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到邻居们正睡觉，我悄悄爬上公共楼梯。我像抱婴儿一样地把红色尼龙运动包抱在胸前，以防不小心碰到栏杆扶手。你绝对想不到仲夏周六时的威尔士王子大道会是什么样子。有些晚上，深更半夜了都还有人在狂欢作乐。这时，如果佩内洛普在家的话，她会打电话报警，臭骂警察一顿，并威胁要在她供职的那份报纸上报道巡警太少的情况。另些晚上，赶上学校节日休假，当你走近诺福克大厦大门时，能听到的只有自己走在路面上的脚步声，还有巴特西公园里猫头鹰像阿帕奇直升飞机似的鸣叫声，因为当地人在炸弹袭击的阴影中不敢出门，而且人人都在其他地方另有房产，有人干脆外出。但是，我关心的只有一种声音，那就是汉娜伤心地指责我爽约的哽咽声。
像往常一样，我家前门锁着，钥匙也打不开，但今晚我认为这别有象征意义。我像往常一样把钥匙抽出来，摆弄了一下，再试，终于打开了门。一进入客厅，我感觉像是自己已经成了鬼魂，死后屋内一切未变。灯还亮着。嗯，本来就应当如此。那晚我急匆匆地穿上晚礼服，没顾上关灯就走了，而自那以后，佩内洛普就一直没回来过。脱掉那双可恶的皮鞋，我走到一尊有瑕疵的亚瑟城堡雕塑前。那是佩内洛普的妹妹送给我们的结婚礼物，放在壁龛的最昏暗处已经五年了。这对姐妹相互仇恨，两人跟亚瑟城堡都没有任何联系。她们既从未到过那里，也不会想去那地方。有时候，你送人的礼物就说明了一切。
走到主卧室，我脱掉那身囚犯似的衣服，厌恶地扔到洗衣篮里，感觉像是解脱了。然后我又把那身卷成一团的晚礼服也扔了进去，虽然“大喇叭”索恩可能会认为它值得我节衣缩食去买。我到浴室里拿了自己的剃须用具，同时也确认一下盥洗架上没有那个有泰迪熊图案的蓝色海绵包。没看见这东西我就很满足，尽管这有悖常情。佩内洛普调皮地称海绵包为“宣传资料袋”，任何一个姑娘去苏塞克斯郡跟一群野心勃勃的广告商度周末时都需要这袋东西。回到卧室，我把“偷”来的东西——我是指那些磁带跟笔记本——倒到床上。因为嗜洁如癖，心里犯愁怎样才能处理掉安德森先生的塑料旅行包，后来才记起厨房里的垃圾桶。我本想把“布莱恩·辛克莱尔”的名片也倒掉，却不知怎地又决定保留下来，什么原因现在也记不起来了，不过伊梅尔达阿姨常告诫我，做事要留有后路“以防万一”，这就成了我的直觉。我穿上还是单身汉时买的衣服：牛仔裤，跑鞋，以及在未认识佩内洛普之前，我第一次学成毕业之际买的一件皮夹克。像是在给自己光荣加冕一样，我又戴上一顶饰有小羊毛绒球的海军蓝羊毛帽。以前佩内洛普认为那太过非洲化了，不许我戴。
我之所以像记流水账似的记述这些细节，是因为我在做这些事儿的时候将之视作仪式。每动一下，就又靠近汉娜一步。我急切地希望汉娜接纳我，对此我从不怀疑。我从衣橱抽屉里挑出部分衣物，每一件都将伴我走进新生活。我又到客厅里取来安特勒·乔尼克牌中型旅行拉杆箱，那曾是我视若珍宝的财产，给没什么意思的生活添点色彩。我用衬衫包好磁带与笔记本，放进拉杆箱的内格里。我慢慢地绕着公寓走了一圈，想从源头切断我跟旧日人生的一切联系。我收拾好笔记本电脑及附件，但考虑到空间问题没带上打印机。我还带了两台磁带录音机，一台是袖珍型的，另一台的大小相当于组合卡式的乐谱架，都放在坚固的便携盒子里；另外还有两套耳机，以及一台小晶体管收音机。除了这些，我还带上了以下物品：先父用得发黄了的一本弥撒书；麦克尔修士临死前在病床上写来鼓励我的信件；一个金盒，里面装着伊梅尔达阿姨的一缕白发，坚挺不曲；一个文件夹，里面放着一些私人通信，其中包括布瑞克里勋爵写给我的那封信及几张圣诞贺卡；一个结实的布挎包，我曾用它把烹制酒焖仔鸡的原料带回家。
我从凸窗上的那张桌子取出一个蜡封信封，上面写着“布鲁诺的副本”，里面装的是佩内洛普父亲起草的婚前协议。他极有远见，准确地预见到了此时此刻发生的一切。我以前就意识到他对我们婚姻的看法更为现实。就像在伦敦一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前献花圈一般，我庄严地在协议上签了名，放到佩内洛普的枕头上，又从左手中指上取下婚戒，放到枕头正中央。取下了这枚戒指，我就又单身了。如果说我有什么感觉的话，我既不心酸，也不愤怒，反而如释重负。早在那个小个子绅士在意大利餐厅爆发之前我就开始觉醒了，而这觉醒只可能有一种结果。我之所以娶佩内洛普，是想让她成为我们伟大的英国报界的无畏斗士；想让她离开她的所有其他情人，永远忠实地爱着我；想让她成为我的人生导师以及我们未来儿女的母亲；想让她在我人生最低潮的时候，像母亲一样安慰、鼓励我。但她不想这样。就她而言，她以为我与众不同，所以才嫁给我，没想到却发现我因循守旧。这可能是最让她感到失望的地方。对此，我发自内心地向她表示同情。我没留下只言片语。
