奎因警官坐在他的起居室的写字台前，在一张信头为“THE奎因S”的又长又窄的信纸上急速地写着什么。现在是星期三早上，一个天气相当好的早晨，阳光从天窗直射进来，隐约可听见楼下第八十七街上传来的悦耳的声音。警官穿着睡衣和拖鞋，迪居那在忙着收拾桌上的餐具。
警官写道：
亲爱的儿子
我昨天晚上给你发电报的时候，案子已经结束了。我们用迈克尔斯的名字和笔迹作为诱饵顺利地抓住了斯蒂芬·巴里，我必须为这个计划的心理战术的成功而庆祝，巴里像许多其他罪犯一样在绝望的情况下认为他不会因为重复一次伎俩而被抓获。我不想告诉你我现在有多么疲劳，而且有时是多么不喜欢这项抓人的工作。
每次当我想到那个可爱的女孩弗朗西斯必须面对最爱她的人是个谋杀犯的事实……啊！这太不公平了，太冷酷了。当然我对她的不幸也多多少少负有责任。刚才伊维斯·波普在听说了这个消息以后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表现得很大度。我希望我能为他和弗朗西斯做点事。我们——
这时门铃响了，迪居那快速地擦了一下手，跑去开门。地区检察官辛普森和蒂姆·克洛宁兴奋地走了进来。奎因用一个笔记本把信纸盖上。
辛普森高声说道：“奎因，你这个家伙，祝贺你，看了今天早上的报纸了吗？”
克洛宁笑着说：“像哥伦布一样伟大。”他举起一份报纸，上面以头版头条报道了抓获斯蒂芬·巴里这件事。警官的照片被印在了很醒目的地方，标题“奎因警官的殊荣又增加了一项”，整整印了两行。
然而，警官似乎并不受影响，他示意让他的客人坐下，要了咖啡。他似乎对费尔德案一点也不感兴趣，开始谈论改变某些警察局的人员配备的计划。
辛普森不满地叫道：“看看这里，你怎么了，奎因，你应该高兴啊，但你好像受到什么挫折了。”
警官叹了一口气说：“不是的，因为只要埃勒里不在身边，我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说实话，我希望他现在在这里，而不是在可恶的缅因州的森林里。”
两个人笑了。迪居那端上了咖啡，老警官非常喜欢他做的面点。克洛宁拿着雪茄说：“我开始只是想进来表示敬意，警官，但是我对这个案子的某些细节很迷惑。我对整个调查都不清楚，只是在来的路上从辛普森那里了解了一些片段。”
地区检察官插话说：“奎因，我也一头雾水，我想你能给我们讲讲这个故事吧。”
警官苦笑着说：“为了给我自己一点面子，就当成是我完成了大部分工作，但事实上，整个计划的最关键最智慧的部分是由我的儿子埃勒里想出来的，他是个非常机敏的孩子。”
辛普森和克洛宁都准备好了，警官吸了吸鼻子，然后靠在他的扶手椅上。迪居那安静地坐在一个角落里，竖着耳朵听。
警官说：“在叙述这个案子的时候，我可能要经常提到本杰明·摩根，他在这一切中都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亨利，请你记住，不管我说起摩根的什么事，都仅限于他的职业情况和社会状况。我已经有蒂姆的沉默的保证了。”
两个人都没有说话，点点头。警官继续说道：“每一个案件调查的开始都是找犯罪动机，这一点我不用解释了。很多时候，只要知道了犯罪的原因，就可以一个个地排除嫌疑犯。在这个案子中，很长时间都找不到犯罪动机。曾经有一些暗示，比如，本杰明·摩根的故事，但这些都不是决定性的。费尔德曾经长期勒索摩根，先生们，你们可能了解他的其他方面的社会活动，但对这一点可能不太了解。似乎勒索可以作为犯罪的动机，即杀人以摆脱勒索。但是又有一些事情可以作为犯罪动机，比如，费尔德曾经把一些罪犯送上法庭，这使报复成为一种动机，或者他的犯罪组织的某一成员也有可能，费尔德有很多敌人，毫无疑问，也有很多朋友，但是这些人也仅仅是由于受他所控制，有很多人，有男人也有女人，都有谋杀这个律师的动机。因此，那天晚上在罗马剧院，有很多其他的急迫的事情要去解决，我们就没特别注意动机问题。但它是背景问题，随时都会起作用。
“但是记住这一点。埃勒里和我最终决定是勒索，因为勒索的可能性最大，如果是勒索，那么在费尔德的个人物品中肯定会有一些信件能有启发性。我们知道摩根的信是存在的。克洛宁坚持说他要找的肯定在某个地方。所以我们必须经常警惕地注意各种信件，这些信件有可能是也有可能不是破案的关键。
“同时在查找各种文件的时候，埃勒里注意到在费尔德的个人物品中有很多关于笔迹分析的书。我们认识到，费尔德有一次勒索的确凿证据（摩根案）并有多次勒索的嫌疑，而且对笔迹分析很感兴趣，那他完全可能是一个会伪造笔迹的人。如果是这样，并能解释得通的话，那么这意味着费尔德经常伪造原始勒索信，他这样做的惟一原因是保留原始勒索信，以反复进行勒索。毫无疑问，他和黑社会之间的联系使他掌握了勒索的技巧。后来我们确定勒索为犯罪的动机。但是我们还记得当时以勒索为动机使我们失去了方向，既然我们的任何一个嫌疑人都可能是被勒索对像，我们就不能确定其中哪一个是凶手。”
警官皱起眉头，调整了一下坐的姿势。
“但是我在使用这一解释时方向错了，它只能向你说明一个人的习惯是怎么指挥他的行为的。我太习惯从动机查起了。但是在调查中只有一件事情是引人注目的，它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线索，我宁可不称它为线索，我指的是丢失的帽子。
