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几个欧洲？这样的问题听上去显得奇怪，下面的答案在直觉上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只有一个欧洲，正如只有一个亚洲和非洲，等等。和其他大洲一样，欧洲分为北部和南部，东部和西部，各部分还可以继续细分。诚然，欧洲东部的边界是模糊的，沿着一片广大的、地形学上不明确的地域与西亚接壤；但其他部分的边界是足够清晰的。此外，欧洲是一个自我意识历史悠久的小洲，这意味着欧洲人的身份比根据地理起源决定的“非洲人”“亚洲人”或“美洲人”更加精确。比如，尽管人们偶尔会尝试确立某种“泛非洲”意识，但把非洲人联系起来的几乎只有共同的殖民地经历。相反，“欧洲性”则是欧洲人自己造就的。除了地缘关系和共同的过去，他们似乎的确分享着某些天生和基本的东西。
有意思的是，欧洲人长期以来共有的并把他们联系起来的纽带之一恰恰是分裂意识。在各族群内部和之间划清界限是这个大洲的居民最典型的思维定势之一。这个过程始于公元4世纪末罗马帝国分裂成东西两部分，单一实体变成了两个部分的总和；加洛林王朝的兴起巩固了分裂的结果，让此前处于无政府状态、行政上有欠清晰的欧洲西部拥有了明确和稳定的边界。查理曼于9世纪建立的帝国与“二战”后最初的“六国”欧洲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同样覆盖了法国、联邦德国、比荷卢三国和意大利，尽管它把意大利中部和南部排除在外，并包括了今天的加泰罗尼亚地区。罗马、加洛林王朝和之后的某些帝国没有精确的边境线，而是把界墙（limes）、边境区（marches）和军事区作为边界；加洛林王朝的东部边界和拜占庭帝国的北部边界一直是不精确的。但到了14世纪，当欧洲的边界“封闭”后，东西欧洲的区别也变得极为明显。
今天，人们有时会认为，东西欧的分割线是冷战时期的人为产物，是在单一文化空间内部新近拉起的不必要的铁幕。事实并非如此。在19世纪，当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们早已控制了深入今天乌克兰的广袤土地时，奥地利首相梅特涅曾说过一句名言，把通向维也纳东门外的公路视作亚洲的开始。他不是第一个表达这种观点的人：曾在1669年游历过哈布斯堡王朝国土的英国人爱德华·布朗（Edward Brown）曾表示，刚一踏入匈牙利，“我们就好像离开了自己的世界……在抵达布达（Buda）前，我们仿佛踏入了世界的另一个部分，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无论他们的偏见源于何种动机，这两位奥地利人和英国人都提到和证实了一条从北向南贯穿欧洲中部的隐形分割线。15世纪末的日耳曼作家康拉德·策尔蒂斯（Conradus Celtis）也留下了惊人相似的忿恨之词：“我们著名的但泽港（Danzig）落在波兰人手里，我们的出海口厄勒海峡（Sound）落在丹麦人手里。”在三个多世纪后，这两个地方将成为当代欧洲冲突的导火索。但策尔蒂斯不满足于此，而是继续抱怨说，东部的某些聚居区“被从日耳曼本土分开……比如特兰斯瓦尼亚（Transylvania）的萨克森人，他们和我们拥有共同的民族文化和母语。”
与不莱梅的亚当（Adam of Bremen，11世纪的编年史学家。他曾指出，“斯拉夫世界”从易北河以东开始，向南延伸至黑海）一样，策尔蒂斯及其继承者们所描绘的是一种从10世纪末开始便在西欧反复出现的情感：罗马帝国、加洛林王朝、洛林王国、霍亨索伦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的边界就是欧洲的边界。由于马扎尔人来到多瑙河平原后（公元9世纪）欧洲唯一的大规模人口流动是日耳曼定居者向东部的迁徙，西欧人会自然而然地把东欧的土地视作某种意义上的“陌生世界”，那里生活的是有待教化和管束的野蛮人。即使当这些人早已成为东西方帝国的臣民后，上述态度仍然没有完全消失。
宗教因素加深了这条古老的裂痕。从罗马帝国晚期开始，所有的欧洲帝国都和某种统治性宗教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拜占庭和查理曼分别在自己控制的土地上推行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作为它们继承者的俄国人和奥地利人延续了这一做法，但只有东部的帝国逐渐把世俗和精神权力联系甚至结合起来。因此，这两种形式的基督教成了欧洲不同地区的代表。实际上，历史悠久的教会区划和习惯在许多方面是欧洲人所有分歧中最为根深蒂固的——今天法国天主教的教区体系借鉴了罗马帝国行省组织的地理划分；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的边界和米利特制度（millet，土耳其统治者赋予基督徒特权，以换取他们的效忠，特别是军事效劳）都明白无误地反映了东正教作为该地区标签的突出地位。在民族混杂的地区，宗教信仰同样体现和决定了社会地位：在波罗的海地区，地主是天主教徒，农民是东正教徒。这种社会—宗教的分歧也体现在语言上。正如说意第绪语是犹太人的标识，在今天的波兰和乌克兰，信奉东正教的农民说立陶宛语、罗塞尼亚语或其他土语和方言，而同一地区的天主教徒则说波兰语。到了19世纪，以哈布斯堡王朝为首的欧洲各地出现了“民族”身份的觉醒，这大多和语言联系在一起，即使有的语言并不古老，甚至是为了政治目的被发明（或改造）的；选择某一种克罗地亚或斯洛伐克方言作为未来国家的“民族”语言也许不完全是随机的，但无疑是武断的。