我吧嗒地关上拉杆箱，也没再环视公寓一眼，就抬步朝前门走去。出了那道门，我也就步向了自由。但我还没走到门前，就听到门锁转动的声音，但并不像平常那样转了半天开不了。一个人走进客厅，脚步声很轻。我的第一反应是恐惧。我不是害怕佩内洛普人回来了，因为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我怕已经做的事还得口头讲一遍。我怕没了主心骨，怕自己又耽误自己，怕用宝贵的时间跟佩内洛普争吵。我还怕佩内洛普因跟“大喇叭”索恩的奸情画上了句号而回家寻找安慰——她认为我是不可能拒绝她的，我就是她的避风港——却发现自己再次被拒绝，再次受辱。因此，当看到站在我面前的不是双手叉腰的佩内洛普时，我一下子放松了下来：进屋的是我们的邻居，心理咨询专家保拉。她穿着雨衣，除此之外，就我所见，她就什么也没穿了。
“汉尼拔听到你的声音了，萨尔沃。”保拉说道。
保拉讲的是典型的亚特兰大中部英语，单调无变化，听上去永远是没精打采的感觉。汉尼拔是她养的救援灵缇犬。
“当英俊男子悄悄溜达想安静一会儿的时候，汉尼拔总能听见他们的声音。”保拉继续闷闷不乐地说道，“你他妈的想要去哪？你看上去很邋遢。”
“去工作。”我说，“人家刚刚呼我，很急。对不起，保拉。我得走了。”
“就穿这身衣服？我不信。你需要喝一杯。有酒吗？”
“嗯，那我可不付钱，如果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的话。”我开她的玩笑。
“也许就这回我听懂了。这里也有张床，如果那就是你在找的东西的话。你觉得我从来不做爱，是吗？你觉得你那么惹火，我的大腿根不冒烟？佩内洛普不再住这儿了，萨尔沃。住在这里的佩内洛普只是一个符号。”
“保拉，拜托。我得走了。”
“真实的佩内洛普是一个没有安全感、太容易放弃的婊子，她出于疑虑而行事。她是我最好的朋友，但她人格分裂，欺骗成性。你为什么不加入到我的‘体内体验俱乐部’中来呢？我们可以谈谈许多女人，包括佩内洛普。你的思想可以到达更高层次。你刚才说你要做什么去？”“到医院去。”
“带着那个手提箱？那家医院在哪？在香港？”
“保拉，拜托。我赶时间。”
“你先跟我做爱，然后去医院，如何？”
“不行。很抱歉！”
“那么你先去医院，然后再回来跟我做爱？”她仍然抱着希望问我，“佩内洛普说你床上功夫棒极了。”
“谢谢夸奖，但很抱歉，不行。”
她走到一旁，我感激地从她身旁走出门去，下了公共楼梯。保拉号称家庭的人生真理指引者，也喝过我无数瓶里奥哈红葡萄酒；她原本是一个精神导师，却从容地摇身一变成了女色情狂。要是在其他任何时候，我会对此惊讶不已，但今晚不行，因为我可连惊讶的时间都没有。
看了看伊梅尔达阿姨的那块表，差不多已经早上七点了。我小心地问过医院接待处，知道夜班职工最早也得到早上八点三十才能下班，但我已在公园的一条长椅上坐定。那里正对着医院大门。在我正前方矗立着一座野兽派风格的现代雕塑，这使得我能够方便地观察前方却不会被察觉。医院玻璃大门的两边都站着一个穿着制服的保安，他们来自英国一家发展迅猛的私人保安公司。祖鲁人跟奥万博人。我仿佛听见麦克西在大声说话。世界上最好的战士。地下车库里，停着一长列白色救护车，医护人员正从车上抬下伤病员。我那个装着磁带与笔记本的布挎包就放在我身旁的长椅上。意识到生命之脆弱，我把背带缠在手腕上。
我进入了半睡的状态，但脑子却异常清醒。如果你是“斑马”，提着个大手提箱，那么在这个爆炸事件频发的时期，想在午夜找个过夜的地方可不容易。幸运的是一个警察走近并仔细审视我，出于好心，他把我带到基尔伯恩路的一家仿都铎风格的寄宿寓所，主人哈基姆先生很喜欢板球。据他说，这里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对外开放，也不管顾客是何肤色，只要他会打板球。预付房款之后——我已经把麦克西给的部分美元换成了英镑——我立刻就成了所谓“行政套房”的房客。那是一套宽敞的双人房，配有小厨房及凸窗，透过窗外就可俯瞰到一个袖珍菜园。
