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也第六-2

圣人也有牢骚吗?

接下来,说到孔子对于时代的感叹。我们经常批评人家发牢骚,其实,这也是人情之常。虽然有时候历史上看到发牢骚而获罪的事,但人人都有牢骚,发出来还好一点,不发出来更糟糕。孔于偶尔发发牢骚,也并不为过。

子曰:不有祝跄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

先说祝跄,跄是人名,字子鱼,有口才,是当时卫国的大夫。祝是当时的官名,管宗庙、国家祭祀的官,他的资料,在《左传》鲁定公四年“祝跄长卫于祭”中有详细的记载。“宋朝”是宋国的公子,公子是世袭的官名,所谓“世家公子”,他的名字叫朝,长得很漂亮。孔子说,假使一个人没有像祝跄那样能言善辩好口才,虽然长得像宋公子朝那么帅,可是在这个社会上,还是吃不开,行不通的。所以时代变乱中的人物,不但人要帅,还要有口才。在现代社会上说来这还不够,还要有

财。这是孔子对当时时代社会变乱中的感慨,我们也可以当他是牢骚吧!

我们要了解,孔子对当时的社会有些感叹,在孔子以前难道就都是好的?不!也是一样的。人与人之间,人与事之间,造成的种种烦恼,千古一律,不但中国,外国也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古代蛮好,现代却差了。后代的人看我们现在,还认为比他们好。这是世道人心,千古以来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念古书,并不是要退回去作古代的人,主要的是要懂得如何作今天的人。

上面看孔子发了一顿牢骚,他向现实低头了没有呢?他始终不低头。

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

孔子虽然对时代那么感叹,但是他认为还是要走正道才对。一个君子不要对现实低头,最后的胜利,最后的成功还是归于正道的。他举例说“谁能出不由户?”大门里的门为户。他说哪一个要出外的人,能够不经过门户出去呢?出了门才走上正路,人一定要走上正路的,走邪门,行左道,终归曲折而难有结果。

这一段,也是说人一定要有作人的标准。尽管许多人,不走正道而得意一时,最后还是有问题。不过许多人还是只顾目前,不顾自己的后果。虽然我们看到不少人作恶多端,却仍然安享天年,但是这笔帐终归有来世结算的。

百无一用是书生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质”是朴素的文质;“文”是人类自己加上去的许多经验、见解,累积起来的这些人文文化。但主要的还是人的本质。原始的人与文明的人,在本质上没有两样。饿了就要吃饭,冷了便要穿衣,不但人类本质如此,万物的本质也是一样。饮食男女,人兽并无不同。但本质必须加上文化的修养,才能离开野蛮的时代,走进文明社会的轨道。

所以孔子提出“质胜文则野”,完全顺着原始人的本质那样发展,文化浅薄,则流于落后、野蛮。“文胜质则史”,如果是文化进步的社会,文化知识掩饰了人的本质,好不好呢?孔子并没有认为这样就好,偏差了还是不对。文如胜过质,没有保持人的本质,“则史”。这个“史”,如果当作历史的史来看,就是太斯文、太酸了。我们要拿历史来对证:中外历史都是一样,一个国家太平了一百多年以后,国势一定渐渐衰弱,而艺术文化,却特别发达。艺术文化特别发达的时代,也就是

人类社会趋向衰落的时候。如罗马鼎盛时期,建筑、艺术、歌舞等等随之渐渐发展,到了巅峰时期,国运即转衰微了。所以孔子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两样要均衡的发展。后天文化的熏陶与人性本有的敦厚、原始的朴素气质互相均衡了,那才是君子之人。 整个国家文化如此,我们个人也是如此。所以我有时也不大欢喜读书太过用功的学生,这也许是我的不对。但我看到很多功课好的学生,戴了深度的近视眼镜,除了读书之外,一无用处。据我的发现是如此,也是我几十年的经验所知,至于对或不对,我还不敢下定论。可是社会上有才具的人,能干的人,将来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并不一定在学校里就是书读得很好的人。所以功课好的学生,并不一定将来到社会上做事会有伟大的成就。前天在×大考一个研究生,拿硕士学位,很惭愧的,我忝为指导老师。还好最后以八十五分的高分通过了。这个孩子书读得非常好,但是我看他做事,一点也不行,连一个车子都叫不好。书读得好的,一定能救国吗?能救国、救世的人,不一定书读得好。假定一个人书读得好,学问好,才具好,品德也好那才叫做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算是一个人才。所以我常劝家长们不要把子弟造就成书呆子,书呆子者无用之代名词也。试看清代中叶以来,中西文化交流以后,有几个第一名的状元是对国家有贡献的?再查查看历史上有几个第一名状元对国家有重大贡献的?宋朝有一个文天祥,唐朝有一个武进士出身的郭子仪。只有一两个比较有名的而已。近几十年大学第一名毕业的有多少人?对社会贡献在哪

里?对国家贡献在哪里?一个人知识虽高,但才具不一定相当;而才具又不一定与品德相当。才具、学识、品德三者兼备,这就是孔子所讲的“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不但学校教育要注意,家庭教育也要对此多加注意。

人性的基本问题

关于“文质彬彬”一节,再深入就要进入个人具体的修养,和人性本质问题。人性究竟是善还是恶?这是哲学上一大问题。中国哲学的基本,几千年来讨论这个问题,都无法下定论,西方哲学也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根据孔孟思想,认为人性的本质,本来是善良的。最有名的《三字经》,第一句话就引用孔子“人之初,性本善。”不善都是后天学坏了的恶习气。所谓:“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孟子也曾举例,说明人性基本是善的。他说,我们走在路上,看见一个小孩子掉下井里去,第一个念头,第一件事一定是救人,不管这个孩子是谁,是仇人的孩子,或是自己的孩子,一定只要救人,所以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仁爱、慈悲的心各个都有。其次,人看到悲惨可怜的人,心里一定为他难过。由此可见人心是好的。