“不幸的是，我们在星期一晚上在罗马剧院急于马上进行质询，而忽视了帽子丢失的重大意义。并不是从一开始，因为它太远，我们就没有注意它。我在检查尸体的时候，它是最先引起我的注意的事之一，对于埃勒里，在他一进入罗马剧院弯腰看尸体的时候，他就注意到了。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我们有成百的细节要注意，成百的问题要问，成百的命令要发布，有成百的矛盾和可疑的发现要排除。所以像我说的，我们在无意中失去了最好的机会。如果我们当时在现场充分分析了帽子丢失的意义，可能当天晚上我们就破案了。”
辛普森笑着说：“但毕竟也不长，你这个火药桶，现在是星期三，谋杀发生在上个星期一。只有九天时间，你那么苛刻干吗？”
警官耸耸肩：“但是如果当时注意了，就会大不一样了。最后，我们终于认识到帽子的重要，首先我们问自己：帽子为什么被人拿走了？似乎只有两个答案成立，首先帽子本身可以作为指控的证物，第二，帽子里面藏有罪犯想要的东西，为它才发生了谋杀。最后证明都是对的，帽子本身可以作为指控的证据是因为在他里面的皮制汗带上有斯蒂芬·巴里的名字，墨水极难抹去，而且帽子里有罪犯最想要的东西——勒索信，当时他肯定想那些都是原始信件。
“我们虽然没有得出更多的结论，但我们找到了切入点。当我们星期一晚上离开罗马剧院并下令关闭剧院的时候，我们在搜查中没有找到丢失的帽子。我不知道帽子是被秘密的带出了剧院，还是还藏在剧院里，我们没有找到。第二天，我们再来到罗马剧院的时候，我们就完全明确了蒙特·费尔德的帽子的去向，它不在剧院里这点是可以肯定的。因为星期一晚上剧院就被封了，所以帽子在案发当晚就被带出了剧院。
“他只有在观众散场的时候才能把帽子带出剧院，因为在此之前所有的紧急疏散门都是关着的，或有人守卫。左边过道最先有杰斯·林奇和埃琳娜·利比，然后是领坐员约翰尼·蔡司，最后是我的一个警员。左边过道除了剧院大门，没有紧急疏散门，而且整个晚上都有人站在门口，所以帽子不可能从这里带出去。
“从这里继续想，费尔德的帽子是一顶礼帽，但整晚都没有人不穿礼服却带着礼帽走出剧院。这一点我们看得非常清楚。所以拿走帽子的人肯定穿着晚礼服。你们肯定会说，策划这次谋杀的人肯定会不戴帽子来到剧院，然后作案后不用再处理多出的一顶帽子。但如果你想一想，你应该明白这是很不可能的。如果他不带帽子进入剧场，他会非常引人注目的，尤其在进入剧场的时候。当然这只是一种我们应该记住的可能性。但是我们推测，能如此不留痕迹作案的罪犯肯定要避免一切可能引起人注意的机会。埃勒里推断罪犯事先没有意识到费尔德的帽子的重要性，但如果是这样，罪犯不戴帽子进入剧场的可能性也不大。我们认为如果他戴着帽子进来，他必须在第一幕休息的时候把帽子处理掉。就是说，在作案之前。而埃勒里的‘罪犯预先不知道帽子的重要性’的推论使得这一点也不成立。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罪犯就不会意识到在第一幕休息的时候把帽子处理掉。从各种角度，我们都认为比较合理的假设就是罪犯把他的帽子留在剧院里，而那帽子是一顶礼帽。这一切都还合理吗？”
辛普森承认：“似乎很合逻辑，但很复杂。”
警官恨恨地说：“你还不知道有多复杂呢，我们还必须要同时想着其他的可能性，比如带着费尔德帽子走出剧院的人不是谋杀犯本人，而是罪犯的同谋。我们继续往下想。
“我们要问自己的下一个问题是：罪犯留在剧院里的帽子到哪里去了？他是怎么处理它的？这对我们来说简直是一个谜，我们已经里里外外搜了个遍。我们曾经在后台找到一些帽子，但是衣柜管理员菲利普斯夫人说那些都是各个演员的个人物品，但其中没有一件个人物品是礼帽。那么，谋杀犯留在剧院里的帽子哪里去了？埃勒里凭他一贯的机敏找到了事情的关键。他问自己：‘既然罪犯的帽子肯定在这里，而我们又不能找到任何突出的、引人注目的礼帽，那么我们要找的礼帽肯定看上去非常普通。’很简单吧，可笑的是，我自己都没有想到这一点。
“哪些帽子是不引人注目的呢——看上去很普通，放在一个普通的地方，不会引起任何怀疑。罗马剧院所有的服装都是租用李·布伦的，答案很简单，是用做演出目的租用的礼帽。这样的帽子会在哪里呢？或者在演员的更衣室里，或者在后台的普通衣柜里。当埃勒里推论到这儿的时候，他把菲利普斯夫人带到后台检查了演员更衣室和衣柜间里所有的帽子，所有的帽子都有记录，没有丢失，每一顶帽子的内衬上都贴有李·布伦的标记。费尔德的帽子是一个布朗·布鲁斯牌的，它并不在这些道具帽子中，也不在后台。
“既然星期一晚上没有一个人多拿着一顶帽子走出剧院，而蒙特·费尔德的帽子毫无疑问在那天晚上被拿出了剧院，那么我们就可推断出，谋杀犯的帽子在剧场被封了以后一直留在剧院里，在第二次搜查的时候，也还在那里。现在在剧场里惟一能找到的礼帽就是道具礼帽。所以谋杀犯自己的帽子肯定是一顶后台的道具帽子，因为他只能戴着费尔德的帽子离开剧院。所以我再重复一遍，只有这些帽子能利用。
“换句话说，后台这些帽子中有一顶是属于一个穿着晚礼服的男子的，而他在案发当晚带着费尔德的帽子离开剧院。