凌晨三点的时候，我下定决心要与自己一生中最爱的女人会合，自然是毫无睡意。哈基姆先生肥硕的妻子刚关上房门，我就戴上耳机、手持录音机，在屋里来回走动。“S”确实代表卫星电话，而菲利普用卫星电话打了好久。他跟那个有权拍板的人通了电话，而我懊恼地发现，对方不是别人，正是桑德斯勋爵布瑞克里，我长期以来的英雄偶像，也是佩内洛普所在报纸的批判对象。但他在我心里义正辞严的形象让我有理由继续充满希望。一开始，布瑞克里并不相信菲利普的话。
“菲利普，我才不听你的鬼话呢。如果我不是很了解你，我会认为你在耍塔比的那种鬼把戏。”当菲利普对他说，如果不那样做交易就将化为泡影时，布瑞克里这样说道：
“这真是我一生中听到过的最邪恶的事情了。上帝啊，礼金都用到什么事儿上面了？你说他甚至不肯让我们现在先付一部分，以后再付余款，是吧？嗯，他必须接受这点。跟他理论理论。”
让我觉得欣慰的是，当菲利普坚称他们已经用了他们想到的一切说服手段时，布瑞克里依旧是一副无辜受伤的语气。
“那小子一定是昏头了。我要跟他父亲谈一谈。好吧，满足他的要求。这笔款将从未来收入里扣除，一分也不能少。而且我们会想方设法在未来取得补偿。请告诉他这一点，菲利普。老实说，我对你很失望，对他也很失望。如果我不是这么了解你，我都会怀疑你到底在为谁做事。”
八点十五分，一个穿着白色制服的年轻男子匆匆忙忙地走下医院台阶。他身后跟着两个灰衣修女。八点二十分又走出一群护士，有男有女，大多数是黑人。但不知为什么，我就是知道汉娜今天不会在这群护士当中，尽管她一向都很合群。八点三十三分又一群人飞奔而出，显得非常快乐。本来，汉娜跟他们一起很正常，但今天她可不会结伴而行。八点四十分，汉娜终于独自一人走了出来。就跟所有接听手机的人那样，她走得不稳。她还穿着制服，但没戴护士帽。她皱着眉头，像是在思考，神情专注，就像给让-皮埃尔把脉或跟我做爱时一样。走到台阶底下，她突然停住了，也不理会走在她身旁或者正在上上下下的那些人。对于她这样一个替别人想得很周到的女人来说，她这样做可能让人很吃惊，但我一点也不觉得惊讶。她静立不动，怒视着她的手机。我有点希望她厌恶地摇动手机或干脆扔掉。但她最后还是歪着修长的脖子，又把手机贴到耳边，我知道她在听今天短短几个小时之内我留给她的八条信息。她抬起了头，拿着手机的那只手垂到身体一侧，我猜她又忘了挂断手机。我走到她面前，她开始笑出声来，但当我抱住她时，她的笑声顿时化作了泪水。我们打车去哈基姆先生的旅馆，一路上她又哭又笑，我也一样。真心相爱的情侣都会太过矜持，我和汉娜也一样。我们不敢再继续对视下去，便分开各自走过了旅馆的砾石前院。我们都知道需要解释一下，而拥抱对方就是可行的一种做法。因此，我拉开卧室的门，走到一旁，邀她进屋，但必须是她自己愿意，而不是我硬要她进去，而汉娜稍微犹豫了一会儿，走了进去。我跟在她身后进了卧室，锁上门。看见她双臂摆在身体两侧，我抑制住自己想要拥抱她的冲动。
但是，我得补充一下，她的视线一秒钟都未离开过我的双眼。她眼睛里没有谴责，也没有对立，她只是在长时间地审视我。这让我好奇她是否看出我双眼里深埋着多少不安与骚动，因为她一直以来都在照顾处境悲惨的病人，知道如何察颜观色。审视之后，她拉住我的手，领着我绕了屋子一圈，显然是要看看我带来了些什么行李：伊梅尔达阿姨的小盒，先父的弥撒书，等等。而作为一名身份较高的护士，她不会错过病人耍的每一个小把戏，因此她当然也看见我空空的左手无名指上的白痕了。然后，她似乎会透视，翻着翻着就拿起我那四本笔记本中的一本，碰巧是第三本，记录的是麦克西的战争计划。就跟菲利普十六小时之前要我做的那样，她要求我解释一下上面记着什么东西。我吞吞吐吐地不想说，因为要给她讲，我必须根据谍报技术的最佳原则精心准备恰当的策略。
“这是什么？”她指着我那些复杂难懂的“楔形文字”，坚持要我解释一下。
“基伍。”
“你一直在谈论基伍？”
“嗯，这么说吧，我的客户整个周末都在谈论基伍。”
“积极吗？”