相反的,如荀子主张人性天生是恶的。举例来说,如果一个母亲生了双胞胎,当其中一个孩子要吃奶的时候,另一个孩子又哭、又闹,把奶抢过来自己吃,可见人性是恶的。荀子认为人之为善,是后天的教化慢慢塑造而成。在孔子、孟子和荀子之外的另外一说,便是与孟子同时的告子,他认为人的本性,既不好也不坏。他说人性好比木头,以圆规一量可做成圆形,用矩一量又可做成方形。墨子也是这种主张:他说人性像白丝布一样,要把他染成黑的就是黑色,染成红的就是红色。人性无所谓善恶,善恶都是后来的染色。现在教育上“可塑性”的观念,便和此相近。于是,人性是善是恶,或不善不恶,哲学上几千年来都在争论。中国如此,外国也如此。

但是这些学理到今天还没有给人类以公认的定论,至少在学术思想上是如此。所以我们常常提到人类的文化非常滑稽。中国人五千年文化历史,西方人也有几千年,同样的吹牛认为人类最伟大,最了不起——自吹是万物之灵。但在万物的心目中,如猪、牛、鸡、鸭来看人类,说不定认为人是万物中最可恶的东西,既狡诈又凶残,因为人类专门杀害它们,吃它们。可是我们万物之灵的人类,虽然有了几千年文化,但对几个基本问题,却仍然都没有肯定的答案。例如:我们的生命究竟从哪里来?人性究竟是善的或是恶的?人类自己认为哲学、宗教、科学等累积的文明,已经征服了太空,这也是吹牛。严格说来,人类今天的文明,只能说开始向太空进军,太空并没有被我们征服。虽然进到了太空,人类自己切身的问题,仍如几千年来一样,还是没有解决。科学上为什么要到太空去?主要目的还是要追求生命的来源。今日科学的物质文明虽然发达,但科学的基本精神还是在追究这种问题的根源。不过这个问题的答案没有追出来,却把这套探讨的技术,发展到物质文明上去了,

因此便形成今天文化的趋势。

我们不要把问题扯远了,人性的形上形下问题,以后再讨论。以上所谓正反双方的理由都不太充分,而且有问题。现在我们回来单单讨论人类本性的这个“质”究竟怎样?这个问题也很难讲。不过人类原始的本性——质——是比较直爽的,我们看一个小孩子所表露的动作,纵然打破了东西,做错了事,他那个样子都蛮可爱的,因为他没有加上后天的颜色,还是人性的本质。假使人长大了,都还是这样,好不好呢?且看我们流传的一两则哲学性的笑话,供给大家做研究性的参考。

还是老虎可爱

有一个老和尚,收养了一个很小的孤儿,才两三岁就带到山上。关着门不使他与外界任何人接触,也不教他任何事,到抚养成人了,有一次老和尚下山去,一个朋友来访,问这个小和尚,师父哪里去了?这个小孩傻傻地说师父下山了。来客奇怪地问,你是他的徒弟,怎么什么事都不会?小和尚说,什么叫做“会”呢?客人就教他见了人,要怎么讲礼,要怎样讲话,师父回来时应该怎样对师父行礼。客人把这许多事都教给了小和尚,这小和尚已经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了,越学越会。客人没等他师父回来就先离开了,等到师父回来时,小和尚到山门外老远去迎接,行礼问好。师父看见,奇怪极了,问起这一套举动是哪里学来的。小和尚说出经过,这个师父气坏了,找到那位朋友大吵一顿。他说我二十多年来,不让他染污上任何是非善恶的东西,保留一副人性原本的清白。结果给你这一搞就搞坏了,我二十几年来的心血白费了。我们听了这个故事,其中所包括的内涵很多,不妨从各方面去理解。

第二个故事大家都知道的,一个老和尚也是这样收了一个小孩。到了二十几岁,要带他下山,但很为他担心。就告诉他,你没有到人世间看过,现在我带你去。在城市中很热闹,五花八门,不过什么都不必怕,只有一个东西——老虎,你要注意,那是会吃人的。小和尚问老虎是什么样子,老和尚就把女人的样子告诉他,说这就是老虎。老和尚带他走了一趟,回到山上以后问徒弟,到了闹市里最喜欢的是什么?小和尚认为一切都很好,没有什么特别可动心的。老和尚又问那什么东西最可爱呢?小和尚说,最可爱的还是老虎。

这两个故事都涉及了人性,所以讨论到《论语》上的这个质字,一定要说怎样才是人的本质,也是很难下定论的。

如果质胜文,缺乏文化的修养就不美。倘使文胜质便很可能成为书呆子。学识太好的人,也很可能会令人头大。谈学问头头是道,谈作人做事,样样都糟,而且主观特别的强。所以文与质两个重点要平衡。

另外他又说出一个道理来: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这是讲到质与文以后,孔子说,人生来的天性,原是直道而行,是率直的。说到这里就很妙了,人喜欢讲直,站在心理学的观点来看,一个尽管很坏的人,但也喜欢他的朋友很老实,不但老实人喜欢老实人,连坏人也欢喜老实人,从这里就可以体会到,人应该作哪一种人才对。人都喜欢别人直——诚实,即使他自己不诚实,至少对于老实人,肯上他当的,还是喜欢。从教育上看,任何一种教育,都是教孩子要诚实,不要撒谎,可是人做到了没有?不可能。