“如果这个人是谋杀犯，那我们调查的范围就缩小到了一个非常小的范围，他只能是剧组里面的男性成员，他在案发当晚是穿着晚礼服离开的，或者是一个与剧院联系很密切的人，当时他也穿着相似的服装。如果是后者，那他应有三个条件：一，他有一顶道具礼帽能留在剧院；二，可以不受限制地进入衣帽间和更衣室；三，有机会把他的帽子留在这两个地方。
“现在我们来看看后者的可能性，一个与剧院联系密切但不是演员的人，”警官停了一下，深深地吸了一下他的精致的小盒里的鼻烟，“后台的工人可以排除，因为在案发当晚他们没有一个人穿着晚礼服，所以也就不可能戴着礼帽走出剧院。收银员，引坐员，门卫和其他低级雇员都因为同样的原因被排除，广告策划哈里·尼尔森也穿着普通的便装，经理潘泽穿着晚礼服，但是我量了一下他的头的尺寸，六又四分之三，一个非常小的尺寸，费尔德的帽子的尺寸是七又八分之一，所以他不可能戴着费尔德的帽子，而且他是在我们离开剧院后离开的，在我出来的时候，我明确地告诉托马斯·维利不能排除潘泽，要像调查别人一样调查他。我在那天晚上早些时候，出于职业习惯在潘泽的办公室检查了他的帽子，是一顶圆礼帽。维利随后报告说，潘泽戴着他的圆礼帽离开了，没有拿任何其他帽子。如果潘泽是我们要找的人，即使尺寸不合适，他也应该拿着费尔德的帽子离开，所以如果他戴着圆礼帽离开，可以肯定他没有拿走费尔德的帽子，因为剧院在他离开后马上就关门了，一直到星期四早上我亲自来检查的时候，这段时间我安排的监视人员没有看到任何人员进入剧院。从理论上讲，潘泽和任何其他的罗马剧院的员工如果能够把帽子藏在剧院里，那么他们都有谋杀的嫌疑，但这一点也被否定了，因为我们的官方建筑顾问埃德蒙·克鲁明确地声明：罗马剧院里没有任何可以藏东西的隐蔽的地方。
“排除了潘泽、尼尔森和剧院员工以后，就剩下剧组成员了。我们是如何把调查的范围一步步缩小直到巴里呢？让我们继续想。这个案子的最有趣的部分是一系列复杂又惊人的推理，这种推理使我们完全凭借逻辑判断得出了结论。我说的是‘我们’，其实我应该说埃勒里。”
克洛宁笑着说：“对于一个警方警官来说，你真是一个谦虚的人，这真比侦探小说还要吸引人。我现在应该去上班了。但是我的老板似乎和我一样对这个案子感兴趣，警官请继续说，”
警官微笑着，继续说道：“我们把调查范围缩小到剧组成员，这回答了我们一个问题，你曾经碰到过这个问题，而且我们从一开始就被这个问题所困扰。我们从一开始就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个剧院被选做这个秘密交易的场所。你们想一想，一个剧院和其他正常的环境相比有许多不利的地方。只举一个例子，要多买一些自己座位周围的座位票以使自己周围的座位是空的，以保证交易的秘密性。和其他的更加方便的交易场所相比，在剧院找麻烦真是很傻。剧院没有光线，又非常安静，任何不正常的噪音和对话都是很清晰的。观众从始至终都是个危险，这点显而易见。但是当你意识到巴里是剧组成员后，这一切都自动得到解释了。从他的角度来讲，剧院是一个理想的场所，因为当在剧场里发现一个尸体的时候，谁会去怀疑台上的演员呢？当然费尔德同意了，从来没有怀疑过巴里的想法，所以自己导致了自己的死亡。即使他稍微有一点怀疑，你们肯定记得他很擅长于和危险人物打交道，所以可能感觉有能力保护自己。这可能导致他的过分自信，我们当然无从知道了。
“让我们再回到埃勒里身上，我最喜爱的儿子，”警官又一次干笑着继续说道，“除了所有这些关于帽子的推理之外——事实上是在所有这些推理完全出来之前——埃勒里对在伊维斯·波普家里进行的会面的气氛有了一点启示，费尔德在过道里并没有骚扰弗朗西斯·伊维斯·波普，只是有骚扰的倾向，埃勒里认为在这两个相差很远的人之间存在某种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弗朗西斯必须意识到这一点，他认为以前她从来没有见过费尔德，也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我们必须相信她，因为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她。这种可能的联系可能是斯蒂芬·巴里，斯蒂芬·巴里和费尔德认识而弗朗西斯不知道。比如，如果在星期三晚上费尔德和斯蒂芬·巴里在剧院有约会，但他忽然看见了弗朗西斯，在他处于半醉的状态的时候，他有可能会去接近她，尤其是因为他和斯蒂芬·巴里之间的事情和弗朗西斯有很紧密的关系。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都能从报纸的报道中看到她，所以他肯定能认出她，她是一个知名度很高的女性。费尔德出于商业目的也要非常了解弗朗西斯的外表和性格。但是对于费尔德、弗朗西斯和巴里之间的三角关系，我们等一会儿再谈论细节。巴里已和弗朗西斯订婚并通过照片和各种新闻手段公开宣布自己为弗朗西斯的未婚夫，这就很好地回答了问题‘为什么费尔德骚扰弗朗西斯？’。
“另一个关于弗朗西斯的令人困惑的事实是在费尔德的衣服里发现的她的钱包，合理的解释是当酒醉的律师向她走近的时候，她由于本能的紧张而把钱包掉在了地上。后来杰斯·林奇的证词证明了这一点，他说他看到费尔德捡起了一个钱包。可怜的姑娘，我真为她感到难过。”警官叹了一口气。