在西欧，突出的分歧不是出现在东西之间，而是南北之间。到了17世纪，这种分歧已经相当明显了：北方人主要是新教徒（路德宗、加尔文宗或圣公会），语言属于日耳曼语系，并按照明确的边界被划分成民族国家；南方人则使用拉丁语系的语言，信奉罗马天主教，他们的聚居区仍然处于皇帝或教皇的统治之下。尽管在法国和德国的国内历史上，或者在西欧统治者之间的冲突史上，这些分歧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但它们的意义永远比不上东西欧之间的隔阂。这是因为从近代史伊始，西欧国家间的文化和商业联系便超过了它们的分歧，从12世纪的城市文艺复兴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西部欧洲拥有共同而自成一体的历史。
诚然，西欧的经济和文化重心经历过巨大的变迁——从莱茵兰到伦巴第，然后是威尼斯和托斯卡纳，随后又回到低地国家，最终停留在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等大西洋沿岸大帝国的首都。但它们很少会过于偏东，甚至从未越过维也纳。无论布拉格和维尔纽斯（Vilnius）一度多么繁荣，它们从来都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欧洲国家”的首都，就像某个历史时期的佛罗伦萨、马德里、阿姆斯特丹、巴黎、伦敦和维也纳那样。至于这种现象的原因何在，我们在此不做讨论。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兴起和美洲的发现让欧洲历史的中心大幅转向大西洋。反宗教改革以及1620年波西米亚新教贵族在白山战役中的失利无疑是波西米亚的一场历史性灾难，因为16世纪的布拉格刚刚经历过学术和艺术的繁荣。莫斯科大公国的兴起终结了波兰在欧洲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现实（尽管没有终结它的长期梦想）。上述事件都已成为过去，但从此以后，我们眼中的大部分欧洲史实际上都是西欧史（包括北部和南部）。
如果说由南北两部分组成的西欧具有明确的边界，而不幸的东欧同样如此，那么两者的分界线在哪里呢？是不是从的里亚斯特（Trieste）到格但斯克（Gdansk，即但泽）的古老连线？既然加洛林王朝的边界，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奥地利和匈牙利地区（某些部分）的界线，以及1947年后“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西部边界体现了惊人的一脉相承，那么是否足以得出结论，它们中必有一条可以作为分界线呢？从达尔马提亚沿岸到立陶宛，的确存在着一条由要塞、边境定居地、战略性村镇和历史上的十字路口等组成的连线，多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德国人和斯拉夫人，奥地利人和土耳其人，以及天主教和东正教的交汇点。但它所通过的地区也是波兰人、立陶宛人同俄国人交汇、融合和冲突的场所。罗马天主教的势力范围远比格但斯克偏东，在深入斯拉夫世界腹地的村镇和山谷仍有人说（或曾经说）德语，而波西米亚则是工业革命的参与者，并且至少在1948年前仍是其中相当繁荣的地区（没有什么能比工业革命更好地区分西欧和欧洲其他国家了）。为了方便起见，是否应该像许多人提出的那样，单独划分出一个“中欧”呢？
这样做有很多好处。以里加（Riga）到布拉格，的里亚斯特到萨格勒布（Zagreb），然后经利沃夫（Lvov）回到波罗的海各点连线为界的四边形区域拥有许多共同点。它的绝大多数人口是说斯拉夫语的天主教农民，都经历过帝国的影响和民族主义思潮。在建筑遗产和文学传统上，那里的城市和村镇都确定无疑地体现了欧洲主流的风格，同时也带有它们自身的鲜明特色和传统。在1848年之后的一个世纪里，它的文化明显受到知识分子的影响，特别是在城市。最重要的是，它与东部和南部接壤的地区截然不同，在许多个世纪里一直试图同后者保持距离。因此，该地区的“中欧人”非常看重东西罗马帝国的古老界线，而按照这条界线，他们完全处于西罗马部分。