就我来说,十几年前,我有一个孩子还小的时候,每逢晚上,来访的朋友太多,简直没得休息,有时感到很烦,有一天实在疲劳,也知道有位先生一定会来访,我就交代孩子:“我去楼上睡觉,有人来访,说我不在。”结果这位客人来了,我孩子说:“我爸爸告诉我,他要睡觉,有客人来就说不在!”应该骂孩子吗?不应该,我们要求他要诚实,他讲得很诚实,他很对,不对的是我们,那么人到底应不应该率直?呆板的直,一味的直,会不会出毛病?这都是问题。所以人生处世的确很难,有时候作了一辈子人,自己越作越糊涂。但根据孔子的话,人生来很坦诚,很率直。试看每一个小孩都很诚恳,假定在幼稚园发现了一个会用心机的孩子,那这个孩子大成问题,不是当时身心有问题,就是将来长大了会成为问题人物,但绝大部分的小孩都不会用心机。不过人慢慢长大了,经验慢慢多了,就“罔”了。

这个“罔”字做什么解释呢?平常用到迷惘的惘,在旁边多了一个竖心旁。罔字的意义,代表了虚伪、空洞。“罔之生也”,一个人虚虚假假地过一辈子。虚伪的人不会有好结果的,纵然有时会有些好际遇也是侥幸意外免去了祸患,并非必然。必然是不好的结局。这两句话是说人天生是率直的,年龄越大,经验越多就越近乎罔。以虚伪的手段处世觉得蛮好的,但是结果一定不会好,纵然好也是“幸而免”。可是“幸而免”是万分之一的事,这种赌博性的行为,危险太大,是不划算的。

楼下黄金楼上人

说到这里,孔子又转了另一个道理 ,他认为要把学问作好,不是一件痛苦的事。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这在教育上是一个大问题,世界上谁不想作好人做好事?都想做。有很多人知道应该怎么做,道理都懂,可是做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前面我也曾经提到,许多人“看得破,忍不过。”比如说:算了吧!生活简单一点吧!这是看破了,但到时候却忍不过。看到不义之财,第一个念头是不要;多看一眼,眼睛就亮了;再看一眼,眼睛就发红了。

历史上有个故事,是说三国时的管宁与华歆,管宁是有名的高士,后来他一生不下楼。最初与他的同学华歆一起读书,两人一起挖地。管宁挖到一块黄金的时候,视黄金如泥土一样地丢开了,看都不去多看一眼。而华歆走去多看了一眼,才不再去管它。就这样管宁和华歆绝交了,或许有人会说管宁未免太不近人情。但古代历史记载简单,事实上他们两人同学,感情如此好,管宁已经观察华歆很久了,再加上这一件事情,他断定华歆是不安于淡泊的。果然后来华歆扶助曹丕篡汉,成了千

古罪人,虽然文章非常好,但是他变成了反派的文人,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小人之儒。所以管宁当华歆地位高了,他就永远不下楼,意思是你虽然有了政治的权力,但我就不踏在你的土地上,这就是华歆看得破,忍不过的道理。

还有“想得到,做不来”,有许多事情我们都想得到,但做起来的时候,就硬做不来。也就是说学问、道理虽然懂得,身体力行时,却做不到。所以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对做学问必须养成习惯,一日不可无它。第一篇《学而》中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个“习”字就是要“好之”。“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爱好它,喜欢虽然喜欢,并不认为是生活中的一件乐趣。以现在最流行的打太极拳来说,决没有打麻将那么受人欢迎。因为打麻将的人视此事一乐也,坐在那里快乐得很,

而打太极拳,知道对身体有利益,是知之者,天天打,是“好之者”,可是摸两下,觉得今天好累,明天再打,那就还不是“乐之者”。欲期学问的成就,进入“乐之”的境界,就太不简单了。我们对于部下或者子女的教育,就要注意这一点,看他乐于哪一面,就在哪方面培养他。就算爱打麻将,也可以培养他,当然不是培养他去打麻将,而是将他打麻将的心理转移到近似的正途发展。这才是师道的原则,不但对人如此,对自己修养学问也要如此,但是孔子下面又说一句话: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这是说人的智慧不能平齐,姑且把它分作上、中、下三等的差别。中人以上的资质,可以告诉他高深的理论;至于中人以下的资质,在教育方面,教导方面,对他们就不要作过高的要求,不妨作低一点的要求。但中人以下的人,他们的成就,又不一定永远在中人以下,只要他努力,最后的成就,和中人以上的会是一样的。这在历史上可以举很多的事例来说明的。凡当过老师的,作过领导人的,都能体会孔子这一段话是绝对正确的。 我误聪明上面的话,都是孔子从“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的话一直讲下来的,是教育的道理,也是作领导人的原则。大凡领导人的时候,对部下先要认识。看他的能力若是中人以下,却把较高的任务交给他,那一定糟糕。教育的原理也是一样,对自己子女的教育更要注意,千万不要“儿女都是自己的好”,对自己的儿女也要看情形,“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教育后代,只是希望他很努力,很平安的活下去,在社会上做一个好分子,这是最基本的要点,并不希望他有特殊的地方。像苏东坡,名气那么大,在文人学者中,他实在好运气。比苏东坡学问好的人,不是没有,可是苏东坡在宋朝,名闻国际,几个皇帝都爱他。当时日本、高丽派来的使臣都知道,甚至敌国的人都知道,当时金人所派来的使臣,第一个问起的就是苏东坡和他的作品,他的文章、诗词,中外传扬。后来他在政治舞台上受到重重打击,便写了一首感慨的诗说:“人人都说聪明好,我被聪明误一生。但愿生儿愚且蠢,无灾无难到公卿。”我们从苏东坡这首诗上看到人生。他无限的痛苦、烦恼。所以学问好,名气大,官作高了,没痛苦吗?痛苦更多,这是我们从他这首诗了解的第一点。第二点,从这首诗看苏东坡的观点就很可笑了,试看他前两句,不但他有这个感觉,大家也有这种感觉;第三句也蛮好的;第四句毛病又出在他太聪明了。世界上哪有这种事?!生个儿子又笨、又蠢,像猪一样,一生中又无灾无难,一直上去到高官厚禄,这个算盘打得太如意了。这是“聪明误我”?或是“我误聪明”呢?就人生哲学的观点来看,如果当苏东坡的老师,这一首诗前三句可打圈圈,末句不但打三个××,还要把苏东坡叫来面斥一顿:“你又打如意算盘,太聪明了!怎么不误了自己呢?”

