方。
“我撒谎了，”我说。
“过来，”他说。
“我不能过来，”我说。“跟您说我撒谎了。”
“我知道，”他说。
“那就做点什么吧。随便什么，也可以算做过了。”
“我做不到，”他说。
“什么都不能做吗？一点都不行吗？”
“我没那么说，”祖父说。“我只是说我做不到。你可以。”
“什么？”我问。“我怎么能把它忘掉呢？教教我怎么才能忘掉。”
“你忘不掉的，”祖父说。“没有什么会被忘却。没有什么会失去。一切都太宝贵了。”
“那我该怎么办？”
“保留它，”祖父说。
“保留它？您是说，永远保留？保留一辈子？永远都不摆脱它？永远？我做不到。您看不出来我做不到吗？”
“你做得到，”他说。“你会做到的。凡是绅士都能做到。绅士什么都能承受，能面对任何事情。绅士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并承担后果，即便这一切并不是他亲手促成而只是默许而已，明知道自己应该说‘不’却不说。过来。”随后我便痛哭起来，号啕大哭，站在（不，是跪在；我当时已经有那么高了）他的双膝之间，他一手搂着我的腰背，另一只手搂着我的后脑勺，把我的脸贴到他的硬领和衬衫上，我闻到了他身上的味道——淀粉浆味、剃须液味、烟草味，还有汽油味，那是祖母或黛尔芬洗去他外套上的一个污渍时留下的，还有一股无时不在的隐隐约约的威士忌酒味，我始终相信这是他早上起床前躺在床上喝的第一杯香甜热酒留下的。我和他一起睡的时候，早上第一件事就是耐德（他没有白外套；有时候他都不穿外套，连件衬衫都不穿，并且就连在祖父把马都送到代养马房去以后，他还有办法浑身散发出一股马的味道）端着个盘子进来，上面放着细颈饮水瓶、水壶、糖缸、调羹和平底玻璃杯，祖父就会坐在床上调好香甜热酒喝下去，然后在杯中剩下的酒脚里再加一点儿糖搅一搅然后再加上点儿水给我喝，直到有一天早上祖母突然闯进来制止了这种行为。“好了，”他终于开口了。“这下你的泪匣子总该流干了吧。现在去洗洗脸。绅士也有落泪的时候，不过他总是会洗脸的。”
事情就是这样。星期一下午放学以后（父亲不让母亲替我写请假条，因此我只好因为旷课被扣了分。不过罗得斯小姐会让我把功课补上的），耐德又坐在后院的台阶上了，这回是祖母的台阶，不过还是在阴凉处。我说：
“要是咱们能想到把山姆给的从闪电身上赢来的钱押进最后一次比赛那这笔钱派什么用处的问题就妥妥当当地解决了。”
“我是解决得很妥当，”耐德说。“这回我押三份赢了五份。这会儿帕夏姆·胡德老头已经替他的教会赢了二十块了。”
“可咱们输掉了，”我说。
“你跟闪电输掉了，”耐德说。“我是把钱押在阿克隆身上的。”
“噢，”我说。然后我问道：“多少钱？”他一动不动。我是说，他什么都没干。我是说，他看上去丝毫没有任何变化；上星期五跟这星期五并无不同；整整四天躲躲闪闪、欺诈诓骗，在只有一次机会的情况下还得猜得又快又准，这一切在他身上都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尽管我见到过他一次不单没觉睡，连衣服也没得穿。（你看，我总是把它说成四天。我和布恩——我们自以为只有我们俩——是星期六下午离开杰弗生的，而我、布恩和耐德再次看到杰弗生时已是星期五下午了。然而对我来说，真正能算的只有四天，从那个星期六晚上在波仑堡小姐家的旅店开始，当时只要我说一声，布恩第二天就会回家的，到星期三下午我骑在马背上往下看，看到祖父后朝他走过去为止，这期间耐德独担重荷，力挽狂澜，用尽手头一切工具——包括我——支撑起摇摇欲坠的堤坝，直至这一切工具都在他手中碎裂。我是说，假设我们安然置身于堤坝后面与这一切无干：绅士无论说没说谎都始终信守自己的谎言。）而我才十一岁；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也会知道那一点的，但我确实知道：永远不要问别人赌赢或赌输了多少钱。于是我说道：“我是说，够不够还老板的四百九十五块钱？”他仍然坐在那儿，毫无变化；这样看来，自我上回见到母亲至今，她又何必一定要再添银发？既然我自己也不会有任何改变？因为我终于明白祖父的意思了：你身外的世界是你生活与安睡之所，与你身为何人几无任何关系，与你的所作所为就更浑然无涉。随后他开口道：
“你这回出门一趟对人懂了不少；我只是奇怪你怎么在钞票上面还一点没长进。你是想让老板羞辱我，还是想让我羞辱老板，还是想让我们两个都给羞辱？”
“这话怎么说？”我问道。
“要是我跟他说要替他付赌债，这不是明摆着告诉他他在赛马这行当上头脑不够聪明吗？要是我再告诉他我付这笔赌债的钱打哪来的，这不是又证明了前面这话了吗？”
“我还是不明白这怎么会是羞辱你呢，”我说。
“他没准会收下的，”他说。
然后那一天终于来临了。埃弗碧差人来叫我去，我便穿过镇子走到那幢位于偏僻小街上的几乎像座玩偶小屋似的房子里，布恩每个周末付给祖父五毛钱正在把这房子买下来。她有个保姆，这会儿应该躺在床上。不过她已经坐起来了，在等着我，穿着件宽宽大大的长衣；她甚至走过去站在摇篮边上跟我一道看着婴儿，一只手搭在我的肩上。
“怎么样？”她问。“你觉得如何？”
我不觉得怎么样。只不过又是一个婴儿：已经跟布恩一样难看了，尽管还要再等上二十年才能长得跟他一样大。我照实说了出来。“你们打算给这小东西起什么名字？”
“不是小东西，”她说。“是个男孩。你猜得到吗？”
“叫什么？”我问。
“他的名字叫做卢修斯·普利斯特·霍根贝克，”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