但“中欧”的问题在于，这完全是一个近代概念，在欧洲的历史上没有很深的根基。它的出现不可能早于晚期的开明专制君主们发起的政治和经济改革，特别是18世纪80年代的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Joseph II）。打开民族国家独立大门的《凡尔赛条约》几乎已经让它寿终正寝，希特勒只是补上了致命一刀。今天，“中欧”唯一值得怀念的黄金岁月是哈布斯堡王朝的最后几十年，布拉格和布达佩斯经历了前所未有、日后再未重现的繁荣，就连利沃夫和萨格勒布等偏远城市也沐浴在帝国夕阳的光辉下。然而，对于世界其他地方（特别是西欧人）而言，无论在1848年前还是1945年后，中欧和东欧完全没有明显的区别。我们已经看到，对于一位17世纪的旅行者而言，布达佩斯完全不是西方的城市。很少有西方人能深入了解欧洲中部的缓冲地带与更东面的异域世界的差异。
这种差异当然还是存在的，至今仍能看到。波兰东部多沼泽的平原属于东正教的势力范围，虽然语言相近，但用另一种字母表书写，与克拉科夫（Kraków）几乎没有共同点，后者是历史悠久的天主教和世俗学术的中心，深受维也纳的哈布斯堡王朝统治者影响，同样的差异也出现在黑山的高原地区与卢布尔雅那（Ljubljana，德语作Laibach）说德语的知识分子之间。但在上述两个例子中，存在差异的地区都曾是同一国家的组成部分。我们有理由认为，这里出现的并非东西差异，而是城乡差异，如果真有所谓“中欧”的话，那也只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城市文明。不过，在白俄罗斯、乌克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甚至希腊，的确存在着一个与布拉格和布达佩斯截然不同的世界。
此外，赋予布拉格或华沙，布达佩斯或萨格勒布现代意义的那个差异——它们是独立国家的首都——也剥夺了它们加入“中欧”的可能性。它们的文化是都市文化，书面或口头的文化语言是国际性语言——德语，而在说德语的人中，许多最杰出的代表是犹太人。这种真正的中欧文化的毁灭让波兰人的华沙、立陶宛人的维尔纽斯、捷克人的布拉格及匈牙利人的布达佩斯变成了和奥地利人的维也纳一样的偏远小城。尽管身处欧洲中部，但他们所标榜的独特“中欧传统”最多只是怀旧，甚至可以说是假货。他们不愿被和位于自己东部的土地与民族混为一谈，这种想法是足够真实和根深蒂固的——作为位于欧洲历史十字路口的“边境”民族，他们特别有理由避免让自己在重要的抉择中站在错误的一边。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标榜过去或者现在拥有独特身份，以便确保自己永远站在分界线“善的”（和安全的）一边。
更好的做法也许是把欧洲的分界线看成非地理形式的。富欧洲和穷欧洲一直存在，不过两者的分界线在过去的许多个世纪里并不固定。在不算太久远的时代，从马赛到伊斯坦布尔的地中海沿岸和相邻内陆城市是欧洲最繁荣的地区之一。相反，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有历史记载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贫穷的。但除了少数著名的例外，今天的情况正好相反。城市并不总像现在这样呈现出贫富两极分化——后者更多的是昔日农村社会的主要特征，这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为何以农村为主的欧洲东部和东南部会远远落后于城市化程度更高的西北部，从汉堡到米兰的欧洲城市走廊一直是繁荣和发达的中心。
另一组对比的双方是拥有和没有自己国家的民族。这当然是一种政治差异，但又不仅于此。能在早前的世纪里形成受到认可的民族并建立永久的国家是极其幸运的，这是荷兰、瑞典、英国、法国甚至西班牙的历史，与捷克人、波兰人、克罗地亚人和其他许多民族历史的关键性差异之一。北欧和西欧民族的建国过程从核心根据地开始，逐渐吞并周围地区，直到因为地理或竞争限制而停止扩张。而现代东欧国家则是从俄国、土耳其、奥地利和德国等帝国的崩溃中降生的，这个过程至今仍未完成。因此，东欧国家不仅没有先入者优势，而且它们的身份必然包含对领土和权力孤注一掷的主张，这无疑会损害提出相同主张的邻国的利益——在许多案例中，它们主张的是同一片土地。这是东欧国家最大的不幸：它们的建国时间太晚，而且凑到了一起。于是，它们拥有了共同的历史和弱点，并因此最终与西欧更幸运的那些民族有了关键性的差异。
此外，组成欧洲东半部分的是许多小国和弱小的民族，被作为昔日帝国残余的东西两个大国夹在中间，处于它们的阴影之下（在这点上，历史和地理残酷地携起了手）。这种情况至今仍在延续。西欧独立国家在诞生时则不必面对类似的不幸；作为独立地域实体的荷兰和瑞典诞生于16世纪和17世纪，当时中世纪的帝国已经衰弱，而近代强国还未兴起。由此产生的差异在许多方面都是惊人的。较大的西欧民族国家的语言成了最重要的国际性语言，它们的文化模式成了整个欧洲的文化模式。而像荷兰和丹麦等较小但已经站稳脚跟的西欧国家则有能力认可和分享上述国际性文化，甚至加以吸收，并不会在此过程中遭遇失去自己身份的风险。
东欧人和“中欧”人的身份则大多由一系列否定词组成（非俄国人、非东正教徒、非土耳其人、非日耳曼人或非匈牙利人等等），而他们的建国行动从一开始就是突然沦为偏远边民的结果。他们的精英不得不做出抉择，究竟是像大都市的人一样认同某种域外的组织或理念（教会、帝国、共产主义和新近流行的“欧洲”），还是局限于民族主义和地方利益的狭隘世界。对于许多匈牙利人或波兰人来说，在作为本国公民的同时，还能自由而和平地参与某个更大组织的商业与文化活动曾经是绝无可能的，这种情况仍然适用于今天的许多塞尔维亚人或罗马尼亚人。