警官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我们再回到帽子上来，你可能会注意到我们总是要提到那顶破礼帽，我以前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案子，一个单一的事实能在调查的各个方面都起决定性的作用。现在请记住这一点，整个剧组只有巴里一个人在星期一晚上穿着礼服戴着礼帽离开剧院。星期一晚上，埃勒里在散场的时候站在大门口观察，他机敏地注意到除了巴里以外剧组其他成员都是穿着便装离开剧院的。事实上，后来他在潘泽的办公室里向辛普森和我提起过这件事。但我们谁也没有认知到它的重要性，因此巴里是剧组里惟一一个可能拿走费尔德帽子的人。你们想一想就会发现，通过埃勒里的帽子推理，我们就可以透过层层迷雾把巴里确定为嫌疑犯了。
“我们下一步要做的是看演出，星期四埃勒里做出了关键的推论，当天晚上我们观看了演出，你们能看出来为什么，我们想要看看巴里在第二幕是否有时间进行犯罪。令人惊奇的是剧组所有的人只有巴里有时间，他在第二幕开始的时候有很短一段戏，然后就离开舞台了，时间是九点二十，直到九点五十他又回到舞台上，直到这一幕结束。这是毫无疑问的——固定的时间表，其他演员有的一直在舞台上，有的上下台间的时间间隔极短。这就意味着星期四晚上，也就是五天以前，我们就已经破了这个案子。整个案子结案用了九天。但是确定了罪犯的身份并不意味着就能把他送上法庭。你们等一会儿就会知道的。
“谋杀犯要一直到九点半左右才能进入剧场，这一点解释了为什么LL三十二左和LL三零左两张票的时间不一至。巴里和费尔德不同时进入剧场是有必要的。费尔德和巴里进入剧场的时间间隔不能太小，甚至要晚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隐蔽性对于巴里来说太重要了，费尔德心里也明白我们就当他明白隐蔽的必要性。
“当我们星期四晚上确定巴里为嫌疑犯的时候，为谨慎起见，我们决定对剧组其他成员和后台工作人员进行质询。我们当然想知道是否有人实际看到了巴里离开或回来，不出所料，没有人看到。每一个人都在忙着演出，上装，或在后台工作。我们是在那天演出后进行的这次调查，当时巴里已经离开了剧院，这次就确定无疑了。
“我们向潘泽借了一份座号图，有了这份图，再加上我们在星期四晚上第二幕后对左侧过道和后台更衣室的布局所做的检查，我们就能描绘出谋杀是怎么进行的。”
辛普森激动地说：“我一直特别想知道这一点，毕竟费尔德不是傻子。巴里肯定很狡猾，奎因，他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每一个谜在你知道答案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很简单，”警官说，“巴里在九点二十的时候就可以自由活动了，这时他马上进入更衣室，快速地给自己的脸做了彻底的伪装，穿上一件披风，戴上礼帽，你们都记得他的礼帽是晚礼服的一部分，然后溜出更衣室，进入过道。
“你们肯定不知道剧院的地形，在后台对着过道的一侧有很多层，都是更衣室，巴里的更衣室在最下面一层，直对着过道，有一个铁梯子通到人行道上。
“他从这个门离开更衣室，走过漆黑的过道，这时剧院的旁门是关着的，他走到街上。他知道这时过道的一头是没有门卫的，而杰斯·林奇和他的‘女孩’也没有到，真是很幸运。然后他厚着脸皮从正门入口进入剧场，就好像他是一个来晚了的客人一样。在门口地出示了门票LL三零左，他裹在大披风里，当然也化了装。进入剧场的时候，他故意扔掉了票根。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明智之举，因为他想如果票根被找到了，也只能认为它是一个观众的。而不会怀疑到舞台上。而且如果他的计划落空了，从他的身上搜出了那张票根，那将是铁证。从各个方面考虑，他认为他的做法既可以转移注意力，也有保护性。”
克洛宁提出了疑问：“但他是如何不经过引坐员而走到座位上的呢？”
警官回答道：“他并不想惊动引坐员，他原本希望趁着演出进行，剧场里一片漆黑的时候不等引坐员走上来就坐到最后一排，也就是最靠近门的一排的座位上。即使引坐员上来迎接他并把他带到座位上，由于他伪装得很好，再加上剧场里的漆黑，他也不会被认出来。即使事情发展到最坏的一步，对他所能回忆起来的也只是一个体型普通的陌生男子在第二幕的时候进入剧朝。实际上，引坐员马奇·奥康奈正幸福地和他的情人在一起，没有去接触他，所以他没有被人注意到就来到费尔德旁边的椅子旁。
“请记住我刚才告诉你的这些事情并不是推理或调查的结果，”警官清了清发干的嗓子继续说，“我们不可能查出这些事实。巴里昨天晚上的供词说出了这些。既然已经知道了巴里是凶手，我们当然能把整个过程推出来。如果你了解罪犯，这是很简单的一件事。但这没有必要，是不是听起来像是为埃勒里或我找借口？”老警官微微笑了。
“当他坐在费尔德旁边的时候，他已经有了详细的行动计划，不要忘记他的时间非常有限，不能浪费一分钟的时间。另一方面，费尔德也知道巴里要马上回去，所以他也没有拖延。巴里告诉我们，他曾经以为和费尔德交易要费一些周折，但事实上并没有他想像的那么困难，费尔德对巴里的建议非常顺从，可能是因为他喝醉了并想马上得到这一大笔钱。