以上中间这一段,几节连起来,是讲人生作学问的道理,跟着说的牵涉到政治的问题。

政治与宗教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

这个“知”念“智”,为智仁勇的智,古代知智相通。樊迟,这位孔子的学生,不必介绍了,上次驾车的就是他。有一天他问孔子,什么叫真智慧,这个知包括了科学、哲学,但在这里却偏向于政治哲学。孔子答复得很妙:“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务民是什么?是领导人,作一个从政领导的人便是务民,意思是他所领导的事务是为老百姓服务的。“敬鬼神而远之”,这句话我们中国人都知道是孔子的名言。孔子不相信宗教吗?他非常相信,他认为鬼神是有,但与人是

两路。所谓“天道远,人道迩。”鬼神是天道的问题,离我们很远。我们现在活着都是人道——“人道迩”,政治、教育、经济、军事、社会都是人道的事,不要以鬼神为主,所以敬鬼神而远之,是敬而远之,不是不信。过去,尤其是现在,一谈到宗教,人们就说迷信,这种态度我非常反对,持这态度的人“懂不懂宗教?”是一个问题,如说:“不懂,是迷信何必去懂他?”这样便是大迷信。为什么呢?因为迷信自己嘛!对于一个东西,内容还不懂,就随便下定义,这不是迷信吗?迷信,

就是迷糊不知道而相信,这才叫迷信,现在你对宗教不知道而下了这个定义,这是大迷信。孔子绝不迷信,“敬鬼神而远之”,这就是知。

这是个大问题,中国古代历史,西方古代历史,几乎政治与宗教没有分过家。我们历史上的秦始皇、汉高祖、唐、宋、元、明、清一路下来,几乎没有一个皇帝没有和宗教发生过关系,不管他是信仰或反对。外国也一样。

讲到这里可以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当南越已故总统吴廷琰未去世前,有位神父,陪一位也是教书的外国神父,到我家里来访问,说是由教廷来的。我一听这件事,颇头大。我声明如果视我为代表中国的某一宗教徒,我不愿谈话,因为我不能代表任何一个宗教。他说就因为我不代表任何一个宗教,比较超然,所以要访问我。我说我首先告诉你,请你转告他们。我曾经在香港对宗教人士演讲,提到二十一世纪之时,所有宗教的外衣都必须脱掉,所有宗教的大门都必须打开,而且各宗教要联

合起来共同服务,追求人生、宇宙的真谛,二十一世纪的文明,才能够建设。我说也许言之过早,但是你们可记录下来,将来必定如此。为什么呢?假使不脱掉宗教的外衣,不打开宗教的大门,还是闭关自守,对所有宗教而言,便有八个字的定论——“关门主义,自杀政策。”宗教是谁在排斥?并不是宗教之间的斗争,而是自然的发展,科学文明在捉弄宗教。后来他问到南越的事情,天主教与佛教之间在南越的问题。我说现在你可以记录我的话了,我是中国人,站在中国历史文化的立场,

贡献你们一个意见,世界人类文化,站在宗教的观点来看政治,好像每一个地区的政权,不过是由宗教制成的一个作品;相反的站在政治立场来看宗教,任何宗教不过是政治上的一环而已。凡是纯粹的宗教徒,最好站在政治的立场来看宗教。西方的宗教不去管,在中国的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政治如果扯上了宗教问题,便非失败不可。我当时认为贡献他们这个意见,非常踏实,很诚恳。现在来说更中肯,一点没错。我们中国历史上,秦汉以下,三国时的黄巾张角、元朝的白莲教,近代如红灯照、义和团、太平天国等都是政治扯上宗教关系。凡政治扯上宗教关系来玩的,非失败不可。西方的十字军东征,这么大一个战争,为了宗教的观念而起的,成功了没有?失败了,此其一。第二,政治必须仰仗历史文化的经验,当时的南越太年轻了。我不好意思讲,这是我国自己国家运气差一点的时候,自己倒楣,免谈了。严格说来,南越是小孩嘛,政治和历史文化是要久远的经验,不可像小孩子一样随便乱来的。

这些事例就是说明“敬鬼神而远之”的意义,如果讲宗教史,佛教玄奘取经回国以后,便是唐太宗捧出来的。同时唐太宗也捧道教。唐代的真正国教是道教,上朝排列朝班时道教站在第一位,佛教站在第二位,但待遇上是平等的。至于儒教,不用说,也是照捧,对伊斯兰教也很崇敬,老的基督教——景教,也是唐太宗时候到中国来的,唐太宗还替他写一个碑文,准他在广州盖庙——建教堂。唐太宗那样大的政治气派,看每一个宗教都是好的,都“请上坐,泡好茶。”他自己信什么教,

他没有表示。老老实实说,后来考据他是信佛教的。但在政治态度上,他绝对公平,过去尽管没有宪法,对宗教还是公平。所以孔子说为政的领导道理与鬼神之事的关系,不能完全做迷信看。有时对工作,对政治非常有帮助。不过上面一个“敬”字很重要,应该非常恭敬。比如拿破仑,绝不迷信,他当皇帝以后,曾经把皇冠一脚踢开,认为这些皇帝的帽子算什么东西。但当他打到了伊斯兰教的国家,看到伊斯兰教的教堂,却跪下来,跟着别人一样礼拜,这就是“敬鬼神而远之”的道理,这