“嗯，这么说吧，他们谈得很有创造性。”
尽管我讲得笨嘴笨舌，我在她心中已经播下了种子。她沉默了一会儿，悲伤地笑了。“现在谁还会对基伍抱有什么创造性想法？可能一个也没有。但是，巴普迪斯特告诉我们，刚果受的伤正开始愈合。如果我们这样坚持下去，可能有一天刚果小孩不会再生活在战争中。最终，金沙萨甚至还认真地谈论要举行大选。”
“巴普迪斯特？”
一开始汉娜似乎没听见我问的话，因为她正全神贯注地看着我的“楔形文字”。“巴普迪斯特是穆旺加扎派驻伦敦的非正式代表。”她说完把笔记本递还给了我。
我正思考着巴普迪斯特在她生命中的位置，突然听到她惊叫起来。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听到她这样惊叫。她正拿着麦克西给我的信封，里面装有我还没完全换成英镑的六千美元。她脸上的谴责清晰可见。
“汉娜，那不是偷来的。那是赚来的。我赚的。正当收入。”
“正当收入？”
“嗯，不管怎样，那是合法收入。是……”——我刚要脱口说出“英国政府”，但想起安德森先生的训诫我连忙改了口——“是我周末服务的客户给我的报酬。”我的话本已消除了她的怀疑，但当看见我留在壁炉台上的“布莱恩·辛克莱尔”的名片时，她又重生强烈的怀疑。“布莱恩是我的一位朋友。”我想使她相信，却用错了骗术。“事实上，我们两人都认识他。稍后我会告诉你他的一切。”
一看她的神色就知道我没能让她相信，犹豫着要不要对她说出一切：安德森先生、那座小岛、菲利普、麦克西、哈贾、安东、本尼与斯拜德，然后用十倍的时间讲哈贾。但她一脸的疲惫，让人心忧，好像已经听我讲完这一切了。她累了，不再追问我，而是穿着衣服躺在床的一侧，马上就进入梦乡，这比她脸上一直带着的笑容还让我觉得奇怪。我学着她的样，也闭上了眼睛，但心中却在想到底怎样才能向她解释清楚，说我参与到一场针对她祖国的武装政变，尽管我内心并不乐意这样做。巴普迪斯特，我自言自语着。我从未想过，她对穆旺加扎的敬意也会转移到其组织成员身上。尽管我情况堪忧，但是自然女神一定来帮过我了，因为当我醒来时，我身上还穿着牛仔裤与衬衫，汉娜则躺在我怀里，不着一缕。
明朗的晨光从凸窗射入，照在哈基姆夫人五彩缤纷的床罩上，我与汉娜重温肌肤之亲。我生性不爱外露感情，麦克尔修士也一样。在他看来，爱的行为跟祈祷一样，都不宜公开，而且应当一直保持如此。因此，我不应沉湎于性爱。汉娜在听我说，我不习惯人家听我说。我太紧张，怕她挖苦我，不相信我说的一切。但佩内洛普才会那样，汉娜可不会。没错，时不时地，比如当我不得不打破她对穆旺加扎的幻想时，汉娜的脸颊就会滑落几滴眼泪，滴到哈基姆夫人的天蓝色枕套上。对于我的尴尬，她可是一直关注着。两天前，她对病人的体贴周到让我极为惊讶，我也决心要向她学习，但我既缺乏技巧也不够含蓄。一旦开口，我就想立刻告诉她一切。听到我说自己是无所不能的英国情报机构的忠实雇员，尽管只是兼职的，她惊呆了。
“你真的忠于那些人吗，萨尔沃？”
此时我讲英语，她也一样。
“汉娜，一直以来我都在尽力，也将尽最大努力继续下去。”我回答道，她连这点似乎也明白了。
她像酣睡的小孩一样蜷缩在我怀中，紧张万分地听我讲述：从南奥德利大街的顶楼公寓到伯克利广场金碧辉煌的豪宅，直升飞机之旅，以及乘坐没有标识的飞机去北方一座无名小岛的神秘之行。在向她介绍那三个军阀时，我观察到她的脸色在急剧变化，就好像三个季节的气候变化在几分钟内就完成了：瘸腿而又好战的流氓弗兰科让她十分愤怒，患上艾滋病的迪德纳则让她十分伤感。当我简要介绍那位肆无忌惮、曾在法国求学的布卡武花花公子兼夜总会老板哈贾时，她又恢复了五旬节派教会女信徒的特质，恰如其分地纠正我的话。
“夜总会老板都是坏蛋，萨尔沃。哈贾也不会有什么两样。他卖啤酒与矿产，所以他很可能也卖毒品与女人。现在基伍出人头地的年轻人干的都是这种事。他们戴着墨镜，开着奢华的轿车，跟朋友一起看色情电影。我还得告诉你，他父亲卢克在戈马名声很差，是个为了个人利益而弄权的大人物，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然后她皱起眉头，很不乐意地修正自己的看法。“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如今在基伍不当坏蛋可赚不了大钱。我们至少得佩服他的生意头脑。”