“巴里开始要那些信件，费尔德狡猾地要求巴里先把钱拿出来，巴里给他看了一个装满钞票的鼓鼓囊囊的钱包，剧院里相当黑，巴里没有把钞票拆开。实际上那些都是舞台用的假钱。巴里挑逗似地拍拍钱包，但他要先检查一下信件再付钱，费尔德肯定料到了这一点。大家应该知道巴里是一个很有成就的演员，多年的舞台训练使他在对付窘境的时候能从容不迫……让巴里大吃一惊的是费尔德从座位底下拿出了那顶礼帽。巴里后来回忆，当时费尔德说：‘没有想到我会把信藏在这里吧，事实上，我已经把这顶帽子划归到你的名下了。看，这里有你的名字。’说着他把汗带翻了过来，巴里用他的袖珍手电的光看到皮制汗带内侧有用墨水写的他的名字。
“大家可以想像当时他的脑子里的反应，他的精心的计划就要因为这顶帽子而毁掉了——如果发现费尔德的尸体，这顶帽子肯定要受到检查，那汗带上的名字斯蒂芬·巴里将成为铁证。巴里已经没有时间把汗带撕掉了，第一他没有小刀，第二，汗带被紧紧地缝在内衬结实的料子上。时间紧急，对他来说惟一的办法是杀死费尔德后把帽子拿走。他和费尔德的体型相似，费尔德带的是中等尺寸的帽子，七又八分之一，他马上决定戴着或拿着费尔德的帽子离开剧院。他将把自己的帽子留在更衣室里，这样做不会引起任何怀疑，然后再把费尔德的帽子带出剧院，到家后把它销毁。他还想到如果在剧院门口受到检查，那么印在汗带上的名字将不会使他受到怀疑。考虑到各种可能性以及未知因素，只有这样做才能使他感到不会有特别的危险。”
辛普森嘟哝了一句：“聪明的罪犯。”
警官沉重地说：“多精明的头脑，亨利，很多人都因此而上了绞架。在他决定拿走费尔德的帽子的时候，他也认识到不能将自己的帽子留在那里。因为他的帽子是道具用礼帽，更重要的是戏剧服装设计师李·布伦的名字印在里面。这会使怀疑马上转向剧组，而这正是他要极力避免的。他告诉我在那时以及后来一段时间，他认为警察从帽子丢失所能推断出的最多是帽子里藏有重要的东西。他认为这种判断不会使怀疑的矛头指向他的周围。当我向他说出埃勒里根据帽子丢失这一简单事实所做出的一系列推理后，他完全惊呆了。
“现在你们明白了吧，他的阴谋本身并没有什么缺陷，他没有犯什么错误，出错是因为他不可能预见到的因素。这顶帽子使他没有别的选择，也就使得一连串推理因此而产生。如果帽子上没有巴里的名字，那么我也不会产生疑问，那么巴里现在还是一个不会引起任何怀疑的自由人，警察局档案里又会增加一个未破的谋杀案。
“我不用说大家也能想到，这一连串想法都是在一闪念中产生的。他知道他要做什么了，他的计划由于事态的急剧变化也要做迅速的调整。费尔德把信从帽子里抽出来后，看着巴里把信快速地检查了一遍。巴里用的是同一个钢笔手电，由于两个人的遮挡，手电光没有引起注意。这些信很完整且秩序整齐，但巴里这时并没有在信上花很多的时间，他以一种同情的微笑抬起头看着费尔德说；‘好像都在这里了，你完成任务了。’好像他们是已经和解的敌人，他也已经是一个友善的朋友了。而费尔德也把巴里的话理解成了这个意思。现在手电已经灭了，巴里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小瓶上等威士忌，好像是为了镇定一下，他问费尔德是否愿意喝一杯以庆祝交易成功。费尔德看着巴里从瓶子里喝了一口，也就不再存有疑心，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巴里会杀人灭口。巴里递给他一个酒瓶。
“但那个瓶子并不是巴里刚喝过的瓶子，在黑暗中，巴里掏出了两个瓶子。他自己喝的瓶子是从左屁兜里拿出来的，而他给费尔德的是从右屁兜里拿出来的。在递给费尔德的时候他调换了瓶子。很简单的事情由于黑暗和律师酒醉而变得更加简单。掉瓶计成功了。但是巴里做了最坏的打算，他在兜里放了一个装满毒药的皮下注射器，如果费尔德拒绝喝酒，他就准备把针头扎入费尔德的腿或胳膊。很多年前，因为巴里曾经受到神经衰弱的围绕，而他又要常年随剧团在各地演出，所以不能有规律地接受医生的治疗，为此一个内科医生就送给巴里一个皮下注射器。由于注射器的时间久远，所以不可能进行追查。如果费尔德不喝酒，巴里也为他准备好了下一步，你们看，即使有了这一步，他的计划是不是看上去也很简单。
“费尔德所喝的确实的上等的威士忌，但里面含有大量的四乙铅。这种毒药有轻微的醚化物的气味，但是被强烈的酒精气味掩盖了。费尔德灌了一大口，他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其中有东西。
“他机械地把瓶子还给巴里，巴里把瓶子放回口袋里说：‘我想我应该仔细检查一下这些信了。我没有什么理由要相信你，费尔德。’这时，费尔德已经变得非常迟钝了，茫然地点点头，然后就突然地滑到地上了。巴里在检查信件的同时像鹰一样从眼角观察着费尔德。他看到费尔德已经完了，彻底完了，但他还没有完全失去知觉，还在做最后的挣扎。他的脸扭曲着，拼命地想喘气，他不能动弹，也不能叫喊。当然在这种痛苦中，他似乎已经把巴里彻底忘了。不一会儿，就完全失去意识了。当他向帕塞说出最后几个字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已死的人的回光返照的力量。