也是最高度的智慧,不能叫迷信。信仰是个人的事,处大事时,则不能随意有所偏废。

为什么举这许多事例来说明“敬鬼神而远之”为“知”呢?要注意,孔子上面有一句话,“务民之义”,讲到一个国家领导人的智慧问题,并不是普通闲谈地,讨论鬼神这个哲学问题。

后来又问到仁这个问题。这里的仁不是讲仁的体,而是讲仁的用,作人处世的仁。孔子说,一个领导别人的人,极须要仁爱的心怀,对任何问题不要轻视,不轻视也就是儒家“敬其事”的思想。尤其领导人聪明的,往往容易轻视天下事,犯上苏东坡“我被聪明误一生”的毛病,所以任何事先从“难”的方面想,以后才能得到好的结果。先从难的方面,问题多的方面看,都研究完了,最后有一个结论,得到中道的成果,这就是仁的用。这样一来,便利了自己,也便利了别人,更便利了老百姓。

这几十年来,年轻的朋友,用西方文化的观念来处理事情——错了,不怕错,就怕不做;错了没有关系,再改。这一来,在政治上有好也有坏。有些人喜欢引用拿破仑的气魄,说他的字典里没有难字,这句话听了很过瘾,非常有气魄。但是大家想想,拿破仑并没有成功,他不会成功,如同中国的项羽一样。说到西方文化,美国除了科学以外,追根究柢没有什么真东西可看;只有到欧洲去看;在欧洲只有到法国看,到了法国只看到拿破仑的凯旋门。欧洲人都崇拜拿破仑,可是像拿破仑这样的人,在中国历史上多的是,可以拣出来一打以上,这有什么了不起?一个老成谋国的人,要注意这个“难”,先难而后获,这就是用仁之道。

不在山水之间

那么什么是真正的智慧?什么是真正的爱心?

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

寿。

这几句话,一般的人说,“知者乐水”的意思是说聪明的人喜欢水,因为水性流动。“仁者乐山”是说仁慈的人喜欢山。如果这样解释,问题大了。套用庄子的口吻来说,“知者乐水”,那么鳗鱼、泥鳅、黄鱼、乌龟都喜欢水,它是聪明的吗?“仁者乐山”,那么猴子、老虎、狮子都是仁慈的吗?这种解释是不对的。正确的解释是“知者乐,水。”知者的快乐,就像水一样,悠然安详,永远是活泼泼的。“仁者乐,山。”仁者之乐,像山一样,崇高、伟大、宁静。这是很自然的道理,

不是我故意作此解释的。

为什么不是我故意的?再看下文就知道,他说知者的乐是动性的,像水一样。仁者的乐是静性的,像山一样。这不是很明白吗?硬是断章取义,说“知者乐水”是喜欢水,“仁者乐山”是喜欢山,这是不对的。有些人的学问修养,活泼泼的,聪明人多半都活坡,所谓“杨柳岸,晓风残月”、“滚滚长江东逝水”就是这么个气魄,这么个气度。仁慈的人,多半是深厚的,宁静得和山一样。所以下面的结论:“知者乐”,知者是乐的,人生观、兴趣是多方面的;“仁者寿”,宁静有涵养的

人,比较不大容易发脾气,也不容易冲动,看事情冷静,先难而后获,这种人寿命也长一点。这是连起来的意思,千万不要跟着古人乱解释:聪明的人一定喜欢水,仁慈的人一定喜欢山。那问题就很大了。

变了形的文化样品 下面两节,孔子感慨起当时的文化问题了。看起来是两节闲文,毫不相干的话。研究起来,必须要配合春秋战国的历史时代。

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讲到春秋战国时代文化的演变,齐鲁两国,无论在东西周时期,都具有核心性的影响作用。后来的楚国、秦国,虽凭一股新兴文化的气势,左右战国时期,但始终是以国富兵强而具有影响时局的力量而已。若论文化的渊源,仍然不能离开齐鲁。鲁国乃周公之后,周朝武王统一天下,对老功臣,分封建国。周公的后代被封在鲁,保存了周代文化的精神。姜太公帮助了武王统一天下,他的后代封于齐,发展出后世道家学术的精神。换言之,姜太公一系遗留在中国的文化,可以说代表了传统道家的文化;鲁国的文化则代表了周公这个系统,也就是形成后世儒家的文化;楚的文化则为老、庄一系所形成的南方文化成分较多;墨子则代表宋国的文化,宋为殷商的后代,所以在墨子的学术思想中,保留有浓厚的夏商文化的色彩。讲中国文化史或哲学史,对这个观念应该清楚。

春秋时期,当时的文字语言并没有完全统一,交通也不便利,各国诸侯的政治措施也有了各自为政的趋向,只是大体上还保持大同小异而已。到了孟子的先后时期,鲁国保留的周代文化,也只剩一线命脉。那时候较为兴盛的,还是道家传统所流衍的燕齐文化。而且齐国比较强,是经济最发达的国家,现在山东靠海这一带地方,本来资源缺乏,因为姜太公封到了齐国,他便发展资源经济,开始制盐,不但使齐国成了产盐区,并且渔盐之利大增,后来又经管仲的一番开展,齐国的经济更发达,到了战国时期,他的国际地位,等于我们当年在大陆时的上海、现在美国的纽约。所以当时孟子、荀子这些学者,都曾到齐国转一趟,好像现在的人们都要去美国混一下一样的。这是孔子以后的事。 在孔子当时,鲁国文化,还大有可观之处。孔子的思想中,认为要把中国传统文化保留起来,乃至于振兴起来,就要以齐国的文化为基础,再加上好的转变,就可以到达当年鲁国的情况;再把鲁国的文化,提高一点水准,就可以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的“道”。这是他的一个看法,一个感叹。