她观察我的脸色，突然住口不说了，又若有所思地审视我。每次当汉娜这么做时，我都很难继续保密下去。“你谈到哈贾时声音很特别。你对他怀有特殊感情吗？”
“我对他们三人都怀有特殊感情。”我含糊其辞地答道。
“那么为什么你对哈贾与众不同？就因为他很西方化？”
“我让他受尽屈辱了。”
“怎么回事，萨尔沃？我可不相信你说的话。或许是你自己受尽屈辱吧？这可是两回事。”
“他们折磨他了。”
“哈贾？”
“用电牛棒。他痛苦地尖叫着，然后告诉他们想知道的一切，出卖了自己。”
汉娜闭上双眼，然后又睁开了。“你听到了一切？”
“我没特意去听。但我就是听见了。”
“你录音了？”
“他们录的音。”
“在他被折磨时？”
“那是存档磁带。只用来记录备案，按他们的规定我是不能听的。”
“你拿到那些磁带啦？”她跳下床，走到凸窗里的那张桌子前。“是这盒吗？”
“不是。”
“这盒？”她看着我的脸，静静地把磁带放回桌上，走回床前，坐在我身旁。“我们先吃点东西吧。吃完之后我们听一下磁带。好吗？”
好的。我说。
但在吃饭之前，她需要回宿舍去取一些白天通常穿的衣服。我独自躺在床上，思索了一个小时。她不会再回来了。她已经认定我疯了，而她很正常。她去找巴普迪斯特了。屋外传来上楼的轻快脚步声。我暗想，那人一定不是汉娜，而是哈基姆夫人。但不对啊，哈基姆夫人足足有一百零四磅重，而汉娜体态轻盈。
汉娜正跟我讲她儿子诺亚的事情。她一手拿着她那份比萨饼在吃，另一手拿着我的那份，一边用斯瓦希里语跟我在谈诺亚。我们第一次在一起时她就羞涩地谈起过他。现在她必须告诉我一切了，包括她怎么生下诺亚，诺亚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诺亚是她的“爱之子”15，但是，她告诉我：相信我，萨尔沃，诺亚不是爱情的结晶，根本不是。
“我父亲把我从基伍送到乌干达去接受护士培训。在那里，我爱上了一个医科学生。他让我怀了孕，却告诉我他已经结婚了。他还对他睡过的另一个女孩说自己是同性恋。”
她当时才十六岁。她怀了小孩，肚子鼓了起来，体重却减了八磅。后来她鼓起勇气去做了艾滋病病毒检测，还好呈阴性。从那以后，如果她需要做些不愉快的事情，她会立即就做，以免空等。她生下小孩，由她阿姨帮她照顾，而她继续完成培训。所有医科学生与年轻的医生都想跟她睡觉，但她再也没跟其他男人睡过，直到遇上了我。
她突然大笑起来。“瞧瞧你自己，萨尔沃。你也是已婚男人了。”
不再是了。我说。
她大笑着摇摇头，啜了一口自酿红葡萄酒。我们都认为，这是我们一生中尝过的最难喝的葡萄酒。汉娜还说，比医院的年度舞会上逼人喝的酒还难喝。她告诉我：萨尔沃，相信我，逼着人喝就说明那酒有多差劲。我也告诉她，这酒比盖恩卡娄公司的高浓度基安蒂红葡萄酒还滥，还说了说巴特西公园路“贝拉·维斯特餐厅”里那位勇敢的小个子绅士。
诺亚出生两年后，汉娜受训完毕。她提升为高级护士，开始自学英语，每周还去教堂三次。你现在还这样做吗，汉娜？偶尔。年轻医生们都说上帝跟科学不相容。而她直言不讳地说，她在病房里确实没看见什么上帝存在的迹象。但这并不能阻止她为诺亚，为她的家人，为基伍祈祷，也不能阻止她带着仅存的信仰，去位于北伦敦的那所教堂做礼拜，去帮助她那些“主日学校学生”的孩子们。
汉娜为自己是南德人而自豪。她有理由如此自豪，因为南德人因事业心极强而闻名。她喝了杯咖啡，又喝了一杯难喝的红葡萄酒。她告诉我，她在二十三岁时通过一家中介机构来到英国。以前她告诉过我这事，但那时我们正在做爱，一旦退出就得从头开始，所以我没注意听她讲。英国人并不坏，但那家中介机构把她看得狗屎不如——我还是第一次听她说粗话。她把诺亚留在乌干达她阿姨那里，这让她伤透了心。但在乌干达恩德培的一位算命先生的帮助下，她确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就是传播自己所学的西方医学传统与技术，以及赚钱寄回去抚养诺亚。当她学会了，赚足了，她就会带着诺亚回基伍。