“巴里看了一下表，时间是九点四十，他只和费尔德在一起呆了十分钟。他必须在九点五十的时候回到舞台。他决定再等三分钟看看费尔德是否还会再动，但是没等到三分钟他认为已经行了。九点四十三的时候费尔德经过极痛苦挣扎后不动了。巴里拿起费尔德的帽子，然后迅速摘下自己的帽子藏在披风下面，站了起来。他对路线很清楚，他紧贴着墙，尽可能轻手轻脚地沿着过道走到左边包厢的后面，这时舞台上的表演正在高潮阶段，所有的人都全神贯注地盯着舞台，没有人注意到他。
“在包厢后面，他搞下假发，整理了一下伪装，走出了舞台的门。这个门通向一个狭窄的过道，这个过道又通向走廊，走廊又拐进后台的各个区域。他的更衣室离走廊的出口只有几英尺远。他溜进更衣室，把道具帽子扔进他的普通物品里，把酒瓶里剩下的毒酒倒进洗手池中，清洗了酒瓶。他把针管里的毒药倒进马桶里，把洗干净的针管藏好；如果针管被发现怎么办？他已经想好了一个很合理的理由，再说他根本就没有用针管杀人。他准备上台了，这对他显得平静，文雅又稍微有一点疲倦。九点五十的时候，有人喊他上台，他走上舞台，到九点五十五的时候，台下响起了惊慌的叫声……”
“说说你的复杂的计谋吧。”辛普森突然说道。
警官回答道：“第一次听起来好像并不觉得很复杂。巴里是一个很聪明的年轻人，出色的演员，只这样的演员才能完成这样一个危险的计划。过程很简单，对他来说最困难的任务是把时间控制在允许的范围内。他有伪装，被人看见也不会有事。惟一危险的一步是脱离现场——顺着走道，通过包厢侧门回到后台。在他坐到费尔德旁边的时候，他一直在注意观察着过道上的引坐员。他当然知道由于演出的性质，引坐员一般都是终于职守的。他希望他的伪装和致命的注射器能帮助他处理任何突发的情况。但是马奇·奥康奈没有尽职尽责，这正好帮了他的忙。昨天晚上，他自负地告诉我，他已经准备好了应付任何可能的突发事件。对于舞台侧门，他凭经验知道在演出进行到那段时间的时候，几乎每一个人都在舞台上。技术人员也都在岗位上忙碌。他在计划这个阴谋的时候，事先就知道他在什么时候行动最合适。如果有任何危险的和不确定的情况，那就完全是突发性的风险了，是不是？他昨天晚上微笑着问我。说心里话，如果没有别的事情，我会很钦佩他的豁达的风格。”
警官话题一转：“我希望我已经说清楚了巴里的犯罪过程。对于这个案子的调查，除了根据帽子所做的推理和罪犯的身份已经清楚以外，我们还不了解犯罪的背景。如果你们还记得我们到星期四晚上所收集的物证的话，你们会发现我们从这些东西上也无从下手。我们希望我们寻找的那些信的内容能成为我们了解巴里的线索，即使那些并不很充分，但是……”警官叹了一口气继续说道，“下一步就是在费尔德公寓的床的罩蓬顶上的秘密隐藏处找到的信。这项工作从头到屋也都是埃勒里做的。我们发现费尔德在银行没有保险柜，在邮局也没有保险柜，没有其他的住所，没有亲密的邻居或生意伙伴，文件也不在他的办公室里，经过排除后，埃勒里坚持这些文件在费尔德家里。你们知道搜查是怎么结束的？完全靠埃勒里天才的推理。我们在他的房间里找到了摩根的信件以及克洛宁的关于黑社会的材料，而且我想说在搜查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对任何碰到的事情都非常敏感。最后我找到了一堆信件，内容很杂，其中有迈克尔斯的信，有巴里的信。蒂姆，你可能还记得，埃勒里从笔迹分析的角度判断我们可以找到巴里的信的来源，后来我们真的做到了。
“迈克尔斯的案子是很有趣的。那时费尔德狡猾地操纵法律使他只以‘轻微盗窃’的指控被送到了埃尔迈拉，但是费尔德掌握他所犯的真正的罪行的证据。他把这些可以用来指控的证据文件藏在他最喜欢藏的地方，以便将来在合适的时候拿出来使用。他真是一个会收藏的人。在迈克尔斯被放出来以后，费尔德就以这些文件为要挟，肆无忌惮地强迫迈克尔斯为他做各种坏事。
“很长时间以来，迈克尔斯一直在寻找那些信。你们可以想像得到他的心情有多么着急，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在费尔德的公寓里寻找，一次次失败后，他绝望了。我敢肯定，当费尔德想像着迈克尔斯一天接一天徒劳地在他的公寓里寻找的时候心里肯定有一种邪恶的快感。星期一晚上，迈克尔斯像他说的一样回家睡觉了。第二天早上当他在报纸上看到费尔德已经被人谋杀的消息后，他感觉到必须最后一次采取行动寻找那些信了。如果他没有找到那些信，那么警察就有可能找到那些信，那样的话，他就完了。所以他在星期二的早上冒着被警察撞上的危险回到费尔德的家里。当然，支票的故事纯属虚构。
“让我们回到巴里身上，我们在标着‘杂牌’的帽子里找到的原始的信件讲述了退路了，他意识到只有让费尔德永远沉默、否则自己死路一条。他明白即使他筹齐了费尔德所要的五万美元，费尔德也不会就此停止，他还会继续敲诈下去的，况且这笔钱对他来说是根本就不可能搞齐的，只有一条路可走——干掉费尔德。”
“黑人血统，哦？”克洛宁嘟哝着，“可怜的家伙。”
辛普森说：“你根本就不可能从他的相貌看出来，他看上去就像你我一样的白。”
警官反驳道：“巴里和纯黑人根本就不着边，他只是在血管里有一滴黑人的血液。但仅仅是这一滴，伊维斯·波普就绝对不可能接受。当我们找到了这些文件并读了以后，就一切都明白了。罪行是谁干的，怎么干的以及为什么。我们需拿着所得到的证据进行审判，你不能没有证据就以谋杀的指控将一个人送上法庭。但是你想想我们有什么？什么都没有。