那么，在外部边界，在欧洲与亚洲接壤处那些相互渗透的地区，情况又如何呢？边界能够被明确划定吗？由于其半岛的身份，巴尔干显然是欧洲的一部分（包括欧洲色彩最不明显的区域），不然它又能属于哪里呢？对当地居民而言，半岛的历史也是极具“欧洲性”的：它的早期近代史和现代史上充斥着对土耳其帝国的抗争，在关于为推翻“亚洲人”的统治而战的真实或想象的记忆中，东正教、斯拉夫世界和“欧洲”被融为一体。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因此拥有了共同的战斗意识——北面是中欧天主教徒及其斯拉夫盟友，南面和内部是穆斯林由来已久的威胁，他们被挤在中间。
这同样解释了许多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知识分子热切的亲法情结，在试图跨越东西方之间冷漠和误解的鸿沟、让自己融入欧洲文化的努力上，他们堪比——甚至超过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波兰作家们。今天，布加勒斯特的许多方面也许只带有模糊和不完整的欧洲印记，但正因如此，正因为罗马尼亚偏远农村的非欧洲色彩更为浓重，当地的某些知识分子（和贝尔格莱德的知识分子一样）总是竭力把自己与西方（特别是法国）联系起来，以此表达对祖国环境中非欧洲元素的蔑视。上述想法经常会激发其他当地知识分子极端的民族主义，并在城市精英和普通民众之间造成更深的隔阂。这同样是一种典型的“欧洲”特色。
在俄国的边境地区和本土，情况似乎没有那么明了。西方观察者和许多俄国人自己都一直对俄国的欧洲性不置可否。在语言、宗教、国家性质与政令体系，乃至与其他欧洲大国的历史接触和冲突上，俄国显然是欧洲式的。但它的面积过于广大，大部分边界都与东部和南部的亚洲民族相接，特别是它对西方邻国虎视眈眈，这些都让它看上去至少有一部分是非欧洲的，尤其是在那些弱小的邻国眼中；在这点上，共产主义没有带来任何新东西，也很少改变了什么。不过对于任何想要给欧洲下定义的人来说，俄国具有两大明显特点：它把欧洲与更加东面的土地分开，俄国就是欧洲的东部边界。它与自己的西部边境地区也存在足够显著的差异（这就是“乌克兰”的意义所在），暗示了一个“欧洲远东”的存在，它与匈牙利平原上城镇的区别就像后者之于斯特拉斯堡和都灵。
可见“欧洲”远非唯一，它们都有一定资格享有这个名字，但都无法将其独占。不过，易北河（Elbe）与莱塔河（Leitha）以西的国家早就属于欧洲了，而它们以东的地区总是处在某种“变成”欧洲国家的过程中。也许我们可以像伏尔泰那样认为存在着两个欧洲：一个是熟悉的，而另一个等待“被了解”。切斯拉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采用的不同视角也有一定道理，他认为两者的区别就像家族中可敬而正直的成员之于一群令人尴尬、有点儿烦人并总是纠缠不清的穷亲戚。但东西欧之间的差异绝不是在1945年甚至1918年后才出现的；18世纪的旅行者和观察家们通过“想象”造就了东欧的概念，也许他们出于自身的考虑对其进行了有偏见的解读，但那块土地不可能是他们凭空捏造的。
不过，东西欧的关系在“二战”后的确发生了新的变化。希特勒让战后的东西欧经历了比以往都要相似的历史，只是欧洲“另一半”的情况更加黑暗。与西欧人相比，战争、内战和占领对东欧人造成的后果远为严重和持久。从1939年到1945年，死于战乱的人数占法国战前人口的比例是1.75%，荷兰是2.2%，而南斯拉夫的军民死亡人数则占到战前人口的10.6%，在“总督府”（General Government）所控制的波兰土地上则是17.9%。东欧的知识分子成了德国人首当其冲的目标：以捷克为例，纳粹战时经济对工人、工匠和农民的影响并不特别大，但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却被大量迫害、囚禁和杀害；在波兰，两次大战之间完成了中等以上教育的人群中有三分之一死亡（结果就是，1945年后的波兰有约五分之一的人口实际上是文盲。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国家雇员中只有21%的人教育程度高于小学，导致统治阶层的资质和能力严重不足）。
此外，纳粹的占领促使法国或比利时的抵抗联盟把战后重新开始作为目标，却在东欧沦陷地区引发了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东欧国家遭遇了不止一次的占领，以南斯拉夫为例，德国人、意大利人、匈牙利人、保加利亚人和俄国人先后占领过那里。德国人清洗了当地原有的精英（特别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和专业人士，犹太人往往在其中占有很高的比例），但战败后他们自己也遭到清洗。在苏联控制下的欧洲地区，苏台德、西里西亚和东普鲁士的日耳曼人聚居区，乃至所有在传统上属于日耳曼语言和文化圈的城镇都被战后政府整体摧毁或驱逐。社会面貌因此发生了剧变：族群成分更加同质化，社会差异减小，文化上更加狭隘。如果说“一战”的结果是国界移动但人口大多留在原地的话，那么“二战”后的情形则恰恰相反——国界大多保持不变，移动（甚至完全消失）的是人口。