下面孔子又对觚发出一个感叹。觚依考据是一种四方有棱角的酒杯,到故宫博物院,应找得出这件东西。依古人的解释“觚不觚!觚哉!觚哉!”这句话,是孔子在感叹说,这个时代什么都变了。你看嘛,这只酒杯本来是有棱角的,现在酒杯的棱角也磨平了!这里记载孔子有这个感叹。但是酒杯没有棱角有什么稀奇?孔子如果看到我们现在用的茶杯还是玻璃做的,圆圆的,孔子一定要感叹,玻璃杯啊;玻璃杯啊!我们如果连接上文看,就知道这句话的意义了。孔子说我们的文化已经衰落了,要保持自己的传统文化,是件非常吃力的工作。除非像齐国那样,有雄厚的经济基础,能为后代文化努力,再加重整一番,可至于鲁。鲁国的文化有这样相当基础,能够把他再发扬光大一点,可以保持传统文化之“道”。可是他讲到这里,正在拿着杯子喝酒,于是就近举例说,试看看,酒杯的样子都变了!什么都在变,时代已经变了;酒杯啊!酒杯啊!他是感叹连这样一个用具、都跟着时代在演变了,人更是永远在演变,历史是拉不回来的。这是他假借酒杯对文化演变的感叹。我曾

和朋友们谈起,不要感叹,感叹是没有用的。历史无法拉回。我们死了,下一代照样活下去,照样又生下一代来。我们现在要尽到自己的任务,把我们所知道的,尽量交给后一代。他们去整理,他们去发扬,那是他们的事,不要担心。一定说“人心不古”、“今不如昔”、“世道衰微”也不见得。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历史,每代历史有每代历史的精神。所以孔子说“觚不觚!觚哉!觚哉!”意思不单指这个酒杯。而是说变了,一切在变,就是这样一个感叹。

君子可欺以其方

正当孔子感叹,旁边有个学生提出了问题。

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

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宰我就是孔子说他“朽木不可雕也”的台柱学生,我认为他是身体不太好,而聪明有余,德性不大够的一个人。他有一天和孔子半抬杠,也可以说是在怀疑一个问题。他问孔子说,你天天教我们要学仁,作人做事要讲道德仁义。假使有一个人,去骗一个有仁义修养的人说,水井里有仁义。难道为了修养仁,就听他的话往井里跳?宰予这个话问得没有错,并不调皮,很实在的。他的意思是,老师你天天教我们讲仁义道德,现在世界那么坏,坏人那么多,有人来骗我们井里有道德,道德又

值几毛钱一斤?要不要跳下去呢?和我们现在问:“这个社会这样坏,仁义有什么用?”是一样的。

孔子听了以后,终于笑了。他说你怎么这样想呢?一个作学问成为君子的人,并不是一个笨蛋,必须要晓得应变。孔子力赞《周易》,而《周易》的道理,便有“适变”、“随时”这两个要点。要懂得时代,适合于时代。但自己要站在中间,顺应这个变,有中心主张、中心思想。他在这里说一个君子之人“可逝也”,可以放弃自己的终身,但“不可陷也”,绝不受人家的包围、困扰,落入陷阱之中。比如说抛弃了一切,甚至抛弃了这个社会环境,抛弃了一生的功名富贵,绝不受困扰。

如果说没办法,受了环境的困扰,陷进去了,在无可奈何下而拿了功名富贵,然后自说清高,那对不住,这是没有骨气,不是君子。有骨气的作法是自我牺牲,不受困扰。“可欺也,不可罔也。”当面来欺骗可以,愿意接受这个欺骗,这是仁慈。但如果糊涂、将就,自己根本不知道,这是不可以的。所以孔子是说,你问的哪有这个道理?归纳起来的意思,人一定要仁义道德。这是孔子所标榜的,也就是他的学问中心,要有中心思想,中心路线。如果这个中心思想行不通,只要认为对了,乃至于被时代遗弃了都可以,可是如果被现实所陷没了,那是不应该的。

所以孔子在下面再加以引伸解释。

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孔子说博学于文,这个文不仅是文学,而是代表了一切学术文化。以现代名词来说,包括了文法、文理和一切知识。所以说要博学于文。博就是渊博,样样要懂,才能成为通才。但是渊博的人,常是样样都懂,门门不通。所以先求渊博;后要求专精。要渊博而专精,并且还要约束自己,作人处事在在合礼。孔门的思想要讲礼,我们再三提过,礼并不是教我们行礼,而是《礼记》所包涵的文化精神。孔子说如果做到这样,大体上人生的道路,可以走得出来,不会离谱太远了。“弗畔”,就是没有离经叛道的意思。

冲冠一“路”为红颜

到这里引出一件事来了。

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这段很妙。南子是古代的一个美女,是卫国的人。孔子在这个国家相当久,因为卫国本来有意留孔子,把国政交给他,学生中有很多人怀疑孔子想取得在卫国的君权。当时卫国的诸侯卫灵公,宠爱一个漂亮的妃子,就是南子。春秋战国的时候,女子把持政权的有好几位,不过直到现在还没有看到这个问题的专书,我倒很希望有人,如果有功夫,对这种女人把持政治的风气,列举中外的历史事例写一本书。