“来，咱们讨论一下能够作为证据的线索。女士钱包，排除，你们都知道那是没有价值的证据。毒药的来源，这也完全不能用，巴里是用琼斯教授所说的方法做的，就是那个毒理学家琼斯教授，他买了普通汽油，蒸馏后就得到了四乙铅，根本就留不下痕迹。另一个可能的线索——蒙特·费尔德的帽子，也已经没有了……另外六张空座位的票，我们根本就没有看到它们，而且根本就不可能找到它们。剩下的惟一物证——文件，也只能说明犯罪动机，而不能证明任何事情。用这个徽章只能说明摩根或者费尔德犯罪团伙的某一个成员是罪犯。
“我们惟一的希望是找人秘密地进入巴里的公寓，寻找礼帽，门票，或者像毒药，毒药提炼仪器之类的能作为证据的物品。维利找了一个职业小偷在星期五晚上巴里在剧院演出的时候进入他的公寓找了一遍，但是没有找到任何能作为物证的线索，帽子，门票，毒药都已经被销毁了。很明显，巴里肯定会这么做。我们也只能这么认为了。
“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我把星期一晚上剧院里的一部分观众叫到一起，希望能找到星期一晚上亲眼看到巴里的人。你们知道人们在第一次质询的时候由于紧张或兴奋会忘记一些东西，但在一段时间以后会回想起来。然而，这种方法也不成功。被回忆起来的惟一有价值的线索是买饮料的男孩所说的看见费尔德捡起一个女士钱包。但是这和巴里一点也联系不上。你们还记得在星期四晚上我们询问剧组成员的时候也没有得到直接的证据。
“现在对陪审团来说我们只有一个假设的犯罪过程陈述，而没有一件实实在在的证据。我们所要指控的被告的律师能够很轻易地击败我们。这些证据虽然很详尽，但主要都是建立在推理的基础上。你们和我都明白这样一个案子在法庭上的胜率是多少。埃勒里离开我去缅因州后，我的麻烦就开始了。”
奎因闷闷不乐地盯着咖啡杯说：“我绞尽脑汁，但却无从下手。我怎么能没有证据就指控一个人呢？简直是疯了。埃勒里给我发了一封电报帮了我最后一个忙，他在电报里给我提了一个建议。”
“一个建议？”克洛宁问道。
“建议我亲自干一次敲诈。”
辛普森瞪圆了眼睛看着奎因：“你亲自干一次敲诈？我搞不懂。”
奎因反驳道：“相信埃勒里，他提出了一个很关键的建议，虽然它表面上不容易理解。我马上意识到惟一可行的办法就是造一个证据。”
辛普森和克洛宁都不解地皱起了眉头。
奎因说：“非常简单，费尔德是被一种不寻常的毒药杀死的，而费尔德被杀的原因是他要勒索巴里。对我来说，同样可以假设如果巴里又在同样的情况下被勒索，他可能又同样会使用毒药，而且最有可能又使用同样的毒药。你们应该知道，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对于巴里来说，如果我能引诱他对别人使用四乙铅，那么我就能抓住他。这种毒药几乎没有人知道，我不用再多解释了。如果我当场抓住他带有四乙铅，那就是我所需要的全部证据。
“如何完成这项任务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当时的环境正好适合进行勒索。我有关于巴里的父母情况和血缘关系的文件。巴里认为这些文件已经被销毁了，他没有理由相信从费尔德那里得到的文件是精心伪造的。如果我勒索他，他就又面临和以前相同的情况，所以他肯定又会采用相同的手段。
“所以我用到了我们的朋友查尔斯·迈克尔斯。我使用他的原因是对于巴里来说，迈克尔斯是费尔德的亲密朋友和帮凶，他经常和费尔德在一起，所以拥有原始的文件是很合理的。我让迈克尔斯由我口述写了一封信。我之所以让迈克尔斯写这封信是因为巴里和费尔德经常交往，他可能很熟悉迈克尔斯的笔迹。这可能并不重要，但我不能冒这个险。如果我的计划出了一点小错误，那么巴里就会马上识破它，我就永远不会再抓住他了。
“我把原始文件的其中一张放在信中，让他相信他又一次受到勒索的威胁了。我告诉巴里，费尔德给他带去的是复制件，信里加的文件证明了我说的话。巴里肯定相信迈克尔斯也学他的主人以前的方法对自己进行敲诈。信里用的是最后通牒的语气。我规定了时间和地点并长话短说。然后这个计谋就奏效了。
“先生们，我想这就是全部。巴里来了，他带着他忠实的小皮下注射器，里面装着四乙铅，还有一个小酒瓶。你们看，除了地点不同以外，完全是费尔德案的翻版。我告诉我的人瑞特不要冒险。他一认出巴里就用枪对准了他，并发出警报。幸好我们就在他们身后的灌木丛中。巴里绝望了，如果他当时有一半的机会，就会自杀并同时杀死瑞特。”
警官说完后叹了口气，上身前倾，鼻子吸了几下，房间里一片寂静。
辛普森坐在椅子上转动了几下，钦佩地说：“真的很惊险，奎因，但是有些地方我还不清楚，比如四乙铅，既然它不为人们所熟悉，那巴里是怎么发现这种毒药，并且发展到自己也能提炼出它来？”