希特勒的社会革命为斯大林的类似行动铺平了道路——事实上，最好把两者视作同一过程。德国人对工商业的接管和控制（特别是在捷克斯洛伐克，那里高质量的武器制造及相关产业成了纳粹战时经济的一部分）方便了战后东欧各地的国有化，从经济便利性的角度为战后共产党或联合政府试图实行国有经济的想法提供了论据支持。农民和工人后代的向上流动性也许是共产党政府的目标，但让它变得可能甚至必要的则是纳粹对中产阶级的彻底清洗。通过摧毁东欧的法治和权利基础（本来就很脆弱），纳粹为战后政府解决了许多难题。德国人和俄国人曾先后占领处于两国之间的这同一片土地，他们的共同点不仅是压迫手段，也体现在对当地精英的怀疑，为了初级工业而牺牲贸易、商业和消费的做法，以及大幅削减各种形式的地方自治和中层机构。
正如在战时经历上，东欧是西欧的悲剧性放大版，在战后恢复上，它也似乎是对后者的荒诞模仿。与西欧一样，东欧在战后初期所面对的也是严重的经济难题、遗留的政治困境和满心憧憬的民众；年轻人很少留恋战前的制度，对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迎来新的开始一度充满了热情。人们制订了经济计划（大部分在共产党获得垄断权力前就开始了），建立了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开展了土地改革，并对更新和重建经济结构的必要性达成了广泛的共识（除了波西米亚的部分行业，东欧的经济结构早在1939年之前就已经落后并难以为继了，六年的战争更是对它造成了扭曲和严重破坏）。这些做法显然都体现了“欧洲性”，如果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在苏联的压力下被拒绝）以及其他西方资源和政策能够被用于解决某些东欧国家的难题，它们的前景即使称不上光明，至少也是值得期待的。
事实上，东欧的“欧洲化”走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诚然，西方的确提供了援助，首先是战后初期的紧急救赈，然后是贷款：1945年到1947年，西方（主要是美国）分别借给波兰与匈牙利2510万和370万美元。但即使最小的西欧国家得到的贷款额也要大得多（同时期，比利时获得3.1亿美元，丹麦2.72亿美元，希腊1.61亿美元），而且在斯大林的命令下，西方的援助在1947年戛然而止。因此，东欧的投资几乎完全来自本国。和西欧一样，布拉格和华沙的政府也把重点放在初级资源（煤炭）、重工业和交通基础设施上。但这些国家的基础更差，也没有外部的援助，而且始终被迫遵循苏联的发展模式，这样的工业化是以牺牲公民利益为代价实现的——为了解决随之而来的短缺和不满，它们使用的是暴力和恐怖。在有的地区（如波西米亚），对初级工业积累的强调摧毁了次级和消费导向的工业，转而兴建起更多的矿井、炼钢厂和化工厂，这让原本现代化水平较高的经济出现了倒退。
这种粗暴的方式最初产生了不错的效果（东欧部分地区的某些基础产品的产量和初级产业的增长率一度可以与西欧媲美），但长期影响却是灾难性的。东欧错过了战后的快速发展良机，还让自己背负了不必要、不健康和不受欢迎的工业结构和生产战略。某些西方观察家可能没有看清这点（他们被生产数据和自己的美好愿望所误导），但当地居民对此心知肚明。苏联牵头的正式国际协作完全无法解决这些贫穷国家的困局，只是对西方类似做法的苍白而无效的模仿。1949年筹建的经济互助委员会（COMECON）不仅向不同国家随意指派生产任务，让它们生产出谁都不要的东西，然后按照不容变更的汇率由其他成员国买入，而且断绝了它们参与蓬勃发展的西欧贸易市场的可能性，某些东欧国家原本很有可能从西方的繁荣中受益——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联邦德国贸易活动的起飞。到了1979年，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的国际贸易仅占全球国际贸易总额的9%。
因此，战后几十年间东欧与西欧的差异既不是因为前者缺乏国际性的组织和“共同体”——至少在表面上，华约（Warsaw Pact，1955年）和经济互助委员会分别相当于北约和欧洲经济共同体——也不在于没有规划和经济协调，而是由于人为的扭曲和自欺欺人的形式。与经济互助委员会联系在一起的是毫无意义的定价、没有需求的产品以及强制和不合适的专业化，这意味着今天东欧的生产者和经济规划者们完全不会考虑区域经济或者对贸易和生产的跨国协调，将继续对区域经济协定或合作充满怀疑。只要一想到“欧洲人”，他们就会把目光投向西欧。与东面或南面同样贫穷的邻国合作不仅不会带来物质利益，还会勾起对“兄弟”时代的痛苦回忆，那个“欧洲”（东欧）留给他们的共同经历只有压迫、低效、贫穷和沮丧。