刚到英国时，她每天晚上都会梦见诺亚。她心烦意乱，老是想打电话给诺亚，后来才理智下来，决定每周一次在优惠时段打回去。那家中介机构从未告诉过她，她必须去上适应性教育学校，而那得花光她所有积蓄；对方也从未跟她说过，她还得从最底层做起，在护士行业一步一步地往上走。跟汉娜住在一起的尼日利亚人付不起房租，结果有一天房东把包括她在内的所有人都赶到街上。在医院，为了获得升职，她不得不比她的白人同事做的要好上一倍，也要比她们勤劳一倍。但是，在上帝的帮助下，或者说，在她勇气十足的努力之下——我更喜欢这种说法——她成功了。她每周两次学习如何在贫困国家进行简单手术。今晚她本来应当去上课的，但她以后会补上。因为她答应自己在带回诺亚之前一定要学会如何做简单手术。她最后才说到最重要的那部分。她已经说服护士长让她多请假一周，不带薪。这同时也使她能陪那群“主日学校学生”去海滨小游两天。
“你只是为了陪那些‘主日学校学生’才请假的吗？”我满怀期待地问道。
汉娜一下就把我的期望打掉了。一个来去无踪的口译员兑现自己的诺言赴约的几率极低，就为此请了一周的假？荒谬。
我们把咖啡喝得一滴不剩。我用麦克西付给我的美元兑换而来的钱付了账。很快，我们就该回哈基姆的旅馆了。汉娜拉着我的一只手，仔细看着我的手掌，若有所思地用指甲划着手掌纹路。
“我会长命百岁吗？”我问她。
她摇了摇头打发了这个问题，继续看我的手。她用斯瓦希里语喃喃自语：有五个。其实不是亲侄女，是姻亲的。但即使到了现在，她还是把她们看做亲侄女。都是她在乌干达的阿姨的孩子。她以前照顾过汉娜，现在又在照看诺亚。五个女孩，没有儿子。年纪不一，从六岁到十六岁都有。她念起她们的名字，这些名字都取自《圣经》。她低下头，依旧对着我的手说话，但声音最后单调到了只有一个调子。她们沿着公路往家走去。我姨父跟这些姑娘一起，姑娘们穿着她们最好的衣服。她们刚去过教堂，脑袋里充满了各种祈祷词。我阿姨身体不舒服，躺在床上休息。几个男子向她们走来，是边境对面的卢旺达联攻派民兵16，心灵空虚得慌了，要来找些乐子。他们骂我姨父是图西族的探子，切断了姑娘们的跟腱，强奸她们，又把她们扔进河里，看着她们淹死，嘴里还唱着“黄油！黄油！”。他们这是在说要把所有图西族人榨成黄油。
“他们把你姨父怎样了？”我问道。汉娜还是低着头。
他们把他绑在树上，让他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让他活下来好告诉全村人这一切。
似乎是因为她给我说这些，我也告诉她父亲被鞭笞的事。直到现在，除了麦克尔修士，我还从未告诉其他人这件事。我们回到旅馆房间，播放起录下了哈贾被折磨经过的那盒磁带。
她笔直地坐在房间另一头，离我尽可能远些。她已经换上了护士特有的官方面孔，表情都凝固了。本尼与安东可能正用从工具箱里拿出来的热心为他们赶制的任何刑具在折磨哈贾，哈贾可能在尖叫，塔比齐可能在大喊大叫地嘲讽哈贾，但汉娜依旧面无表情，犹如一个冷面法官，什么都不看上一眼，更别提我了。当哈贾求饶时，她的面容很平静。当哈贾痛斥塔比齐与穆旺加扎跟金沙萨中央政府的肮脏交易时，她的脸色也几乎毫无变化。当安东与本尼给哈贾冲洗身子时，她嘴里发出了憎恶的轻哼声，但这并未让她的神色有何改变。当菲利普登场亮相，开始用甜言蜜语试图说服哈贾时，我意识到汉娜已经对哈贾的痛苦感同身受了，就好像她就在他的床边照顾他。当哈贾要求获得三百万美元作为出卖国家的回报时，我本以为汉娜会愤慨不已，但她只是垂下眼睑，摇了摇头，一脸的同情。
“可怜那个爱卖弄的家伙。”她咕哝道，“他们击垮了他的意志。”
这时，我想去关掉录音机，不让她听哈贾最后的嘲笑乐声，但她叫我打住。
“后面哈贾都是在唱歌。他想让自己好受一点，但他做不到。”我轻声解释道。
但她坚持要听，我只得让磁带播放到底，一直听到哈贾沿着有篷小径挑衅似地重步走向客房为止。
“再放一遍。”她命令道。
于是我再放了一遍。听完之后，她坐了好久好久，一动也不动。
“哈贾在拖着脚走路，你听到没有？可能他们把他的精神弄垮了。”
不，汉娜，我没看到他拖着脚走路。我关掉录音机，但她还是动也不动。
“你知道那首歌吗？”她问道。
“跟我们唱的所有歌都一样吧。”
“那他为什么要唱呢？”
“好让他自己振作起来吧，我猜。”
“可能他是要让你振作起来。”
“可能吧。”我承认道。