中外历史上,与政治有关的女人太多,几乎任何一个政权都离不开女人。常在报纸上看到,英国的绯闻出来了,白宫的桃色新闻又出来了,全世界新闻界闹得那么凶,我看看觉得蛮好玩的。有的学生问,怎么觉得好玩而已?我说这有什么希奇呢?报纸上闹是另外一回事。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政权,几乎没有不和女性发生关系的。不过有些是好的女性,有些是坏的女性。和历史的整个型态都有关系,可惜的是古代重男轻女,历史的记载没有朝此方向发挥而已。明末清初文学家李笠翁说的,

人生就是戏台,历史也不过是戏台,而且只有两个人唱戏,没有第三个人。哪两个人?“一个男人,一个女人。”

这句话又引起另一则有名的故事:相传清朝的乾隆皇帝游江南,站在江苏的金山寺。看见长江上有许多船来来往往,他问一个老和尚:“老和尚,你在这里住了多少年?”老和尚当然不知道这个问话的人就是当今皇上,他说:“住了几十年。”问他:“几十年来看见每天来往的有多少船?”老和尚说:“只看到两只船。”乾隆惊奇地问:“这是什么意思?为何几十年来只看到两只船?”老和尚说:“人生只有两只船,一只为名,一只为利。”乾隆听了很高兴,认为这个老和尚很了不起。李笠翁说人生舞台上只有两位演员,一个男的,一个女的,这也是很自然的现象。

孔子当时到了卫国,南子这位宠妃正在把持政权,曾经找人告诉孔子,想见见孔子。这是古代,不比现代外交:除了阿拉伯伊斯兰教国家外,到了一个国家,见元首夫人,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而且还是一种习惯上的礼貌。但在古代不然,尤其是南子这个人,名声并不好,她要见孔子,孔子并没有答应,后来有人告诉孔子,要在卫国有所作为,非要走南子这条路线,孔子当然没有走这条路。但是孔子有一天的确见了南子,照历史上记载,孔子见南子,南子对他恭敬万分。历史的记载,男女相见,中间挂一幅珠帘,南子穿了国家的大礼服,在帘子里面向孔子跪拜,非常尊敬孔子,这也是事实。

现在《论语》中记载,孔子见了南子。这一下,学生当中脾气最大的子路不高兴了,出来在态度上大概给孔子很难堪,逼得孔子赌了咒:“你不要怀疑我啊!我假如做了对不起人的事,给天雷打死!给天雷打死!”古人对这节书,都作上面这样的解释。

如果这样解释是对的,试想想,我们民族文化所标榜的这位圣人,岂不太糟糕了?见南子就有不轨的行为吗?这是不可能的。南子虽然在社会上的名誉不太好,孔子也瞧不起她,到底她是这个国家国君的如夫人,她硬要见见,也理所当然。孔子特别讲礼,这又有什么失礼的?

孔子见了南子出来,子路这个学生就摆脸色给他看,孔子这个“校长”也干不下去,要辞职了,太受学生的威胁了,还要逼得孔子当面赌咒,“天啊!给雷打死!给雷打死!”哪有这样的解释?这完全是后人塑造孔子的错误,所以孔家店被打倒是难怪的,都是这些店员乱搞!把自己老板塑得那个怪像。就是现在,也还有人把孔子像塑得那么呆板。孔子哪里是这样的,孔子态度本来非常活泼轻松。

孔子见南子,是事实;子路不大高兴也是事实,孔子也的确矢之。“矢之”是很严重,等于赌咒,赌什么咒呢?问题在下面这句:“予所否者”,孔子就告诉子路,你们的看法不对的。这里要千万注意,古人说:“万事谁能知究竟?人生最怕是流言。”又说:“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这就是人言可畏。又“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人情世故要通达,凡事问心无愧,旁人背后怎么说不要管他,只问自己。所以孔子是说,你们看法和我看法不一样,我所否定的,我认为不可救药的人,一定是罪大恶极。不但人讨厌他,就是天也讨厌他,那么这种人便不需要与他来往。

我们再看南子,是不是那种“天厌之”的人呢?南子在历史上不像夏姬,后来的夏姬是不得了的,坏得很。我们查卫国的历史,南子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错,不过长得漂亮,卫灵公非常迷她,如此而已!政治上当时比较起来,卫国还算好的。而且孔子周游列国,流落他方的时候,还是在卫国住得最久,卫君在卫护他,南子也在卫护他,卫国的大臣,蘧伯玉这班人也在卫护他。所以孔子说,你们不要听到人家胡说八道就相信了。“谣言止于智者”,有聪明有智慧的人,一听到就知道是真的或是假的。我所认为不对的,不像你们的看法,如果真有罪大恶极的人,天意都会厌弃他,何况人呢?你们对于南子,用不着这样不高兴。这节的意思,如此而已。我们绝不能照旧的解释,把孔子说成像孩子偷了嘴,怕大人打那样,哪有这种事,这是三家村学究们的见解。

接下来,孔子提到这件事了。所以我说《论语》是连成一起的,编得非常好。讲了南子这故事,马上就把孔子的一段话引进去了。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在孔子的孙子子思著《中庸》的时候,第三章中,就引用这一句话。孔子是讲了这一句话,孔子就中庸太难了,中庸是什么呢?讲孔子的中庸也是很难解说的,如仁字一样,有体有用,我现在不讲中庸的体,将来有机会研究《中庸》时再讲,现在讲中庸的作用,有些学者写文章骂中国文化,他们也是中国人,现在中国人“骂”中国文化的太多了!真使人感慨万千,我们这个国家在五代那八九十年中,也是最乱的,是当时认为的外族侵略进来的时代,有许多中国人变成什么样子呢?很难看,也很坏,他们帮助外族侵略自己中国人,所以唐末司空图有一首感慨的诗:“一自萧关起战尘,河湟隔断异乡音。汉人学得胡儿语,却向城头咒汉人。”将来百把年以后,写我们现代的历史,可能有人也会这样写。现在骂中国文化的,不是外国人,而是我们自己中国人。自己对自己没有搞清楚。