出于上面的原因，再加上建国过程中的竞争，虽然东欧民族已经在地理上紧密而局促的状态下共处了那么久，他们对彼此的了解还是少得可怜。他们看重和向往的是与西方文明和国家的联系。他们之间不仅没有互补的经济，而且尽管有官方在过去两代人时间里的大力倡导，他们之间的文化纽带仍然是稀少而脆弱的。在东欧的近代史上，经常可以看到某个或某些民族为了获得土地、政治或经济利益而不惜牺牲邻邦。其结果就是邻居间危险的无知和彼此蔑视。
在社会主义政权刚刚垮台后举行的一系列民意调查中，东欧人被问及哪些国家和民族最可信（或最不可信）。在波兰人看来，乌克兰人最不可信，被调查者中有75%的人选择了他们；其次是德国人（70%）和俄国人（69%），随后是一些临近的小国——罗马尼亚人（64%），白俄罗斯人（63%）和捷克人（61%）等。在捷克人看来，最不可信的是波兰人和罗马尼亚人（均为77%），随后是匈牙利人（67%）和保加利亚人（62%），他们对俄国人（62%）和德国人（44%）的看法更好，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波兰人与捷克人不同的战争回忆。但与对西欧人进行的类似调查相比，上述数字还是要高得多。
上述结果表明，社会主义虽然在其曾经控制过的土地上打压了某些形式的国内歧视（比如限制反犹或反吉卜赛情感的表达，尽管完全没有采取行动消灭它们），但也鼓励和加剧了许多国家间的仇恨（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民族独立时的矛盾，以及两次大战之间新诞生国家享受的那段短暂而脆弱的自由时光）。1918年之后，东欧民族的选择仍然和过去一样，或者效法西欧的模板建立单一民族的国家，或者延续帝国时期的做法成立民族实体。于是，一系列独立的微型民族实体应运而生，民族国家中出现了多个少数民族，这种混合模式是最糟糕的。
这些新的民族实体之间的仇恨——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和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和匈牙利人，匈牙利人和斯洛伐克人，斯洛伐克人和捷克人，捷克人和日耳曼人，日耳曼人和波兰人，波兰人和捷克人，等等，不一而足——被希特勒与斯大林先后加以利用和强行镇压。社会主义岁月强制性的“兄弟之情”，以及几乎只能同社会主义邻邦建立经济和政治关系的现实让情况雪上加霜。尽管也有人满心向往恢复昔日奥匈帝国的模式（特别是在布达佩斯和维也纳），但事实上，在整个东欧和中欧，国际手段已经不是解决地区问题的最佳选择（共产党统治东欧时期的极端雅各宾主义做法也要对1989年后的这种政治离心现象负责）。
因此，对于曾处在莫斯科统治之下的国家而言，“欧洲”的概念被赋予了截然不同和特殊的意义，这是可以理解的。同在西欧一样，这个字眼会让人联想起过去的痛苦和错误。但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出现；在此之前，斯大林制度的国内反对者们仍然把注意力放在“改革”或“改良”社会主义上。直到1968年（在波兰则是1970年的罢工和镇压）后，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和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等新一代异议知识分子才开始崭露头角。对他们而言，马克思主义是问题所在，而非解决之道，“欧洲”则为过去和现在提供了另一条道路。失败的社会主义政权的国内批评者们越来越多地把“回归欧洲”看作出路。
这是一个有趣而含义丰富的表达；它是地理的——“我们”希望成为欧洲大家庭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苏联大家庭的西部边缘；也是怀旧的——“我们”曾经是欧洲音乐、文学、哲学和艺术的中心，现在希望能回到那个我们曾经参与建立的共同体中；它是政治的——“我们”在法律、政治制度和人类自由的传统上是欧洲的，我们想要回归传统；也是经济的——今天的“欧洲”代表了繁荣自由的经济共同体，我们想要参与和加入。但这种对社会主义政权的批判和寻求摆脱它们的方式面临着多重困难。首先，它隐晦地承认“东欧”在某些方面不同于欧洲，正在寻找进入那里的途径（更具争议的说法是回归）。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曾说过这样的名言，洗礼是犹太人“成为欧洲人的门票”。类似地，对于波兰、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亚等国的公民来说，加入欧盟是他们的门票。但海涅很清楚，洗礼无法解决一切。即使被同化甚至皈依了基督教，犹太人仍然是犹太人，无论他们是否欧洲化了。同样，每一个东欧人也都知道，仅仅成为西方俱乐部的成员不足以抹去五十多年的恐怖、独裁、压迫和停滞所造成的影响。