汉娜做事注重实效。她一旦碰上问题要解决，就会追根究底。我有麦克尔修士，而她也有伊莫金修女。在教会学校里，伊莫金修女把她懂的一切都教给了汉娜。汉娜在乌干达怀上孩子时，伊莫金修女写信安慰她。伊莫金修女的信条就是，任何问题都不会单独存在，因此我们首先必须把该问题分解为基本组成部分，然后依次处理各部分。直到——也只有当——我们真的这么做了，上帝才会给我们指明正确的道路。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工作中，汉娜一贯都是一问到底。既然如此，我也不反对她一个劲儿地问问题，虽然多少有点讯问的味道，不过她问得温和，恰到好处，脸上时有让我安心的抚慰神情。我们讲法语，这样沟通得特别清楚。
“你什么时候偷拿了磁带跟笔记本的，萨尔沃？怎么拿的？”
我向她描述了经过：我最后一次下到策划室，菲利普突然出现，我差点被他当场抓住。
“乘飞机回卢顿机场的途中有谁怀疑地看着你，或者问你旅行包里放了什么东西吗？”
没人。
“你确定？”
我再确定不过了。
“到现在为止，谁知道你偷了那些磁带？”
我犹豫了一下。如果菲利普在我们离开之后决定返回策划室，再看看焚烧袋里的东西，那么他们已经知道了。如果斯拜德回到英国，在移交磁带存档前就检查一下，那他们也知道了。或者如果查收磁带的任何人决定亲自检查一下，也就会知道了。我不清楚我这个时候为何换了种屈尊俯就的语气，可能是为了保护自己吧。
“但是，”我采用了偶尔为喋喋不休的律师们翻译时的说话风格，坚决地说道，“无论他们知道与否，从技术上来讲，我无疑严重违反了《政府保密法》。或者我真的违反了吗？我是说，这些秘密有多少官方色彩？如果我自己的存在是可以否认的，那么这些秘密大概也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口译员怎么可能会被指控在为一家不存在的无名财团提供服务时偷了一些不存在的秘密呢？”
但是，我早该猜到的，汉娜对我的法庭雄辩不怎么感兴趣。
“萨尔沃，你从你那些有权有势的雇主那里偷走了对他们来说很珍贵的东西。现在的问题是，他们是否已经知道了，而且如果他们抓到了你，他们会怎么处置你？你刚才说他们将在两周之后攻打布卡武。你怎么知道的？”
“麦克西告诉我的。乘坐飞机回来的途中。是要夺取机场。星期六是足球比赛日。白人雇佣兵将乘坐瑞士包机到机场，而黑人雇佣兵将扮作来访的足球队员。”
“那么现在没有两周了，而是只剩下十三天了。”
“对。”
“我不敢确定，但你很可能已经被通缉了。”
“我想可能是吧。”
“那我们必须去找巴普迪斯特。”
她抱住我。我们忘了一切，沉浸在两个人的世界中。
我们仰卧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她告诉我巴普迪斯特的情况。他是一个刚果民族主义者，热切盼望基伍实现统一。他最近去华盛顿参加一个关于“非洲意识”的研究论坛，刚刚回来。卢旺达人已经数次派特工跟踪他，企图将他杀掉，但他很机敏，总是能够把对方甩掉。他熟悉所有刚果人团体，包括那些专干坏事的，无论是在欧洲，在美国，还是在金沙萨。
“政客云集的金沙萨？”我问道。
“没错，萨尔沃。金沙萨确实政客云集。但同时也有许多像巴普迪斯特这样有良心的好人在关心着东刚果，他们愿意冒一切风险保护我们不受敌人以及剥削者们的迫害。”
我想无条件地对她说的一切表示赞同。我想像她那样做个地道的刚果人。但正如麦克尔修士所说，嫉妒如鼠，正噬咬着我的心。
“那么即使我们知道穆旺加扎，或者塔比齐，或者他的手下已经跟金沙萨那帮政客达成了肮脏交易，”我这样说道，“但你还是认为去找穆旺加扎派驻伦敦的代表，向他透露一切很安全？你就那么信任他？”
她坐起身来，低头盯着我。
“是的，萨尔沃。我就是那么信任他。巴普迪斯特受人尊敬，而且他也跟我们一样梦想为基伍带来和平。因此，如果他了解了我们听到的一切，并认定穆旺加扎腐败透顶，他就懂得要去提醒谁，要怎么去阻止那场即将发生的大灾难。”
她猛地躺下身子，继续跟我一道研究哈基姆旅馆房间的天花板。我忍不住问了个问题：她是怎么认识巴普迪斯特的？
“他的那个团体组织我们乘长途汽车去伯明翰玩。他跟穆旺加扎一样，也是希族人，因此他很自然地就把穆旺加扎看做救世使者。但他不会因此就对穆旺加扎的弱点视而不见。”
他当然不会了。我想让汉娜放下心来。
