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机会和读者交流，读者们常有这样好奇的担心和疑问："你会不会觉得写空了，再也没什么好写的了？"我说："好像不会。"他们不甘心地追究："为什么？"
似乎还没有太成熟的想法可答复别人，只是觉得，生活中几乎每一个貌似平凡的人其实都能进入小说，如果仔细破译他们的内心，就会从日常的、司空见惯的现象中透视出一个相当丰富。又相当复杂的世界——令人震惊。感慨。叹息。遗憾。忧虑。沮丧，当然也有令人感动的。喜悦的、振奋的，还有发人深省的，或者无可奈何的——所有这一切的发现与感觉，足够你写很多很多的小说，并且，来不及写。生活真是写不尽的，单薄的纸和笔总是大有限的。
很显然，关键的问题在于对人心的破译，自觉不自觉？深入不深入？透彻不透彻？敏锐不敏锐？这里的差别的确很大。因为，有太多的人表里不一，是有意，也无意，还有不得不把一个真实的自己藏得很深，掩饰得很假，久而久之，他们便习惯了那个虚假的自己；久而久之，他们自己也认不清自己了；久而久之，那个被藏起来的自己渐渐消失，而那个扭曲、变形的自己渐渐确定。而破译这个"久而久之"的过程，破译这种"以假乱真"的心理，破译那些迷失了自己的自己，会自然而然地涌现出一些生活画面，各种人物的各种状态。心态。处境。遭遇。命运，也会清晰地展示，故事与情节便包含在其中了，甚至不用刻意编织。虚构，只需给一点合理的想象，这些人物就会从你心里跃然而出，栩栩如生地走进小说。
近几年，我写了一些关于妇女命运的小说。应该说，对女人的了解。把握，我自以为有一定的准确度。女人有很多共同的心理，使她们在面对生活时，往往会有很近似的态度，所以，我为自己的这些小说，取个总题为《天生是个女人》。但是，这个女人和那个女人，即使在本质上相同，而终究有着这个和那个的区别，终究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心事。心思、心理。不同的心事由于不同的境遇；不同的心思由于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心理由于不同的素质。人，没有一个完全相同的。前年，我去一所工读学校采访，接触了女生班的教师和学生。采访的本意是反映工读女生的问题，可无意中听说了一个女教师的故事：她年年评上先进教师，工作得非常认真负责，一心一意教育这些失足的学生。她看上去也爽爽朗朗的蛮热情，好像工作与荣誉等都使她感到满足。但隐隐约约地我知道了她的家庭生活很糟糕，丈夫有外遇，是他的学生，相好很多年了，与她貌合神离地僵持着一份难堪的生活。她在单位里，在同事面前从不声张她的不幸，反而表现出愈加好的情绪，愈加好的工作态度。我采访她时，她侃侃而谈，目光里没有丝毫的忧郁或阴影，我甚至怀疑那些"隐隐约约的传说"并不真实。在离开工读学校前夕，这个"谜"始终没破，我无法去调查。去证实。出于好奇，也出于想象：如果是真的，那么，这位并没有多少特色的先进教师的内心很值得破译了。我考虑再三，与其拐弯抹角地分析，不如直言不讳地问她。我作了准备：或者确无其事，或者矢口否认。无论如何，我得问，哪怕一无所获。临走，我又找她一次。也许是十几天相处我让她感到可以信任，出乎意料，她吐露了实情，惊人的坦率，而且痛苦得直哭，"我忍了多少年，没地方可说，你反正不是我们学校的，是作家……"
"为什么不离婚？"我说。
"离了，我在学校里怎么为人师表？离了，两个女儿怎么办？离了，让那个女人得逞？离了，好不容易分到的房子再一拆两？离了，我也孤单，五十岁了还能嫁人？我都习惯了，就这么过下去吧，好在我有工作，学生转变了能给我安慰。"
我不再多说一句。我理解她的这些考虑是多少个不眠之夜的结果。我也理解她为什么能习惯这种淡漠的家庭生活。我也理解，在学校里的她不完全是她自己，而在家庭里的那个她也不完全是她自己。那个真实的自己被生活悄悄磨蚀了。
时隔一年， 我写了篇小说《在同一爿屋顶下》 ，发表在《上海文学》，还被《中国文学》翻译成英文、法文。我不知道外国的读者是否懂得这个女教师的心理。但我相信，中国的读者会像我一样地理解这个女教师的全部考虑和全部表现。当然，在理解的同时，还有很深的感叹。
一篇小说无疑在破译一份心思，而芸芸众生，又有多少纷繁的思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