其次，在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欧洲人”的概念具有截然不同的含义。如果说社会主义代表了人为和强制的国际化，那么同样有效的相反做法就是强调或重申地方和民族的地位与区别，让波兰人、匈牙利人或捷克人的特性凌驾于苏联的普世理念之上。如果“国际化的”社会主义无法抵挡此类民族主义的批评，那么“欧洲”同样不能幸免。因此，尽管在某些最知名异议人士的想象中，“欧洲性”与社会主义是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是社会主义反对者的亲和力和道德资本，但民族主义学者和政客仍习惯于把两者画上等号，已经名誉扫地的社会主义跨国普世理念还是令他们难以释怀。这就是为什么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基辅、萨格勒布和布拉迪斯拉法最会见风使舵的共产党员很快把自己转型成民族主义煽动者。
相比之下，在西欧，除了法国和奥地利最极端的民族主义圈子以及英国政治阶层的某些次级团体，“欧洲人”在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特别争议之处，完全不表示合适“民族”情感的缺失。成为“欧洲人”并不意味着中伤同胞民众，也不表示与他们保持距离。这是欧盟的一项真正和重要的成就，值得大书特书。
诚然，把东欧的民族主义情感看得一文不值也是过于草率的。毕竟，在世界的那个部分，民族和国家经常消失，它们的制度、宗教、语言和族群会遭到帝国或竞争者的打压和清洗。但不是每个人都足够好运，既能确保民族身份，又能不费力地接受普世主义——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东欧知识分子向往和嫉妒巴黎（城市的本身及其形象）。与此同时，他们和支持欧洲的竞选联盟却面临政治上被边缘化的危险，因为他们似乎更关心一个抽象概念（还是冷漠和迟钝的），而不是同胞的切实需求。反犹主义在东欧部分地区的死灰复燃（或者说在党派政治中重新合法化，因为它从未真正死亡），与都市文化和精英主义的负面意味密切相关。简而言之，与今天的“欧洲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是1989年前匈牙利和波兰等地的反对派（其中许多最著名的活动家是犹太人）。
从1989年开始，“欧洲”一词在前社会主义国家被染上了更多负面的色彩。它不仅会让人联想起无根的大都市知识分子（他们的心在巴黎，财产在纽约），也代表了富裕、特权化和残酷的自由经济世界（西方正在试图将其强加给那些国家，完全不顾由此产生的社会混乱和经济动荡）。更糟糕的是，即使那些国家接受了苛刻条件，这个“欧洲”的领导人仍然不愿让它们加入！难怪波兰总理汉娜·苏霍茨卡（Hanna Suchocka）曾在1992年指出，在波兰可以感受到“日益强烈的反欧洲”情感。
波兰等国后来的选举证实了她的担忧。这种对欧洲的怀疑植根于对新出现但同样呆板的后共产主义语言的憎恶（“市场”、“通胀”、“过剩”、“增长率”这些冷冰冰的技术术语无法体现人们真正的需求和痛苦），在波兰等国，它被前共产主义政客巧妙地加以利用，很快变成了他们的选票。尽管东欧国家在社会主义统治下享受的充分就业、社会服务和其他耳熟能详的“福利”是低效的（许多还是虚幻的），但我们决不能忽视失去这些东西所引起的恐惧和忿恨。正如“资本家”在共产主义时期得到了几乎所有人无条件的赞美（因为苏联政府对资本主义展开了不遗余力和不加选择的批判），对于在1989年后的变革中遭受不幸的人来说，被新上台的民主政客们一致摒弃的“共产主义”也许会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同样的光环。
在上述背景下，在东欧做一个“欧洲人”并不容易。你通常会在多个方面受到孤立：民粹主义者会指责你缺乏地方和民族感情；在社会主义统治时期，当大多数人或多或少做出妥协的时候，你却对当局提出反对——这可能为你招来仇恨，因为你让他们想起了不愿回首的昨天，成了令人不适的尴尬之源。与此同时，在本该对你表示认同的西欧人眼中，你最多不过是个值得赞美的“例外”，甚至只是奇怪的异类。毕竟，在与西方打交道的所谓89后现实主义政客中，大多数人［如捷克共和国的瓦茨拉夫·克劳斯（Václav Klaus）］很少或从未参与过1989年之前的反对活动。这些务实的东欧新“欧洲人”竭尽所能地试图通过谈判加入西方俱乐部。但在他们手中，波兰的亚当·米奇尼克和匈牙利的雅诺什·基斯（János Kis）——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是激进的学生，在70年代成为了勇敢的公共异议分子——所憧憬和描摹的欧洲不见了踪影。那个代表文化和自由、代表知识和价值普世传播的欧洲，那个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担心因为捷克斯洛伐克等国飘入俄国轨道而可能丧失灵魂的欧洲——在今天的东欧已经少有拥趸。