“在汽车开动前的最后一分钟，完全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他突然跳上车来，向我们演讲，说要为全基伍带来和平与包容，给人的印象挺深刻。”
尤其是你？我问道。
“是的，萨尔沃。特别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汽车上有三十六个人，但他只跟我说话。我的态度明明白白，不加丝毫掩饰。”
我更想去找布瑞克里勋爵，但汉娜坚决表示反对，这多少让我感受到伊莫金修女的基要主义思想。
“但是，萨尔沃，如果坏人要把我们拖入战争，并偷走我们的资源，你怎么能说他们犯的罪有大有小呢？既然他们都参与到同一个邪恶行动中来，那么他们每个人当然都跟另一个人一样得邪恶，不是吗？”
“但布瑞克里勋爵跟其他人不一样。”我耐心地说。“他跟穆旺加扎一样，只是个傀儡。他只是别人想偷东西时找的替罪羊而已。”
“但他也是能够拍板的人。”
“没错。但如果你还记得的话，他表现得十分震惊和愤慨。事实上，他还谴责菲利普做了双面的交易。”最关键的一点是：“他拿起电话能拍板，也能否决。”
我更用力地按了按箱子，说起我在商界的丰富经验。我说，我注意到，领袖们经常没察觉别人以他们的名义做了什么事，因为他们全身心投入到募集资金、关注市场上了。渐渐地，她开始点头同意我的看法了。她知道，毕竟在某些领域，我要比她了解得多。为了更有说服力，我还提醒她想一想我在伯克利广场的那座房子里跟布瑞克里勋爵沟通过。“当我向他提起安德森先生的名字时，他作何反应？他甚至都没听说过安德森先生。”我说完了，等着汉娜的回应，我真心希望她不再坚持去找巴普迪斯特。最后，我向她展示了布瑞克里勋爵写给我的那封信，他在信中对我的支持表示感谢。他叫我“亲爱的布鲁诺”，信末署名则是“你永远的朋友，杰克”。但即使到了这时，汉娜也未完全放弃：
“如果那是一家无名财团，那他们怎么能够把布瑞克里勋爵当做傀儡一样摆布？”我无言以对，于是她又继续说道，“如果你必须去找个你认识的人，那么至少也得去找你所信任的安德森先生。告诉他你经历的一切，任他处理。”
但我用我对特工世界的了解让她相信这样不行。“早在我离开他的那间保密办公室之前，安德森先生就已经撒手不再管我了。他们反口就可以说那次行动是子虚乌有的，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我这个人。你认为当我走进他的办公室，告诉他整个行动就是一场阴谋时，他会让我结束隐身而现身吗？”
我们并排坐在我的笔记本电脑前，开始工作。布瑞克里勋爵的个人网站没提及他的住址。那些想给他写信的人只能通过上议院转交。我收集的与布瑞克里勋爵相关的剪报证明了这一点。他的夫人名叫“吉蒂”，是一位贵族后裔，参与了许多帮助英国贫困家庭的活动，这自然让汉娜赞不绝口。吉蒂夫人也有一个个人网站，上面列举她赞助的慈善事业，也附有一个地址，捐款人可往那里寄送支票。网站上还有一个通知，说她星期四早上将在家里举办咖啡早点会，但只款待她预先邀请的热心捐款人。“家里”就是在骑士桥，那是位于伦敦黄金三角地带的中心地段。
一小时之后。我睁着双眼躺在床上，头脑异常清醒。汉娜一动不动地睡着了。她已练得像个开关，可以说睡就睡。我悄悄地穿上衬衫与裤子，拿上手机，下楼来到客厅。哈基姆夫人正在那里收拾早餐。我跟她打过招呼，便来到小花园里。那里四周都是高楼大厦。我反复想到佩内洛普的“贸易路线”，以及我们的安全一日课程教练会怎样称呼它。在跟索恩度过一个卿卿我我的周末之后，她将回到我们位于诺福克大厦的公寓调整一下，然后又开始一周的艰苦工作。她在的士上打了个电话给我，那是由她所在的报纸付费的。跟所有优秀记者一样，她开场白一定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萨尔沃亲爱的，你到底在搞什么！要再等上一个星期，让我放过你这个烦人的家伙？我不想问你让我在我们老板面前成为别人的笑柄之后又去哪里度周末了。我只是希望她值得你这么做，萨尔沃。或者我得说“他”？费格斯说他都不敢跟你一起去厕所……
我回到卧室。汉娜还躺在床上，跟我下楼时一样。夏天太热了，床单像画家笔下的面纱一样，披在她的胸部及双腿上面。
“你上哪儿去了？”
“在花园。去离婚。”