现在也有很知名的学人写了文章,说中庸就是马马虎虎的意思。他曲解说,张三说对,李四说不对,而王五说对与不对没有关系,就中庸吧!这位学者竟如此解释中庸,他们这些人对于中庸是什么,自己都没有好好的研究。

我们现在说中庸,就是能够中和的中庸之作用。我们中国文化中《易经》的道理,是说天下的事物,天下的人物,随时随地在变,每秒钟都在变,没有不变的事。如何能适应这个变,如何能领导这个变,这是学问的中心。同时《易经》告诉我们,变是对立的变,任何一件事都是相对立的,有正面必有反面,有好必有坏,你说对的,同时也就产生了不对的。一切都是相对的,在这个相对的中间,有一个中和的道理。所以“中庸”便提到中和的作用,孔子是说两方面有不同的意见,如果有最高的领导德业的人,使它能够中和,各保留其对的一面,各舍弃其不对的一面,那就对了。那才是“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孔子同时感叹说:“民鲜久矣。”一般的人,很少能够善于运用中和之道,大家走的多半都是偏锋。

把这节放在孔子见南子后面,正说明了我们刚才所说的道理。一般人对人事的批评,要多方面注意人情世故。将来各位出去外面做事情,你的部下,你的朋友,甚至你的敌人,对你也是一样。当骂你坏的时候,什么都是坏的,没有好的;当捧你的时候,什么都是好的,没有坏的。但是不管捧与骂,都是有问题的。我们不要忘记了自己的本分,自己要很清楚自己,不要为这些毁誉所动摇,要问自己真正的作为。所以孔子在这里所讲的道理,说明了孔子见南子的真相。

此事古难全

下面等于为本篇作结论了。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子贡问的问题,都是中肯扼要,而且碰到孔子中心思想的要点之处。他说假使一个人广泛地博施济众,要为整个人类谋福利事业,照现代话来说,团体、社会、政府做的公益事业就叫社会福利。中国古代有没有社会福利思想?假使有研究社会问题的,这个问题要注意,在中国历史文化里,好像找不出社会福利问题的记载,事实上有没有呢?有!社会思想早有了,社会福利思想也早有了,过去都偏重在个人做,以个人立场,做社会福利事情,这是中国人的道德修养,告诉人,有钱做做好事,修桥铺路,再不然夏天在路上摆一些茶缸。我很小的时候就看到过。每到夏季,家里忙得很,天天都要烧茶,大锅大锅的烧,多少里一桶,放在那里,不要钱的凉茶,大家尽管喝。很多人家都这样做的,这些都是社会福利。中国过去的社会当然是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由个人做社会工作,做社会福利,认为这是一种道德,所谓阴功积德。

现代的思想,社会的福利工作,已经由政府、由社团做。时代不同,工业时代与农业时代,是两个时代,思想也不一样。子贡讲的博施,就是讲社会福利。广博,无条件的把东西送给人家,救济大家,让大家都得到帮助。在孔子学生中,只有子贡敢讲这句话,因为这位老哥子很有豪气,有时不大肯作书呆子,孔子也没有骂他,认为他很对,可是也没有鼓励他。他一边是讲仁义,一边不同意装穷,不像颜回一样,三天吃一个便当,还是馊的,喝一口水下饱。他要做生意,他的钱很多,所以他敢吹这个牛,假如我博施、济众,老师,怎么样?可以算得是你所标傍的仁慈吧?孔子对子贡这个问题的答复很妙,他说,你说的这件事,太伟大了,岂止是对仁来说,实在是永远做不到,做不尽的大事业,我也做不到,就是古代圣帝明王如尧舜一样当权的人,也做不到。问题是在于一个人想做好事,绝对大公,很难很难,是做不到的。所以中国的字,“公”是化“私”,这是儒家的思想。由道家演变而来的杨朱思想,“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也”,绝对讲个人主义,我不拔你的毛,你也不要拔我的毛,一毛都不拔。墨子则讲“摩顶放踵以利天下”,尽量的为公。儒家认为都不对。儒家是讲保留适度的自私,慢慢扩充到为公。我们大家要注意,三民主义的思想,就是从儒家这个思想来的。儒家的推己及人,我有饭吃,才想到你需要饭吃,分点给你,我们两个有饭吃才分给他,我们三个有饭吃,再分点给大家吃。一步一步扩充。如全体都要一下子做到,不但我们做不到,尧舜也做不到。所以孔子说子贡的理想太高了,像柏拉图的理想国一样,陈义太高了。孔子告诉他,

真正仁的人,是要自己站起来,但是要顾虑到别人的利益,使别人也站起来。

学问道德也是如此,我要作一个人,不要忘记了他也要作一个人,我想将来通达有前途,不要忘记了他也要有前途,尤其是将来诸位如果出去做一个领导人,要多爱部下,像待自己的子女兄弟一样替他们着想。我要利益,他们也要利益,我太累了,同样地他们也累了。从最浅近、最平凡的当中去了解他。做到了这种地步,就可以说找到了仁的方向,为仁找到一条可走的路了。

本篇讲到这里,结束了《雍也》一篇的连贯性,也等于对第一篇《学而》这些道理,作一个陪衬。拿事实来证明、讨论。孔门学问中仁的应用,是推己及人,想自己利益的时候,也替别人的利益着想;扩而充之,想到天下人的利益。仁的路就是这样开始走的。

现在第六篇《雍也》讲完了。这六篇连起来,等于是全部《论语》中孔子师生之间学问问答的纲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