对此的解释之一是，无论东欧的知识分子还是政客都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西方对自己的不屑一顾。当然，这绝非新的发现。事实上，东欧人的身份隐含着对西方由来已久的失望——从1830年的波兰革命到慕尼黑会议；从1945年无助地等待着巴顿坦克的捷克起义者，到1951年切斯拉夫·米沃什和1984年米兰·昆德拉试图向西方读者们解释“东方”的意义，以及它的命运在多大程度上维系于他们的回应；从1956年11月匈牙利广播中传递的凄凉信息，到1995年波斯尼亚人悲剧性的求助。带着令人感伤的天真，东欧一次次地试图向西欧民众解释，欧洲中部的这些国家是西方的崇拜者和盟友，关注它们的需求和愿望是符合西方利益的——但每一次得到的答案都是，在更广阔的图景中，它们算不了什么。从某种角度来说，雅尔塔体系（或者说1944年11月斯大林和丘吉尔签署的“百分比协定”，在那个其乐融融之夜的最后，两位领导人划定了西方盟国和苏联在战后东欧与中欧的影响力“份额”）最令人意外之处在于它居然考虑到了东欧。
正如巴尔干之于奥地利和土耳其，东欧对于分处其两端的俄国和德国无疑重要得多。俄国在当地历史久远的影响完全是地缘政治的，对它而言，那里是帝国脆弱而不明确的西部边界；而近代德国人在当地的存在则带有浓厚得多的经济色彩。德国人早在“一战”前便已经插手该地区，并在后来取得了支配地位：在“二战”爆发前的最后一年，保加利亚58%的进口和64%的出口来自对德贸易；南斯拉夫的数字分别是50%和49%；罗马尼亚是49%和36%。今天，与德国的这种近乎殖民地的不平等关系是大多数欧洲国家唯一真正的“欧洲”遗产。对西方大国来说，这些国家只具有历史意义（至多还有谋略意义），它们缺乏资源，也并不坐落于关键的交通线上。
启蒙运动后的西方思想界同样偏好宏大和普世的主张与愿景。因此，从雅各宾派到共产主义者的西方左翼人士更加认同大型领土实体和标准化的社会习惯（他们似乎本该更关心地区的社会和民族问题）。东欧的特殊主义让它总是受人诟病，这也是为什么俄国、德国和英国思想家们经常认为，如果中部和东部地区能够依附某一个或几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或者由它们瓜分，就像1772—1795年间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对波兰的贪婪之举——这次瓜分成了此后整个东欧地区历史的写照），那么欧洲事务管理起来会更加容易。
事实上，中东欧的部分地区得到了很好的“保存”，成为欧洲晚近历史的博物馆（尽管并非出于其意愿）——来到后共产主义时代东欧的西方游客有时会产生二手的怀旧感，他们那个更加古老、缓慢、肮脏、安全和陈旧的欧洲现在已经因为繁荣而被破坏殆尽。在美国和德国的许多读者眼中（尤其是后者），瓦茨拉夫·哈维尔的作品具有崇高的道德基调，表现了对“现代性”陷阱与虚无的新海德格尔式厌恶，这让它们显得不同寻常，耳目一新，足以让人一度产生心动。但最终，东欧学者（他们自称中欧）的美梦都破灭了。他们曾经憧憬一个没有东西差异的欧洲，并希望被保存（或铭记）的中欧文化能够夺回应有的地位，但现在他们一定意识到，自己为解放付出的代价是在国内外再次被边缘化。
无论如何，东欧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接受西欧的条件并加入它们。从这点上看，该选择很可能招致各式民族主义者愤怒而怨毒的反对。但和过去一样，如果不那样做的话就只能选择东方了——并没有明确的第三条道路。除了某些塞尔维亚人，即使是最坚定的东欧民族—民粹主义政客也极少乐意同新生的俄罗斯结盟，确立友谊，甚至是建立非正式的关系。凡尔赛会议后，东欧效果曾把法国作为模板和庇护者；1932年后，它们多少带着不情愿地投向德国；从1944年到1989年，苏联是它们唯一的现实选择。现在则是“欧洲”。
这是符合“欧洲”要求的“欧洲”。今天，它是东欧民主人士最后的共同政治信仰：解放了的东欧大地是欧洲的一部分，所以它必将在欧洲占有一席之地。对于政治领袖而言，这是一场孤注一掷的中期赌博：如果能够加入繁荣稳定的“欧洲”，那么他们要求选民所做的牺牲（失去工作和保障，接受不平等和风险）也就值得了。但如果他们被拒绝了，或者等待时间太长，或者只获得无意义和不完全的身份，那么“欧洲”这个词在民族主义者的发难中会变得更不光彩，而当反对加入西方的势力开始反扑时（甚至会连带否定1989年的革命），情况将更为严重。
对于那些最早把“回归欧洲”提上议程的知识分子来说，这种情况同样令人沮丧。他们已经回到了欧洲，有时在维也纳或巴黎比在本国更受欢迎。但他们没能完成更宏大的计划，即让本国文化（捷克、波兰、匈牙利、克罗地亚）成为欧洲整体文化的一部分——该计划的绝望和虚幻性为其染上了鲜明的“中欧”色彩。风行于20世纪80年代的东欧热（更准确地说是“中欧”）已经差不多完全冷却。和美国人一样，西欧人更关心的是俄罗斯而非它曾经的卫星国，他们更关心本国问题而非东方邻居的期许。来自前多民族国家的未来“欧洲”公民（如捷克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发现自己并未像想象中那样受到欢迎。不过，值得期待的是，即使西欧永远无法一视同仁地承认和看待另一部分欧洲人截然不同的文化，它至少会遵守自己的原则，允许他们加入自己。他们会说，如果我们不属于欧洲，至少可以加入吧。这是否也是幻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