警官微笑着说道：“哦，从琼斯教授描述这种毒药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开始困扰我。在逮捕巴里后我依然不清楚。但是答案一直就在我的眼皮底下，你说我有多么笨。你们应该记得在伊维斯·波普的家里有一个叫康沃尔的医生被介绍过，现在这个医生是老金融家的私人朋友，他们两个人都对医药学感兴趣。事实上，我记得埃勒里曾经问过一个问题：‘最近伊维斯·波普是不是向化学研究基金会捐献了十万美元？’确实是这样。几个月前的一个晚上，在伊维斯·波普的家里举行了一次会议，巴里在那时偶然间听说了这种四乙铅。一个科学家代表团由康沃尔介绍拜访了这个金融巨头，请求他为基金会捐献一笔钱。在会面中，话题自然地转到了在医学界风行的传言以及最新的科学发现。巴里承认他偶然听到了基金会的一个领导，这个人是著名的毒理学家，向会议介绍的毒药的一些情况。当时巴里并不知道他会在将来用到这些知识，而当他决定杀死费尔德的时候，他马上看到了这种毒药的好处和它不留踪迹的来源。”
克洛宁奇怪地问：“警官，星期四早上你让路易斯·潘泽送给我的信息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还记得吗？你让我在莱文和潘泽会面的时候观察他们是否互相认识。我给你的报告是否定的，后来我问莱文的时候，他也否认了他认识潘泽，这其中有什么奥秘吗？”
警官轻声重复着：“潘泽，潘泽一直都使我感到迷惑，在我派他到你那里去的时候，还没有做出关于帽子的推理，所以他也就没有被排除。我派他到你那里去完全是出于一种奇怪的感觉，我想如果莱文认出了潘泽，那就可能说明在潘泽和费尔德之间有某种联系。我的想法没有得到证实，以这点为切入点希望不大。但是潘泽有可能在莱文不知道的情况下认识费尔德。另一方面，那天上午我也不希望潘泽留在剧院里，这样做使我们都有好处。”
克洛宁笑着说：“我希望你对我按照你的要求给你送去的一包报纸感到满意。”
辛普森问道：“摩根收到的匿名信是怎么回事，是没有目的的还是怎么回事？”
奎因气愤地回答：“那只是一个栽赃的小伎俩，巴里昨天晚上向我解释了这一切。他听说摩根威胁要杀死费尔德，但是他不知道费尔德也在勒索摩根。他想如果用一个小故事把摩根在星期一晚上骗到剧院，那将形成一个很大的错觉。如果摩根没有来，也不会有任何事情，如果摩根来了，那他就会起一定的作用。他选择了廉价的信纸，戴着手套到一家打字社打出了这封信，并潦草地签上了那个没有用的首字母签名。他把这封信从一个普通的邮局寄出。他很注意指纹，所以从这封信当然不能追查到他了。巴里很走运，摩根上钩了，他来到了剧院。摩根的滑稽故事和那封明显的巴里假造的信使摩根成为重大嫌疑犯。另一方面，命运似乎也不让巴里太一帆风顺了。我们从摩根那里得到的费尔德进行勒索的信息对巴里很不利。可是他没有预见到这一点。”
辛普森点点头：“我还有一件事想问一问，巴里是怎么买到那些票的？他对这件事有安排吗？”
“他当然有安排了。他让费尔德相信在剧院里进行交易并要保持绝对的秘密对费尔德本人来说也同样是非常必要的。费尔德同意了，巴里很轻易地就说服他买了八张票，他自己认为要多买六张票以保证安全。他给巴里七张，巴里留下LL三零左，把其他的票都销毁了。”
警官站起来，脸上挂着疲倦的微笑，他低声说：“迪居那，再给我一点咖啡。”
辛普森伸手阻止了迪居那说：“奎因，谢谢，可我们必须走了，克洛宁和我对这起案子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虽然我非常想听你把所有的故事都讲完。”他略显笨拙地又说，“奎因，老朋友，我真心地想对你说，你干了一件了不起的工作。”
克洛宁也颇感动地说：“我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精彩的故事，如此离奇的谜，还有从头至尾这么完美的推理！”
警官安静地问：“你真这么认为吗？我非常高兴，先生们，因为所有的荣誉都应该属于埃勒里。我为我的儿子感到自豪。”
辛普森和克洛宁走了，迪居那也回到小厨房洗盘子去了。警官回到写字台前，拿起钢笔，把刚才给儿子写的信又快速看了一遍，叹口气，又继续写下去：
把我刚才写的忘了吧，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了。辛普森和蒂姆·克洛宁刚才来了，我把咱们在这件案子上所做的工作精简后给他们讲了一遍。
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一对儿！两个人都像孩子一样，不停地赞叹，就好像这是个神话故事一样。在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越来越感觉到我根本就没有做什么，而你做了所有的工作。我盼望着你能找到一个漂亮的姑娘结婚，然后我们奎因一家就可以收拾行李去意大利，在那儿——安家过平静的生活。好了，啊！，我要穿衣服去总部了。从上个星期一以来，已经堆积了一大堆日常工作等着我去处理。我就要退休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不是在催你，可是儿子，我感觉非常寂寞，我——不，我想我很自私也很累，一个越来越老的需要安慰的老家伙。你马上就会回来的，是不是？迪居那让我向你转达他的问候，这个小坏蛋正在厨房里制造噪音折磨我的耳朵。
爱你的
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